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的电影读后感锦集

《黑泽明的电影》是一本由唐纳德·里奇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372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泽明的电影》读后感(一)：黑泽明的电影

《黑泽明的电影》内容简介：“一个人如果不在了，他的影子还会存在吗？”这是黑泽明电影中的一句话。黑泽明就是那个虽然离世但影子仍然存在的人。一个人离去而他的影子还在，那是因为在“形”与“影”之间，有“神”存在。

在他之前，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富土山、艺妓和樱花。从他开始，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黑泽明、新力和本田。他被称为“电影天皇”，据说最初具有讽刺意义，指他在指挥现场的执著强横和专制独裁。到了后来则成了彻头彻尾的尊称。他的作品引导了整个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电影艺术潮流，是电影界的一座丰碑。他是第一个打破欧美垄断影展的亚洲电影人，被誉为“东方的启示”。

《黑泽明的电影》读后感(二)：一个人不能写比他高的人

这几天偷闲的时候，又拿起唐纳德·里奇的《小津》来看。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两遍，再看依然津津有味，就如看小津的电影。里奇的《小津》以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将小津的电影打乱，按照剧本、摄影和剪辑解读小津的电影，真见功力，我自信写不出这种著作。

以前我想系统研究一下小津的电影，后来把这个想法延后。胡兰成看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后说，一个人不能写比他高的人。小津的电影已经达到禅的境界，我现在还达不到。

看里奇的《小津》，我就又在惦记他写的关于黑泽明的书，琢磨着这一阵子电影书籍出版得越来越多，我已无力一一购买和阅读，里奇关于黑泽明的书也该出来了吧。

晚上去万圣的网站，从最新到货中突然发现里奇的《黑泽明的电影》已经上市，心中不仅暗喜，冥冥中有心有灵犀的感觉。等不及从网上定购，第二天急急忙忙跑到万圣买了一本。

《黑泽明的电影》以前我从国图复印过一本英文版的，嫌读着麻烦，没怎么看。从目录来看，《黑泽明的电影》不如《小津》，因为它是按照顺序，一部一部来解读黑泽明的电影。这活儿我也能干。

拿到书，先翻看自己最感兴趣的篇章，发现里奇还是比较厉害。尽管书是按照一条比较俗气的方式写作的，但时不时作者的真知灼见也跃然纸上。

先看的是《用心棒》（书中翻译为《保镖》）的篇章。相比与《七武士》这样恢弘的诗史电影来说，《用心棒》只能算是小品，但它依然是我最喜欢的黑泽明的电影，也是我对黑泽明刮目相看的开始。我多次看过这部电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看，每次看还是趣味昂然。

按照里奇的说法，《用心棒》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奉行无政府主义哲学的武士形象。三船敏郎塑造的桑田三十郎这个武士，不像传统武士那样遵守呆板的教条，他完全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会为抽象的戒律作战，而是为一个现实的原因而战。他很清楚，在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中，要成为世俗污秽的一部分，同时又对它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而当这个世界已经糟糕透顶的时候，它也就变得非常可笑。他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打败了这个世界，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打败了它。黑泽明展看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被看透了的世界。里奇还是很厉害！

里奇指出，黑泽明探索的一个主题是关于真实和表象。典型的如《罗生门》，这早已成为共识。但是在黑泽明的后期电影中，这个母题实际上不断重现。例如在《影子武士》中，武田信玄和他的影武者，已经周围的人都影武者的态度，呈现出来幻象向真实的认同，幻象如何变成真实，而又最终被识破。

在黑泽明的影片中，恶棍和英雄往往是等同的。日文片名“暗堡中的三恶人”，在中文中被翻译成“战国英豪”，歪打误撞挑明了黑泽明的这种历史观。《影子武士》中，武田的家臣斥骂影武者是个窃贼，影武者就反击道，你武田号称英雄，实际上却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这正如庄子在《庄子·胠箧》中说得那样，“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阅读黑泽明，我不仅遥到小津。日本文化如是“菊与刀”，那么小津是“菊”，黑泽明是“刀”。但是，实际上“菊”与“刀”是不分离的，是一体两面，“菊”也是“刀”，“刀”也是“菊”。所以，黑泽明是“刀”中“菊”，小津是“菊”中“刀”，恰如武士道就是禅道，禅道就是武士道。

