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在镜中》经典读后感有感

《犹在镜中》是一本由戴锦华著作，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80元，页数：29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犹在镜中》读后感(一)：犹在镜中，犹在镜城

第一章，清醒的立场学术自传，谈及戴老师对文化现象的关心，对二元对立的警惕，以及对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见解，她甚至在90年代开始反思自己对西方理论运用的合理与否。她对社会的关爱，来着本身的人道主义，是对世界的爱。肖全曾评价戴老师是一个越走越大的学者。其中《福柯、权力与游戏》对消解游戏的见解，对我启发很大。

“对自己女性角色和经验的反省，可能有助于自己在多重权力机制面前坚持边缘立场。生而为女人，或许对我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一种幸运。”这也成为点醒我的一句话，在我的经验中，男性普遍没有女性对弱者有同情心。

《犹在镜中》读后感(二)：碎碎念

这本书从戴老师的个人成长经历开始到她的个人研究。从文学到电影到女性主义到文化研究。每一篇对谈都很有启发，其中最精彩的是和王干对话女性主义，这段对话太精彩了以至于我有些话还反复看过好几次。

其中很多研究都在后来的《电影批评》里面有写，看过批评以后再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批评真是一本集大成之作。但又不仅仅是全部。

对我第一有启发的是得再去了解了解五月风暴，这场运动影响了无数研究的转向。也许它所包含的影响远比我在墙内课堂上面学到的更多。第二启发是依旧要多关注女性作家书写（女性创作者）昨天在看《女权主义简史》的时候就有提到女权主义运动的回潮，我也是在这本书的对谈里面知道了《史海钩玄》跑去看了原书知道了被掩盖的中女性争权历史。知道了一群女性作家：戴厚英，宗璞，张辛欣、刘索拉、方方、池莉、张洁、谌容、张抗抗、林白、王安忆。

能在访谈中感到一种思考：在面对现代化步伐快速前进的脚步之中如何才能建立自我话语体系？如何才能抵抗东方主义？这个问题原来在当时90年代就在研究了，但是我今年还在专业课上面被问到这个问题。果然，不得不说，感觉还是从上到下不重视文化研究的结果。

这个问题尖锐又很难个体解决的样子。

《犹在镜中》读后感(三)：始终尝试指认幻象，并尝试破镜而出 （摘抄）

《第八个是铜像》——写给一代人

诗/佚名

一谈起童年

我们就想起了阿尔巴尼亚

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

我们的经典就是《第八个是铜像》

那时候

没人说古德毛林或好阿游

那时候

我一说“消灭法西斯”

你就说“自由属于人民”

这个暗号使我们的见面神圣而亲密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

关于第八个铜像反反复复的话题里

无师自通的我们很早就很先锋

玩过了结构主义也玩过了意识流

虽然那个春天

我们贫乏而寂寞

甚至还不太明白

在妈妈生下我们的壮举中

爸爸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今天

爷爷奶奶可以在魂断蓝桥上

一路平安地温情脉脉

爸爸给妈妈的红莓花儿

可以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尽情开放

至于弟弟妹妹

他们的花样太多忙都忙不过来

可谁还会提起我们的童年

就像谁还会提起《第八个是铜像》

某些日子

上下两代都很难理解

这种感觉使我们孤立而团结

就像当年的北京和地拉那

今晚

我们的童年

是一部黑白电影

历史无疑有许多缝隙，缝隙间是些无名的生存。

因为“本世纪所有的预言都是关于革命的预言，本世纪的全部记忆都是革命失败的记忆”。而且审判失败者，如果不是人类的通病，便是历史的惯例。“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只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泰戈尔的名句传递的仍只是一份幻觉、一幅镜象，一个构造、填充自我、个人的必需。历史在它的中断处伸延。无论是黑格尔的“历史”，还是福山的“历史”，在中国都远未终结。但始终伸延的，不如说是岁月的绵延，岁月之后，是彼此抵牾的历史的叙述。

明白:生的太迟的人们，其永远的悲哀是在自己的经验和表达之间始终横亘着黄肤色的或白肤色的昔日大师。我们必须借助他们的眼睛，或者说必须凝视着他们所构造的镜象，尽管我们的初衷是破镜而出。

因此，像始终置身于一座镜的城池或镜的回廊之中，杂陈并置的历史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彼此冲突，彼此借重，相互否定又相互印证，犹如相向而立之镜，在无穷的交相映照之间形成影像重叠、幻影幢幢、真假莫辨的深洞。镜中的奇遇，便是在奋不顾身的投奔中远离你狂恋的目标，在绝望的逃离中跟你恐惧的对象撞个正着。而且，不会幸运地出现一种神奇的力量为我们一页页掀开字迹班驳、反复涂抹过“羊皮书”，更不会遭遇一场飓风，卷去镜城。“百年孤独”，毕竟只是一种魔幻的书写。每一代人，从镜城中突围，在镜城中失陷。悲哀不在于记忆与遗忘，不在于真实与谎言，而在于一次次的窥破之后，所拥有的仍是一份镜城春秋。

