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读后感1000字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是一本由叶麒麟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1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读后感(一)：《参考消息》2014年5月14日第10版参考论坛—— 杨光斌：三大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杨光斌/文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埃及、泰国、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很多人习惯在“元叙事”上看民主，把一个国家的好坏都归因于民主。我们应该更专业地看待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现实问题，为此就需要以更敬业的态度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正相关关系应该来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他把活跃的乡镇自治和发达的公民团体的活动本身视为民主。但是，所有热心于民主化的人似乎都忘记了托克维尔的“民情说”。美国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法治精神和公民守法而又关心公共事务的民情。换言之，一个可能的反论是，没有这种性质的民情，即使有了公民社会，这样的公民社会与民主何关？

亨廷顿早在其《文明的冲突》中就对所谓的公民社会组织即穆兄会抱有警惕，认为这种社会组织不利于民主。但是，美国制定“大中东计划”的民主理论家和政治家置之不理，当2011年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发生政治事变之后，马上给予一个浪漫的封号“阿拉伯之春”。结果，以“阿拉伯之冬”收场。尤其是埃及政治，靠公民组织主导下的选举而上台的穆尔西政权，其政策甚至比威权主义的穆巴拉克更专横，结果城市中产阶级转而又搞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但这次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军政权。

埃及的现实告诉我们，公民组织是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

的所有日常事务。但是，公民组织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组织自治是地方性的，而民主政治是全国性的，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能划等号，其中公民社会的“民情”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样式和走向。

中产阶级带来民主？

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有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就变成：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而给出的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单化、因而也是有违其自己历史的民主化教条。西方民主化历史的真相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精英民主，这不用质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贵族制、寡头民主也没有多少区别，而真正民主化的到来则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迟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众民主从此到来。也就是说，即使是欧洲的民主历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条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简单化的理论必然有违历史本身，以至于就连亨廷顿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在《第三波》中也沿着摩尔的路线得出所谓“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这样的命题。

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

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多民族、多种族的印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分五裂，就在于印度实行了民主政治。这是西方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其实，印度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印度，还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代议制民主下的联邦制。一个更大概率、甚至普遍性的规律：正是由于民主运动，一个又一个新生国家诞生了。联合国成立时只有40多个会员国，而今天则有将近200个，其中民主化运动居功至伟。这是因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欧洲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反过来，民族主义运动又借助于民主化而得到强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又是民族民主运动，大批亚非拉国家得以诞生。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更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奏的产物。

乌克兰的危机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存在民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20%多的乌克兰人亲俄罗斯、70%多的乌克兰人亲欧洲的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和泰国一样，乌克兰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许之中的愿景。

我们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上述命题的正误，还有民主形式本身。和经济需要竞争一样，政治也需要竞争。但是，采取什么形式竞争？对于缺少同质性条件的后发国家而言，人们向往民主，需要民主，因此学习民主效仿民主而搞“党争民主”，而党争必然以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即民族、宗教、阶级为平台，结果，党争民主很有可能导致分裂型社会。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读后感(二)：《北京青年报》2014年7月4日第D13版·书与人：乌克兰﹢泰国：两个民主巩固的失败样本！

编者按：今年春季以来，当乌克兰、泰国政局忽变、社会动荡之际，一本名为《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4）的学术小书，也非常恰当地在此时出版。与新闻引起的巨大喧嚣相比，这本灯火阑珊处的学术书或许过于小众，难以引起轰动，然而，任何一场热闹背后，我们总需要有人冷静梳理，进行思考和分析。这样的反省即便寂寞，也可能是人类社会前行路上的摸索之灯。

虽说自己也算是国际政治科班出身，但在担任《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的责任编辑之前，我对乌克兰和泰国的知识了解得都非常有限。除了大致的地理方位外，对于这两个国家，仅仅只停留在符号式的文化想象层面：乌克兰对应国内出版界2011年推出的一本有着怪诞书名的黑色喜剧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泰国对应电影界2012年上演的一部有点无厘头叫好又叫座的贺岁片《泰囧》。而我绞尽脑汁所能寻到的这两个国家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两国的最高首长都是美女总理，对于充溢着霸权、均势和战略的国际政治现实来说，她们的领导Style带来了些许不同的外交风景。

