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述》读后感摘抄

《革命/叙述》是一本由蔡翔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4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叙述》读后感(一)：《革命/叙述》阅读笔记

当代思想或者当代理论的深刻分歧，可能更多的冲突来自于历史领域。“了解之同情”的前提，即确立什么样的“历史态度”，这一态度既是学术的，更是政治的。而在“当代中国”这一范畴中，“历史态度”指向的是“弱者的反抗”，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确立了这样一种“历史态度”，即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但我们不可能仅仅停留于此，在这一正当性创造出巨大的经验形态的同时，也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因此，我们需要回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也即历史的整体结构和运动过程以及其中多重的逻辑缠绕。

中国革命其实是“五四”这一政治/文化符号的更为激进的继承者。但是，“革命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又决不能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现代性，这一点，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一对现代性的挑战和反抗，同时具有一种浓郁的本土色彩。正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政治经验——同时也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经验——如同“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多重的逻辑缠绕一样，“革命中国”和“传统中国”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关系，有时，这种关系甚至是悖论的。一方面，中国革命极为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等级秩序，甚至瓦解了乡村的宗族社会，这一瓦解显示了“革命中国”的现代性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利用了多方面的传统资源并同时加以成功地转换为一种“地方性”的现代形态。

作者的叙述重点并非完全在于“革命”，而在于“革命之后”（的中国）。如果说，革命的理念构成了革命的根本动力，那么，“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却在回应这一理念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命题。因此，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理念。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一种自我否定的紧张乃至继续革命的冲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场域”，它是国际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处在一种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同时它也是国内的，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存在和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构成了一个场域；这一“革命之后”（制度化）的社会主义，也是某种生产性的“装置”。

而作者讨论历史的目的在于探究，在这样一段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文学叙述了什么？文学怎样叙述？文学提供了哪些想象？这些想象构成了怎样的观念形态？考察这一时代的文学，必须将其置放在和政治的关系之中，才能更深刻地进行讨论。

在某种笼统的意义上，这一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在国家/世界、个人/群体、民族/阶级等等的想象范畴中，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正是对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强调，构成了这一时段的文学的强烈的政治化特征。而国家政治的视角给这一时段的文学提供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观察世界的叙事方式，作者将其概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叙事。这一叙事角度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形式经验。这一经验不仅表现在对一种“大历史”的叙事把握上，也表现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

但是，即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和国家政治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其中依然有某种超越性的形态。一方面，当国家政治和写作者的立场发生冲突时，其中的关系会变得非常暧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或许是，即使在这一文学和政治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如何讨论一种更隐秘的“超越法律、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整体”的写作倾向。这一超越性的写作倾向，来自于一种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念。

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主要讨论在“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包括现代性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相互纠缠。

第二章主要谈论所谓的“动员结构”以及处于这一结构之中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主要谈论“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主要谈论“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为何要重述革命历史，以及在这一重新讲述的过程中，形式的变迁和相应的变化。

第五章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始终存在着的（未必那么清晰的）边界，即所谓的“主人”问题。

第六章主要讨论在所谓的“革命中国”的叙述中的“劳动”这一重要概念。

第七章主要讨论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

而在结束语中，作者重申了自己的历史态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形态，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社会主义进行一种危机化的处理，这一处理既设计社会主义的生产装置，也涉及到对这一危机的克服以及克服的资源。

《革命/叙述》读后感(二)：Endless Revolution

学术的书，字字句句都是文本分析，在文学和社会政治之间构置起互文关系，以十七年文学为分析对象，讲述1949-1966年间“革命之后”的故事，从文本的裂隙中，描述社会主义的“生产装置”，透视其中的各种矛盾，以及压抑矛盾的正当性生产中，又如何生产出了无理性，结合历史、政治背景，勾勒了建设初期的中国，也道出了80年代产生的前因。读得有一点累，那个年代的长篇几乎没读过 ，只读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二黑结婚》之类的中短篇。有一些分析，也表示理解不能，不过大概可以作为本文分析的范例学习。简要回顾一下。

十七年是革命之后政权建立合法性的阶段，社会主义必须调用各种手段建立其合法性秩序。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同时面临建设的问题，于是现代性介入其中，而社会主义有其政治诉求，这一诉求与现代性的目标之间有着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合法性的建立中，这两个矛盾体并置，潜在的危机无可避免，作者就此进行了相当多的阐释，“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它使革命的理念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间阐释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个结构性的冲突才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

