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历史分量经典读后感有感

《概念的历史分量》是一本由方维规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44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概念的历史分量》精选点评：

●大抵感觉，新的概念语义在集中爆发的19、20世纪中，始终呼应着政治经济的嬗变而变动不居，故而对于特定概念的系统研究，必须要有超脱概念本身的视野和意识，主动涉及自朝堂至街头的整体时代层面；多元的史料是概念史研究的基本依托，也是接近历史本真的根本手段之一（史料的整体运用能力同样重要）。方老师既一脉相承于德国概念史方法论，又在此基础上把握了中西翔实史料，勾勒出了多条较清晰的概念演进脉络。但材料翔实也带来说理不够的问题，使得读者不得不与其他研究互证。最后，一如数据库研究可能存在的通病，“库外”盲区带来的论证误差又会使得研究结论如履薄冰（本书竟未涉及四大报等重要史料，几使部份群体陷入失语状态）。

●还未仔细研读，感觉是扎实的学术著作。概念史的方法，国内也有叫历史语义学，冯天瑜先生。方老师的著作把国内外资料一并考察，考证扎实，钦佩。

●作为外行人，读起来是有些吃力的。但可贵的是书中提到了近代一些名词概念变迁中的一些有趣的角度，从许多名词在近一百多年来的含义演变来纵观中国本身及中国在世界角度上的历史角色变化，感到有受益。作者思路清晰，材料详实，最有意思的就是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论述部分，特别推荐。

●看起来很认真，但是总觉得意思不大……

●

●有点繁杂，有关于“夷”“洋”“西”“外”“文明”“文化”“民族”“政党”“自主之理”“经济”“intellectual”等概念的梳理，要用到的时候再翻阅吧。

●力荐！

●概念史的问题延续了计量史统计的问题，同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犯的问题一样，妄图通过统计来追寻历史概念的趋向，随意举一例，期刊资料仅列十项，民国四大报《申》《晨》《大公》《新闻》俱无，有《新民丛报》而无《民报》，虽说以辞典为主，然近代史的基本史料缺席、语境义的缺失让人咋舌。另外即使文献堆积像模像样，但预设论证不敢苟同，假如一条论证途径被证明，其他途径亦通则成，若有企图的证明想法，排比资料，则或可商。全文读之，最后一章说明intellectual不等于知识分子最佳：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形成了“受过教育的人”的知识分子概念，左派路线形成的“没有真实智识”的知识分子概念，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概念；我们的知识分子概念不是来源于法国的戴高乐论萨特无罪的知识分子概念，而来源于俄国诸公流放西伯利亚的知识分子概念

●感觉“知识分子”那章最有趣。读此书前对自己的那套自己想象的做法甚是怀疑，没想到自己摸着石头，居然也到河中间了。

●从本书似乎还不足以领悟概念的分量，也体会不到概念史研究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意义。但是概念史确实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文本解读视角。比之方、孙，更喜欢黄兴涛的相关研究。

《概念的历史分量》读后感(一)：他不想要漂亮与工整

推荐读之前先读方先生的另一本：《什么是概念史》，讲方法论的。之后再读这本，主要是案例分析。同时推荐与金先生的《观念史研究》对读，体会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个人的一点看法：方先生的更注重概念本身的演变，背后的“历史分量”比重有，但不会代替概念的语义分析和语境化。论述整体是模糊的、复杂的，这并不是，或者不全是著者自身没想清楚，而是概念演变本身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所导致的，因此，谦虚的研究者往往以开放的结尾去收束每一份研究，这种行文特征同嘉映老师的颇为相似。并且并不打算强行与现实沾亲带故。人文色彩浓厚。

金先生的就不太相同了。研究的落脚点是概念背后的历史事件与观念演变，甚至很多时候给人一种，概念不重要，历史事件与思想蓝图才重要的错觉。颇有些研究前提过重，“机心太甚”之感。注重数据库，注重理论，注重形式的标准与论述的系统性，仿佛在做实验，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很漂亮，很工整。假设与推演的意识很重，很注重与现实的勾连，得出的结论也确实很具启发性。科学意味浓重。但是细细考察，会发现存在诸如套用例子以诠释结论，论据不足以推出论证等小问题。

