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的读后感大全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一本由[美] 林·亨特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8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一)：技术化的革命

以革命事件的展开和思想，行动的普遍模式为重点，为因果论提供新的解释。

叙述了亨廷顿，斯考切波，托克维尔的革命理论。对比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阐释。前者认为所有大革命中的特殊斗争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需，而后者认为每种特殊的政治革新都是中央集权增长的必需。

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偏重心智，后半部分偏重技术。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二)：技术手册校勘

如果说《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成了公开宣传的干部必读，那么这本书就可以成为配套读物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内部掌握的配套技术应对手册。

理论的密度远胜达恩顿，而细节分析（尤其是第三章的图像意蕴转换分析）也毫不逊色。翻译也不错。译者不时还认真尽责地给出了现有中译本的状况，但有时难免出现不如不注的情况，比如页74的注2。

页34：普朗萨斯（Poulantzas），估计这位熟悉法国史的译者不认识这位在政治社会学中引用率很高的普兰查斯。

页47：昆帝连（Quintilian），就是古罗马修辞学大师昆体良了。

页70：本杰明•贡斯当，没有译成康斯坦特不错，但前面也应该按照法语译成邦雅曼。

页92、211：德•斯蒂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本译丛其他译者都选择了正确的通译……

页111（及全书多处）：贡迪拉克（Condillac）：这个通译就更常见了，孔狄亚克……

页123：弗莱克斯坦（Frankenstein）：就是文中所言最终毁灭其创造者的被创物弗兰肯斯坦了（此处指“人民”）。

页130：残疾军人广场（Place de Invalides）：荣军院。这个不用多说了。

页139：埃瑞克•赫伯斯邦（Eric Hobsbawm）：霍布斯鲍姆。

页239：塞缪尔P. 亨廷顿的《变化之社会的政治秩序》：人名的拼法属于编辑失职，书名则属于屡屡在注解中标出汉语学界已有译本的译者的失察了。

页248：查马尔•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应为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三)：新文化史第五周

史料极多，思路清晰，两条路线分别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和政治。论证材料多的书不适合我看，也没发现这是一本新文化史特色的书。

1、法国大革命中的新政治阶级由谁构成？

作者系统论述了革命精英的社会身份。新政治阶级通过文化地位和关系被界定，同样也可以通过从属不同的职业的社会群体被界定。通过对国家议员的考察，发现都带着一定政治经验走向国家职位，都是律师、公证员等。选举越来越倾向有政治经验者。作者选择了法国的四大城市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最终发现商人在地方权力上的崛起，标志着这些城市里重要的政治转移。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大部分农村研究将侧重点放在从旧制度到新制度领导权的延续上，尤其是相同地方显贵的霸权延续。因而制度变了，统治阶级却不变。由此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新政治阶级在社会构成上并不是只有一个种类，律师主导了国家和地区政治；商人、手工业者和店主在城市比较突出；农民和小商人等掌管村庄。但是其背后最重要的意义是在社会和政治上与旧制度的决裂。贵族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这种“新”体现在统治人员，还体现在革命十年中不断自我更新。因为地方政治一直处于剧变当中，人事上不停转换在各地产生了重要结果是许多人在革命的十年中获得革命经验。同时以城市为基地的专业人士主导了国家和地方政治，即使在农村，领袖职务通常也是由那些与城市市场或城市文化有联系的人担当。

2、法国大革命中的新政治阶级与其文化的关系。

在具体内容上，作者通过在象征性和社会性这两个类别下进行讨论的方式，对新政治文化的创造予以了论证。 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这是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及贯穿性线索。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四)：修辞中的大革命

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视角非常独特，有文有图，逻辑环环紧扣，让人读来酣畅淋漓。作为新文化史的杰出代表作，在书的第一部分“权力的诗学”中，林亨特分析了玛丽安娜、赫拉克勒斯、服装等象征的形成与变化，如三色帽是人民发明的，而玛丽安娜是政府发明的，不过因为两者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便一并被放入到大革命的话语体系当中。

对革命语言的解读通常都遵循着以前一些理论方法，比如语言是社会冲突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政治自欺的载体（托克维尔的观点），或文化统一的媒介（涂尔干的观点），而林亨特在第一部分中便抛出了他略显另类的观点：语言是革命者自己的修辞学。不同于传统观点：语言与象征是权力的隐喻，他认为语言与象征是获得权力的工具与目的。仪式的形式同具体的政治内容一样重要。细细品来的确颇为深刻，这也是新文化史的核心价值观所在，虽然林亨特是研究大革命政治的，但我们看到整本书是通过文化来解读政治，正如他本人所说“本书的焦点不是诸如谷物限价、罗伯斯庇尔或者雅各宾派俱乐部之类，而是革命语言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的运作，以及对仪式与体态的普遍关注。采取富有政治意义的象征性行动会使具体的政策、个人和组织产生比在非革命时期更强大的冲击力。”显而易见，这已全然不是上个世纪的那种政治史了。

在书的第二部分，林亨特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法国各个大区和省份，比较不同省份的政治转向，比如西部农村地区不易更改他们的政治观点，在卢瓦尔省（Loire），农村公社被描绘成“公共观点的杠杆无法撬起的大山”，而巴黎周边的城市地区在大革命后不久便几乎全部导向了右翼。从而分析不同地区的政治忠诚延续性。最后得出“革命的政治地理学”这个新概念。在这个概念下面还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某些因素，如家庭网络、组织经历和共同的文化联系，这些都有助于有助于新政治阶级的形成。

