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典读后感有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一本由李刚 / 王方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3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后感(一)：岂敢歌舞忘前仇

看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恰逢今年高考第一天。回忆起我的高中，弃文从理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历史，那些让我极度痛苦的、怎么也背不下来的年代人物事件。理科道路上渐行渐远，与历史再无交集，不禁生出历史无用论，现在想来只觉好笑，就好像文科生认为数学只用学会四则运算就够了，全是被应试禁锢出的狭隘。

如果当年能读到这样史诗电影似的读物，即便仍然弃文从理，我应该也不会将历史这个词关在箱笼里尘封多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青年历史学者、新锐历史观察家李刚和青年学者、新晋通俗历史作家王方合著，讲解中日千年内五次重要战役的大众读物，文风流畅，读起来轻松畅快，丝毫不觉晦涩；文字严谨，客观分析中日博弈的历史进程，追根溯源、抽丝剥茧，让对历史了解约等于无的人也能快速摸清战事相关的政治、人文、经济、军事等背景，明了战争的来龙去脉；剖析历史意指未来，这是作者从书名到序言，从描述到评判，贯穿整本书籍的理念。“以铜为鉴，可正衣冠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百年千年都逃不脱历史的车轮流转，我们探寻那些发生过的事，正是为了帮助自己更好的掌控未来。

“鏖战白江”、“元军东征”、“万历援朝”、“甲午海战”、“抗日始末”五次战争总时间不逾百年，两个相邻的国家在这五次战争中都遭遇过挫折，也都迎来过兴盛的契机，惨烈的战争带来的是数不清的国仇家恨，直到现在，中日之间依旧磕磕绊绊，无法放下千年来的恩怨。信息和交通闭塞的年代，战争伴随着人的各种利益和欲望频频出现，全球一体化加剧的今天，人们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思考来看待过往的历史，用更客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祖辈，以更理智的眼光看待给我们带来过创伤的对方。

作者在开篇就深入的分析了日本这一固执倔强的民族，他们的特性以及生长历程，他们的野心和壮志；也提及了夹在中日之间既透明又不透明的朝鲜半岛。在娓娓道来的战争解说中，我们认识了抗日第一人刘仁轨，见识到他的机敏善战和远见卓识；我们也看到如今的美食游乐之城大阪是在何情景之下被丰臣秀吉创建；我们仿佛见证了日本打败他千百年来老师的那种扭曲的快意，也似乎重温了中华民族隐忍的悲壮。

不愿意看博物馆、纪念馆里一幕幕真实到绝望的往事纪录，也不愿意看裤裆藏雷手撕鬼子的抗日闹剧，歌舞升平的年代，不曾历经过苦难的我们本能趋向温暖的光，然而黑夜从不曾因为我们闭上双眼就会消失。我们能够通过计算黑夜的时长推断黎明的到来，就更该明白——只有回首历史，方能面对现实，坚定未来该走的道路。

文｜团团花哚 2016.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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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后感(二)：龙的包容，蛇的腹黑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电视台的抗日神剧花样百出，推陈出新地让人应接不暇，虽然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怎么看电视，但当家人天天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抗日剧，在不停的轮番暗示下，潜意识里会对哪怕不识字的国人也会轻易的灌输那段惨痛的历史，虽然结局大多数都一样，都是以胜利为结尾，这也许也是一种补偿心里的体现吧。尤其爱看军事书的小男孩，时不时的看到这样的镜头，自然会有很多问题要问，当把日本侵华战争简单的告诉孩子时，在他的幼小心里自然有一块沃土生长着叫做一棵爱国的小苗，此时就得引导孩子记住历史的创疼与反思，而不是一味的灌输仇恨意识。

从这本书中的五次战争中，就可以窥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心理导向以及偏狭的民族信仰。一个民族为了虚伪的粉饰自己的强大以及伟大（以下所指都不包括那些有良知的日本人），竟然能在昭然若揭中给下一代不停的灌入编造的谎言，继而还堂而皇之地以高姿态强硬，不知悔改地态度，对待曾经戕害过的几个国家，尤以我国最甚，“日本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活动。”而对别国惨绝人寰地屠夫行为不承认、不道歉、不赔偿，试问这样本末倒置的国家有何诚信可言？如此龌龊的民族又会发展成怎样？这样的国家又会有何担当？一个人如果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是一味粗野和暴虐的为了自己日益膨胀地野心而去抢别人的东西，最后还告诉别人，东西是“我”的，“他”抢我东西，这种蛮不讲理地行为，又与兽类何异？