所以革命之后的建设，相当迎难而上，需要各种手段生产其正当性。虽然革命是反传统的，但是生产正当性的时候，传统也是被调用的资源之一，甚至是重要资源，所以中国的革命、传统、现代之间有着很纠缠的关系。传统资源的调用，主要在德性政治方面，以道德伦理将政治合理化，这在土改、合作化中广为使用，也在劳动的叙述、工人的主体建构中屡屡使用。阶级敌人往往在道德上就是有问题的，社会主义新人往往在道德上就是合乎人的自然情感的正当的，将宏大的政治诉求转化为自发的合情合理的追求，是重要的手段，作者以很多文本案例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分析之。此外，在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图景中，乡土理想也被有效吸纳进去，从而使建设有回归传统的美好愿景，虽然不可能回到本原的传统。

德性政治之外，还要调用情感，往往通过调用情感，表示个人的情感诉求与国家的建设诉求是一致的，是互利的，于是主体的作为是自发的，国家的建设是保障个人的幸福的。青春、爱情叙事必不可少，青春、爱情为政治所规训，爱情的结合方式要因时而变，青年的形象也需要随机应变。革命加爱情有其固定的叙述模式，强调集体的时候，爱情生于集体合作之中的描述也占了多数。文学青年的反动性、青春性作为先进力量被调用过，而在个人主义之风吹起的时候，青年又被置于被教育者的队伍，接受服从性的处理。因时而动的策略还有很多，革命就是难以静止的嘛，策略也需要不断更新，比如还有地方风景的描写中，战争年代，地方风景重在其自然之美，外力的侵入，唤起的是民族主义抗争的力量，土改合作化，地方风景则成为荒凉的落后之景，唤起现代化方式改造的需要。

因为各种矛盾的存在，生产正当性的同时，也生产出了各种无理性。作者在结语处总结了五种矛盾：“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科层制度和全民参与之间的矛盾，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内在化和对象化之间的矛盾，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的矛盾。” 这里面，我觉得主要的是个人和集体，平等和差异的问题。在改造之中，动员结构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要动员广大人民参与其中，要农民、工人形成“主人”的意识，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这个动员范畴之中，要有社会主义新人，要有英雄式的先进人物担任改造的带头人，但是个人色彩太过浓厚，又会冲淡了集体色彩，强调个人不是社会主义的诉求，于是有“集体的英雄”的叙事——个人是在集体之中成长的。社会主义追求平等，尊严政治（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在生产、消费之中，尤其是消费日益兴盛之际，个人之间差异加剧，在知识生产层面，科层化、专业化又不可避免。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往往通过压抑一方面，来生产另一方面，很多问题被悬置、被无视，深层的问题不过以表层问题的暂时转移而解决，也就必然有各种隐患。如作者的一段分析：“被建构起来的个体（阶级认同中的个体），只是从属于国家或者阶级这一最大也是唯一的政治社群。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个人的存在必须依靠三种力量的支持并相应构成其存在语境：国家权力；2道德理想；3作者政治主体的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可能性。19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从社会领域的逐渐退出，也随着道德理想的逐渐解体，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个人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丧失以及政治参与的不再可能，这一个人只是一种形式的个人，从而面临着呗各种政治、经济或者意识形态力量的重新“命名”。这就是1980年代以后所谓的个人化的真正的历史性起源。”（好吧，无理性的整个分析贯穿始终，笔墨很多，懒得写了。。。）

总之好像很容易陷入过犹不及的自我纠结。所以呢，我们又有抗争性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抗争性政治：体制希图利用这一抗争性政治来克服体制自身的弊端，另一方面，一旦这一抗争性政治越出了它所划定的边界，又必然对群众运动加以镇压，反右、等等，莫不如是。”

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愿景，建设之初，也真是以强大的动员结构，将广大人民呼唤进这个愿景之中，很多人的怀念不无道理，起码与今时今日相比，当年那些人更有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国家的建设之中也更看重人的尊严，但是一些内在的矛盾似乎看不到解决的路径，所谓对未来的构想，真是需要更加强大的想象力。在扯到文化政治的时候，作者提到：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什么生产不出吸引人的文化？想想，也许文化上的突破是一个关键点。

