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无城》读后感精选

《大都无城》是一本由许宏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5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都无城》读后感(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都城无垣，体现的既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秩序和时代的特征。这个时段虽然不长，期间还经历了牧野倒戈和骊山烽火两大王朝的倾覆事件，可是那时的人们对这样的规制依然笃信不疑、毫不动摇，直到两周之交后的若干年里，这样的规制仍有孑遗。其中原因，引人深思。此书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叙述繁而不乱，而且图片丰富，有兴趣者颇可一观。

《大都无城》读后感(二)：大都无城，大都为何无城？

大都无城，许宏很好地概括了先秦都城的面貌，即只有用城墙、壕沟等永久性防御设施围起的高规格建筑，并无后世发展起来的宫城、内城、外城圈套圈，包含宫殿、府邸、居民区、市集的城市。

不过，许宏先生解释其原因时沿用了自古以来儒家的正统阐释，所谓天子志在四方的博大胸襟和教化方便，未免迂腐。说穿了，上古华夏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既然是游牧出身，人家住的是帐幕（蒙古包），首领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都（窝耳朵，ordos），永久性高大坚固的建筑只是他们祭祀祖先的坛庙和先王陵墓。那里除了少量守陵人居址外，别无更多居民。简言之，只有以游牧民族的视角才能完美地诠释“大都无城”的真实内涵。

《大都无城》读后感(三)：天子守在四夷，国焉用城。

最早是在读关于殷墟考古的书时，得知“大邑商”竟然没城墙——准确地说是迄今为止未发现城墙。原以为是殷商特例，读了此书，才知道原来可能是三代之通例。用“天子守在四夷……国焉用城”的政治理念来解释这一现象，很有见地，也对一些现实问题很有启发。不过从书中提供的材料看，这一观点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是二里岗文化的都城其实是有城墙的，书中似乎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外，关于城墙有无与军事活动的关系，感觉还可以再深入挖掘和探讨。

此书提出的观点，或许可以用来解决我读《春秋》时遇到的一个小小困惑，即《春秋》何以书“城”。因为在我最初的概念里，邑必有城，为什么会出现“城*”的记载，“城”指的是筑城还是修城？春秋三传的解释，似乎是放在筑城带来的人力财力耗费上，书之以刺靡费。而如果“大都无城”，甚至大部分邑皆无城，那么给已有的邑筑城就是一种在政治上值得记载的大事，因为它是“礼崩乐坏”的一部分，是原有政治秩序瓦解，内乱迭起的表现。从“大都无城”到“邑皆无城”，只是一个非专业读者的联想，也许完全得不到实证材料支持，在此仅供各位参考。

《大都无城》读后感(四)：城墙与城邑发展

不管是学界还是公众，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大型城市的特色是“无邑不城”，意思是“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中科院的考古学家许宏先生，对此表示异议：从二里头国家（夏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的两千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这就是“大都无城”里要论述的观点。

借助于考古资料，作者抽取了一些都城遗址：西汉长安,秦都咸阳，东汉洛阳，战国各都城，殷墟都邑，二里岗，二里头等，通过分析这段时期内城市的规模和现场遗迹，来论述城、郭的发展变化。从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是否夏王朝都城，作者在其另外一本书《何以中国》中有论述），到曹魏邺城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都邑不设防”“有宫城无外郭”成为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现象。之后中国都城的形态，逐渐演变成“南北向长距离”“城郭里坊齐备”，国家权力越集中，在都城规划上，越讲究规整，“内城外郭”，轴线对称。

勘探结果表明，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里”，城邑受“大都无城”的影响，但战国时期的200年间，都城却以“城郭并立”的形式存在，因为身处战争乱世，城墙的防御性功能远大于礼仪性。纵观这两千年历史，王权稳固集中时期，防御重点在边疆，边患大于内乱；各自为政权力分散时期，防御的重心就转移到了都城，城墙的防御性得到加强。

可以对比同时期古罗马城市的情况。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陷罗马城，烧杀抢掠后，罗马人修建了塞维安墙（Servian Wall）。之后几百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大，虽然城区面积已扩大数倍，却一直没有修筑新城墙。直到公元270年，受北方蛮族威胁，皇帝奥勒良才修建了新的城墙（Aurelian Wall）。在罗马扩张和鼎盛时期，帝国防御的重心一直在辽阔的边疆，除了保卫罗马都城的一个军团外，其余所有军团都分布在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

所以，都城城墙的变化，也从侧面反应了一个地区、国家的实力，威震四方时可以开门纳客，内乱不断期就得高筑墙广积粮。

阅读中，其他几个点也挺有意思：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朝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西汉以前沿袭宗法制度，以东向为尊，东汉后推崇皇权，以北为尊；明朝修建北京城时，把元朝时期的城市（时称元大都）重心南移，北城墙往南移了5里，现海淀区“元大都遗址公园”，就是当时北面土城墙的位置。

《大都无城》读后感(五)：探寻和谐城市之源

长久以来，世人眼中中国古代都城大多具备高耸入云的城墙，如果没有“城墙”的城市，根本无法称之为都城，但考古学家许宏书写《大都无城：中国古都动态解读》一书指出，中国古代都城在兴起至汉代之前的一千年间都城均不设防。这一全新观点看似颠覆传统，实乃紧密结合考古材料与传统文献，大胆假设且小心求证之佳作。

聚落发展形成城市，许宏在《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实》一节中指明广义的“城”为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区隔性防御设施以及拥有此类设施的聚落。这种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直线形成的防御系统。而“郭”一般指都城外围加筑的城墙。从考古学的聚落形态而言，“郭”是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体系。相对于外郭，“城”是被圈围起的聚落的一部分空间。

书中指明，以考古学发现的历史先后推演，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以来，夏商西周时期都邑的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的雏形，但罕见城垣。当时的都邑遗址大都由宫庙基址群及周围的广大郭区（含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组成。早期城市中有松散的郭区，而无外郭城城垣迹象，其都城空间的主流为“宫城+郭区”的形式，即“大都无城”。

作者发现自二里头至曹魏建都邺城，形成中国古代第一个中轴线城址之间的一千年间，只有两个历史阶段中的都城筑造为“城郭布局”之兴盛期，其一为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从今考古学资料可知商代早期多次迁都，可推论当时军事局面紧张，亦或是黄河多次改道自然灾害频发。其二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吞并战争连年不断，此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故而此时都城的建造更追求实用型的防御性城郭，由此可知城郭式都城的形成取决于其军事因素。

另据传世文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可知至少在商周以来至春秋时期的传统政治家眼中，如果天子、诸侯能够以德服人，使得百姓没有内忧外患，心悦诚服，那么根本不需要用城墙防守，即中国传统“以和为贵”的精神内核。

由此观之，无论是上古三代，还是今日中国，均以大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大都无城”方为和谐城市发展之基。

（本文荣获第二届届“芬芳四季 阅读中国”微书评大赛书评组三等奖，该赛事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2月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