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螺旋》读后感100字

《通胀螺旋》是一本由张嘉璈著作，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4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通胀螺旋》精选点评：

●4星。张佳傲（张功全）先生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统计分析。实在难为委员长他老了，不是不用心，实不能也。也侧面看出，美帝盟友在内战时撤凳子，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会有在参议院的质问：谁丢了中国？

●信息量远比题目暗示的大。

●翻译相当不错。考虑作者身份，可能有些内容还是反思和开脱居多。民国阶段眼花缭乱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财政与金融操作，最终在通胀和崩溃的螺旋中越陷越深。行政水平和执行能力的低下把原本就已经混乱的舞步搞的一团糟。更重要的是，那些明显逆势而为的操作回看如同笑话一般。如果说民国在一方面是无量又无能，那在经济方面，可以说是无能叠无能，管又管不住。然后就开始了瞎几把胡管，全书最后的建议很有意思。

●有意思

●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总裁，有麻省理工出版，记录抗战前后民国时期，通胀的各种因素和详细的数据分析。从银行体系，财政赤字，军费支出，进出口贸易，产业情况，税制结构，战争影响，交通运输，汇率，工资等诸多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分析。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经济历史，数据历史瑰宝。

●这本书再次论证了通胀分析不是简单的分项预测，更不是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宏观推测，很多时候通胀有着本身坚实的微观基础，而这种情况下的通胀也是宏观经济学出身的研究者无法解释的。宏观失灵已经不是历史，在未来的全球和中国经济将会越来越频繁。

●比旧版多了些关键的句子，四百页和两百页就是不同

●谈历史的很多，但能在历史里谈的经济不多，在我看来真正可以说的，也就是晚清民国以后。作者身为亲历者，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很精当也很独到。不过我觉得，优点自不必说，但政治和经济向来不分家。民国政府说到底，是个匆匆转型的军阀政府，对现代经济学即无认识，也无人才储备。加之国际环境下，租界横行，经济外交命脉悬于人手，在殖民体系中处于仰人鼻息的位置，就是想改革，也不见得做的到。民国从成立开始，就表现出远比晚清不成熟的财政运作，政治方面更是迅速陷入分裂，军阀横行，不扩张军费，是难以压服局面的，比起经济通胀螺旋，这种政治先天不成熟的内外压力螺旋，也是导致全面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经济层面谈的人太少，但谈政治离不开经济，谈经济也得考虑政局，才是更全面的后人借鉴

●终于明白中学历史书上那段说国统区民众驮着一麻袋钱买东西是怎么来的了。经济这东西，无理行政干预到最后就是一地鸡毛。

●因为给四季书评写推荐语，读了那个摘译本，我的解读：政府内部占压倒力量的是军方和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力量，通胀对他们有利。

《通胀螺旋》读后感(一)：通胀：明目张胆的掠夺

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需要一个identity。曾经以为的民族、地域都在不断的被击退。文化标识的力量在不断的缩减。很多带有政治属性的标识在逐渐建立，国家、国籍。似乎，这些标识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所谓的共识。

但从是全世界范围来看，触目惊心的民族歧视。已经扎根美国几十年，近百年的黑人依然没有赢得应有的尊重。令人不可理解的地域歧视。几个月前一个东北人因为开车鸣笛北京人被堵在警察局门口。

这些都让我们在不断思考，我们是什么？我们属于什么的样的圈子。我们加入某个圈子是为了获取认同感，还是为了更好的被剥夺。

而货币圈就是一个这样具备剥削与认同的圈子。

世界上充斥着各种货币，人民币、美元、日元、法郎。或许我们大部分人并不会思考为什么我们要用某一种货币。甚至我们也不曾思考为什么全世界都不用同一种货币，比如黄金；却在法定货币的舒适圈中悠然自得。

