中国伊朗编读后感1000字

《中国伊朗编》是一本由劳费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45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伊朗编》读后感(一)：出版时间写错了

http://www.cp.com.cn/book/7-100-03290-3_55.html

商务的网站上写的是2001年，这上面怎么写的是1964年？

《中国伊朗编》读后感(二)：佩服于一个外国作者对中国古籍的熟知

一直以来，但凡遇到关于植物的书，基本都会读一读。与其他植物书比较，这一本读起来有一点“辛苦”，苦就苦在文中的考证。辛苦之余，也钦佩于作者的认真，在引证中国古籍时，连古籍版本的变化都有所留意。

章鸿钊称“其书博大浩翰，凡于中国植物金石称谓沿革搜讨备勤。其余一名一物之微，详加疏证，志其出处始末者，亦复前后错综其间，要皆异于曩之考证家硁硁墨守一家言与一国文字者所为”，可谓确评。

所考证的植物

苜蓿

葡萄树

阿月浑子

胡桃

安石榴

胡麻和亚麻

胡荽

胡瓜或黄瓜

胡蒜、胡葱、浑提葱

豌豆和蚕豆

红花和姜黄

胭脂(红蓝)

茉莉

指甲花

胡桐泪

甘露蜜

阿魏

白松香

无食子或五倍子

靛青

大米

胡椒

糖

诃黎勒

“金桃”

附子

芸薹属植物

蒔萝

枣椰树

菠菜

糖萝卜和莴苣

蓖麻

巴旦杏

无花果

齐墩果

阿勒勃与稻子豆

水仙

阿勃参(巴尔酥麻香)

拂林语考

西瓜

胡芦巴

番木鳖

胡萝卜

香料

……

《中国伊朗编》读后感(三)：外国人写的中国草木书　文 / 岭南沈胜衣

外国人写的中国草木书文 / 岭南沈胜衣

十月购得日本人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使我想起今年二月买到的《中国伊朗编》。两本著作都出自外国人之手，讨论的都是中国名物等内容，尤其以植物这一我喜爱的题材为主。

《中国伊朗编》，[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印本。之所以留意，要多谢《南方都市报》二零零二年元旦“读书”版上王晓渔的一篇《我承认我历尽庸俗》，当中以周星驰的口吻介绍：“曾经有一本好书，放在我的面前，但我没有错过”；说它干瘪的书名使他嘲笑购买的朋友，但自己翻开后“却一下子被自己的无知惊呆了。这是一本博尔赫斯式的汉学经典，它讲述了很多植物的传奇，但每一句话都‘证据确凿’”；更以这样的说法使人瞩目：“这本书早在六十年代即出版（按：一九六四年一月一版），但直到二零零一年才再次印刷，我很多朋友在买到之前，都是读的复印件。”谈植物，引经据典，而又冷门（相对于他的“很多朋友”而言），这样的书大合我的趣味，也就不会错过，今年春节在厦门购得，是福建旅游沿途聚书（详见二月聚书录之三，《二月盛宴闽海书》）、壬午开年最欢喜的收获。

作者劳费尔，生于德国，后入美籍，是位东方学者，受过语言学、人类学、植物学、矿物学等自然科学和考据学的专门训练，参加过包括到中国在内的探险，一九三四年以不明原因突然自杀，一度引起学术界震动。这本出版于一九一九年的欧美东方学代表性作品，有个冗长的副题：“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其产品之历史”，这是它的主要、核心内容，但也并不止于此。它由“中国伊朗编”、“伊朗中国编”和“附录”三部分组成，是作者探讨东方名物、语言、制度各方面果的总汇，研究了中国文明和中亚以至西亚的关系。（“伊朗”，作者有时又用“波斯”代之，用的是古代的广义。不过，中国古代所称的“波斯”，另还指马来西亚某地区，而中国人却似乎从未对这南海波斯作过连贯记载或整理过有关零碎记述，甚至连“波斯”一名的双重意义都未曾引起过注意；作者为此专门辟一章来讨论，其慎重和博学由此可见。）

