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读后感1000字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是一本由[日] 须藤瑞代著作，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7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读后感(一)：谁是“妇女”？| 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

近年来，“三八”妇女节有一个变化：人们对“妇女”一词似乎不那么反感了。

据说，因为不愿意自称或被称“妇女”，我们搞出了一个校园节日：女生节，并将日期定在国际妇女节前一天的3月7日。早些年甚至还流行一种说法：“女生节取代妇女节”。

也许你不曾庆祝过这个节日，但你一定见识过高校每年固定的大型活动：示爱横幅和集体“喊楼”——也许你还听说过那个“一日之差”的粗鄙笑话，你也一定参与过商家顺势推动的“女神节”“女王节”购物狂欢。

狂欢之下，女性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庆祝“女生节”的年轻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未婚女性；另一种是年龄较大的、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婚女性。

国际妇女节被污名化，偏离了它的初衷。去年，《中国妇女报》曾在微博呼吁，保持妇女节初心，这是对妇女最好的问候与致敬。

然而，妇女节的初心是什么？

这是一个有政治意涵、历史意义的节日，它的正式名字是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简写IWD）。它的设立，在于肯定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呼吁保障妇女的生存和发展、为妇女争取更多平等权利。

在中国，妇女的重要性体现在那句广为人知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在日常语境中，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喜欢或认同“妇女”这个称谓。

“妇女”的背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为什么会是“妇女”？“妇女”的意义何在？

谁是“妇女”？| 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读后感(二)：天赋人权与性别分工矛盾吗

天赋人权与性别分工矛盾吗

——评须藤瑞代著《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

刊《博览群书》2011年第1期

文/ 张洪彬

妇女解放、女权主义通常是对男权的反动，然而在近代中国却不尽然。日本学者须藤瑞代的研究表明，晚清“女权”概念的发生不是针对男权，而是指向其他民族国家及其国民。一方面，列强环伺的衰弱中国，被象征性地投射在中国女性身上；另一方面，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女子受教育，倡议女子放足，提倡晚婚，其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女性的身心素质，从而有利于生育优良的后代，改善国民素质，进而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得很清楚：“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女学为保种之权舆”。以“国民之母”来理解女性在当时甚为流行，对女性“权利”的主张多以此为据，并往往再加上一条理由：女性接受教育，增强能力，在经济上由“分利”之人转变为“生利”之人，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正因为晚清“女权”概念的形成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梁启超当时虽然提倡女权，却根本不提“男女平等”，因为他们矛头所向不是男权对女权的压迫。

这种状况要到1920年代才有较大的变化，随着女性运动、自由恋爱和贞操论等欧美思想传入中国，作为女权主题的“女人”才从“母亲”的身份下剥离出来，不必继续保持与救亡图存的逻辑勾连，尽管仍有不少人继续以母亲形象理解女性。从母亲形象中剥离出来的“女人”作为“人”的价值和权利得以突显出来，“男女平等”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口号，对男性的盲从和依赖成为批判对象。尽管像陈撷芬、张竹君等人仍然把女性的自立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但是男女平等、基于天赋人权的“女权”的矛头所向的确是男权。到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刘师培之妻）那里，这种倾向就尤为突出，她批判儒教给女性指定的社会职责主要是生育教养后代和家政服务，她讽刺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论者之所以提倡放足和女子教育，是为了解决男性经济上的困窘，是为了培养优秀孩子，她断言近代中国“男子之解放妇人，亦利用解放，非真欲授权于女”，与前人的妇女解放论分庭抗礼。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从救国轨迹中脱离出来的“女权主义”，甚至一度超越了国家界线。在1920-1925年期间，中国的《妇女杂志》频频关注“被压迫的日本女性”，把“女性”从“日本”中剥离出来，她们把日本女性称为“东邻姊妹”，其根据即在于同为“被压迫的女性”的身份认同，她们有着共同的抗争对象——“男权”，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女权”跨越了国家主权边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权利主体的女人与作为国民之母的女人两个身份指认之间不仅截然分立，而且呈针锋相对之势。