这当然不是说方先生的书就十全十美，这样的研究根本不存在。斗胆说几句的话，方老师虽然贯彻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方法，但是在处理概念的历史溯源、演变路径以及与其他上位、下位等概念的概念网梳理时颇显得左支右绌，尤其在处理概念网上，有时失之于纷乱和发散。并且，虽然概念研究极为复杂，不过著者确实在将复杂的东西说得清晰方面并不在意，或许稍稍注意些会更好？上述这些导致看他的书有时候会get lost，而不像金的那样好读。又，所谓概念的使用强度这个研究维度，著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方面大概率可能需要向金一样，做个图表更好些？（虽然能隐约感受到方先生在刻意同自然科学之类的计量方法保持距离……）。不过瑕不掩瑜，二位先生的书都值得概念史研究者去仔细学习研读。

附：推荐必读的两章：第六章的经济与第七章的intellectual。前者算是全书论述较为清晰的一章，后者是最有趣味的。

个人观点，文责自负，欢迎讨论交流~

《概念的历史分量》读后感(二)：书评转载：《方维规著<概念的历史分量>》

方老师的书我一向都是跪着读的。

才疏学浅，不敢妄加评论，转载一篇书评吧。侵删。

《概念的历史分量》读后感(三)：邱伟云：概念群的研究实践——评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

探索近代中国思想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轨迹，一直都是人文学界重要的研究议题。前人已分从诸多不同研究取径，诸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日常史等面相切入。近十年来，学界开始从概念史这一发展不满百年的新研究路径出发，尝试通过概念史方法，勾勒描摩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历程。以概念史方法作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是个好方法吗？相对于过去的思想史方法有着什么特殊视野与优势？以概念史方法进行探索能得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观察结果？对于上述几个问题，方维规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一书显然给出了自己的方向、方法与答案。

在《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中，作者运用来自于德国概念史学派的概念史理论方法，对数个虽然具体而微，但对于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脉络具有代表性的特定概念进行了讨论，包含“夷”“洋”“西”“外”（第一章），“文明”与“文化”（第二章）、“民族”（第三章）、“政党”（第四章）、“自主之理”（第五章）、“经济”（第六章）、“智识者”（第七章）等，展示出对基于概念史理论的实际研究成果。综观全书，笔者认为此书与前人相比，可喜的重大成果可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是从单一概念的研究拓展到了概念群体的考察；第二点是关注到近代中国之际，为了描述与指涉前所未见的新事物，会通过组合单音节词汇，形成诸多具有同一词缀的新的多音节词汇概念，而要理解新造的多音节词汇概念，则须同时考虑到组成多音节词汇的单音节词在传统文言语境中的意涵，如此才能确切与整体地理解新兴概念的内涵。

在第一点部分，熟悉概念史研究法的朋友们都知道，过去已有众多学者运用概念史方法进行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例如书中第一章提到的王宏志，就曾研究过“夷”的概念；岸本美绪亦研究过“中国/外国”概念；陈旭麓则辨析过“夷”与“洋”的概念。而本书与前人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从“概念群”或“意义群”的角度进行思考，把某类型概念聚拢在一起讨论，得以全面揭示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与思想的整体变化。作者提出的“概念群”或“意义群”的考察视野，别开生面地整体解决了研究单一概念时容易流于静态因而丧失揭示概念形成时的能动性意涵的问题。唯有同时考察概念群，才能动态地勾勒出概念形成的全局。例如作者在第一章不仅探究“夷”“洋”“西”“外”等单一概念，还扩张到与这些对外概念相关的概念群，如“公法”“外交”“世界”“国际”等（第一章）；在讨论“文明”概念时一并考察“进步”“野蛮”“停滞”等概念（第二章）；在讨论“民族”概念时则同步讨论“国家”“国民”“人种”等概念（第三章）……正因作者除了考察单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外，还关注到围绕特定概念的概念群，从单一概念扩展到概念群的研究，这才揭示出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与能动性，从而更为敏锐地通过系统与结构性的语言证据，证明诸如近代中国有从“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或是中国近代民族概念的形成时刻，从概念群出发进行概念体系（概念网络）的整体表述，正是此书与众不同、超越前人的亮点所在。正如书中序言指出：“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而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除了透过语境来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这就是本书取名《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页7）。这一研究不仅关注单一概念，而是关注一整个概念群，当能令研究者宏观整体地考察概念在整体思想系统结构中的位置的新陈代谢、交互错位与挪移变化，从而掌握概念内涵在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复杂的多重转变，不致于仅因研究单一概念而自我遮蔽与其他概念互动的历史现象与意义。