不思考不代表就合理，过得舒适也不代表就应该心安理得。

《通胀旋螺》这本书中阐述的不仅仅是通胀的危害，更让我们看到权力在货币格局中的位置。货币从来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支付工具，财富储备工具。

他更是一种权力用来剥削群众的工具。

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军队的扩张，为了维持权力的扩张，可以肆无忌惮的印刷货币。日伪政府为了更好的巩固自己的殖民势力，帮助将财产转移日本，也可以发行伪法币。

我们的知识习惯教会给我们法币的重要性，但有多少人告诉我们货币哲学本身是超脱经济学之外的。货币从来不是经济学中所言的理性的选择，亦或者自由市场竞争的选择。

这是一种依附关系的哲学。

或许是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后都无法逃脱的选择，因为你用了货币，就意味着你的一切可能瞬间一文不值。

《通胀螺旋》读后感(二)：浅析民国政府国家信用崩溃始末

张嘉璈先生作为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之一，本书为后世了解中国货币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参照书中观点“脑补”简单分析下通胀螺旋的原因。

一、新政权革命不彻底

民国算是历史上少有的“和平”交接的政府，有利有弊。对外，在承接主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平等条约以及各种债务，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限制也无可厚非。对内，为了继续获得各地军阀和广大士绅的支持，无法推行激进的改革政策，这也为政令不通与裁减军队遇阻埋下伏笔。和平年代那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尚可续命，一旦发生战争只能被加速死亡了。

二、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税利债费作为财政收入的四大支柱，而税收可谓重中之重。战争时期，日军占领了纳税大户的东部地区，同时阻断内陆外贸通道，税收收入爆减。由于缺少专业人才以及糟糕的行政运行机制，国家专营的商品中只有盐、糖、矿产、简单日用品的价格由政府决定，国企利润取决于政府盘剥程度。对于衣物等需要深加工的产品，只能管控布匹等原材料出售价，并不能控制终端物价。

巨额的军费开支是导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军阀混战时期，为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如果中央政府不拿不出诱人裁军安置补偿费，老大不想裁，小弟不想走。抗日战争时期，在明确敌我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下，通过维持庞大的正面部队与敌人硬碰硬，资金投入高产出性价比低，可以说是战略决策失误。

三、外汇储备不足

赌上国家信用的“金圆券”因锚定物不足草草收场。一方面“银本位”退出历史舞台，国内白银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加剧国内白银外逃，同时战时购买各项物资进一步导致贵金属流失；另一方面，日军封锁外贸通道，使得依赖低生产水平的外汇收入雪上加霜。

四、丧失社会中坚力量支持

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一直领着低于消费水平的工资，助长了腐败的蔓延，长期的不满亦使其不再拥护国家信用。

《通胀螺旋》读后感(三)：一次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胀分析而非通胀史

读罢减一星。本书重版后换成这个名字比原先的通货膨胀史要好。实际上，本书不能算通胀史。而是对中国通胀过程的一次宏观经济学分析。乍一看，作者是用到了新古典综合的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方法。但实际上读进去就发现这只是一个表象：在通胀原因的分析上，作者还是遵循新古典的思路，从供给侧的实物冲击入手，认为是战争和后方歉收造成的供给不足引起的通胀——这实际上是不顾事实的，实际上通胀在作者说的丰收年1939年就汹涌起来了，从档案里中国银行六次给自己员工上调米粮补贴可知。而全然不顾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膨胀的机构（涨了大概三分之一）和为了购买战争物资推动的通胀政策（这一政策就包括他作为交通部长不可能不清楚的运输中的押汇杠杆交易）。实际上还是吴承明他们说的清楚，由于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导致仓促改法币，法币不足值，即对应的白银储备偏少。这样在战争来临时，白银储备用完了（用于维系汇率买物资）只能靠发钞票和扩张信贷实现战争需要。这就是为什么1939年突然压不住的缘故。