60年的历史是无法断裂的，每一阶段的变化都不是拔地而起的，作者很看重历史的连贯，前因后果讲得很清。虽然在分析十七年，不过总觉得他对80年代更有感情，分析前面的岁月，好像也不过是在为80年代的产生追根溯源，在结语处，倒也有写：“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前三十年的复杂演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1980年代，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1980年代，那么，我们同样不可能了解前三十年以及后三十年的历史运动的多重的逻辑缠绕。因此，在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中，所谓80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它预示了中国将逐渐地重新进入“世界体系”，而1980年代的结束，也宣告了20世纪的终结，而用某些理论家来说，也即所谓的‘告别革命’”

《革命/叙述》读后感(三)：围绕《地板》，谈论一个问题

蔡翔在他的新书《革命/叙述》导言中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土改阶段）的“暴力”问题。对于当前一种出于人道主义的有关“暴力”的道德批判，他针锋相对地说：

当批评者面对反抗者的暴力时，“人道主义”总是适时地出现；可是，当他们面对压迫者的暴力时，要么充耳不闻，要么视而不见，这时候，“人道主义”总是会奇怪地消失。对于这样一种批评，当然不必特别认真的对待，但最难应付的，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批评。因为当我们准备认真应对这一批评的时候，它总是会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逻辑系统之中。（引自《事关未来的正义》，《上海文化》2010第1期）

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人道主义批评的力度；事实上，对于蔡翔的这种批评，“人道主义”论者或许可以提出如下反驳：（1）无论历时地看还是逻辑地看，“压迫者的暴力”或者“反土改”的暴力总是后于“反抗者的暴力”或“土改”的暴力；（2）就算承认“人道主义”的道德批评本身是不融贯的，但将“压迫者的暴力”纳入进考虑却不能证成“土改”暴力所需要的命题本身。也就是说，蔡翔式的反驳无法推出如下结论：因为“人道主义”的论述本身不融贯，所以土改时期的暴力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上述两种可能的反驳中的第一种可以在蔡翔的论述内部得到比较直接的回答，但第二种则不行。对于反驳（1），可以回应如下：即便在逻辑和历时的层面上承认“反土改”的暴力后于“土改”的暴力，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土改”的暴力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土改”的暴力恰恰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压迫”的纠正。在这个意义上，反驳（1）无疑自身陷入了论证的两难：根据（1）的论述方式，我们可以说，“反土改”的暴力不能构成对“土改”的否定，恰恰因为“压迫者”的暴力（无论历时地看还是逻辑地看）先于“反抗者”的暴力。归根结底，反驳（1）要想成立，就必须不仅否认“土改”的暴力，甚至需要否认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而这个论证任务是它无力完成的。

然而，面对反驳（2），我认为蔡翔的质疑就显得较为薄弱甚至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设想有一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不但否定“土改”的暴力，也否定“反土改”的暴力，并且认为两者不过是（例如他可以说）“政治的策略”，并无道德上的高低之分也无道德上的好坏之分。那么，如何回应这样一种反驳，而证成“土改”的正当性，就是困难的任务。在本文中，我希望通过重新解读赵树理的《地板》以表明，可能在何种向度上重新思考“土改”的暴力问题——也就是说，区别于当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经验主义式的对于暴力现象之存在与否的调查。

写于1945年的《地板》，其主题显然是“土改”，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土改”的正当性问题。蔡翔已经注意到，这篇小说的主要对话方发生在地主与地主之间，即小学教员王老三与王老四。但是，关于《地板》的设置，还是必须补充几点：首先，整篇小说看起来像是一份文字记录或速写，而王老三的发言最为细致和生动。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小说开头也提到农会主席和区干部向王老四解释情况，但王老三最后的长篇说辞在叙述者看来最具说服力，（甚至）也最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农会主席和区干部的解释在小说中只有短短一句话——“粮食是劳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但是，其背后的论证依据却与王老三的依据一致。而王老四依然说：“按法令减租，我没有什么话说；要我说理，我是不赞成你们说那理的。他拿劳力换，叫他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正是这一通抱怨，引得王老三的长篇说辞。其次，如果我们把整篇小说看成是文字记录或速写，那么意味深长的是，在王老三说完自己的话后，王老四既没有继续反驳，也没有因此承认自己理亏。或许有理由认为王老四真的被说服了，但作者在小说中却安排了他的沉默。

关于这篇小说的关键，当然在于村长的这句话：“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蔡翔认为，这里体现出，“土改”的政治逻辑背后蕴藏着一种“德性政治”的考虑；也就是，政治必须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情理”归根结底乃是“民情”：