第二个特点部分，目前在概念史学界中，可以看见大部分研究者所研究的概念词都是双音节乃至于多音节词组成的概念，但本书作者别开生面，意识到在汉语的构词特殊性下，一个重要的特定概念，会围绕其自身作为词缀，衍生出诸多复合的前后缀概念。例如第一章中讨论“夷”的概念时指出，中国有从“东夷”到“四夷”再到“西夷”的变化过程，从“夷”字前词缀的不同变化中，得以见出近代中国对于“夷”的认知对象的改变；而“夷务”到“洋务”到“外务”变化，则揭示出中国对于外在他者的态度有逐渐走向平等对待与中性发展的趋势；又如提到“国”（NATION-STATE)的概念时指出，“国地”“国权”“国民”“国教”“国学”“国粹”“国文”“国语”“国故”等复合词缀概念的出现，反映的正是对于“国”（NATION-STATE)的概念的认识已然成熟（页126)；又如提到“族”字在中国也有从本土走向世界的趋势，因此近代出现了如“土耳其族”“蒙古族”“以色列族”“法兰西族”“西洋族”等词汇（页136）；又及第四章讨论“政党”这一由双音节词组成的概念时，作者便追本溯源的讨论“党”这一单音节词代表的概念，并从“党”出发，考察了“君党”“民党”“朝党”“野党”“君主之党”“保党”“公党”“左党”“右党”等复合词缀概念群，从中揭示近代中国“党”的意涵的转移过程（页204-205）；在第五章讨论到“议会”概念时也指出，通过“议会政府”“议会形态”“议会原则”“议会多数”“议会制度”与“议会斗争”“议会策略”“议会观念”“议会风格”乃至于“议会优势”“议会全权”“议会之民治”等“议会”概念的复合词缀概念，能够发现近代中国正是通过这些新的“议会”词缀概念群，描述与表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规制与统治方式内涵（页247）。以“党”的概念研究为例，假使作者只研究单一“政党”概念，很难清楚掌握“党”的概念在中国的复杂动态生成过程，这里面包含着“政党”概念由何而来以及如何与其他概念互动进而成为一种话语等重要问题。唯有回到汉字构造是通过结合两个或多个单音节词，方能创造出新词汇，藉以表达新的、前所未见的现象与概念的构词形式思考逻辑中，方能更为整体与根本地考察“党”的概念发展，才能知道“党”在结合多种词缀之际，所拼贴迸生的多重概念，以及通过这些词缀概念群确立“党”之概念的发展过程。假使未意识到汉字构词原理，迳自研究由双或多音节词组成的概念，那么就可能因为未能顾虑到在中国古代文言系统中“党”字原先存有的负面意义，到了近代即使跟“政”结合后成为“政党”概念时，负面意义仍保留于其中的现象。换言之，汉语世界的概念史研究，必须要关注到每个单音节词的概念意义，方能够掌握各种近代出现的双音节词概念的完整意涵，这个角度正是过去概念史研究者较为忽略之处，亦是本书第二个特点所在。