龙与蛇的区别在于，龙的精神与情怀，是不与他弱小的动物去计较那些曾经对自己的重创与伤害，疗养振作后是慈悲的博大胸怀。而蛇，却是在毒害你之后，永远不会忘记那咬住你后满嘴鲜血的甜头在唇齿间的留香，而是在伺机而动，等待下一次的嗜血快乐。一个如高风亮节地谦谦君子，一个却是满腹毒汁，刚愎的无赖，有理也跟他说不清。

记得去年一个朋友出差到南京，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微信里语音跟我说，看着太惨痛，太触目惊心了。我说等以后我也要去，他说，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来了，我怕你受不了。他话锋一转，说竟然还有人能在这个惨不忍睹地地方有说有笑，真不知道是咋想的。哎！如果一个人的民族良知以及爱国情怀都没有的话，在任何场合还不都是一样？

当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展展的飘扬在天空，那血色与庄严无不在向所有的国人昭示着“勿忘国耻”。所以有些事真的不能忘，不要在别人又是一阵棍棒加身时才想起反抗，总是被动的挨打后才去反击，而应居安思危，警惕与警醒着让自己尽量少的受到伤害。

美国从九二年开始抵制日货的比率从前两年的百分之四十九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三，而我们呢？宽容大度的海纳百川，却换不来人家的一句谦意。一个民族的大度与包容性可见一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后感(三)：铭记历史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铭记历史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国民一般都不会忘记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历史，还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也一直不能忘记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日本和中国毗邻而居，经济、文化、政治以及地位上，都无法不交集。

正视历史，以客观的角度看待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影响，这是读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历史带给人们的，有辉煌，也有教训，更是经验。看待中日关系，更需客观。

青年历史学者，新锐历史观察家李刚新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中日逾千年的历史中，选取五次重大战役鏖战白江口、元日战争、明万历“抗日援朝”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十五年战争”（1931-1945年）作为中心点，围绕着这五次战役进行晕染，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国家文化甚至是国民本质等全方位进行解读，展开了详细的叙述，“通过作者对中日千年五战的详细介绍，读者对日本，对我们在过去的千年中与日本的交往方式，都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或者也可以说是反思。”

想到与日本的战争，国人常常会想到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然而，翻开历史的书页，我们发现，中国与日本，并非都是常败或者是常胜，其中，近代中国的衰落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可以说，中国还处在一个优势地位，地大物博，国力昌盛，而这之后，闭关锁国，不思进取。

近代的屈辱，让人们记住了一个词：落后就要挨打。那我们应该反思，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落后，落后带给我们怎样的教训以及经验可以借鉴呢？在过去的千年的里，我们面对迅速崛起的日本，又有什么可以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方法和经验？

在二战期间，德国的种族优秀论，大肆宣扬种族歧视，以及残忍的种族灭绝政策，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是，时间证明，历史证明，民族是不分贵贱的，人种也是平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特性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仍能保留其优秀的因素，从而得到传承，这样他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想要和一个人交往，首先要了解他的性格，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同样，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我们与一个国家一衣带水，深刻了解它的“性格”，对于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实在是大有裨益。

所以，在书的开篇之中，作者首先论述的就是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国民性的“真实面目”，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以怎样生长姿态来完成他的逆转，他们的固执、坚韧以及野心。令人眼目一新的是，作者在论述日本的时候，也很细心地剥开了半透明的朝鲜的面纱，看它在中国和日本的几次较量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当日本第一次战胜中国的时候，中国这个曾经被学习的师傅倒下去的过程中，仿佛能看见日本得意的嘴脸。然而，中华民族是不会屈服的，雄狮在历经磨难，终于雄起。

客观看待历史，铭记历史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回顾中日千年五战的目的绝不在于重述惨烈往事之本身，而是为了超越战争、纪念那一次次注入我们民族躯体的血凝的坚强;也为审视对方，自我省察;更为避免历史重蹈覆辙”。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后感(四)：以史为鉴，居安思危

提到中日之间的交集，我们会想到如今中日合作发展经济，互通互惠。然而同时也夹杂着各种交恶的时刻。比如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等。还有近几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行为。然而，纵观中日历史交往，即便只是重大事件亦远不止这些，这本书里就以通俗的叙述方式写到跨越一千多年的中日之间的五次战争。这个写作视角是很罕有的，因为通常市面上写中日战争多半集中去写近代部分，从甲午战争开始，或者详细地论述抗日战争。

这五次战争本书分别命名为：鏖战白江、元军东征、万历援朝、甲午海战、抗日始末。透过战争，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不同的时段所处的地位，比如说公元七世纪，发生在白江口的这场战争。面对强盛的唐朝日本战败，亦因此，日本决定学习中国的体制和文化。所以如果溯源起来，日本的国民学习强者文化，以此为基础发展创新的印象，从这时就很突出。然而要人无法想象的是，这种性格一直传承下去，到千年之后的明治时代，或者说今天的日本依然如此。亦可以说透过战争了解到日本的国民性。看到这样一幅面孔这是无法不要人深思的，我们的对手用了千年的时间来赶超我们。