为什么1943年左右又平缓了呢，作者说的挺清楚，是这一时期的紧缩信贷政策和大量的桐油猪鬃等战略物资的以物易物方式出口，桐油涨价了——档案里也有记录——所以实际上出口物资溢价了，这一部分在战后体现为美国偿还中国的一大笔黄金，这构成了国民政府的主要黄金储备。但这一时期的紧缩信贷是有偏的，国家行局不受限制地进行押汇杠杆交易，达到2-5倍的程度（档案里同样有），所以通胀没有被抑制住还是继续加速。作者却在这里把原因归于投机的私人银行家的贪婪，可以说完全避重就轻了。战后，实际上国民政府完全可以根据自身450万两黄金的储备整顿金融和货币政策的，但并没有。另外，裁员缩编也没有到位，这使得需求端始终是恶化的——这一点作者倒是提及了。但作者对金圆的改革的描述就完全避重就轻了。金圆改革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以黄金为基础建立金汇兑制度而是通过金圆劫掠民间的黄金——这同样逃不掉档案的真实记录，不是污蔑。所以恶性通胀没有被抑制住根本不是作者认为的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得力以及投机分子太多，而是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真正治理！

总得来说，本书的供给引起通胀的分析不成立，字里行间实际上可以看到的反而是需求拉动型通胀。如果结合档案史料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另外，作者在用了总供给—总需求框架后放弃货币分析而用上实物分析也意味着他在分析通胀的原因上是无力的——因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这么苛求作者不合适，当时货币主义还没能盛行，但即使是大行其道的新古典综合派也是货币分析的行家。我认为国民政府没能治理得了通胀，相当大的原因也是一群专家都是凯恩斯以前的剑桥学派的拥趸，拿恶性通胀和经济崩溃都毫无办法。那本书的价值在哪里呢？它是一本少有的反映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和货币金融的专著，大约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如前言所说，把它放到大历史的角度，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演变历程。也可以进一步认识二十世纪后半叶这种计划制度确立的细节和历史趋势的延续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仍不失是一部难得的著作。

《通胀螺旋》读后感(四)：政策失灵与通胀压力

一、总体原因

货币的失败导致了政府的成功，国民政府竭力想要获取对经济的主导权，甚至支配权，却戏剧性的在CPC的政治制下实现了。国民政府没有意识到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总供给的必要性，高估了短期内提高供应的能力，同时严重低估了货币供应扩大的通货膨胀效应。政府未能增加供给，应对其开支上升导致的总需求扩张，同时政府又未能将其创造的部分新收入转化为储蓄，也未能通过税收部分抵消通胀压力。政策失灵造成的通胀压力，政府试图通过统制价格抑制通胀，通过进一步信贷扩张增加生产，但价格上涨根本不理会政治压力。选择抛售有限的外汇资产和政府企业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这种短期治理政策不会成功。教训是财政预算和银行体系均由行政支配。中央银行被视为政府的支付代理人，创造货币的能力有可能成为一种诅咒，而非经济的福音。政府预算控制在政治领导人手中，而不是经由合格的权威组织审慎审查，国民政府领导人可随意至操纵财政预算和央行。

通胀压力问题，实质上是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扩大的问题，一国发生通胀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统制成功相关的通货膨胀的大小，统制是否成功本身取决于通胀压力的大小。通胀缺口是指可支配收入或可用于消费的货币超出原价或计划价格基础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战时和战后期间的通货膨胀多是因为政府对国民产出需求的最初增加，超出了生产增加和进口所能满足的水平。政府需求上升，后期通常会伴随投机和居民需求增加的压力，供给的骤然减少是通胀的主要因素。

二、银行信贷方面

庞大且快速增长的政府开支加上税收政策的不完善，造成了可支配货币收入的巨幅增加，这是中国总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第二主要推动因素是对私信贷的扩张。

