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模式》读后感摘抄

《香港模式》是一本由呂大樂著作，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HK$ 98.00，页数：2015-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香港模式》读后感(一)：香港模式

《香港模式》，吕大乐著，中华书局（港），2015年7月初版。如周永新前著类似，问题找得透彻，但解决之道模糊。其实，这也是香港现状，分析问题总是容易，找解决办法困难。但再想想，在当下社会能正视这些问题亦不容易，便属于客观理性了。

《香港模式》读后感(二)：积极不干预，什么积极不干预：读《香港模式》

什么积极不干预？

郭伯伟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是一名有坚定信仰的财政司司长，他的信仰是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他说政府最好不要去统计或收集数据，因为有了数据政府就会不自觉进行干预和调控经济。在他任内（1961-1971），香港走了一条异于当时的宗主国英国、也异于共产中国的发展道路。郭伯伟爵士的继任者夏鼎基爵士基本延续了他的经济政策。在1980年的财政预算案演说中，夏鼎基更提出了一个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说法——“积极不干预”。由此，作为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方针，“积极不干预”被奉为圭臬。

回归以来，三任特区行政长官都曾作出自己的勇敢尝试，企图扭转这种说法。率先上场的是董建华先生，董建华先生的雄心壮志大家有目共睹，上任之初，原本计划每年供应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隔年这个计划就没再提起过；到了曾荫权先生，他在一个经济高峰会上向记者宣称“积极不干预”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区政府发展经济的蓝图，隔了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便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对曾的说法提出猛烈批评；花样作死的最后一位选手是梁振英先生，他表示“积极不干预”政策在今日全球和地区的竞争环境下已经过时，政府需要适度有为去发展经济。不用说，梁特首的言论自然又引来了一阵口诛笔伐。

然而，在观摩了双方几次交手之后，我发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纯属口舌之争。2017年2月16日，香港政府发表新闻公报，欢迎传统基金会连续二十三年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我很高兴我们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再一次受到肯定。政府会致力维持良好的营商环境、自由开放的贸易、低税率及简单税制和法治及司法独立。”事实上，我们看到特区政府仍然认同自由市场的原则；而对于许多市民来说，他们其实也自觉不自觉地享受着政府对市场的“某些干预”，比如免费义务教育、公共房屋和公立医院等等。

然而，那么多年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将“积极不干预”视为不证自明、不可改变的真理？在香港，社会大众到底是怎么理解政府的？又是怎么理解市场的？是否在“放任市场”的另一端就是“政府干预”？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谈论“积极不干预”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积极不干预”作为一种政商关系

《香港模式》一书的作者吕大乐教授认为，过去有关“积极不干预”的讨论，大多数集中于它作为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方法，而轻视了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积极不干预”作为一种政商关系的论述。在吕教授看来，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一层的细致讨论，大众才因此对“积极不干预”产生流于表面甚至过分美化的印象。

过去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政府貌似不会偏帮某种利益或某一集团，而只是营造一个稳定的营商环境，从而鼓励公开的市场竞争。市民便以为“积极不干预”代表着一种双眼可见的公正的政商关系。但当时的港英殖民地政府真的是保持中立吗？真相当然并非这样简单。

港英殖民地政府之所以能如此超然地凌驾于各种利益之上，基于三个前提。第一，当时的殖民官员都是委任制，既不用向选民（因为没有选民）负责也无需向大财团低头，封闭的官僚系统因此享有一定的自主性；第二，殖民政府其实已经事先进行了利益分配，分到肥肉的英资财团自然也就心照不宣不公然向权力求租。并且，当时的行政立法两局和那些咨询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商界。也就是说，“英资财团的利益明显地得到照顾之外，它们还差不多有着一种半制度化的渠道，以保证能够在政治建制内有一定的声音”；第三，殖民年代的英资财团较为单一和集中（由几个大的洋行佔据主导），所以被拉拢的资产阶级彼此之间也较容易取得共识和团结。

明乎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何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在管治上会遭遇一连串的危机。其一，因为回归前后的制度性转变（如立法会引进民选议员），特区政府再也不能像殖民政府那样关起门来作决策和施政了。反过来，政府要面向群众并争取群众的支持，便难免会逐步加强在管理经济事务上的角色。其二，非殖民化的政治过渡使得特区政府要重新与社会建立关系。一如当初的殖民政府，我们看到中方在回归前后也一直希望拉拢资产阶级来稳住后九七的局面，而资产阶级大部分也乐于被统战。但讽刺的是，这一“政治吸纳经济”的故技重施并没有取得当初殖民政府的那种效果，统战“竟无助于加强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和合作”，特区政府和被拉拢的资产阶级因而未能组成“一个有着政治领导能力和作用的管治联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内部在过去十几二十年起了变化，原本较为单一且集中的商业网络因本地华人资本逐渐抬头而变得松散化、分散化和细胞化。这也正是第三个原因——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重叠和相互竞争由此变得较为明显，处于政治过度期的特区政府又“不能避免地重新嵌于社会上既得利益的纷争与冲突之中，并且因为旧有殖民地管治时期的制度性障碍的消失，而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主动争取分配得到更多好处的情况。”

