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经典读后感有感

《旁观者》是一本由【波兰】莉莉·寇利拉奇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80，页数：28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旁观者》读后感(一)：常看常新

总结：从同情式伦理转向反讽式伦理，在认识论上，以他人为导向的道德观逐渐被以自我为导向的价值观取代，从而使社会团结成为一种具有偶然性的伦理，转而依赖技术化、消费主义式的粉丝追星或个人行动主义，不再要求人们去反思人类苦难背后的政治条件。在此，受难者的“他者性被阉割”，成为和西方观看者一样的“我们”，观看者不再是因为苦难联合起来的世界主义公民，而变成了人道主义机构的消费者、明星的粉丝以及自恋的疗伤者。这样一种自恋的镜像结构会限制观看者的反思和象限能力，使他们无法将人类的苦难作为不公平的政治问题来思考，并且把公众看成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当成目的本身。作者提出的药方是“竞胜式团结”，来自阿伦特，指将多元的行动者和团结方案并置在显现的空间中进行对话和竞争。

由于“西方中心主义”，读起来会和自己的经验产生割裂感，也能够引发很多思考。尤其是类比如今新媒体中我们对于自媒体他者内容的观看/引用行为，如粉丝公益中的时空套利现象等，思考的角度值得借鉴。

《旁观者》读后感(二)：反讽之反讽是不是反讽

读了很久，还需要进一步整理。串联起两年前读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最后居然走向了阿伦特！

首先，关于与罗蒂反讽的对话。作者非常取巧地选择了同情与反讽的in between，看似条分缕析，非常清晰。但感觉作者对罗蒂的反讽还是有一定曲解，她跟罗蒂的分歧确乎存在，但好像没有她写的那么大……何况罗蒂本身的一些说法本身存在悖论：1.想要将私人与公共领域分割，但有时又承认二者彼此影响。2.捍卫最低限度的私人感受，但依然在倡导一种基于共通感的共同体，一种碎片式的团结，不过这种共通感不再是抽象的普遍性的真理诉求，而是“感受痛苦的能力”，这与作者提倡的“想象力”异曲同工。3.罗蒂的描述转向和小叙事，试图“详细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们自己”，也并非一味地孤芳自赏。类似的殊方同致之处还有很多，而且明确表述在《偶然、反讽与团结》的前十几页，不知作者是否要故意立靶子，从而强化了差异。

其次，个人对performativity翻译成“述行性”有些不满，作者在书里明显地在Butler的意义上使用，而非奥斯汀的意义上。这里也牵扯两个不太一样的学理脉络，而且performativity在本书是关键概念，弄不好干扰对整体的观点理解。

再次，2011年的书，放到今天看仍不过时。但仍需思考的是中国在其中的位置。中国能否包括在全球南方的话语当中（译者导读似乎已经默认了）？或者在什么语境、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经验有何特殊之处？普遍性又在哪？其经验能否解决理论上的缺陷（各打五十大板），将其进一步拓展？可能是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想进一步讨论的还有很多，就不在这里写了。

《旁观者》读后感(三)：我们仍然对观看的力量有所期待吗？

在《旁观者》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人道主义传播所面临的多重危机。首先，作者指出后人道主义时代导致了私人情感的侵蚀，慈善义务被商业化，慈善行为变成了个人追求快感的手段。与此同时，人们对苦难叙事出现了同情疲劳，失去了对苦难故事的兴趣。过度夸张的戏剧性叙事也使得人道主义陷入真实性的危机，变成了一种被苦难化的奇观。

接下来，作者探讨了社会团结的反讽模式和同情范式的问题。反讽范式批评同情范式背后依赖于高尚情绪的幌子，实际上维持着全球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行动者与他们观察的他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秩序，自视甚高地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而人道主义的反讽团结则抛弃了集体的以他人为导向的能动性概念，转而使用商业化的劝说途径，将人道主义变成了个人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问题背后的困难，削弱了人道主义戏剧的教育力量。

基于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竞争式团结"的概念，即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纳入其中，让他们在自己的语境下发表自己的言论。其次，作者并不反对社会团结的利益驱动，而是将公共利益作为与人道主义目标并行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多重利益成为可以在公共场合辩论的议题，创造了一个交流的空间。简而言之，这种竞争式团结既不会陷入煽情主义的陷阱，也不会成为自私自利的自我陶醉的方式。

作者提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我不认为这能够回应她提出的疑虑。

首先，在被拯救的“他者”一端，该如何言说自己才能避免沦为困难的奇观，需要怎样的客观才能避免过度的陷入煽情主义？作者抛出了一个美好而无法到达的折中之境。

其次，在拯救者一端，我对人们对于这样的交流是否抱有期待存在着一定的怀疑。我们仍然对技术能够达到交流的彼岸有所期待吗？我们仍然对远方苦难的真实性有所期待吗？我们仍然对共情他者的力量有所期待吗？越来越孤立的个体、越来越脆弱的信任仿佛带着我们远离这一愿景。

最后，我们需要同时保有恰到好处的善与理性，诚然，过度的善意可能使我们盲目地接受和相信，而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批判。相反，过度的理性可能导致冷漠和无情，使我们忽视他人的苦难和需求。但人类情感和思维的复杂性使得平衡这两个方面变得异常困难。我们既要对他人抱有关怀、同情和共情之心，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和需求，又要超越情感和偏见，进行客观的思考和判断。在这里，作者这同样提出了一个理想但难以到达的境界。