然而，上述这两个角度的实践是有难度的，因为研究者很难凭一己之力同时考察大量“概念群”与“词缀概念”的长时段发展。在这一组研究中，作者作为概念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仍能身体力行地爬梳和处理大量文献，可以想见其用力之勤、用心之苦。如能借助当下的数字方法，便可收集更为巨量和全面的中国近代文献中所有“夷”或“党”的词缀概念，也可更客观地避免“夷”“政党”等相关概念群研究中“幸存者偏差”问题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笔者从自己粗浅的研究经历出发，对新兴的数字概念史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抱以乐观的态度。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在1996年担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之时，德国就已有人开始建置数据库并开展学术研究，然而当时仅是运用数据库进行历史文献的检索工作，而后由研究者对检索得出的庞大文献进行阅读、整理与考证工作；时过二十馀年后，计算机技术大幅推进，现在研究者们不仅得以运用数据库收集到更多的历史文献，还能使用更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统计方法，全面且客观地计算出围绕特定概念的“概念群”以及围绕特定单音节词的“词缀概念群”，例如笔者就曾计算并穷举包含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围绕“美”这个单音节词的“词缀概念群”，包含着美术、美德、美丽、美观、美名、美善、美学、美谈、美术家、美满、美妙、美感、美好、美术品、美事、美景、美言、美俗、美育、美术学等，并发现“美”的概念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衍生轨迹，指出“美”的概念与“善”“术”“育”结合为“美善”“美术”“美育”等概念，正是中国近代“美”之思想现代转型的重要节点。一旦概念史研究者能利用数字概念史研究法，当可更为客观与整体地验证与增益此书对于诸多特定概念的精彩研究。

这部著作试图通过概念史理论方法回答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问题，特别强调关注重要的特定概念，并通过多个研究案例，揭示一条从文字、词汇、话语中深挖历史思想与社会发展的路径。作者匠心独运，依序从涉外指称概念的变化讨论中揭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心态与思想变化；而后又讨论及文明与文化概念，揭示当时中国以及外在他国如何运用文明与文化概念去自我认同与殖民他人的过程；其后则关注民族概念、政党概念、自主之理概念、经济概念、智识者概念等，循序渐进并由外而内地描绘勾勒出近代中国思想的核心发展结构。作者基于过去在形象史、翻译史、概念史的理论训练与积累，以及多元纷繁的近代史料文献，对过去前人所提出的诸多结论进行了四处精采地商榷：其一，对于刘禾关于《天津条约》迫使汉字“夷”用英文的barbarian表义是排除“夷”字原有含意的驱逐行为、是翻译造成的事实这一主张，作者敏锐地从文化翻译角度发现值得商榷之处：“无限夸大‘虚拟对等’和‘不可译性’，很符合后现代思潮及其论说逻辑，但肯定不符合事实，并必然导致文化翻译中的虚无主义”（页5）；其二，对于石川祯浩仅从梁启超著述出发，考察“文明”与“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后提出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的影响的主张，作者指出：“以‘文明’‘文化’作为civilization和culture的译词，来自日本的影响肯定无法忽视。然而，近现代文明概念最早‘从何舶来’等问题，恐怕比想象的要复杂一些，或者复杂的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来自‘东洋’，最早却来自‘西洋’。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本土的因素对西方文明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此常能见到中西日的文化互动……其实，早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中，已经出现直接用‘文明’移译‘civilization’的地方”（页66）；其三，对于前人主张中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文章多译自日本的说法，作者亦提出商榷：“《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以及《东西洋考》告诉我们，此论不能成立；二者所言，厥为真正的‘民族’”（页115）；其四，就费约翰提出“中国不知有国说”的主张，作者指出那是由于“西方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出发，以朝代编史及中华民国之前没有国名来论证20世纪前中国没有nation之观点的大概思路，或曰西方政治学诠释民族主义的衍生品。”（页161）；以上这些商榷皆是基于对近代中国诸多重要特定概念深刻辩证后的研究结果，对未来的中国近代思想研究者必将有所裨益。方先生立基于“探讨语言概念嬗变的大势……阐释传统价值观和与之相关精神状态的动摇，以及对概念体系之社会心理状态的观察”（页41）的概念史方法，从新方法与新视角出发，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视野，值得诸位有兴趣的师友们进一步去阅读、探索与思考，亦将对中国思想研究有重要贡献。

原文刊发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11期，第105-109页。

《概念的历史分量》读后感(四)：序言：方维规

最近几年，总有朋友在不同场合问起我的概念史研究近况。我说自己还在不断打磨和拓展过去的研究。如今，经过三年的时间，这项工作基本完成。面对眼前这部即将付梓的书稿，抚今追昔，感怀良多。如此表达此刻的心情，绝无渲染夸饰之意。屈指算来，从我最初从事概念史研究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多了。回顾这段学术生涯，当然不止是自我感怀，同时也关联着概念史进入中国的历程。

