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分析纲要》的读后感大全

《自我分析纲要》是一本由[法] 皮埃尔·布迪厄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7-1-15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我分析纲要》读后感(一)：关于自我的一种社会分析

对于哲学中装腔作势的资产阶级品味的反抗和经院观点的深恶痛绝，使他完成了面向社会学和人种学的转向。

对于社会科学中所有正统观念的鄙弃，使其与社会学场域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福楼拜所说的“经历所有生活”的爱好，导致其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世界都感兴趣。

苦难的负罪感，将其引向燥热的阿尔及利亚。

对于田野的接触，塑造其基于社会关系的认知范式。

而这一切不过是试图将两种完全不同的习性谨慎地统一起来的策略。是一名普通人家的孩子在误入了另一个世界之后，所走过的一条格格不入的路径。

《自我分析纲要》读后感(二)：不推荐

Bourdieu从头到尾批判了那些处于大学里高傲的学者，不肯低头的姿态，但我从他的文字里也没看出谦卑感，这难道就是他说的“场”不可更改性（作为一个学教育学的，我对“场”持有太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人是向上的动物，而不是‘原地打转’的动物~）

不过，还是得说，有几处自己是十分喜欢的：P30 讲到乔治.康吉扬（Ceorges Canguilhem）时，他想要采访他，反问质疑说‘你急于知道什么？’ 这是多么精妙的回答。（想到现在学术人，想要窃取别人的成果，开展的各种访谈；而被访谈的人也自然地享受那种被尊崇的感觉，觉得十分可笑）；

P85页到112页，作者在剖析家庭与自己对学校体制（尤其是住宿生与寄宿生区别差异时）也是有趣的。

在第一章里讲到人种志与社会学的区别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在他看来人种志总是在构建着关于“遥远世界”的美好（Levi-Strauss），从而让自己走向一个乌托邦，而社会学恰恰想反，他是敢于直面残酷与现实的。

有一点是我没想到的，作为哲学学习的他，选择了人种学，后又要走进最低的现实世界的社会学，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总的说来，如果对法国当时的“学术生态”不了解的话，是不知道Bourdieu之所云的（由此看来我是不懂法国哲学、社会学、人种学与政治的生态圈的），也没必要看的。这本书对我唯一的用处恐怕就是在于：认识了不少名人，其他无益。

至于翻译，我不想多说，这是现代翻译的通病。用南怀瑾的话就是“看了上句就忘了下句”，不知道期间的逻辑，也无法随着他的思想而走。但这大部或许是源于作者本身的表述，翻译也有无辜之处【毕竟在现代做翻译是件极需勇气的事，为此也得感谢！】。

《自我分析纲要》读后感(三)：短评

读完首先觉得，布尔迪厄的任务是批判每一个场域以否定性符号机制建立起来的现状，即挑战场域中占据统治位置的参与者，因此当他自己在每一场域中总是以“弱势”的“异端”、“挑战者”的形象出现，于是场域中原先占据统治位置的参与者们都在和他的形象的对比里呈现出保守、独裁的形象——因此布尔迪厄建立在对他们的攻击便具有了合法性。但实际上布尔迪厄的理论本身无法处理合法性来源，他只能解释作为符号资本的合法性如何分配和转移的，于是这样看来由于缺乏合法性来源的论述，布尔迪厄本身对每一个场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批判便显得不是那么地“合法”，甚至最后变成“众人皆醉我和我的团队独醒”性的描述。实际上，布尔迪厄本质上使用还原论的思维导致他近乎无视了其学术对手的学术成果的内在合理性，且将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还原成场域中的政治参与者：对手的所有的学术活动、成果不过是基于其统治地位而进行的符号暴力活动、资本交换的手段和成果，而唯独他自己的研究具有先进性并且在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学术场域本身的非功利性被其完全否认，于是布尔迪厄又面临自身学术合法性来源的问题。因此布尔迪厄需要一种对于知识分子规范性的论述，这样的规范性本身具有超历史的特性，但这样的规范性本身在他强调历史化的理论内部必然出现紧张。

不恰当地说，布尔迪厄的自卑感和报复心理甚至多过了其幼年期与父亲共享的“愧疚感”，他的研究是否因为太把自己的处境结构化了导致自己不得不去反对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哲学呢？而他的最终在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生发出了对世界的爱，这样的爱让他去帮扶弱者、为弱者说话——但他的理论却又不允许他在根本上与弱者达成本质的同盟，他也无法把一种对世界的爱融入他对于场域的历史化分析中，他只能将知识分子的规范性来源安排到历史化的超历史理性形式里——一种紧张而别扭的理性形式——，而那些论述真正支撑他去进行批判研究的原初动力的学者们，却被他看成保守的僵尸、无趣的老头和高贵的独裁者。

《自我分析纲要》读后感(四)：研究与研究者的同一

布尔迪厄完全吸引了我，我深刻地产生一种共情，先不论场域和文化资本的状况，我自认为我与他习性相似，也可能我是一个自大而无能的自恋狂。

他最后说“没什么比这一点更让我高兴了，即我成功使得我的某些男女读者对我的经验、困难、疑问、苦痛等感同身受，并从这种与赞同的投射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认同中，得到比他们所经历和所做的稍稍好一点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布尔迪厄和辜鸿铭相似，当别人都梳辫子的时候，辜会毫不犹豫剪断它。

我在大学的思想转变毫无疑问是对高中和所谓“好学生主义”完全的抛弃，“场的作用通过与全部或部分介入到场之中的人的冲突实现”，但大学场的整体作用力和高中并无二致，只不过产生一种更精致和复杂的“好学生主义”与认同仪式，但从老师到学生都在顶礼膜拜这种仪式，因为服从是很容易的，放弃它的代价太大（代价大到需要布尔迪厄采取一种分裂的态度和一种苦行主义）。只要膜拜仪式并坚信神话，仪式就会自动默许研究者和研究的分离，但我无法忍受一个哲学从业者不按自己的哲学信条去生活，也无法忍受学生和所学的分离，所以我接受了古典，古典的环瑾握瑜的教化，因为古典学更适合人的心性，而不是在论文项目职称等仪式里面心照不宣或者投机取巧，因为从大学学生时代起，好学生“驯顺，乃至殷勤与服从”。

从高中起，我就养成逃课的习惯，这是我对“好学生主义”在行动上的拒绝，我的态度也影响到我的工作，这使得任何所谓评选都显得苍白无力，自说自话。我厌恶公众号本味主义，但在政治场与政治场的规则无限扩张的情况下，学术场如何幸免于难？但难能可贵的是，我从一些前辈眼里看到了斗争的目光，他们还在为真理奋斗着，而不是参与一场集体学术仪式和狂欢，变成一个平庸之辈。

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便学会了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