尽管如此，关注仍是力量，我们或许无法到达解决问题的终点，但仍然能够选择是否站在启动变革和推动行动的起点上。

《旁观者》读后感(四)：对于灾难，人们为何变得越来越无情？

新闻专业究竟该不该读？这是最近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话热门题。这几天，读了莉莉·蔻利拉奇的《旁观者：观看他者直通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以下简称“旁观者”）一书后 ，我相信通过这本书，对新闻传播的认识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本书被《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评为2013年最好的新闻学著作。2015年，本书获得国际传播学会（ICA）杰出图书奖，这是媒体和传播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图书奖。

苦难（或灾难）究竟是什么？在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中，关于“苦难”的教学内容仅仅限制于新闻采编中的“灾难新闻报道”的介绍中。在当下的新闻传播研究中，关于“灾难性新闻报道”等内容的研究更多局限于新闻伦理、关于灾难报道中问题的反思等。对于“灾难”本身的研究，人们在灾难中所处于的角色和作用等的研究反而少之又少。

蔻拉利奇的《旁观者》对于“灾难”以及“灾难性新闻报道”的阐述与研究，对于当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关于“灾难性报道”缺失的内容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尽管，这本书是对西方人道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为前提背景的，但书中的引用的戏剧理论批判西方人道主义的虚伪，对于当下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种种乱象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旁观者》聚焦于人道主义实践的四种类型——募捐倡议、名人公关、慈善音乐会和灾难新闻报道，探究他们如何保证苦难表征的本真性以及如何召唤西方作为道德的行动者。在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发声渠道，这也造成了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了“旁观者”心理和“回旋镖”效应。前者指的是人们对于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或者不情愿行动起来，以此来应对源源不断的负面情绪，因为这些情绪最终会让人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后者指的是人们义愤填膺的对象并不是想象中的坏人，而是这些一直产生内疚情绪的宣传活动本身。

作者认为，这些潜在的风险非但无益于培养有利于社会团结的道德行动者，反而会破坏这种教化作用。而这也似乎与当下的互联网中，网民们对于各式各样的求助信息、灾难新闻报道感到愈发无动于衷甚至嘲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个广阔的反戏剧学术脉络，延续了从柏拉图、卢梭、尼采到法兰克福学派、居伊·德波和鲍德里亚对观看的批判，本质上都在质疑苦难呈现的真实性：各种媒介将真实的苦难转移到虚构的领域里，让它变成了脱离历史语境的商品或图像。苦难的呈现成为具有腐蚀性的奇观，或者诱发观看者消费灾难，沉浸在各种感官刺激中，或者仅仅操练了个人情感，无法引发真正的行动。

当然了，这本书还是挺值得读一读的。尤其适合学习完《传播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协作》等基础课的学生们读一读。

《旁观者》读后感(五)：《旁观者》：一本应对同情危机的药方

当新闻中出现一个抑郁症患者时，往往会伴随大批网友到他的微博下方，留言分享日常的开心细节，劝慰对方生活还是有可期待之处。同时，也会有另一批网友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不顾他者想法，毫无意义，仅仅是自我感动的无聊行径。

莉莉·寇利拉奇的《旁观者：观看他者之痛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一书，正涉及到对这种旁观者同情的研究。

全书一共七章，分别是，社会团结与灾难景观、人道主义的想象、募捐倡议、名人公益、慈善音乐会、灾难新闻报道，以及最后一章，戏剧性、反讽和社会团结。

作者从西方出现同情疲劳，以及同情反讽等危机入手，以募捐倡议、名人公益、慈善音乐会和灾难新闻报道这四种常见类型为例，阐述人道主义想象类型的历史演变。

蔻利拉奇在书中表示，她认为同情的产生与实际的物理距离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人们的同情心并不完全取决于苦难本身，还取决于人们如何“观看”苦难本身，取决于观看者与受难者的“距离”，而这些距离的远近与灾难新闻的报道息息相关。

西方世界的同情疲劳并不是因为当前的不幸已超出人们的情感承受力，而是缘于人们对苦难景观的怀疑，缘于宏大的话语无法再提供道德动力来把西方人召集起来并安排他们对苦难的感受和行动。

“后人道主义”就是在这种同情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它通过技术化手段去回避关注苦难后带来的消耗。

与之相应的是道德化策略的转向。我们为何要行动的问题已经被悬置了，变成了我们如何行动的问题。

具体而言，衡量人道主义事业的标准不再是如何为全球南方提供救助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而变成了机构/名人如何实现品牌化、筹款的数目如何完成、媒体如何获得流量等可量化的标准。

后人道主义用技术化的行动主义解决同情疲劳后面临的问题，不再把“不幸的他者”作为行动的对象，而是把自我的感觉和表达当成了为善的动力，不再讨论产生不幸的社会原因以及行动的效果。

以他人为导向的道德观转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因为为善能让我们“感觉良好”。因此，后人道主义取消了戏剧结构，掉入了自恋的镜象陷阱。

对此，蔻利拉奇提出了竞胜式团结这个解决药方。

“竞胜”一词来自阿伦特，指的是将多元的行动者和团结方案并置在显现的空间中进行对话和竞争。

“竞胜式团结”则是指让多元的立场可见，让西方观看者和受难者保持一个道德的距离。这个距离不远不近，不远可以看到受难者同为人类的共性，不近则可以呈现受难者身上不可简化的他者性。即他们无法拥有和西方人同等的生存资源。

本书举了大量充实的案例配合分析，例如在名人公益一章，作者提到了奥黛丽赫本，安吉丽娜朱莉等例子。同时也对旁观苦难提出了诸多思考，并提出了将旁观转化为社会团结的解决思路，很适合传播学学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