书中，林亨特认为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极其复杂的，不只像托克维尔认为的大革命孕育于旧制度中那样简单。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与共和主义思想是在由一环套一环的“修辞”下，在一个个时刻的不断积累下爆发出来的。革命者拒绝一切旧的东西，这使他们可以用更具普世价值的思维去思考，因而使他们的观点更具魅力与深远之影响。然而革命者抛弃建立政党，拒绝政党纷争的途径统治，“政府没有组织一个中央政党，并拒绝鼓励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团体的发展”，便只好用恐怖统治或者专制来消灭异己、镇压人民反叛，这何尝不显得鬼铞。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主义思想，现代化和专制，但如林亨特所说波拿巴从雅各宾派的经验中认识到了民众动员的价值，但没有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培育它，反而取消了所有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投票和政治俱乐部让位给强大的政治宣传；积极参与让位给被动旁观。因此大革命的政治成果并没有在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充分的巩固，因为他只捡起了现代化的一半，却压制了另一半。民主从来没有效率，又无法预测，还经常危机四伏。结果，现代化者们，置理性与标准化高于一切的人，后来都聚集到了波拿巴的旗帜之下，认为没有民主共和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何其谬焉！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读后感(五)：閒來翻書：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大概算是後知後覺吧，儘管在06年就讀過了達恩頓的《屠貓記》，卻直到最近才忽然對新文化史開始產生一定的興趣，也想加強一些關注。對於新文化史的基本理論與發展歷程，我並沒有作系統的探索和梳理，而基本是在隨著興趣走。興之所至，有時不免胡亂翻書了。

出於對法國、巴黎的持久喜愛與興趣，也與自己論文所寫涉及政治文化的問題，首先拿起的新文化史著作便是林•亨特這本《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法國大革命在法國、歐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兩百多年來，相關研究著作層出不窮。林•亨特將之歸為三大學派：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托克維爾和現代化學派。與他們不同，林•亨特力求跳出因果關係的“束縛”，不再試圖直接尋找大革命發生和演變的原因，而轉向對於革命進程的描摹。革命的修辭學，具有象徵意義的儀式、印章、穿著，政治地理，新政治階級的身份，林•亨特意圖在種種複雜現象的演變中展現政治進程中蘊含的結構或模式與政治行動者及其不自覺接受的政治假設之間的互動過程，發現政治文化的隱蔽模式和其中的統一性，進而指出大革命的主要成就在於構建了一種全新的政治文化。

置結構性因果於度外似乎無法解釋清楚大革命如何及為何以此種方式發生，但這並非林•亨特的關懷所在。她關注革命的進程，從動態變化上描繪出了一幅與以往不同的大革命的面貌。穿著、印章這類似乎瑣碎、不足稱道的“物”，但卻能夠透視出政治的實際運行模式，這些內容更能夠反映深層的文化含義。她同時也指出，人創造了具有象徵意味的物，物反過來又在塑造行動著的人，正如“莫比烏斯帶”——將一條窄長形紙帶旋轉180°後再將兩端黏結而成，無法區分何為開端何為終點——我們無法判明究竟是誰在影響誰。這種糾纏不清可能使人感到混亂，畫不出一幅簡潔鮮明的白描圖，但這卻恰恰是真實歷史中常常存在的狀態。

從研究取向來說，在我開來，林•亨特所考察的對象並不十分新穎。除去修辭在西方的特定文化傳統（古典時期演講就已經在政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各種象徵性事物——服飾、印章、儀式等等——從傳統中國來看，本身就是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王朝嬗遞之後必然出現的改正朔、變制度、易服色，乃是重塑正統和政治文化的基本舉措。也就是說，象徵領域本即是政治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只不過，現代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學在其衍生過程中，作為其分支之一的政治史被縮寫或者說是被建構成了以事件和人物為核心。所謂政治文化史，正是要返回歷史場景，去觸摸事件與人物背後的文化意涵，而這，有可能更深入政治的實質。就此而言，在研究方法和取徑上追隨西方的政治文化史，毋寧反觀自身，重新真正理解中國的政治史。

對我個人來說，法國大革命的動人魅力，還在於它可以用來映照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歷程，乃至現在和不久的未來。林•亨特發現，對於更激進的雅各賓派的支持，主要集中在相對貧窮、識字率低、遠離發達城市的不那麼“現代”的地區。那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成功，是否可以從中得到一定的啓發呢？激進的意識形態在近代中國的發展算是大陸學術界的一個禁區，對其中牽涉的問題我也不瞭解。只是，貧窮落後可能會造成這樣的群體採取更為激進、激烈的方式以求改變現狀，這卻不能不引發我個人的擔憂。當革命或者變革以極端的態度和方式進行時，它在達成其最初目標的同時，卻也可能帶來更大的危害。

另外，書中還指出革命中新的政治階級大多屬於舊社會中的“邊緣人”。“大部分參與政治的人都居住在現代世界的邊緣地區，或佔據了以前精英的外圍空間。他們並不是相對於‘內部人’的‘外部人’，而是那些幾乎處於‘內部’但卻感到受排擠的人。他們是相對的局外人，不是被社會遺棄的人。”（235頁）也就是說，塑造新政治文化的主力，是一群被舊精英排斥的，在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上被樹立起來——不管是不是有意識的——的“體制外”人士。舊精英不可避免地要被排除，因為實際上，是他們自己充當了自己的掘墓人。

2012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