最开始，这部主旨宏大（比较政治、国别政治）的学术小书（不足两百页）的书稿，陪伴了我甲午春节假期的全过程。在原乡的温馨、久违的雪景映衬下，在喜庆的鞭炮声、亲朋的谈笑风生后，稍有时间，我便会拿起红笔继续这部未竟书稿的编辑和加工工作。此时，乌克兰和泰国的政局都尚未风云突变，出于对文字的敏感，我曾一度想将本书的副标题中两个国家的位置调换，让泰国在前、乌克兰在后，毕竟从国名上字数由少到多，从空间上泰国也离中国更近。后来，幸好出于尊重作者意愿的原因，没有调整副书名，而与本书付梓印刷阶段相伴随的是，既有的乌克兰亲欧盟派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持续发酵、不断升级，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人间蒸发”、已沦为阶下囚的前女神季莫申科重出“江湖”、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成为新科总统、直到当下乌东部地区仍在蔓延的军事冲突；而待本书正式上市一月后，数十年来平均每两年多就来一次政变的泰国政局再度洗牌，又一次地深陷动荡轮回的“魔咒”：军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戒严、美女总理英拉“被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场景重启。两国渐序展开的政治境况，偶然却经典地演绎了作者在案例研究中最初首选乌克兰、次选泰国上的智识和前瞻。

说心里话，在那些乌克兰和泰国成为国际新闻争相报道的焦点和高频词的日子里，每每看到那些荷枪实弹、硝烟弥漫的电视画面、或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又一次举行闭门磋商会议的消息、或示威者各种各样的街头抗议形式，我都会试着走开或转移一下注意力，并不是太情愿去过多地再跟进和了解这些似曾相识却扑朔迷离的时事资讯。感到值得庆幸的只是，做学术编辑以来，《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应该算是唯一一本在出版节奏与当下时局上高度契合的本土原创作品了。

本书作者叶麒麟是我的学兄，全书的主体部分脱胎于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在其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母亲被查出患了绝症，并在一年后离开人世，我能想象得出他是在怎样的心智折磨下，化悲痛为力量，进而在种类繁杂的中英文文献的爬梳里，一步步攻克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这三者之间关联性密切的理论难题的。此前，我俩曾一拍即合，在本书的扉页前再增加一项“谨以此书献给远在天堂的母亲×××”的献词页，后又同时觉得本书的主题过于严肃，增加献词稍显不妥，于是作罢，作者对母亲的无尽哀思，只在常规的后记里一笔带过。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民主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它主要包括民主建立、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和民主崩溃等阶段。长期以来，民主转型是最受国内政治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而对民主巩固和民主崩溃则关注不够，优秀的原创研究较为滞后，成果也不多见。曾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光斌在为本书撰写的“回到政治常识”的序言里开篇指出的：“直面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职。”本书选题独到，除了一开始便将落脚点圈定在研究空间很大的民主巩固外，其中的一大创新之处就在于：在民主政治的知识谱系里，进一步区分出具有社会整合面向的“强政党政治”和具有社会分裂面向的“弱政党政治”，通过借助“弱政党政治”这一中介概念——在少数学者阐述过的弱政党政治现象的基础上更深一层——总结和提炼出人格政治、庇护政治、派系政治和运动政治等弱政党政治形态，同时以弱政党政治作为主线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影响民主巩固的诸多因素串联起来，从而来具体探讨弱政党政治对社会分裂严重的国家民主巩固的消极影响。

已故美国政治学巨擘塞缪尔·亨廷顿在其代表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曾指出，在近代世界史上出现过三次民主化，每一波中都会有一些国家实现民主化，而在民主化浪潮临近终点时则要出现一次民主的回潮，继之又是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其中，第三波民主化肇始于1974年葡萄牙总理马尔塞洛·卡埃塔诺独裁时代的终结。乌克兰和泰国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均初步完成了民主化转型，基本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参与和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但西方自由民主在给这两个国家带来新的政治发展标签的同时，也激活和加剧了固有的社会分裂，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政治乱象和危机，以致两国的民主化进程步履蹒跚，民主巩固任重道远。

翻读这本优秀的比较政治类新书，既能对乌克兰和泰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有一个提纲挈领的了解，也是对政党政治和制度理论的一次较为系统的重温，其间折射出时政利病、乾坤流转。全书穿插的19幅图表和附录的详实文献，可作为对这两国感兴趣的国别政治研究者拓展研究空间的有益参考。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城乡差别比较大、社会群体结构异质性程度比较高的多民族国家，基于乌克兰和泰国两国的民主困境和经验总结，对于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有着不容小觑的反面警示意义。