对比一下黑泽明的电影和小津的电影也蛮有意思。比如，黑泽明说，电影镜头必须是运动的，而小津的镜头则完全不动，这才叫“文无定法”；小津的电影中从来不下雨，而黑泽明的电影中经常大雨滂沱，例如《罗生门》、《七武士》、《影子武士》，用里奇的话来说，对黑泽明来说，雨代表问题的解决；小津的电影中从来不刮风，如佛家所说，是心动，而不是风动，而黑泽明的电影中，经常是狂风怒吼，将人物的心情形象化。

里奇的这部书不时有些真知灼见，按照书中的提示再来看黑泽明的电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黑泽明的电影》是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相比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小津》，装帧设计不免稍差。翻译是多人完成的，还算通顺。有个需要指摘的地方就是，翻译者混用了“说到”和“说道”，而且次数较多，不改犯这种低级错误。

（转自http://blog.sina.com.cn/hanlianqingblog）

《黑泽明的电影》读后感(三)：关于黑泽明

黑泽明191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他说： “我有三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在七兄妹中排行最小。小的时候我总是爱哭闹，常搅得一家人不得安宁，但我同时又很羞怯。记得二战刚结束时我看了一部稻垣浩的电影《被遗忘的孩子》（一部1945年拍摄的关于智障儿童的影片)片中的许多地方都让我感同身受，这并不是说我智力方面存在问题，而是那时我真的相当柔弱且非常顺从。”

“我家是江户人（在东京的第三代，是真正的东京人），母亲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性，父亲则很严厉，他是富山（一所专门培养军官的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后进入行伍，中途则转业致力于体育教育，成为日本体育教育协会的会员。他工作非常积极，并努力促成了日本第一个游泳池的建造。”

“我小的时候父亲在荏原中学任教，这所学校以培养运动人才而非学习尖子闻名，它注重训练学生强健的体魄，而且训练方法非常简单、严苛。我出生、成长于立会川，那儿离父亲的学校很近，我记得那时常常跑到父亲的学校，躲在护栏后面看他们打棒球。家人不允许我进去玩，因为我的两个哥哥由于过度的体育训练而双双患上了胸膜炎.总之，我小时候不太强壮，真的不具备参赛资格。不过我还记得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名商船船长。’

“小学二年级时我们搬家了，我也因此转到江户川的黑田小学。植草圭之助和我在同一个班，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我是班长，他是副班长。”

植草圭之助，现在已是一位有名的剧作家，他回忆起这段时期时说： “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并不太引入注意，但从第二年开始他就当上班长了。黑泽曾说他小时候是个爱哭的孩子，我倒无此印象。他不是那种只拿高分的天才，当然也不是那种恃强凌弱的孩子王。我记得他对朋友从不挑剔，与班上的坏孩子都能成为好朋友。”

“那时候我们常到江户川一个名叫久世山的河堤去玩。他很擅长剑术，时常带着一把竹剑。他极具人格魅力，言谈举止总是令人信服，因此无须刻意努力就能受人喜爱，也许这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武士家族吧，我记得即使在那么小的年龄，他已开始痛恨一切卑鄙狡诈的手段了。”

“他爱好书法和绘画，两样均很出色。所有我们这些孩子当时都热爱艺术，这得归功于我们的一位老师——立川。”

黑泽明曾说，这位老师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他说： “从二年级起，我们的班主任就是立川老师，他提倡为年轻人提供艺术教育，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他坚持认为最聪明的孩子应该得到最多的学习机会，那时一到星期天，我们五六位同学总会去他家，围坐在一起交谈。正是他让我开始接触美术，通过美术，我也就接触到了电影。”

“我的父亲尽管是一名坚定的军人，但对这件事情，却出于对年青一代的理解而对我非常支持。但我记得进入京华中学后，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军事训练。那位教官是位复员军人，曾任上尉，他总是让12至17岁的男孩扛着步枪做军事操练，自己在一旁大声地喊叫和斥责。我总是设法逃课，从未扛过步枪或刺刀，也从未参加过实弹练习，自然，我这门课总是得零分。”

“大概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1927年左右吧，我决定要做一名画家，于是进入了专授西方绘画的同舟社画塾。那段时间我的绘画技巧非常纯熟，作品曾两次入选大型画展。由于当时全家人的开销都来源于父亲的薪水，所以我决定要靠绘画来养活自己，我为妇女杂志画烹饪工具，或者给那些爱情故事配插图。我的这些决定连我自己都深为震惊，但我也明白靠这种方法来赚钱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家很穷，因此我不可能真正学习绘画，当时哪怕是一管红颜料对我来说都很昂贵，更不用说去国外求学了。所以我想，就算我能以画谋生，我的作品又有谁会去注意呢？”