不妨先从一个插曲说起。多年以来，不少学者和学生第一次听说我在文学系任职，不免有些惊讶。的确，2006年回国前，我先后在德国多所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教书；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后来才明白，他们很早就读过我的概念史论文，按照学术分科的惯例，便以为我必定是在历史系任教。然而回想起来，当初从文学研究转到概念史研究，既是个人精神探求的方向使然，也与特定时间的学术机缘有关。

想当初，我于1987年从东德洪堡大学转赴西德留学，追随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狄泽林克学习比较文学。在我主修的三门课中，有一门是“语文学”。许多人知道，语文学侧重从文献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学问题，乃西方学术传统之根基。通过这门课程，我了解了欧洲语言与历史文献的基本脉络和方法论，增强了理解语汇概念的学术敏感性。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门课程会奠定自己后来选择概念史的知识感觉。

1992年，我以探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特里尔大学开始教授论文的写作，沿着形象学的方向，转向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形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觉到，无论是他者形象还是自我形象研究，最终都会触及认知形构背后的观念因素。换言之，概念是思想的出口、情感的内核。如果不对制约形象认知的概念形式进行深入探究，那么，这种从文学出发的研究便可能遭遇深层的困惑。然而，当时这些思考只是尚未明确的学术感觉。不久，在我初步完成教授论文后，出现了转向概念史研究的契机。

1996年，我受聘担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一个颇具规模的跨区域研究项目：“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这是我从事概念史研究的起点。这个项目提供了许多与欧美和中国的一流学者交流的机会，对此后的学界进展影响深远。电脑在彼时中国尚未普及，而在德国，已经开始运用数据库开展学术研究。项目组占有不少国内学者当时不易获得的历史文献，并将之转化为数据库资源。通过阅读、整理和考证这些近代文献，我对概念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此前形象学研究中遭遇的困惑，也因此获得了方法与视野更新的可能。也是在哥廷根期间，我有幸旁听了马普历史研究所召开的“哥廷根史学对话”国际研讨会，尤其是概念史头号人物科塞雷克的演讲，很是让人兴奋。

在这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我撰写了第一篇概念史论文，阐释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概念的嬗变。这篇论文的写作，并非仅仅是对“文明”“文化”概念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是有效运用了德国概念史研究提供的方法论视野。对于这种学术方法，当时国内学术界鲜有了解，更不用说运用于近代史领域。这项研究在中国发表以后，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对我来说，通过这一借鉴德国概念史进行实证研究的较早尝试，不仅意识到概念史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发现这种方法对于拓展近代史研究视野的意义。

在我的观察中，除了少数通史著作之外，很多近代史论述往往集中在某一相对狭窄的时段。有了概念史眼光，便可以更好地在长时段里看到一个社会变化的总体特征。而由此理解概念的历史内涵，不可避免会遇到翻译问题。很多学者都清楚，这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核心问题。但对此的理解，一方面必须对相关概念在西方传统中的演进过程有清晰明确的历史把握，另一方面需要将之回置到近代中国的长时段语境中，理解其容受与更迭的嬗变过程。显然，要做到这两个方面并非易事。而我当时之所以决定置身概念史研究，是考虑到自身的学术准备中，多少有一些语言理解的优势，又在如何精准把握史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只要假以时日，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拓展对近代史学界有所启示的学术领域。

完成“文明”“文化”问题研究之后，我逐渐发现，对于近代思想问题的理解，必须将之置于一个概念群或意义群中展开。换言之，近代国人对于很多新生观念的理解，依赖于不同概念或意义构成的结构性关系。比如：对于“民主”的理解，就必须将之置于“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语汇形成的概念集群。而对于“经济”的考究，则需要深究其背后“政治”与“经济”两种意义的历史构造关系。至于对“民族”的把握，则必须勾稽“nation”一词多译所形成的复杂意义网络。这些思考构成了我此后几年研究的基本线索。而两篇概念史文章先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鞭策。