再看中日之间的近代战争，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亦可以说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好，战争中的实力也好，同过去相比已然是发生了逆转。可曾经的对手已经过了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但是日本国有资源一直是国家发展的制约，可以说这场战争以及后来的侵华战争，在日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再看中国却是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时期，两者相遇，失败是必然的。

这本书里提到一个词，反思。反思不是反省，而是掉转其他角度来思考同一个问题，或者是对同一已经发生的内容作不同角度的思考，更换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然而同日本的关系里，尤其是提及到近代的交战情况，易出现情绪化，因为从情感的角度出发会十分愤然，可这不是反思，反思的前提需要从事件中出离自我。这也是不要代价白白付出的一种挽救方法，简单点说即吸取教训。

日本有在甲午战争中胜利的原因，有侵华成功的前提。在我国，有失败的原因，以及战争为什么会在此时发生的原因。除此，我国的平民所遭受的苦难还有牺牲的士兵，这值得铭记的生命又给来人留下了什么？战争中的遗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怕是会一直问下去，但是思索的前提要阅读历史，即要有思索的内容。所以不妨读读这本书，首先，这本书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内容安排上亦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从这五次战争中可以看到，日本的发展方式，国家的文化与主流思想，以及国民的性格，这对我国民来说始终是一大威胁。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因为这个对手的出现，我国亦因此发生了变化，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一例，维新后的日本战胜了俄国，这触动了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革命的决心，从百日维新到中华民国的诞生，这不能不说与日本对我国的威胁有关，关闭的国门在列强的入侵下不得不寻求道路，力图改变自身。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这又是一个时间上的分水岭。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时机，发展自身，即便不是面对日本，一个国家的贫弱本身就是被分割的条件的达成，弱国无外交亦是这种结果的外在表现。就像这本书上所说：国运沉浮，从来都是并且只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此话言外之意，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多在自身上找原因，路走得对了，思考为什么现在才走，路走得错了，思考为什么走错了，而不是一味地怨愤对手。抵御对手入侵，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便是自强无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后感(五)：一个岛国的野心

一个岛国的野心

中日之间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官方交往史仅千余年，却始终在战争与和平上纠缠不休。在《中日千年五战启示录》一书中，历史学者李刚、王方以宏大的视角结合细腻的史料集中描写了唐日“血战白村江”、元朝“忽必烈东征”、明万历朝的“抗日援朝”，以及近现代的“甲午之战”和“抗日战争”。而战争或者军事冲突的起源，一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扩张，二是出于对敌人真实或想象的恐惧，三是捍卫国家的荣誉（或者政治家的“面子”）。所以，“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而是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战争或者军事冲突等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留痕迹的变化和思维结构所造成的后果而已”（古斯塔夫·勒庞）。

白村江之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日本则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期间，日本不但多次入侵朝鲜半岛，还征服了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并设“日本府”进行统治，致使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了序幕。663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焚其舟400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传》）。

白村江之战，不但使日本900余年未敢再大规模的入侵朝鲜半岛，还改变和确立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以及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正如著者李刚、王方所言，“白江口战败，使日本深刻认识到本国与唐朝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也意识到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远远不够，此后，日本的学习欲望和动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日本不但及时地修正对外政策，还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直至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先后派出19批遣唐使渡海向唐王朝“求经”，就像明治维新全盘西化一样，大化革新几乎全盘唐化，而被注入盛唐精气的日本也日渐羽翼丰满。

一场空前绝后的变局正在形成。尽管因“隔着东海”，“欧亚大陆上蒙古铁骑的所向披靡和杀声阵阵对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尽管“在忽必烈东征日本之前，日本对蒙古人也所知甚少”。但是，“忽必烈的这种气质，使得他所开创的元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极其主动的姿态向周边区域全面扩张的王朝。这一点，让元代与其他王朝有明显区别。”诚如著者李刚、王方在《中日千年五战启示录》一书中所言，斯时，“与元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唯独日本不通友好。”1268年，忽必烈不但派兵部侍郎黑的为国使对日本谕以圣意，还严令“属民”高丽国王必须遣使配合使者赴日要求日本效法高丽来朝“通好”。尽管幕府、朝廷公卿无法接受“大蒙古国皇帝”忽必烈称天皇为“日本国王……自古小国之君”，乃至赤裸裸的以“用兵”、“不宣”威吓。但是，“除了表示愤怒而外，一时也拿不出好的主意来……”天皇所能做的，无外乎令各大寺庙神社修法“降服异敌”。其后，忽必烈又两派使者，均遭日本朝廷拒见。