政府战后的银行政策存在根本性的冲突目标，一方面要将银行发放的贷款总量控制在限制之内，同时要确保重点工业稳定的信贷支持，限制信贷扩张，最终用不利于对生产性用户的信贷供应，再者，也根本无法控制自由市场上的借贷业务。如果既有经济产出中出现了新需求，那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新需求可能源于政府支出增加，也可能来自投资或消费支出。

政府一方面高估了城市部门吸纳新增货币的能力，一方面又低估了农村地区对维持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和贡献，通胀压力不可能自城市顺利转移到农村，并在农村化解，相反，通胀压力在城乡之间平添了新的经济文化壁垒。政府希望以城市经济作为战后政策政权基础，而城市在通胀风暴面前却危若沙堡。与此同时，农村则超越来越向古老自我封闭的物物交换状态回归。

银行按大折扣买入公债，主要将其用于发钞准备，这种做法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资金成本，提高了偿债支出在预算中的比例，另一方面，既未能培养公众认购公债的习惯，也使得那些无发钞权的银行不会购买公债。更可怕的是，政府在将发债作为获得纸币捷径的同时，却罔顾其信誉因在偿债问题上的出尔反尔而日益恶化的事实。

中国银行体系的主要缺点是因钱庄主导的短期信贷市场阻碍了有组织的贴现市场的发展。中国新式银行同外商银行一起为钱庄提供短期贷款，但风险很大，因为钱庄惯例是允许其客户在没有抵押担保的情况下透支。新式银行在1936年建立了一个重贴现市场，鼓励有真实业务背景的票据交易，但没有成功。

人们世代囤金存银和投资土地的习惯是他们对银行信心的缺乏信心的映照，不只是信贷扩张本身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货币流通加速度加快的作用同样功不可没，存款像现钞的转移说明了这一点。国家银行的借款人比商业银行的借款人更倾向于用现款的形式提取贷款，目的是规避政府对其监管。

三、战后调控政策

在战争胜利消除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压制之后，巨额的货币流通量加上人们普遍淡于脱手手中的伪银行券，这导致对商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此时正需要实施紧缩政策，但政府的开支收入和举债政策再度无视其对加剧需求的影响，财政政策带来的过剩支配收入影响并没有被化解或减轻，局势持续恶化，直至中国货币体系崩溃。

战后对中国支持最大的因素是获得了日本在大陆和台湾的企业控制权，以及来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战时后方经济从敌战区把设备和物资转移过来，并安装使用工商业厂房和办公楼，政府雇员宿舍和涌入后后方腹地的难民住所建起来，导致运输和建筑业工人工资上涨，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工人消费水平和人口涌入造成社会零售增加，越来越高的军事民生需求以及通胀压力推动粮食价格上涨引发通货第三阶段。随着政府向经济中注入货币，农民的货币收入增加，体力劳动者和小商贩开始有更为庞大的购买力，在高收入者利用越来越多的资金进行投机时，通货膨胀进入了第四阶段。

回顾政府战后的外汇政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的目的是消除财政政策产生的通胀压力，而不是根据战争破坏的经济需要合理分配和利用资金。政府接连推出的紧急措施只能加剧法币外部价值的压力。随着外汇形式逐渐失控，国际收支赤字势必不断增加，这最终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枯竭。当政府最终以币制改革为借口，以近乎直接没收的兑换汇率强制收缴贵金属和外汇时，其实际上是在道德自杀，因为对比那些早已将资本转移到外国的人，这种做法对爱国守法的公民明显不公平。

通货膨胀直接的后果是进口商获得巨额利润，出口商受损，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出口品的生产，外贸失去了动力，影响了政府外汇储备的重新积累，对外贸易也未能成为应对通胀，将生活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内的武器。外贸不能存在于真空中，必须得到国家整体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

《通胀螺旋》读后感(五)：通胀螺旋——反思国民政府一次失败的币制改革

杨濯/文

(《通胀螺旋》张嘉璈 著 于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0月)