尽管不断意识着、警惕着镜城中的迷惑和诱人的召唤，但仍然是犹在镜中。拒绝、反抗暴力，不意味着用尚鲜的血迹，宽恕已成黑紫的旧痕;立场的选取和差异，对立的消解和抹平，只能意味着别一镜城中的再度痴迷。不错，无论对正在亲历的当代，还是已湮没不可考的远古，历史的书写只能是断编残简。书写历史者已先在地被历史书写。知道这些，并未获得游戏的从容。身在家国之内，寻常日子，为女为妻，时被蝇营狗苟的私欲牵动。这是一回事。犹在镜中，但始终尝试指认幻象，并尝试破镜而出。

我相信那句已成了滥套的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需知每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并不是为了返归于历史之中而书写历史，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拓清已经泯灭不可考的历史的真貌来书写历史。每一个人肯定是为了他所生存的今天来书写历史，他假想的读者也永远是今天的读者，他书写历史时永远是在对今天发言。

我认为，生活在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远离历史，而是太容易被裹挟到历史之中：有时只是一念之差，一个偶然，你就悲剧式地进入了历史；而进入的方式常常是被指派为一个丑角，或证明为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选择做一个拒绝游戏的知识分子，我至少可以保有某种清醒，最大限度地避免被指认为尘埃的命运。我曾经对同学说过一句很动感情的话:不必每一代中国人都必须用自己的头去证明头撞不破墙(笑)。可以说这是一种怯懦，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清醒，或者说是我个人化的选择。对我说来，采取这种姿态，我至少可以完成我渴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做萨特的可能，相反倒是提供了成为丑角和尘埃的无穷机会。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论你选择什么，你仍有可能被卷入历史。我选择拒绝主动加入游戏，但历史未必尊重我的选择。我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可以创造历史的人物，我只想成为见证人与思考者。

我更侧重于电影艺术家、作品、电影史现象向我所揭示的丰富的文化涵义，想去揭示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商业文化、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如何在一个复杂交错的情境当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文化意义。我希望能够纳入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环节的过程研究，也希望能和电影的周边现象，如与其他大众文化的生产、接受的多重角度联系起来考察电影，希望通过电影史勾勒一幅现当代文化地形图的一个侧面。这就是我所谓的电影文化史的涵义。坦率地说，我怀疑自己的学术功力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

既使用批判武器，也不放弃对武器的批判。

人们如何借助一种舶来的样式，一种工业的、技术的、科学的、现代的艺术样式去尝试将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经验和表述纳入其中。我们将要讲到第一部在中国取得商业成功的国产故事长片《孤儿救祖记》，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何把前现代的叙事样式、价值判断纳入到现代的叙述，将它重构为现代经验的有效组成部分，正是类似影片的功能和意义之一。

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我们同时面临着三重角色: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己作为现代化的对象，经历着现代化进程必然携带的痛苦;同时必需开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现代性话语”的检讨与反思。不仅是现代西方世界，而且是“民主化”之后的台湾，以及今年几乎摧毁了东南亚国家的金融风暴，都至少在提醒我们:现代化的未来不是另一个乌托邦。对于在世纪之交以加速度方式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尤为如此。

“党并未在鲜花和酒杯丛中醉意沉沉，党正挥汗如雨地工作在共和国建设的脚手架上。”

照我不成熟的看法，从1949年到1979年，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普遍的低水准生活外，是城乡对立取代了阶级对立，以城市对农村的绝对优势，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剥夺，作为现代化的代价。在这样的对立当中，城市便无疑成为一个巨大的、令人向往的真实空间。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梦想成为有钱人一样，在那时候中国人最好的选择是成为城里人，并且小心保护好这一身份。

造成这一迷惑的原因很具体，我想回答，为什么中国艺术家或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艺术生命、有价值的学术生命都如此短暂，好像我们很难跨过代与代的疆界。

但是有些东西开始明确起来。我把空洞而且并不确切的“不合作”具体为社会批判立场，拒绝妥协于形形色色的权力机制。今口中国的权力机制确实是多元的，有昔日主流意识形态的，有跨国资本的，有市场、大众文化的，也有自恋的精英主义文化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伴随着商业化大潮的进发，在社会空间中开始出现、蓄积、充塞着某种无名的暴力的情绪，既是文化和心理层面的，也是现实层面的，譬如“城市恐怖”。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是无名的、无指向的冲动和激情，它最直接地联系着阶级分化的现实，联系着不断被构造出来的欲望、欲望无法满足的焦虑和日渐严重的生存危机与身份危机。因此，都市电影中的暴力因素不仅仅是个体生命成长故事中所必需的一个道具性的场景，而且它还曲折地联系着现实空间中的文化困境。

这个寓言不仅似乎正是关于电影的寓言，它简直就是一则谶语:电影与叙事的结合，使电影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成功而有效的“骗术”。如果接受你描述的历史观，那么我们承认电影确实扮演了那样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和历史性的角色，它以一个幻象的虚拟的世界取代了真实世界，给予人们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抚慰和补偿。电影展示了未来我们在获得无限可能的名义下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的前景。

我们已经拥有了如此多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大师，巴特、福科、布尔迪厄、包德里亚尔、利奥塔等等，他们已经揭破审美、经典、趣味、超越性的艺术标准和艺术判断的秘密和神话。它向我们揭示出:在所有超越、优雅、公正的判断背后，运作着的仍是关于阶级、性别、种族的意识形态。它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惟一的、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