行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曾经在出版社内5月的一次选题讨论会上，会按惯例分享下开卷信息公司为我们社定制的月度数据，有一页PPT是专门针对退货风险高的社内图书的，当时我一看明细，全是清一色的学术专著，其中《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还赫然列在第一位，我刹那间如坐针毡（虽然严格说来，这本书的市场生命刚开始两个月，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样的上榜我心里多少有些难以接受）：在急剧变革的出版环境下，学术出版这个细分市场的明天真的也不容乐观。

链接：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07/04/content_70945.htm？div=-1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读后感(三)：《北京日报》2014年4月21日第20版理论周刊·读书：回到政治常识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叶麒麟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杨光斌/文

直面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职。基于此，四年前在叶麒麟和我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就把当时正处于政治动荡中的泰国和乌克兰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我们深信，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动荡是结构性困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时隔四年，当《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之际，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不但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乌克兰则因为种族矛盾，长期的街头政治最终变成了血腥暴力。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首先是一种知识贡献。我们知道，学问要么是知识上的贡献，要么是思想上的贡献，当然后者更难些。其实，即使是知识上的贡献，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被大量虚假的知识所侵扰。因此，提供新知识本身就是学术贡献。

更难得的是，叶麒麟博士还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思想养料。社会结构本身不会行动，行动者是基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政党组织。作者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泰国和乌克兰属于弱政党政治，即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低，政党与其说是政党组织，不如说是临时搭伙而成的一般性社会组织，因此政党的组织力和动员能力都有待提高。弱政党政治直接影响了两国的政治转型。这样，“弱政党政治”就成为连接社会结构与政治转型结果的中介机制。寻求因果关系之间的中介机制，正是社会科学的新使命和新方向。

当然，在政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理论讨论的空间依然很大。社会结构是政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反过来政党政治又会强化既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很明显，比如印度的政党产生于地区和族群，而选举中的政党政治又强化了古老的族群政治生态。因此，即使是强政党政治，并不必然意味着好的民主或者顺畅的民主巩固。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正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所在。在社会科学和思想界，因为研究范围上的局限，很多地方性知识变成了所谓的普遍性知识。比如萨托利说两党制有利于稳定而多党制不利于稳定，就是基于欧美而言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国内政治学界视之为普遍现象，其实，很多国家的多党制反而有利于政治稳定，比如印度尼西亚。

比较研究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转型，能给我们很多智识上的启发和感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常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回到常识层面讨论问题。与本题相关的政治常识有哪些？

其一，政治学学科的常识。中国政治学已经恢复30多年了，从最初的“六论”政治学（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民族论）到今天最时髦的量化政治学，“六论”似乎太土了、过时了。真的如此吗？政治学说到底就是研究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问题，国家建构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难道不是阶级关系？难道不是民族关系？难道不是政党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政治学经典著作，都是对这些基本关系娴熟把握的结果，比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和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不要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这些过时了，运用最新方法而研究的最新问题比如民主化研究，还没有能与这些著作相媲美的。原因很简单，衡量社会科学成就的最高标准就是它对我们身处其中并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结构的认识有着实质性启示。而“六论”就是关于社会结构问题的。因此，当我们的政治学在方法论上求新求异的时候，且不可忘记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不是吗，泰国的问题是阶级政治，而乌克兰的问题是民族政治。

其二，关于民主性质的常识。我们关于民主的知识到底是太多了呢还是太少呢？实在是难以回答的简单问题。但是，关于民主的常识值得澄清。到了今天，有谁还反对民主呢？如果把民主当做公共善，任何人都不能、也不会反对民主。但是，我们所呼吁的民主和被教导的民主往往是工具意义上的，即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既然是工具意义上的民主，理论上的民主的常识就需要得到重述。我们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是，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具有内在的冲突性。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早就告诫我们，无论是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还是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都有内在的难以逾越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引发的冲突和政体变迁。亚里士多德很有先见之明，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道理其实很简单，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多数人内部就没有冲突吗？事实上有，而且还很多。南美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最后不都是陷于民粹主义政治而难以自拔？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实现了，结果企业家用脚投票，国内经济出现问题了。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和密尔所说的“阶级立法”问题。