当时植草圭之助去了另一所中学，但是“我们仍不时见面。毕业后几年，黑泽和我都加入了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家团体。他入美术科，我入文学科。我们加入该组织不是因为热爱马克思理论，而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他们那股抵抗一切事物的强大力量，并且当时在这个团体里人们能学习到艺术与文学的最新动向。我们俩都对后者极感兴趣，尤其是19世纪的俄国文学”。黑泽明回忆说： “我当时非常贪读，我们会连续几小时地讨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非常崇拜他，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他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我想，如果那个缺点是根本性的，你们又如何能弥补得了呢？但我还是写了一些东西寄出去，很快我便被通知去制片厂。当时到场的大约有500人，我们被安排看一则剪报，讲的是一名劳工爱上一个舞女的故事，要求我们就此写一篇评述。我记得自己就这位劳工所在的黑暗厂区，与那位舞女所在的仿佛‘日本剧场’（东京主要的放映电影、演出戏剧和跳脱衣舞的场所）一般奢华的环境之间的强烈对比，写了一些感受。”

“之后我们被带到制片厂的餐厅吃饭，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山本嘉次郎。我记得当时他的脚受了伤，他根本没给我留下多少强烈的印象——后来我再看到他，我甚至认不出他来了。”

山本后来成为黑泽明唯一的指导老师。山本回忆：“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这次考试期间，绝大多数应聘者在笔试时未能过关，只有少部分人得到了口试机会。对黑泽明的回答，我比较欣赏的地方是，他的答案显示出他知道的不仅仅是电影，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尤其是他对艺术了解甚深，不是那种什么都懂一点，但什么都研究不深之人。当问他最欣赏的艺术家时，他提到了池大雅（一位18世纪的风景画家）、铁斋和万铁五郎，而且他阐述的原因令人信服。当时我们需要的是值得公司培养的、有希望的年轻人，黑泽明似乎比较合适，因此我推荐了他。”

黑泽明回忆： “大概有七个人参加了口试，在我们面前坐着一排考官。其中一人不断地询问我的家庭情况，我被激怒了，朝他叫嚷： ‘你是在审问罪犯吗？’说完，我就知道自己已被淘汰了，但我并不沮丧，因为在那儿看到许多女演员涂着浓重的油彩，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然而不久，我接到通知自己被录取了。我问父亲是否应该接受这份工作，父亲说：‘任何事情难道不都是一种经验吗？’这句话让我决定加入P.C.L。”

“我还是不喜欢这份工作，好几次我都厌倦得直想辞职，然而每一次同事们都把我劝说住了。之后我加入山本嘉次郎的剧组，跟着一切都改变了。他是一位真正的老师，正是他让我安下心，将电影当成我毕生追求的事业。”

“他总是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影片的制作，我们所有人都从中获得了拍摄的实际经验。我成为他的助手之一，他与我讨论一切事务，逐渐地，我感受到了他的热情。他以最生动的方法教授我有关拍摄的各个步骤，比如剧作、剪辑以及导演，他总让我们代替他做各种工作，让我们把那些理论知识付诸实践。”

山本回忆：“从他来剧组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当初的推荐是正确的。他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同时又很有威信。我记得我让他写一些剧本，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写过两三个了，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副导演的工作相当忙，但他总是挤出时间准备另一个剧本。他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人。”

“与其说他是一个努力工作并能完成任务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人。他的那些剧本非常出色，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记得当初教他剪辑，没几下他就会了。他是一个天才。”

“他学到的不仅仅是电影行业的这些技巧，如果有时间我们会一起讨论艺术或者女人。当然仅仅讨论是不够的，有时，我、谷口千吉和他会去玉之井（东京墨田区北部），那里是当时最大的妓院区之一。下班后我们会去那里的小酒吧，女孩们便会围上来坐着一块儿聊天。那时常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人们便把防毒面具挂在肩上四处逃散。我们就坐在那儿不动，这让我们战时沉重的精神负担多少得到了一些释放，同时，我们似乎也以此作为我们对战争的一种微弱抵抗。”

黑泽明回忆：“副导演的工作一直相当忙，繁重的工作让我赢得了信誉，能力也增强了。他们也让副导演写剧本。我记得有一位制片曾让我写过一个关于浪花节歌手的剧本，那个本子写得很差，但我还是很快把它写完了，他们为此付给我很多钱。但我一个剧本接一个剧本写下去的真正原因，是我自己想做导演而他们不让我做。不管我交给他 们什么，他们从不说：‘好，这次由你做导演吧。’所以，我总对他们说：“这个剧本 怎么样啊？’”