2006年回国后，我开始直接参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讨论。一些关注概念史研究的学者不时跟我联系，想了解理论方法层面的问题。我慢慢意识到，概念史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不少人苦于找不到方法门径。为此，我暂时放下对近代思想中关键概念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连续写了四篇理论文章，介绍德国概念史的方法：《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鞍形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概念史研究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另外还在一些书评中说及理论。这些理论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不少人或许借助这些文章了解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出于教学研究以及个人学术兴趣，我同时介入文学社会学和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从概念考辨和脉络梳理出发，写了一些论文，旨在正本清源。这些零散文章或许也能折射出，概念史始终是我最钟情的领域。完成上述理论文章之后，我开始考虑以更为整体的方式理解近代思想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通过概念史视野进入这些历史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那些影响西方的重大概念，是否也在近代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形塑和人心再造的力量？因此，必须以结构性的眼光来理解近代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并以此来审视这些概念在其中的意义位置。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的更新和深化，我重新整理并拓展原有的关键概念研究，将之回置到历史演进的结构性位置，进而探究有待进一步考辨的其他相关概念。比如：“夷”“洋”“西”“外”作为近代涉外语汇的因应与变化关系，“政党”在近代的翻译和理解问题，等等。从这样的思考视野出发，经过这些年的反复推敲和深入开掘，最终形成了这部概念史论著的结构框架。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中，近代思想变革的前提是晚清士大夫理解西方眼光的变化。“夷”“洋”“西”“外”，这些语汇早已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而对每个语汇背后对应的时代契机、观念脉络及其相互关系，很少有人开展深入的历史查考。实际上，没有“夷”“洋”“西”“外”之递嬗，即“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许多产生于近代、与外部世界和事务有关的新概念是不可想象的。一旦脱开这种概念考辨工作，我们认识近代历史的眼光很可能会变成空洞而混乱的观念杂合。因此，本书第一章首先探究这些涉外语汇在19世纪时空变迁中的演进脉络（初稿为1997年在哥廷根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英语文章）。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近代有识之士审视西方的方式发生了思想突变，也就是首先涉及“文明”观念的文化价值大转换，认识中国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位置。第二章便集中考证“文明”“文化”概念嬗变背后之自我理解范式的革命性转变。深究起来，这种精神坐标的改变和价值的转换，最终落实为对中国作为“国”之身份的再定位，也就是透过“民族”亦即“国族”（nation）这一概念范畴，重新审视个人、群体与国家的内在关系。显然，“民族”并非孤立的概念表征，它包含一个核心概念群，诸如“族类”“人种”“国民”等。对这些概念之发展和变化的深入探讨，构成第三章写作的主要内容。

从上述以“民族”为中心的认识变革，近代知识人面对国家的道德责任感，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组织依托形式。而西方“政党”概念的传入，使得他们得以将松散的个体行动转为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实践，并由此缔造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根基。第四章内容围绕西方“政党”概念的译介与汉语现代政党概念的起源、发展阶段及其确立，梳理政党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发挥的决定性形塑力量。晚清人物对政党概念的探索，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不过，“政党”概念的传入并非孤立的思想事件，与之高度相关的“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西方概念在中国的译介与阐释，在近现代中国新的政治场域中引发不同的观念迭变和思想纷争，最终导致民主观念的飞跃。换言之，如何确立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成为知识人的紧要关切。第五章主要梳理“民主”等概念在中国的译释、嬗变及其运用，以及体现知识人之关切的不同意义表达形式所呈现的政治面向及其结构变化。当然，政治形式并非近代中国唯一的迫切诉求；积贫积弱的现实，同样要求“经济”眼光的重构。而这种重构的契机，与时人对西方现代 economy（economics）的许多汉语译名难解难分。论说现代“经济”概念时的大量选词，或明或暗地切合于西语 economics。而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正是通过各种意义纷争，“经济”获得了新的政治视野和价值取向。查考 economy（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以及对不同译词来龙去脉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到西学东渐的一个精彩场景，另一方面则从概念史的特定视角展示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一个侧影。这些考辨即为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若说近代思想中的关键概念的因革与迭变，与19世纪中后期士大夫与传教士的努力和传播关系密切，那么，随着新的观念进入20世纪的思想场域，深化接受与传播的历史使命，逐渐凝聚在试图为中国未来担负责任的知识群体身上。这便是起始于20世纪初期，并于1920年代扮演关键角色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要理解这种身份的历史型构过程，就必须追溯“intellectual”这个西方概念在中国的命运，即“知识分子”这个颇富中国特色、自成一体的概念之起源、发展、运用及其思想意味。正是这一群体，成功改变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面貌。这便是最后一章处理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所在。