综合整篇小说的叙述来看，赵树理并不特别认可那种脱离于“民意”（情理）之外的“法令”,相反，“法令”的基础应该是“情理”，合情合理的“法令”才可能完成一种“契约”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地板》也是一种关于“契约法”的辩论。……政治不能仅仅依靠“法令”的支持，还必需同时获得社、会或民众的情感和道德领域的支持。因此，政治不仅需要体现在“法令”中，还必需情感化和道德化，甚至转化为一种“德性”政治。（引自《〈地板〉：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5期》）

但是，王老三的“说理”在什么意义上符合了“情理”？如果他的说辞符合“情理”，那么，农会主席和区干部的基于相同依据的说辞却无法说服王老四（假定王老三确实说服了王老四的话——这个假设我们无法验证），又该如何理解？需要着重指出的或许在于：王老四的讲辞被最充分（也是唯一充分）地“记录”下来，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诉诸“情理”，它的修辞性和感染力可能无法打动王老四，却可以足够打动读者。换句话说，比起无法被农会主席和区干部说服的王老四，正是《地板》的读者可能被王老四的讲辞说服而认了他的“情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情理”指的是什么？

王老四的讲辞虽然长而且生动，但根本上所谓的“粮食是劳力换的”其背后的逻辑与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提出的“财产权”论点若合符节。根据洛克的众所周知的观点，正是人在无主土地上的劳作创造了价值和财富，由此劳作成为私有产权的最终基础。但是，有意思的是，卢梭在《爱弥尔》中讲述了一个与此类似却截然相悖的故事：爱弥尔的教育者指导他耕种一块土地，仿佛是让他领会洛克意义上的劳作创造财产的过程。但是，当爱弥尔试图收获他的作物时，却发现自己的土地被别人重新翻耕了。在愤怒之余，爱弥尔在教育者的教诲下认识到，这是一块已经由别人占有了的土地。而只有在爱弥尔与土地的所有者签订契约之后，他才能在上面耕种自己的作物。换句话说，在卢梭对洛克的想象性图景进行重构之后，“契约”在逻辑的意义上（如果不是在实际的意义上）总是先于“财产权”，对土地的正当占有靠的不是对土地施与的暴力（劳作），而是契约。这一点，甚至出现在王老三的讲辞之中：“老契上虽写的是荒山一处……”即使王老三引出这句话是为了说明土地耕作的重要性（“荒山”变“好地”），但“老契”的合法性依然没有受到质疑。事实上，蔡翔把小说中的这一细节视为叙述的“漏洞”：“《地板》对‘老契’的合法性并没有提出根本的质疑，换句话说，仍然默认了‘老契’的合法地位。”（同上）他对此的解释是：

《地板》的叙事背景是“减租减息”，而“减租减息”正是抗日战争中“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某种“妥协”性的产物。因此，它是在保留“老契”的合法性前提下来讨论劳动问题。因此，小说叙事上的“漏洞”，恰恰也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妥协所留下的理论“漏洞”。（同上）

然而，我认为，“老契”出现在王老三的讲辞中并不是小说叙述上故意设置的“漏洞”。实际上，“契约”的问题与王老四的质疑密切相关：王老四质疑“土改”的重要原因是它改变了传统承继下来的契约关系（“租佃关系”），无论价值出于劳作还是出于“地板”，王老四认为自己对于土地的占有的基础是“契约”，而这也就是他的“情理”所在。但是，“土改”要改变的正是这种隐含着剥削与压迫的“租佃关系”。这也就是说：“劳作产生粮食”的洛克式论证是基于新型契约关系之下的“情理”，“土改”的法令的确出于“情理”，但却不是习俗意义上的“民情”，而是一种新型的“情”与“理”。

革命带来的是“移风易俗”的整全性变革，它的任务是将人们带入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就本体论的层面而言，革命（包括“土改”）是一种暴力。“土改”是暴力的，因为它要以一种替代性的新型契约关系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土改”又不是暴力的，因为与它的规定相伴随的是一整套“情理”。——但是，吊诡的是，这套“情理”又不是不及物的，而是完全与土地和农民的劳作相关。“不劳者不得食”，“耕者有其田”，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传统的伦理，甚至是一种“自然权利”。诉诸这种自然权利而否认遮蔽它的封建关系，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暴力”。至于这种新的“情理”能否说服人，如前文指出，取决于《地板》实现的效果：王老三的讲辞说服的不是王老四，而是读者。虽然蔡翔对《地板》的解读将“情理”与习俗意义上的“民情”等同起来，但他还是看到了赵树理的激进色彩：“他把这一‘生活世界’，也即人的日常存在重新视为有待确定的政治形式。”（同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或“土改”时期的暴力的考察，或许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暴力”；而对这种“暴力”的否认，也就必须考虑到与之密不可分的“情理”。