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动了第一次征日战争。初次接战，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惨重，战场上日军伏尸如麻。“没有来得及逃亡的日本老幼妇女，被俘1500人。箱崎八幡宫也毁于战火之中。”但是，因“会夜大风雨，（元军）战舰触严崖，多败……军不还者，无虑13500余人”（高丽史）。元军第一次征伐日本无奈地宣告结束。1275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团要求日本“称臣”。很遗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使团主要成员却被日本处以斩首极刑。“在当时，蒙古人作为一支古朴的民族，其杀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斩处使者是两国交往的大忌，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正如著者李刚、王方所言，忽必烈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不可能忍受这般侮辱。忽必烈不但更“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日本迅速朝贡称臣，还积极地筹划第二次征伐，“他似乎是要验证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轻视到何种程度。”

“被置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为政者的无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多次杀害元使节的得宗政权就是其典型。既然杀害了外交使节——日本方面已经违反了规则，那么文永、弘安得战争就不能单纯地看作元的单方面侵略了。”正如日本学者今谷明所分析的，忽必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1281年春天，元朝确定设置类似“征日司令部”的“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忽必烈亲自主持召开了东征日本军事会议，并将东征大军兵分两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首，率蒙古、高丽、汉军40000人、舵工水手1.7万人、军粮10万石，分乘战舰900艘自高丽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范文虎为首，率江南军10万余人，战船3500艘，从庆元（今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这批江南军队还受命携带农具、稻种，意图赴日屯田，以为长久之计。两军约为6月中旬在壹岐汇合，向九州进发。但是，在经历一些独立的小战斗，以及“弘安之战”（又称“第二次博多港之战”）后，又一场持续两天的台风摧毁了元军的大部分舰船，“一番抵抗之后，‘尽死，余二三万为其掳去’（悉数斩首）”。

“忽必烈无法咽下征日失利这口气。”1283年，忽必烈计划再次发兵攻取日本，甚至在人事上重新做了安排。但是，因南方起义及南亚事务使忽必烈不得不搁置征日的欲望。终其一生，忽必烈都没有最终放弃征服日本。1292年，忽必烈不但再次向日本发出牒状，还向琉球派遣一支船队，“他似乎打算对前两次的作战计划和登陆地点进行调整。”1293年，元朝又在鸭绿江至耽罗岛的海路上设置驿站，并直接由朝廷派专人负责，忽必烈还从南方运粮十万石至江华岛。然而，1294年，忽必烈死了。日本再次或者彻底免受忽必烈东征的蹂躏。正如著者李刚、王方所言，元朝的快速衰落，不但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还使游离中华帝国秩序之外的日本最终成了中国的心腹大患。

1592年，日本悍然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大明朝十分被动地拉开了“援朝抗日”战争的序幕，而万历皇帝朱翊钧之所以派名将李如松出师东征援朝抗日，一方面是信守对朝的“上国义务”，另一方面是为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一战长达七年之久。“平壤一战明军消灭日军万余人，俘虏无数，逃散者不及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朝鲜史），《万历三大征考》追记（此战）“斩获倭级一千五百有余，烧死六千有余，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余”，而明军仅阵亡796人，伤1492人。但是，平壤之战不过是“帝国最后的荣耀”。“对大明，胜利并没有为其带来中兴的转折，反而成为它走向衰落的重要分水岭；对日本，它从根本上消弱了丰臣家族的统治威信，开启了德川幕府时代。”一如李刚、王方所言，朝鲜战争结束300年后，中国的大清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朝鲜的李氏王朝都将不约而同共同经历更大规模的历史洗礼，“它们将为自己不同程度的封闭，付出不同程度的代价。”

同样的种族，相近的血缘，没有能够血浓于水，却常常刀兵相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次次的挑衅和欺凌中华民族。应当承认，“甲午一役，大清帝国败于明治日本，实在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而只是近代中国为其自大、蒙昧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只不过，这个新的对手竟然是自己昔日的学生。面对一笔笔历史账单，除了悲愤和谴责，难道不应该有所反省？”在《中日千年五战启示录》一书里，李刚、王方以如椽之笔，拨开历史迷雾，条分缕析，直击“白村江之战”、“忽必烈东征”、“万历抗日援朝”，以及近现代的“甲午之战”和“抗日战争”的“命门”，并对其前后中日朝三国的历史走向等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比如，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必然产物。在书中，李刚、王方不但还原了历史真相，还精细的解读了历次战争的成因，并以历史的视角观察了朝鲜半岛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整部作品深邃而富有新意。

历史，永远不容忘记，正视历史正是为了和平。“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诚如曾参加与东京审判的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所言，现在的一些政治家，总想把日本带回战前体制，这一动向不仅是对于亚洲，而且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依靠武力侵略别国、扩张势力、称霸世界，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