1948年8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与“行政院”会议先后讨论通过币制改革方案，并由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停止发行已急剧贬值的法币，改为发行金圆券。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币制改革来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遏制物价疯狂上涨、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维持日益扩大的军费开支并避免统治区社会经济全面崩溃。但金圆券的发行，却未能阻止反而恶化了通货膨胀。

70多年过去了，我们通常能接触到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将国民政府治下晚期的恶性通胀作为其政治上腐朽、寡助、崩坏的证据进行解读。张嘉璈曾在民国先后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及交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职。1958年，正在美国任教的张嘉璈出版了英文论著《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试图从西方当代经济学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理论、财税理论和货币理论视角出发，对1939年至1949年间“困扰并最终葬送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现象背后的基本经济状况”，进行详尽细致的梳理、回顾与阐述。

张嘉璈以十年间通货膨胀现象为切入点和观察点来理解人们的动因、选择与行为，进而力图解释历史呈现的面向、指向与走向。可以说，国民政府财政税收和货币金融体系转轨及政策变革的受限、失误与溃败，直接导致了经济体系与政治体制的彻底解体。

财政税收束手无策

张嘉璈指出，“如果不解决……那些（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基本问题，通货膨胀现象就很难遏制。”他认为，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隐患要远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隐患。如果价格统制、扩大税收或增纳储蓄等措施无法有效解决通胀缺口，物价的上涨压力就会出现。“一旦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要阻止这一进程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是书名中所说的不断加速、自我实现的“通胀螺旋”。

1937年抗战爆发后，“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随着货币供应的爆炸式增长而疯涨……给物价造成了强大的通胀压力”。国民政府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发行纸币以填补税收下降和支出增加之间的缺口。

在不破坏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为战争成功融资的三大必要条件是合理的支出模式、公平的税收制度和公债式融资上的便利。不幸的是，中国的财政金融结构中不具备这些元素，而后也没有出现。国民政府没能有效控制战争开支并通过削减其他支出来抵消军费的增长，没能在后方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以减少沦陷区造成的税源减少和税收损失，没能重建因战前过度发行而被严重破坏了的政府债券的信誉。而政府开支严重依赖银行借贷、内地省份原始状态的经济无法快速提供产品和服务，更是加剧了这种局势。

在整个抗战期间，公职人员收入越来越落后于生活成本。据估计，1937年至1943年间，尽管公职人员有大米配给作为补偿，但他们的真实收入平均下降了85%。公职人员的普遍不满于1944年公开化，进而要求全面调整薪俸。国民政府拒绝就通胀期间公职人员真实收入的下降做出调整，这表面上降低了行政开支，但在战争后期则严重降低了部门办事效率，消极怠工和腐败伴随着政府工作人员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广为出现。在1945年后，恶性通货膨胀更是将国民政府的这些基本盘支持者推向了对手。

在关税、盐税和统税等政府收入三大根基大幅流失时，国民政府为增加收入而不遗余力：将所得税扩大到企业领域，推行累进所得税、过分利得税和遗产税，提高印花税；统税、关税和盐税从价计征，实施战时消费税；试行盐、糖、烟草和火柴的政府专营；田赋征实和粮食征借也贡献了不少收入。但这些直接税的征收效果很不理想，其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在1942年曾高至27%，但在1943年下降到25.1%，1944年则掉到了19.7%。

有效的央行体系与独立货币政策缺失

中国政府自民初以来常年赤字，这深远地影响和形塑了国民政府货币和银行政策。“政府将国家银行视为财政事务的附属，而不是经营‘支持和规范货币市场’业务的机构”，“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阀、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命派，政府领导人很少放弃这种想法——仅仅通过印钱就可以解决支出大于收入的问题”。

中央银行于1928年成立后，由于政府无力清偿提供的垫款余额1亿元（占两家银行合计流通纸币的 42%以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依然拥有发钞权， “发钞应该集中于一个中央银行当局”的建议并未被采纳。