但是，当“土改”结束而开始进一步集体化的时候，这层基于土地和劳动的“自然权利”论述的合法性也遭到质疑和动摇，“集体”的伦理开始取代小农经济式的“私人”伦理，土地私有制被集体所有制扬弃。这也就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赵树理后期不得不变换写作策略，甚至放弃写小说——不论最终他成功与否。

《革命/叙述》读后感(四)：《革命/叙述》的文学史写作分析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初版于2010年，是当代文学史的又一部力作。蔡翔自谓：在新世纪进入学院体制工作后，才开始将自身经验和感觉进行知识化工作。因此，《革命/叙述》是他“知识化”的产物。蔡翔进入学院体制的转变，在于他自觉地尝试新的文学研究路径，尤其是学习文化研究方法。然而，他并非是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历史化的理论，相反地，他将其视为一种“能指”，意即，他认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西方理论的背景，而是它有可能接通我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包括国家、阶级、公正、平等”[1]。因而，蔡翔写作《革命/叙述》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清理个人的“历史记忆”。这份“历史记忆”关乎他对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或者说，他想分析出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成分究竟为何。

蔡翔建构的文学史图景包含了三重性：“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根据蔡翔定义，“传统中国”指称“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现代中国”指称“晚清以后，中国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革命中国”指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之下所展开的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由此可见，蔡翔并非在实在的历史语境，而是在虚构的叙述层面，拼筑出1949-1966年的文学史风貌。换言之，“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是蔡翔构建的“比喻性说法”，目的是为了揭示各章节所处理的国家/地方、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劳动者、工人等，这些议题所置身的复杂“历史场域”。通过“历史场域”的概括，代表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的三个能指之间，存在的“整体结构和运动过程以及其中多重的逻辑缠绕”[2]。这意味着“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存在了高频率的互动关系，也隐含着冲突或妥协的张力。而且也因为这股紧张的张力关系，激发了三者的重生和创新可能。

因此，这三重历史图景并非是线性的递进关系。蔡翔更进一步说明了“革命中国”看似颠覆了“传统中国”，但是，它也“征用了传统资源，并成功转换为地方性的现代形态”。“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也存在了诸多的内在共享，包含了“社会分层与平等主义、科层制与群众参与、生活世界与政治社会、对象化与内在化、维持现实与面对未来”，但是，“革命中国”也试图超克“现代中国”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由此会发现蔡翔所描绘的三重历史图景，实际上更为偏重“革命中国”的正当性。他更为关注“革命中国”具备的乌托邦特质，意即不假思索的支持“弱者的反抗”的立场。他将“弱者的反抗”具象化为几个方面，包含“拒绝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民族国家走向阶级国家，由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创造出新的尊严政治，对科层体制的挑战反抗，并建立新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分配原则，套用汪晖说法，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3]上述的几种特性皆是蔡翔认为今日中国应当获得重视并致力继承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宝贵遗产。

《革命/叙述》确立的文学史开端，起源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蔡翔谓为“在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刻。这意味着新中国将继承并分享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却同时面临着50年代苏美冷战与中苏交恶的复杂地缘政治，因而，被迫强化的民族国家形式，而非社会主义部分。换言之，新中国诞生之时，旋即迎面而来“革命第二天”的诸多问题发轫与激化之始。