因为这些争论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因而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围绕“女权”概念的争论折射出西方国家体制与人权思想之间的内在矛盾。她说：“如果完全实现‘天赋人权’的理念，是不可以有根据性别而出现的差别的。可是在西方诸国，女性是在家庭内作为妻子或母亲担任再生产劳动的存在。换言之，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文明’的西方诸国，却是没有根据‘天赋人权’保障男女平等的国家。”她说清末出现多种不同的女权论述，是因为西方诸国的国家体制与源于西方的人权思想之间本来就隐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在中国的女权议论里浮现出来，并表面化了。我以为这种论述有待商榷。西方诸国女性是否主要是在家庭内担任妻子或母亲的角色，需以就业率为据；西方的国家体制与性别分工之间是否有必然性勾连，值得怀疑；性别分工是否违背“天赋人权”理念，更恐非定论。窃以为，以“天赋人权”为由否定性别分工，背后的预设是女性和男性具有完全相同的先天条件，且把性别分工归罪于男权压迫。可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体育运动要分男女比赛，为什么在许多文化中常有“男不与女斗”“女士优先”的风尚，为什么在大多数法律中强奸罪仅适用于男性而适用于女性？那是因为性别歧视呢，还是出于对男女天生差异给予尊重？笔者的意见是后者，而且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中值得珍视的高贵传统。无可讳言，历史和现实中都不缺少男权中心主义，但是女权主义的证成不应建立在否定男女天生差异上。窃以为正因为作者抱持着女权主义的理论僭妄，才导致对近代中国关于“女权”概念的争论做出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解和判断。

我以为，与其以女权主义的理论预设去看待近代中国的“女权”争论，不如把它放置到近代中国更为广阔的思想脉络中去理解。正如众多研究所揭示的，不少清末知识分子在理解西方的自由、权利、人权概念时，是从救亡图存的路径进入的。从这种视角去理解自由、权利，再加上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他们往往难以深入体会到“天赋人权”这几个字背后的深意，因而，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常常倡议“人人牺牲一点自由，为国家争自由”。这种倾向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五四时期，种种机缘促使个人主义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更深入的理解，自由、权利才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在个人自由遭到更严重侵犯之后，知识分子才更多地体会天赋人权的的深意。笔者所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张佛泉1949年流寓台湾之后，沉痛地说：“以前我们读英美人‘无法出让的权利（inalienable rights）’之说，辄将它轻易放过，实在并未懂得。”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理解近代中国女权论述的竞争和变迁，则比较容易理解其所由自。梁启超等人以“国民之母”理解女性自不待言，尽管他们也常以“天赋人权”来论证“女权”，然作为自然权利的女性人权并未深入他们脑中；1920-1925年间，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作为权利主体的“女性”从救国轨道中脱离出来是顺理成章的；1925年之后“妇女回家”的倡议，则与党国体制的意识形态主导有很大关系。当然，主流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歧异意见不存在，它们作为潜流暗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地下层，与社会局势暗通款曲，随着局势的变迁，暗流往往重回地面，支流变为主流，在中国思想史中奔涌向前。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日]须藤瑞代著，[日]须藤瑞代、姚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39.00元。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读后感(三)：清末民初“女权”概念变迁要点记录

清末民初“女权”概念变迁要点记录

- 按照不少中日学者考据，中国的“女权”概念很可能起源于19世纪末，尤其是士人变法办报引介西方理论之际。期间，或又以梁启超等于《清议报》中引述“女权”“男女平权”的字眼为最初肇始。日本汉学者须藤瑞代考证，清末民初是新词汇海量涌入中国的时期，有关“女权”的概念，很可能源自于日本的学术引介；

- 士人的迫切任务是谋求变法使中国建立如西方民族国家一样的政治体制，以应对他们观念中的新世纪国族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他们相信，民争权利，实为作为民族国家国民整体而拥有的“权力”，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中，弱者并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清末民初的“女权”概念演变也是在这样时代、观念背景下起源，其发展的起始带有浓厚的国族主义迫切感；

- 所以，梁启超在清末述及的“女权”，是将女性作为争取一国一族“权力”的主体的一部分。他一面将女性塑造成一种应该马上自强、生利的理想形象，另一面又强调健康、强健的女性能成为一国一族优质后代的保障的意义。这两方面的论述，都诉诸于一种对未来女性理想形象的构想，而并不在乎女性在结构性的社会现实中的遭遇与难题。所以梁启超并不介意他所设想的生利的职业女性形象与履行母职的女性形象之间的矛盾。自然，那时的梁启超并没有论述女性的应然权利；