不仅如此，有了多数而排斥了少数的政治难道就是民主的？在中东地区，多数暴政以教派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永恒的多数”，既然赢家是教派的多数，选举有什么意义呢？结果是赤裸裸的暴力冲突。

因此，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一样，民主制也有其固有的问题，绝不能看上去是因为多数人统治就万事大吉了，就像我们曾经以为有了人民主权就万事大吉一样，结果出现了赤裸裸的侵害人权的政治。任何单一的政体都会有问题，如果我们说西方自由民主运行得还不错的话，绝不是因为熊彼特-萨托利-达尔等人所论证的“选举式民主”，而是亚里士多德所归纳的最好形式的政体即混合政体，其中当然包括法治的第一位重要性，因为没有法治，任何政体其实都一样，民主制也绝不会比贵族制好。

这样，语境演变到今天，如果把民主笼统地等同于混合制或者是混合制的代名词，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如果把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而又赋予其太多的光环，这样的民主自然不被很多人所接受，因为竞争性选举的结果有目共睹，泰国和乌克兰的街头暴力还没有终止的迹象。遗憾的是，流行的民主观是后者。

其三，关于民主条件的常识。民主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主政治本身就会培养有利于民主的条件。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一联系到很多转型国家的现实，身处其中的学者和政治家大概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很多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形式民主是很容易实现的，但现代政治强化的是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比如印度强化的是碎片化族群政治，菲律宾强化了封建世袭制，结果永远不要指望有理想的治理。这且不说，像泰国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选举民主强化了对立的社会结构，一个是加剧了阶级矛盾，一个是加剧了民族矛盾，甚至引发了作为民主前提条件的“国家性”问题。因此，谈民主还是不能忘记民主条件这个最古老的常识。可以说，不具备民主条件的国家实行的民主基本上都不是“好民主”，很多堪称“坏民主”，“坏民主”绝对不值得向往和追求。

不同于君主制和贵族制，民主是关于大多数参与甚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现条件自然比其他政体要多要高。原因在于，多数人内部有冲突，而且多数人还会排斥甚至迫害少数人。从历史上看，“好民主”都具备了同质性条件。我们已经很熟悉诸如民主的经济条件和公民文化条件等，以及还有什么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好等政体条件。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民主引发问题甚至冲突最多的原因则是民主出现在异质性结构中，即或者出现在贫富对立的两极社会结构中，或者出现在民族仇恨的国家，或者出现在教派冲突的地区。民主是关乎多数人的政治，多数人如果分别处于对立或异质化结构中，冲突必然发生。

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将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两国的政治转型过程经典地演绎了常识的重要性。麻烦之处在于，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是否忘记常识，能否发现常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读后感(四)：《南风窗》：民主转型僵局

作者：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结束后，本杰明·富兰克林走出费城独立厅时遇到的一位老妇人问他：“富兰克林先生，你们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还是君主国？”他回答道：“夫人，一个共和国—如果你们可以保住它的话。”

一旦民主创建了，能保住它吗？世易时移，如今富兰克林这个问题也更像是给转型国家的人们提出的。按照国际主流评级机构的报告，自2006年以来，全球转型国家的民主就处在轻微衰退之中。这两年民主的坏消息似乎多过了好消息。从乌克兰到委内瑞拉，从泰国到埃及，民主转型纷纷陷入尴尬境地，由此引发了对第三波民主化回潮的担忧。

与民主化浪潮相比，民主崩溃的历史也是非常久远的。对于今天的转型国家，民主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民主还有多少机会？

民主困境与转型僵局

最近的焦点是乌克兰。乌克兰问题已经牵动整个欧洲的局势，但这场危机的起源乃是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困境。尽管已经历多次大选，但乌克兰的政治转型过程并未完成，其政体类型只能被归入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两不像政体。泰国看上去一直在转型，却总是无法拿到转型学校的“毕业证书”。选举、示威与政变是泰国政治的3个关键词。在泰国，无论谁当选，声势浩大的反对派就会涌上曼谷街头，持续抗争，甚至直至政治系统瘫痪。如果说民主政体得以维系的前提是“败选者的同意”（losers’ consent），那么泰国恰恰有一大批“永不服输的败选者”。埃及的政治困境至少同样严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兴起了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而后是军事政变罢黜了民选总统。