过渡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各种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阐释模式和表达形式之加速的、充满危机的急变。伴随着传统经验模式的转型，需要新的表达形式来阐发剧变，以确切地呈现经验变化。对经验阐释来说，语言表述无疑具有根本意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独特而漫长的过渡时期，由传统过渡到现代。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概念史，自然也是现代化之经验史。语言因此而在诠释这个时期加速的经验变迁时获得新的分量，传统概念因为新的含义关联而被融入全新的经验空间。此时，词语史只是一种进入途径，我们则要透过词语发现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蕴含，以及词语所表达的相关经验和思想。

就德国亦即欧洲的概念史而言，科塞雷克在1996年的一次对谈中指出，作为方法的概念史当为解读现代化做出贡献。他一直试图以四个范畴来界定历史过渡时期的概念史，即语言的民主化、政治化、可意识形态化和概念内涵的时代化，并在具体研究中测验这四个向度。概念史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如果以为概念史除了挖掘史料而别无他求，那会很荒唐。科塞雷克晚期理论探讨中的概念史观点简要而鲜明，如他在《概念史：政治社会用语的语义和语用研究》（2006）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与所有史论一样，概念史也需要假设，没有假设便无论点可言。纯粹的史料堆积绝非概念史，关键是把握概念网络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概念的内在语义结构。惟其如此，才能彰显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构能量，否则无法真正理解文本和语境。

的确，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而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除了透过语境来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这就是本书取名《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本书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即“大概念”的探究，很大程度上也出于这一思考。概念史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挖掘那些弃之则无法经验的概念，或曰不可替代的基本概念（科塞雷克语）。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前文已经稍有提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西学东渐亦即知识传输中的翻译问题。还是在1996年的那次对谈中，科塞雷克论及翻译和概念史的关系：在他看来，德语概念史很可能从翻译的必要性中获得极大推动。作为科学母语的拉丁语退出之后，诸多西方语言自然而然的将拉丁语融入各自的民族语言。这在意大利发生于但丁时代，同样也很顺利的发生在法国和英国。而在德意志土地上，人们总体上不得不另造新词，或通过借词来对应拉丁语词汇，用以丰富自己的语言。要在德语中理解陌生的拉丁语汇，需要极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翻译和对拉丁外来语的容受，自然要比直接采纳拉丁语难得多。再看斯拉夫语，它对拉丁语的翻译则更为困难。科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欧洲语言的发展：经过艰难跋涉，从宗教改革时期的语言到19世纪各种革命时期的语言，确实克服了无数崇山峻岭，语言库存完全变了样。

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词汇和概念，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或在这个时期推陈出新。“西学”的译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学术用语。歌德曾说，一种语言的威力不在于拒绝外来语言，而是化为己有。上文说到历史上欧洲语言之间的化为己有，常常是费难之事；汉语和西语这两类迥异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从西方到东方，岂止是崇山峻岭，那是千山万水，走过艰辛的翻译路程。那些知难而上者不仅需要感受力和理解力，还需要创造力，翻译过程无疑也是创造过程。哪怕如严复对待译事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也未必译有所成；易言之，这里往往不只关乎译事本身，甚至连接几代人对某个概念的认识和发展过程。本书所探讨的绝大部分概念，均为“翻译”概念。即便是不属于翻译范畴的“夷”“洋”“西”“外”之新旧递嬗，亦同许多西方（新）概念的中文翻译密切相关。翻译不只是言语形式间的相互转换或曰符号转换，而是理解和阐释；尤其是文化、社会、政治概念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思想之传导，即对外语概念及其思想的领会及其在汉语中的传会。这也都是本书着重讨论的问题。

中国人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我想，这本书作为二十年研究的心得，若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深化与视野拓展有所助益，也就达致初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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