以下，笔者将逐一梳理《革命/叙述》所涉及的讨论对象以及“革命第二天”的问题究竟爆发在哪些层面。

在第一章“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中，蔡翔揭露了“革命中国”的普遍性经验与特殊性经验的复杂互动交织。蔡翔定义的“国家”不仅是西方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或者“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而是指称一种继承“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府并主导着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践，推行着阶级政治，有着“革命中国”的特性。蔡翔定义的“地方”也不仅是自然地理和行政制度，更包含了文化风俗与乡土民情，乃至于继承了“传统中国”的领土和知识。因而，蔡翔并不同意当前主流的历史论述，意即“国家”单向地闯入、破坏和改造“地方”，还对“地方”植入指导性意识形态和权威叙述。蔡翔反对这个单一论述方向，相反地，支持一种双向影响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实际上同时吸纳并转换了“地方”的经验和民间的伦理逻辑。由此“革命中国”虽然在施行乌托邦普遍经验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地方”的特殊性经验冲突，但是，因为“国家”与“地方”之间保持了双向的互动关系，“地方”与“国家”能进行彼此的相互协调乃至妥协。因此，关于“地方”的叙述还应当包含了民族话语、阶级话语、民间伦理秩序和五四现代性话语的交融痕迹。

在第二章“动员结构、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蔡翔定义“动员体制”是一种“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4]，并且他将“动员情况”落在1949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情况，进行分析。虽然1949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延续了一贯的土改精神，重建农村的基层组织，但是，却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意即不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来直接指挥农村的动作方向。相反地，这是依靠地方自觉并自行组织的活动。一方面，借由基层干部、知识分子与合作社担任转型中介，担负起“宣传、教育和动员民众的任务”。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自觉和道德意识，来达到非制度性的动员目的（包含了妇女动员），由此创造了一批新的无产阶级主体。蔡翔在此延续了第一章的“国家”与“地方”的互动逻辑，强调农村合作化也存在一种地方群众和地方干部及知识分子共同合作的互动惯性。然而，蔡翔也关注到农村的过度动员可能会造成压力政治或者政治疲惫的困境，或者群众会“通过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合法性形式，公开或隐蔽地表述自己的利益要求”[5]，造成了动员体制的复杂性。因而，蔡翔原初定义的“动员体制”作为一种“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在更为复杂的历史运动中，产生了偏离原初运作状态的潜在危机。

在第三章“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中，蔡翔引用了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将“青年”指称为“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并激励青年和工农群众结合。[6]。蔡翔认为青年作为“革命中国”的关键组成在于“‘少年’的支持，‘中国’以及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本身也被自然化、道德化乃至合法化，并形成强大的情感的或者道德的感召力量，甚至一种‘青春’形态”。[7]换言之，青年成为了新中国建设所号召的政治主体，新中国建设的合法性也通过青年参与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存在。除了青年的感召，1949-1966年文学-文化想象也将爱情挪用为高度性的政治话语。借由爱情故事的讲述，促使“政治被自然化，它不再是权力的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化为个人的情感要求，……在个人被塑造成为政治主体的时候，同时亦被叙述为一种情感主体。而在这一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政治故事’同时也被讲述为一个‘爱情故事’”[8]。于是，男女情爱与革命激情成为了一体两面。虽然男女情爱与革命激情皆包含个体解放的前提，但是，却也同时隐含内在的悖论性，意即个体解放与革命的集体政治的相互矛盾问题。除此之外，蔡翔还指出1949-1966年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存在着“性的失语”的问题，或者用黄子平的说法为“无性的身体”。这种对“性话语”的摒弃，忽略了个体情欲部分时候成为革命内在动力的可能。

在第四章“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中，蔡翔分析新中国建国之后所迫切需求的民族叙事建构，于是，1949-1966年产生了革命历史小说的类型。不过，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却改写了“传统中国”的孤胆英雄，将英雄形塑成“平凡儿女”，并倡导“人人皆可为英雄”，促使群众效法“集体英雄”的可能。如此提法，暴露了“集体”与“英雄”之间的悖论性。若是英雄是一种集体存在的形式，那么和平民之间似乎便取消了差异？换言之，若是英雄是一种平反的存在方式，那么又如何能称之为英雄呢？虽然蔡翔试图引入市场机制和读者期待的面向，解释革命历史通俗小说存在的裂隙问题，但是，却依旧无法彻底解决革命历史的日常生活化问题。

在第五章“‘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中，蔡翔指出“革命中国”的“劳动美德”如何与“传统中国”的德性传统相互连接，并因而成为更强而有力的政治号召。“革命中国”对劳动价值的极力推崇，确立了劳动尊严的地位，并且“这一尊严不仅是个人的，更是阶级的”[9]。正因为劳动尊严的确立，工农阶级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公。不过，针对劳动以后的生产分配，却造成潜在问题。蔡翔指出新中国确立的按劳分配与国家优先群众的分配制度，便造成分配不均的问题，也生产了个人主义。于是，集体劳动力图激发的集体意识，却在分配环节导致了背道而驰的结果。因而，劳动与分配之间存在了一定的紧张的悖论性关系。