- 20世纪初民间女学渐兴，倡议“女权”、女学的报刊纷纷崭露头角。这时引领“女权”论述的读物代表，不能不提《女子世界》。创办人金一等男性论者，承接了为建构强大的民族政体贡献这个最终目标，将女性的优越性总结为“国民之母”这个意象，力主女学而为国族出力。这种强调“母性”的意象，同样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形象建构。主张它的论者同样不关心具体女性个体在实际社会中的遭遇、思想与情感。1903年大阪博览会上中国缠足女性被展示引发的争论，清晰地反映了这层事实。在这段时期，缠足被总结为中国女性乃至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代表形象；

- 辛亥革命前，陆续有进步女性进入讨论“女权”概念的舆论场，突破男性论者的话语框架，做了一些新的建构尝试。林宗素、陈撷芬提出男性论者忽略的现实社会中两性的冲突，提出女性应摆脱男性的束缚争取自立。秋瑾也从“争女子的义务”的角度切入，承接为国家强大做贡献的目标。及后又发展为“争取与男子一样的义务”的意识，以一种否定女性形象的方式阐述“女权”概念。须藤瑞代认为，虽然这种概念有不同的女性目标指向，但其理论基础实质与“国民之母”论述一致，都假定了一种本质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只是秋瑾强调了男性形象，而在争取权利之时否定了本质化的女性形象；

- 张竹君、何震的论述探索则追求突破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假设。作为一名医者，张竹君设想每一个女性都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发展一种基于个人特点的新社会角色。未来的女性从这些彼此不同的新角色出发贡献国家。而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何震则完全否定为建构民族国家贡献这个普遍认受的终极目标，强调民族国家秩序以内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女权兴起，因此应当放弃民族国家建构，而在别样的社会建构中追求“女权”的实现；

- 辛亥革命以后，进步女性立即争取争取女性参政权。1911年11月广东宣布独立以后，临时省会采取议员人数分到各界，议员不限性别的方法，女性以“女界”形式分到10个席位。这种女性参政的形式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可谓是开历史未有之局面。可惜，这种女性参政的形式最终在国民政府统一建制后被取消了。1912年审议临时约法时，唐群英等20余人为了抗争约法中不含“无性别”差异的表述，武力阻止约法的表决；

- 民国建制以后，舆论整体转趋保守。日本贤妻良母论十分风靡，这种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的回流，证实了须藤瑞代的观点：以“天赋人权”概念出发的人权争取，与按性别分工为实践方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构成强烈的矛盾。

直至五四左右，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带起的人格讨论，延伸出自由恋爱等话题，才让整体保守的舆论场出现不同的声音。而到了那时，保守论述中又有一种强调“母权”的分支，这种论述思路将“母性”从“女性”之中分离出来，强调对女性对“人权”的觉醒实现，但这种意义只是女性觉醒的初级，女性觉醒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母性。使用“母权”字眼，无非是为了强调这种“母权”追求，与主张实现平权的西方女权主义的张力与对抗。这个阶段的论述思路变化，由于西方不同的女性论述传入中国有关。

在此，须藤瑞代强调，女性史研究、女权研究必须注意到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输入的影响。因为在连续的演变过程，除了反映中国自身的史实与议题，也内涵了西方女权主义论述在中国的代入，西方的问题在中国“普遍化”的过程；

- 《妇女杂志》的论述转变，突出地反映了“女权”概念从过往与国家前途捆绑的状态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当其时，热衷于日本女性权利运动的竹中繁游历中国，访问中国各界女性，并在《妇女杂志》以中文介绍日本女性权利现状，与中国进步女性惺惺相惜。这种友谊，甚至没有受到30年代初中日战争冲突的影响，两国进步女性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结构框架，在“面对一样的问题”的女性身份上达成理解而结成友谊。

但是，须藤瑞代提醒必须认真考究“面对一样的问题”这层共通点。因为如果如两国女性所论述，两国女性都在儒教秩序社会下遭受压迫而面临共同的问题，那么那时候同样有类似文化社会背景的朝鲜社会女性生存状态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

随着战争的展开，这种从国家结构中分离的“女权”概念讨论结束，再次回到国族生存的讨论框架之中；

- 本书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研究，具体以概念演变历史梳理展开论述。其中，又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对所有史实进行参照。好处自然是从概念到概念，将演变的脉络描述得简明清晰，缺点就是概念演变之间的背景历史描述不足，但读者无法把握概念变化背后的影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