1935年对中央银行的改革计划提议，17位董事中有 8位、9位监事中有 5位必须在私人股东中产生，“这一旨在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条款，没有获得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可”；相反，中央银行的董事会由政府提名者主导，“要考虑政治上的各种需要，就无法坚持稳健的财务原则”，这直接导致了中央银行长期无法独立有效实施货币管理。

此外，该草案还设想，中国中央银行将像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一样，承担再贴现的功能，以期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货币市场和信贷供应，同时将负责管理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不幸的是，由于“中央银行没有必备的声望来发挥实质性的领导责任”，而且“贴现市场的交易规模很小，中央银行无法通过调整重贴现率来对信贷供应产生大的影响，其甚至无法对公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因此这些建议从未付诸实施。这也直接导致私人投资者为其资金寻找其他投资途径，尤其是“外国证券市场和房地产”。

张嘉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银行业的一些主要缺点——集中于上海、缺少独立的思想和视野——并非缘于其普遍的租界出身，而是因为中国政治不成熟，银行一直需要保护。”

正因如此，张嘉璈形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不像是一棵有干有枝的树，反而像一个树丛，不断地从间隙里长出新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同业态之间及同一业态内部的竞争，使得整合（外资银行、本国银行和钱庄）极其困难”。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等到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中国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银行体系和有效的中央银行系统。

错失治本良机

张嘉璈精辟地提出，财政预算和银行体系均由行政支配是极不合理的，“在这样的结构中，政府预算控制在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而不是经由合格的权威组织仔细审查；而中央银行被视为政府的支付代理人，创造货币的能力可能成为一个诅咒而不是经济的福音”。在张嘉璈看来，当政治领导人不理解所要应对的经济力量的本质而选择忽视这些力量时，就可以随意操控财政预算和中央银行。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注定了国民政府不可能真正杜绝政治力量控制财政金融系统、不可能全面公开财政预算和金融管制措施。

在张嘉璈看来，1938年底至1939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时，1941年底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时以及1945年抗战结束时，国民政府先后拥有三次战略窗口期，具有“强有力和广泛的政治支持”，有机会对国家财政、政府收支和管理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一劳永逸的整饬，“在当时，改革的呼吁是可以团结所有真正的爱国者的”。

张嘉璈认为，国民政府本可以对政府开支进行根本性调整，增加财政收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储蓄和税收来消纳多余的需求，同时提高供给能力。然而，政府因为“害怕失去民众的支持，担心触犯既得利益，不敢坚决直面困难”，拒绝了各种长期性、结构性的变革，而是选择通过抛售有限的外汇资产和政府企业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不幸的是，这种短期治标政策是最不可能成功的”。“政府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长远而言，经济稳定是政治权力的前提条件”，在一次又一次地坐失良机后，终于再也没有机会了。

在用金圆券替代法币的币制改革时，包括张嘉璈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一再敦促政府紧缩开支、整顿财政，指出这是经济总体恢复稳定的第一步，他们还认为政府不应该拿着“为公众认知且广泛接受”的法币的声誉去赌改革成功，而应通过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继续流通旧钞。但币制改革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积极支持，“反对意见被驳回，理由是对于中国复杂的环境而言，他们的观点太过书生气”。

当国民政府不得不承认所有经济措施都失败时，只能再次求助于政治手段，将其政治前途和声望押注在短命的发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上。但当币值稳定的两个主要保障——价格稳定和发钞量受控制都不存在时，“徒劳的币制变革只是凸显了政府的软弱。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大众对货币的最终拒绝，不过是对国民政府即将倒台的经济反应”。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制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是唯一的原因，哪里都如此……从长远的观点看，通货膨胀具有破坏性。……它就像‘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们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但摆脱它却非常困难。”这与张嘉璈在全书最后的谆谆告诫，可谓异曲同工：“通货膨胀是社会的敌人，绝不能忽视其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