所谓“中国伊朗编”，或可称“中伊文化交流”，意思是说，中国曾从伊朗吸取了很多东西，但伊朗古文明的记载有限，比如，作者在《序言》中专门抄引了一大段古波斯典籍，证明“古代波斯人很注意他们的植物。由于他们喜欢把事物系统化，他们有一个植物的分类。但是他们关于植物的文献，即使有过，也都已失传了。”（下引作者话如不作注明的均出于其《序言》）而因为“中国人是讲求实际的人，对具体事物向来很感兴趣”，故对有关名物和风俗、制度等留下大量记录，在载籍中保存了许多可补伊朗古代史不足的资料，“没有中国人的记载，我们就无法充分了解（沟通东西文化的古伊朗人）当时的情况”。中国人就这样以文字的方式回报了古伊朗，作者把这些反过来中国对伊朗文明史作出的贡献一一列出，共有一百零二个题目。

所谓“伊朗中国编”，或可称“伊中文化交流”，意思则相反，讨论的是伊朗从中国得来的东西，共三十三个题目。

这一百三十五项中，植物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全书的重点是关于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传播关系的；其他内容则包括纺织品、矿物、古伊朗萨珊王朝官制等。每个题目都“作为一篇独立文章处理”，以便“各人可按自己的爱好选读他所愿读的那一章”。但“我的目的不是概述某一个植物的历史，我是希望介绍一幅综合广泛的图画，说明伟大而独特的植物移植也是一着重文化运动”，“写出一部细致的关于人工栽培的植物的历史”，“同时也试图确定伊朗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另一处，雄心勃勃的作者还说：“我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构成物质文明的一切事物的历史”。（除本书外，他另有专文讨论中伊、伊中文化交流中其他的动物、竞技、乐器等题目。）

附录五篇，是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研究中国境内几个少数民族语言里的若干词汇；也包括从这一角度去讨论一种由古波斯出产传布到中国、印度、西方，但为历史学家未曾研究过的植物“罗勒”；还把波斯制药学最早的作品《药物学原理》（也是散文体的新波斯语现存作品中最古者）中关于印度的部分汇集起来，概述古印度对波斯的影响（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波斯印度编”）——这些附录，等于是对正文的侧面补充，和进一步展示作者研究的兴趣、方法、成果。

作者的知识和阅读是广博的、运用的手段是丰富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他说：“要把植物学知识、东方学知识、语言学知识和历史知识通通结合起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对每个问题都不遗余力地将其植物和历史两方面加以充分阐述。所用的资料，无论它的出处是中国（按：他称中国典籍里所有关于波斯和亚洲中部各族的记载都仔细读过）、日本、波斯、阿拉伯或古典史料，都经过精密的审查，决不信任间接或教条式的记载”：“我们读史料，决不允许把其中所没有的意思任意加进去”；要求阅读文献要“参考和研究与问题有关的一切文稿，才能作出结论”；连中文古籍因版本变动、原始正文和后加的评注相混杂的情况都特别注意；又甚至史料也不能完全信任，还要结合植物学的证据。（这些细微处的要求不仅在《序言》中强调，正文中亦然，如《茉莉》篇便指出，古籍今、古版关系不清楚时，不可随便得出广泛的结论；又如《靛青》篇说：靛青只是“一种蓝色染料在商业上的通称”，其所来自的“槐蓝这一属的植物差不多有三百种，所以不能希望东方记载里作正确的鉴定”。）

他的良好学风还体现在，对于东方学、植物学等方面的先行者、权威，他作过认真的研究判断，并在有所吸收的同时也有所批评。在《序言》中他就鲜明地提出几个观点：一是反对“中国部分物质文明为波斯所赐”说。他认为，中国人“心胸开豁”，“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有一独特之处：宇宙间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栽培”，但，“中国文明的基础有着无限资源，这些植物的输入对之不起什么作用”。二是破除中国许多植物都由张骞从西域移植来、在汉朝已适应中国水土成长的神话，指出张骞带回来的只有两种，伊朗植物向中国移植其实延续了一千五百年。三是批驳一种“胡说”，即中国植物中凡冠“胡”字的都从外国来、尤其是从西亚伊朗来。为此他用了足足十页的篇幅，专门在举了数十个例子逐一分析。（不过，虽然他很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多个权威，说明当时东方学有点“隔山打牛”，出来的成果往往很快被证明为谬误或者过时，但我从他引述的各专家之论却深深感受到，早在十九世纪，外国对中国的研究就已成气候，作出了很多努力，那种投入的精神令人感叹。）

