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读后感摘抄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是一本由[英]大卫·埃德蒙兹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元，页数：4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读后感(一)：【转】M.W.瓦托夫斯基：维也纳学派和社会运动

我将在两种意义上来考虑维也纳学派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第一，我要考虑，维也纳学派，或更确切地说，它的某些领导成员提出，科学的世界观是历史中的一项政治事业，它不仅反对奥地利思想生活中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反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反动势力；更具体地说，是对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的社会政治运动的一项贡献。第二，我要把维也纳学派本身作为社会和历史分析的对象，作为思想运动来考察。也就是说，要把维也纳学派“作为社会运动”来考察，并且也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这一运动。

文章来源：《哲学译丛》1985,(02)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读后感(二)：维也纳的狂欢与落寞

在1939-1941年间，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创作了一部充满浓厚的私人气质的自传体作品《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在这本书中，主人公描绘了从一战前夜至二战爆发时的欧洲社会，讲述了与作家、诗人、音乐家等著名人士的交往，以第一人称回顾了那个“昨日的世界”和消逝的黄金时代。不同于文学笔法，大卫·埃德蒙兹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同样记录了一场场流动的盛宴。那些灵魂的激荡，那些思想的碰撞，都在这些盛宴中飘扬，继而定格成为璀璨的星辰闪耀的时刻。

但这场盛宴并非只是持续的愉悦和狂欢，就像副标题“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新哲学与石里克的遇害”所揭示的，在短暂的盛宴过后，二战爆发，反犹风潮，这些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大量文明的知识分子纷纷远走他乡，让维也纳成了一座缺乏思想与灵魂的空城。

欧里庇得斯说过，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今人看来这句话可能夸大其词，但处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语境下，会发现这句话并非言过其实，比如生活在艺术之都巴黎，耳濡目染中也会感受到艺术的美好与奇妙；生活在世界电影之都洛杉矶，可以在好莱坞制造的梦幻神话中流连忘返；生活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可以陶醉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的迷人音符中。

当然，维也纳除了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还在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建筑学等方面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许多的智识和文化。在这本书中，罗素、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哥德尔、马勒、勋伯格、波普尔、包豪斯、哈耶克、克里姆特、卢斯等知识分子轮番登场，以及附随而来的，是他们之间令人激动的对话与互动。

时代风云变幻，面对战争阴云和迫害狂潮，他们纷纷选择了出走。而这种出走意味着什么？又有哪些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学术、生活与命运又经历了怎样的起伏与延续？作者也在这本书中进行的叙述和讨论。

历史已经远去，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在充分领略那些思想的风采时，还会生发无限感慨之情，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假新闻”这样的措辞四处纷飞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下，经验主义更有着空前的意义……尽管他们在其中发展壮大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但他们的思想精神还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读后感(三)：知识分子之“进步”的死与生

对这本书的阅读集中地填补了我对维也纳学派的群像认识，甚至从许多八卦中品味出可爱的警示：卡尔纳普对超心理学（灵媒）的偏好、拉姆齐前往维也纳进行精神分析、纽拉特的红色维也纳活动、石里克的受刺身亡、更不消说维特根斯坦各种为人乐道的轶事……维也纳学派，或说逻辑经验主义，既使是一个曾发表宣言的共同体，也很难说他们共享一套相同的观点，事实上后期分析哲学的种种批判早已埋下了种子。但可以说的是，他们对科学有着直接的信任，其逻辑经验主义完全是科学发展的哲学伴生物。它不仅要为科学清扫道路与保驾护航，还要像扫帚一样扫去其他任何宣称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甚至在特定的时代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支持的摄慧主义更毋宁说是对科学驾驭经济的计划经济自信，远不是正统的玛科斯主义（列宁曾两次作为经验实证主义的批评者在书中路过）。

书中多次出现的海德格尔过于简单化、脸谱化倒像极了学派的风格：对现在及未来科学的急切因而漠视其他哲学及其“过往”。可以理解作者因为缺乏对大陆哲学的认识，因而只能书写作为“形而上学”和“娜翠”之双重代表的海德格尔。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毕竟作者已经多次提及“海德格尔对其老师的恶行”，却始终没能交代“敌营”中的胡塞尔与弗雷格、石里克的互动，更不消说胡塞尔在《危机》中对科学客观主义的诊断内容。这个诊断对学派之适用性让我们无法不认为它就是靶子本身：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学派竟不能为一种新的伦理学作任何实质推进，他们试图去理解世界的逻辑形式，但却总是惊人地把人类这一谜之存在缩减为逻辑语言而排除在外。

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各个学派与个人都有其所特别关注的知识，何况我不认为一种新的科学的伦理学能纾解生活世界中的苦痛。那么我所抗议的是什么呢？一种消极的ducai形式：它不是要消灭科学之外的一切知识，但却宣称一门学科要么是科学的要么是不科学的（因此不予置信），此外没有他路。就拿拉姆齐以及其他学派成员（包括波普尔）都亲近但有所贬抑的精神分析来说吧：是否弗洛伊德改称精神分析是科学之外的一种特殊知识与技艺（确实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就能免遭学派的炮轰？

更关键的是，在作者的叙述中，中立化的维也纳学派似乎有着更好的政治立场，因为“形而上学”总是跟强调“社会本体论”、“命令”和“鸡犬”的证券意识形态更亲热。但这是很荒唐的说法，首先海德格尔的孤例就无法满足学派热衷的“归纳”条件，其次历史上的“形而上学”难道不常是以进步思想的面目出现的吗？这样的说法只体现出学派一如既往的对政治和历史的认识的匮乏，并且多次地越过自己划定的科学界线。科学是中立的吗？如果是的，那就别把学派的社会作为与其科学主张关联在一起；如果不是，那学派应该为他们愚钝的政治认识羞愧，并且以科学之名义做到更多。

但是这没有发生，他们之间更多的还是偏近于哥德尔式的“纯”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与哲学家，甚至如维特根斯坦那样以巨量黄金的“倾囊相助”换取身在奥地利的姐姐们的安全。能说什么呢？科学家本就不是行动者，这些不值得深究，更不是能贬抑“欧陆形而上学”的证据。相反，他们应该去认真听听胡塞尔的反思：科学如何以客观之名远离了它直接的观念化的起源，这种观念化的产品流入日常生活实践，遮蔽了原初生活世界的自明性，进而以“伦常”之绝对性消除原初的生存困境。必须再问一次。科学真的是中立的吗？它的种种内在精神不早已“流入”日常实践，并在它极力想推卸掉责任的生活世界引起更大的灾祸吗？

只有走到了这一步，我们才能说清算完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遗产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说它被波普尔、蒯因和库恩如何彻底终结的，或者强调它留下了“清晰性”的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