看透了这三个原因，九七后的香港不断出现“官商勾结”的指摘就是意料之中了。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只要稍稍偏离“积极不干预”，社会便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应。

“积极不干预”事关政府如何管理社会经济事务。诚然，特区政府的施政应该公正透明并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否则人人以一己私欲为依归、人人走后门当说客，管治就会变成政治噩梦。但政府不是活在真空当中，尤其是经历非殖民化和政治过渡的特区政府，它不可避免地要嵌入既有的社会关系和秩序当中，并重新去分配利益。大众普遍支持“积极不干预”，不单是因为相信市场与竞争的力量，更是希望政府能保持一个中立的角色。但吕教授一再强调，这种对政府的理解是片面且静态的。那种政府保持中立的“积极不干预”从来都不曾存在，殖民年代如此，后九七的特区政府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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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模式》读后感(三)：在旧的框框里打转

读吕先生的这本香港模式，越读到后来越发现吕先生一直在反复强调几个观点，虽然看似重复，但在我看来更像是从不同角度分析香港的发展问题最终却得到同一个结论，使得章节之间相互印证，全书观点明确。这种反复强调也彷佛作者絮絮叨叨、痛心疾首地将香港发展的瓶颈与顽疾向读者们娓娓道来，更显亲切。

明报在2015年的一篇社论也将本书的几个观点总结如下：

在我看来，吕先生是将过去港英时期香港发展最鲜明的几个特征领出来，然后告诉大家：“同志们，别再被过去的辉煌束缚住了手脚，大清亡了，什么“积极不干预”，什么“行政型政府”，都是过度美化的迷思罢了，9012年了，他们早就老掉渣了！“

迷思一，灵活的中小型企业。过时！香港曾经遍地都是的作坊式工厂，早已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而不复当年的盛况。变化之处，一，大量工厂为了抵抗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搬到内地甚至东南亚去了，形成所谓“前店后厂”的模式；二，香港的产业结构已经经历了“去工业化”，现在的香港更是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都会模式，而且人们的价值观也更崇尚于专业性的职业（医生律师金融）。

迷思二，“积极不干预”。假的！“积极不干预“意指港英政府最小化干预经济的程度，普遍认为这是香港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而事实并非如此，“积极不干预”只是因为，官商之间的关系正好达到了一种平衡：港英政府作为殖民地政府其最高利益即是经济利益，而作为殖民者本身地位超然，天然可以避免被被统治者质疑其认受性（法统）。因此以这两点出发，港英政府分享政治资源给企业之中的龙头老大，如赛马会、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等，即大企业的高层人物往往也是行政立法两会的委员。这样一种框架底下，殖民者与经济精英共同操纵香港政治，换来企业界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龙头老大吃肉，剩下的小企业规矩地在自己的领地喝汤，默许不会越界，大家和气生财。而九七之后时过境迁，政府不再是超然于其他各种利益至上，而必须重新考虑政治的利益分配，企业的权力结构也发生变化，原先的龙头老大英资企业不复存在，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分一杯羹的权利。原先稳定到政府可以美其名曰“积极不干预”的基础条件已不复存在，香港的管理者们如何能再假装看不到呢？

迷思三，“行政管理型政府”。过时！“行政管理型政府”意指原先港英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只从行政的角度上严格执行，而不需要再政治判断上作出价值选择。同上所述，没有了港英殖民政府那超然于各种利益的地位之后，政府不得不正式这个问题，作出很多决策的时候必须对市民负责，因为必须考虑利益分配和价值取向的问题。

迷思四，“咨询式政治“。过时！和上一条一样，香港政治以非政治化的形式运作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首先看看书中对什么是行政吸纳政治的理解。

而咨询式政治正是这样一种手段，将政治判断这样一种可能引发矛盾的问题转化成更“软”的行政执行的问题，来达到殖民政府稳定社会的目的。在回归之后，政府的认受性随时受到市民的关注的情况底下，咨询式政治这样一种主要提供专业意见的制度，显然不能解决设计政治价值判断的核心问题。而代议制引入后，市民代表这样一种身份更适用于该场景，反过来也导致咨询制度的重要性、影响力下降。简而言之，咨询式政治发挥最大政治效能的日子已经过去。

迷思五，「唔好阻人發達」的社會秩序與規範。其实这一章主要是在讨论香港社会的阶级状况。过去在香港那种奋斗就有希望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随着产业机构的升级与单一化，很显然对人才的门槛要求也越来越高，能进金融/医疗/法律的行，当然很有前途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机会已经不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期那样随处可得。

倒数第二章，作者还提到了特区政府在新市镇发展问题上的种种后果，简单来说，新市镇发展在前期在缓解人口压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许多高端的工种已然还在靠近原先市中心的地方，也就于政府将人口疏散到新市镇的计划向违背了。

总结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出来，那两种制度的隔阂竟然正是阻扰两地经济深度整合的一大原因。维持香港的制度，在原先我们以为是保住其继续稳定发展经济的法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种种维持旧日香港发展的逻辑链早已断裂，制度这个空壳子没能给香港带来进一步的发展，反而让香港在内地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错过了一班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