在第六章“‘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中，蔡翔指出：“革命中国”一方面推举工人成为国家/工厂的主人公，并积极推动识字运动以及施行《鞍钢宪法》，使工人拥有“文化诉苦”的主体和创建文化的可能，从而确立工人的政治参与领导权。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因为美苏对峙的紧张关系以及中苏论战的急转直下，新中国陷入了现代化/工业化的高度急迫性，被迫积极将工厂和科技技术整编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鼓吹工匠精神。于是，原来预期的工人的个体欲望和政治参与空间又遭到了全面的压缩，和设计蓝图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第七章“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中，蔡翔指出：因为60年代早期的城市位置，以及个人、欲望和消费等日益突显，生活小事与国家大事的对立，“革命中国”借由提倡“继续革命”，试图斗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日益膨大，并将希望寄托于青年主体的革命性。

以上，笔者总结了《革命/叙述》所处理的对象，以及蔡翔所关注的“革命第二天”爆发的种种问题。由此会发现《革命/叙述》偏重的是1949-1966年的当代文学的想象动力，意即“革命中国”所“确立的面向未来的态度”。正是因为当代文学的丰富想象，尤其是超克“现代中国”问题的企图，成为了新中国创建的有效叙述载体。然而，这似乎也造成《革命/叙述》收到“不够文学史”的批评。王彬彬便指出《革命/叙述》不过是十七年文学读得较多，但是“这期间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也不是很清楚”[10]。除此之外，王彬彬还批评了蔡翔的“社会史”书写范式，认为他“将一大堆名词、术语、概念用得随意而混乱，让人时常生出扑朔迷离之感”[11]。在蔡翔刻意追求的“文化研究”式的文学史写作中，确实发生了文学文本在《革命/叙述》的文学史立意中遭到了淡化的命运。换言之，文学文本似乎只是《革命/叙述》所征用的文学史素材，却缺乏了文学文本的主体性地位。虽然文学文本看似处于和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平等位置，但是实际上，因为缺乏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因而，无法体现出文学叙事的特殊性，尤其是文学如何可能成为1949-1966年介入政治运动的影响。于是，文学在《革命/叙述》的位置似乎成为了“革命中国”的历史/政治的佐证素材，未能体现和“革命中国”的历史/政治的高度互动性。不过，姚丹对此提供了不同的解读视角。她认为《革命/叙述》写作可以被视为“大文学研究”。[12]吴舒洁更进一步指出：蔡翔的研究是将一种“与文学史经典化相反的研究驱力，把文学还原到其结构性的历史语境中，强调它的不稳定性与反制度性”[13]。换言之，姚丹肯定《革命/叙述》为了“‘革命中国’这一渐行渐远的‘实体’与‘想象’招魂。……其意义似乎并不仅是在亦步亦趋地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努力抵达历史逻辑深处，在那份‘乌托邦’中找到批判现实与设计未来的资源”[14]。姚丹所关切的问题，实际上是《革命/叙述》提供的“批评现实”与“设计未来”的功能指向。因此，她赞同《革命/叙述》的核心概念，意即对“革命中国”的思想资源的“招魂”。相较之下，《革命/叙述》的文学史写作的学科规范问题，似乎成为姚丹笔下相对次要的问题。吴舒洁和姚丹相同，亦肯定《革命/叙述》对于1949-1966年的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的“还原”工作。针对《革命/叙述》“不够文学史”的批评，吴舒洁认为这是因为《革命/叙述》并非是为了文学史的内在经典化的目的，相反地，它是为了强调文学生产与文学经典化过程之间存在的“不稳定性与反制度性”。就此而言，《革命/叙述》确实是文学史写作中不同凡响的存在，也是日后文学史写作必须探讨的一个面向和理论问题。

[1] 蔡翔：“何谓文学本身”，2006年。

[2]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7页。

[3] 同上，第340页。

[4] 同上，第75页。

[5] 同上，第123页。

[6] 同上，第134-135页。

[7] 同上，第130页。

[8] 同上，第130页。

[9] 同上，第271页。

[10] 王彬彬：“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当代文坛”2012年3期。

[11] 王彬彬：“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当代文坛”2012年3期。

[12] 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13] 吴舒洁：“走向政治的文学”，“读书”2012年。

[14] 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