“在这些早期的剧本中．我特别喜欢《达摩寺里的德国人》，它的主角原型为布鲁诺·陶特。原始剧本不知被谁偷走了，但我对它记得那么清楚，因此毫无困难地又重写了一遍。我记得所有这些剧本都极富画面感，比我现在写的强多了，而且当时我都是满怀着将由我来导演它们的激情去写作的。另一部我喜欢的剧本是《敌中横断三百里》，我当时真的太想把它拍出来了（这部电影最终于1957年由大映公司拍摄，导演是森一生）。我记得我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它完成了，那几天，我一直听着留声机里苏佩的《轻骑兵序曲》，它的节奏相当快，而整部电影也都与哥萨克骑兵有关。那三天，我脑子里一直充满了精彩的画面，根本无法将其放下。”

“我参与拍摄的山本的一部作品名叫《藤十郎之恋》，里边的女主角是入江隆子（在黑泽明后来的《最美》里，她也是主演之一，她还在《椿三十郎》中扮演那位高雅的老妇人）。这是一部讲述一位大阪演员的古装片，里面需要很多群众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挑选群众演员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我发现了一个人，我向他走去，他就是植草圭之助。

这位黑泽明少年时代的朋友回忆： “那时候他一直在制片厂做学徒，我当时正在学习戏剧，很缺钱用，所以想做一段时间的临时演员。我去了东宝摄影棚，在那儿转来转去，这时他来了，他给了我5日元。”

黑泽明说： “我对他说，我身上只有这些钱，你拿着回家吧。他非常感动，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他呆在片场，我们俩人都会觉得尴尬而无法工作。但他没有回家，他在那儿工作，赚了那天的工钱，然后才离开。

以后，黑泽明与植草圭之助合作了一系列影片，第一部是《美好星期天》。植草圭之助说： “这部电影放映后，我们接到一封信，是我们的老师立川写来的。他看到自己的两个学生正在共事，而且初显成就，非常高兴。”黑泽明回忆： “知道他还活着我非常高兴，战时与战后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看到以前由他指点的两个小男孩现在在一

块儿干着成年人的事业，他的高兴甚至超过了我们。我们决定请他出来吃顿饭。”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植草圭之助回忆： “那个时候我们都没钱，所以决定请他来我们在东宝的宿舍。我们吃了寿喜烧（一种日本火锅），那是那些年可以拿来招待客人的唯一像样的东西。我记得老师的牙全坏了，吃不了任何东西。在我们的印象里老师一直是以健康、强壮的姿态坐在我们面前的。他当时真的很兴奋，那之后我们还不时地收到他的信。作为黑泽明第一位重要的启蒙老师，他一定非常骄傲。”

山本说：“我记得黑泽明学习导演的事。我们拍摄电影《马》的时候，他还是我的助导，但他的作用绝不仅此而已，他更像另一个我。在这部关于日本东北农民的半纪实性影片里，他负责第二组的工作。得知他们在乡间的工作一切顺利，我便放心地回东京从事一部音乐喜剧片的拍摄了。”

“如果样片与剧本有任何不符的地方，总是他提出来并加以改正，直到合乎要求。甚至有时我都觉得可以通过了，他还是说：‘不，山本先生，这不行。’事实上他控制的事情比我还多，我记得当时的剧组成员、灯光师、服装师对此是多么惊讶。然而我们都得承认他是对的，黑泽明的建议总是正确的。当这种情形不断重复之后，每个人都注意到他出众的才华，人们都开始谈论他以及他不可估量的辉煌前程。”

黑泽明说：“想起那段日子我就会想起山本导演。我们在东宝的许多人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我们拍摄电影的方法不尽一样，但每个人都在表达一定的想法。如果我的片子也表达出我的一点想法的话，这得归功于山本和他教给我的东西。每次回想过去，我总认为我有今天的成就仅仅因为我非常幸运。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有人——立川先生、丙午哥哥、山本先生在帮助我，指导我，带领我，我相信没有谁像我如此幸运。”

山本曾说：“从一开始黑泽明就倾心致力于区别对与错，他非常关注此事，而且毫不妥协，直至一切如他所愿，对一个导演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我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确应该是一位艺术家，他毫无疑问也可以成为一名画家。而他作为导演也一直保持着这个优点，他早已为《姿三四郎》做好了准备。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黑泽明的电影》[美]唐纳德 里奇著 万传宝译 海南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