上述几国的转型故事跌宕起伏，情节各异，但逻辑却是相似的。它们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民主转型僵局”。这一转型僵局由循环往复的三个阶段构成：一是威权体制的瓦解和启动转型，二是民主运转的困难及其引发的各种难题，三是威权方式作为解决问题方案的登场和威权政体的回归。除了上述案例，陷入转型僵局的国家还有很多。

这些国家摆脱威权政体之后，就启动了民主转型。但是，新兴民主政体的运转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威权政体的终结，使得各种政治力量都得到了释放，普遍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成为常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结果，并不是稳定有效的政府和良好的公共治理，而是政治冲突的激化，政治家与党派竞争的不择手段，甚至可能是政治秩序的失控。对这些国家，民主带来的不是秩序与繁荣，而是混乱与停滞。一旦走到这一步，民主游戏就很难玩下去了。这样，手握实权的民选领袖或军人通过威权方式解决问题的诱惑一直在增加。最终，他们采取了行动，于是该国政体又退回到了某种威权体制或准威权体制。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经验揭示，转型可能会出现三种不同的结局：最好的结局是完成民主转型并实现民主巩固；最坏的结局是转型失败并重新回到威权政体，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伴随着秩序失控、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甚至是国家分裂的危机；中间状态的结局则是新政体兼具民主因素与威权色彩，反复摇摆于民主和威权之间，但已丧失继续转型的政治动力。后面两种情况都意味着该国陷入了转型僵局。

坏民主不如好威权？

有人说，既然很多国家都遭遇了转型僵局，还不如不转为好。还有人说，既然坏民主不如好威权，不如索性把建设优质威权作为目标。这种见解颇有市场，却面临着现实的严峻挑战。

从经验上看，长期稳定并能实现正义与创造繁荣的威权体制非常罕见。如果刨除若干石油国家和新加坡，就再没有一个沿袭威权体制的独立国家人均GDP（2013年）能达到2万美元的标准。当然，新加坡被认为拥有发达的经济体、充分的经济自由度与良好的法治，长期被视为优质威权政体的典范（最近两三年新加坡的政治竞争在加剧）。但新加坡更像一个特例：一方面，它是一个仅有700多平方公里、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另一方面，第一代杰出领导人李光耀仍然健在，并继续发挥着影响力。这些信息至少说明，威权政体通常难以让一国跻身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真实世界中，优质威权其实比优质民主更为罕见。威权统治经常面临着政治不稳定、无效治理、贪腐盛行、社会不公、增长与创新乏力、民众抗争等难题。从蒙博托到马科斯，从卡扎菲到穆巴拉克，这些是威权统治的真实案例，也是坏威权的典型。一个威权体制要成为优质威权，高度依赖于执政者和政治阶层的非凡远见、卓越才干与自制品格，但这些东西经常并不牢靠。更可能的是，威权体制由于缺少外部约束和内部制衡，容易使国家沦为执政者和政治阶层致富与享乐的地盘。

威权体制毕竟不合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潮流，始终面临着程序合法性的问题。服从与反抗的政治观念都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一旦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发生变化，人们的政治观念也随之变化。所以，合法性始终是威权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便是一个优质威权，一旦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与公民意识觉醒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

韩国就是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转型的典型。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韩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国。但同时，民众抗争与日俱增。在1987年爆发声势浩大的“6月抗争”之后，韩国被迫选择启动转型。因此，威权体制存在着“发展悖论”：优质威权一旦推动发展，更加现代化的经济、教育与观念会引发更多的民众抗争，从而构成对原有体制的挑战；反过来，劣质威权往往由于经济停滞、社会不公和治理不善而激起严重的怨愤心理，从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引发抗争。

民主的坏学生与好学生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谚语说明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容易传播。一个转型国家的军事政变或严重暴力事件容易占据世界大报的头版，但另一个转型国家一场如期而至、波澜不惊的大选却常常无人问津。这种政治传播的模式，客观上使人们更容易看到民主的问题而非机会。

放眼全球，民主既有好学生，又有坏学生。那些陷入转型僵局而无力自拔的国家都算不上是民主的好学生。但这些国家时常爆出政治危机的重磅新闻。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容易忽略了民主的好学生。