当然作者自己也逃脱不了被后人批评的命运，而且是很尴尬地栽在他的雄心、自诩和也注意到而强调的地方。邵循正一九六二年作的《中译本序》特别指出了两方面的问题：“人工栽种植物史”。邵氏称作者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达到“写出关于人工栽种植物的一部最完备的历史”这个目的（按作者《序言》对其这一宗旨只说“细致”，没有说“最完备”；又“也根本不可能”这一判断不知邵氏是如何作出的），认为作者主张的一千五百年“植物传播运动”没有得到详细描写，“而更缺乏的是对植物品种的实地调查”。

语言学。通过文字记载，中国人对古伊朗作出的贡献还包括语言方面，“因为正确地译成汉音的原始伊朗语几乎全部都可以很准确地还原为伊朗语。”作者颇重视这一点，他就从这些汉译的古代语音返求它们所代表的伊朗字。但是，他又指出语言“只属本研究的一个枝节问题”；他还在《序言》中指责一位著名学者“把语言材料估计得过高了”，“给植物学者树立了很危险的榜样”——然而，邵氏却正指“本书突出的一个缺点是在于过分依靠语言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书中语言学的虚构很多”；因为古代语言资料有很大局限性，据之得出的结论“可靠性是有问题的。”

因此，邵氏虽然也称许上引《序言》中的三个观点，但认为“劳费尔这本书本身只是一种资料性的汇编，他也没有企图在这些资料上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些资料的搜集和诠释，对于研究伊朗古史和中国西域关系史”，只不过是“很有参考的用处”。

可是，此书就算有这些不足，却是极对我口味的。当然为的不是西域以及语言什么的（《波斯的纺织品》一章，曾批评一位学者“每逢要找中国古音时总惯用粤语”——这不仅跟国门初开时广东在洋人心中的地位有关，更是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看法，我就常以此作为粤语的骄傲，然而劳费尔却认为“粤语不代表中国古代的语言，它仅是语音非常退化的一种现代方言”。真令我丧气），而是王晓渔所着重介绍的：植物，而且引经据典。劳费尔这项工作我甚为欣赏、敬佩，这需要劳费怎样的精力和耐心去作广泛的阅读（邵氏也承认“原著征引材很广”），还需要学力作去取的判断、整理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另外，邵氏最后说译者“作了很繁重的查对工作，并在译注中改正了原著若干处的错误。这个译本对于即使能直接阅读原书的读者也是十分有用的。”对，译者也该记一功，翻译这样的书，语言之外，还要对植物、对古籍的熟悉。）我就喜欢这种文献资料的汇编，学术价值不管，只当闲书去看，看各种草木谷果花，被劳费尔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一一召来，满卷丰盈，细数来历……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便是坐对春日明净斜阳中的自家阳台繁盛花木，来看他更繁盛的纸上花木。按作者“随自己爱好选读”的意思（劳费尔真是可人），挑一些喜爱的题目，读到了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中的、和劳费尔自己记述的一些有情味的资料。如《茉莉》篇引《南方草木状》，说此花最早是由西域移植于广东，“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一个“怜”字，写出岭南人的可爱，而这句话也就让人觉得可爱了。至若劳费尔所注重的伊中植物传播、移植，和语言学研究方面，其实也不无有意思的地方，如《胭脂（红蓝）》谓：中国有种土生植物落葵，能出产染料和胭脂，但国人并不知道，是有同样作用的红蓝传入后才引起注意，然后这两种植物被一个共同的名字“燕支”混淆起来，而“燕支”的语音又引起了附会和幻想，与匈奴相联系，燕支山（焉支山）也被说成能出产胭脂……邵循正对此书的学术价值评价不高，其实如果不悬太高的标准要求，这不就是些有趣的学问吗？

不过，说句老实话，也正因这类专业而又冷门的、考证繁琐的学术性东西，使我稍稍减低了对它的兴趣呢。

（二零零二年二月记，十月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