后面一类国家启动转型之后，由于政治比较平稳，选举有序进行，所以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分关注。然而，这类国家通常以日拱一卒的精神进行着稳健的民主建设。比如，韩国启动转型至今不到30年时间，如今，韩国被视为全球自由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治理绩效上看，韩国人均GDP已接近2.4万美元，经济、科技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加，属于新兴工业民主国家的典范。但谁能想到，这个国家此前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充斥着强人独裁、军事政变、政治暗杀和武力镇压反对派的现象。难以置信的是，韩国如今似乎已经以优等生的成绩从转型学校毕业了。

即便是最近两年，民主在一些国家止步不前的同时，在另外一些国家却迈出了新的步伐。比如，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显露出新的民主发展的迹象，非洲的肯尼亚和马里等国举行了基本符合透明、公正、非暴力原则的新大选，等等。可以预见，一些转型仍会遭遇挫折，但另一些转型将会获得成功。所以，尽管民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却没有理由过分悲观。按照国际组织2013年的评估，过去40年中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44个跃升至90个，国家比例则从29%增长至46%。若以长时段来考察转型问题，好消息要远远多过坏消息。

让民主有效运转起来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打破民主转型僵局。从逻辑上讲，打破转型僵局的关键是新兴民主政体要能够有效运转起来。民主不仅要成为提供程序合法性的政治途径，而且还要成为解决重大问题和实现繁荣的治理方式。如果民主无法有效运转起来、民主无所作为，那么威权回归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如何让民主有效运转起来？没有人能为此提供灵丹妙药，但现有研究与经验揭示出，民主能否有效运转起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有关。总的趋势是，经济越发达，实现成功转型的可能性越大。一旦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水平，转型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会急剧降低。这样，好消息是大量非民主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坏消息是全球仍有数量众多的经济落后国家。这也可以推断，优质威权相比于劣质威权更有可能实现未来的转型。

但经济因素并非一切。现有经验表明，一国的社会结构越复杂，转型的阻力就越大。严重的贫富冲突曾颠覆智利的民主政体，互相为敌的族群对抗曾颠覆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埃及的转型僵局跟教派冲突有关，乌克兰问题则夹杂着复杂的族群、语言和地区冲突因素。一个国家的贫富、族群、宗教与地区分裂越严重，政治冲突和对抗可能越激烈。当这些冲突严重到无法用自由协商和多数规则来协调时，民主机制就容易瘫痪。

因此，一国在转型之前或转型过程中，能否缩小贫富差距，能否缓解国内的族群、宗教和地区分裂程度，至关重要。族群、宗教和地区冲突还可能跟边疆和领土问题有关，尤其需要审慎处置。对于贫富冲突，最优方案当然是设法缩小贫富差距，而这往往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阶段与经济模式有关；次优方案是通过福利政策和政治安排来设立富人—穷人、精英—大众之间的妥协与平衡机制。对于族群和宗教分歧，法国学者迈克尔·韦耶维欧卡认为，西欧国家历史上实现民族整合的成功做法：一是充分发展工业化和工业社会，二是建立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三是塑造民族国家认同。这样，人们的族群与宗教身份就弱化了，公民身份得到了强化。这些都是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政治，归根到底是人的事业，因此转型成败最终将主要取决于政治精英们怎么做。民主能否有效运转起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参与者—特别是政治精英阶层—的所作所为。从政治态度上讲，如果政治精英阶层具有坚定的民主信念，对暴力介入政治保持时刻的警惕，信奉自由与宽容的价值观，遵守宪法与政治规则，既懂得竞争又懂得妥协，就更有可能完成转型；但如果政治精英阶层缺乏民主信仰，时刻考虑使用暴力或以使用暴力相威胁，只知斗争不知妥协，就更难创建稳定有效的民主政体。而在制宪实践中，转型国家特别是对于首次尝试转型的国家的政治家普遍低估宪法与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在很多转型国家，领导转型的政治阶层和制宪会议代表既不懂得宪法与制度背后深藏着的政治逻辑，又不能预见民主运转可能遭遇的各种实际难题。没有人认为宪法和制度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它们必然会受到不同政治力量博弈和一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但宪法与制度本身有其特定的逻辑，部分国家的转型僵局源于宪法与制度的错误设计。

因而，人们如何理解和思考政治、如何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如何进行政治合作与政治竞争，将最终决定转型的方向。

总之，民主的确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民主也面临着至少同样多的机会。对于转型国家，诚如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把问题变为机会。此外，还有别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