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读后感大全

《基辛格》是一本由沃尔特•艾萨克森著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元，页数：6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基辛格》读后感(一)：基辛格转 读后感

和很多人一样，乔布斯之后被作者精妙的叙事手法，捕捉细节的能力，以及华丽辞藻深深吸引，于是 基辛格——对中国也有着非凡意义的名字。

作者先自序两篇，开宗明义讲到基辛格的现实主义风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功掀起的阵阵外交旋风，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种风格与美国理想主义的碰撞摩擦。

正文中，这个生长在德国的犹太人有着无比凄厉的童年，在反犹风潮四起的环境下失去了应有的天真快乐及安全感，作者强调，这些经历，对他性格形成以及基辛格真刀真枪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影响不可估量——他开始走上融合着悲观主义的现实主义之路。接下来参军，重回故土，求学哈佛，留校任教，获得终身教职，终于在尼克松成为总统后跻身核心外交决策层。在国际大舞台上，他笃信个性—政策不可分离，童年的不安全感让他过于迷信秘密外交的作用，难民心态衍生出的渴望博得赞许认同的本能又放大了他善于溜须拍马的特征，二者相辅相成。没有这些，基辛格无法取得让人炫目的外交成绩单，但也正是因为他过于陶醉于取悦总统，为水门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温床和软环境，在国际上，至少从今天开来，欺骗外交（南北越）/穿梭外交（中东）/缓和外交（中苏）并不如当年那般意义重大。当福特总统1976年因为外交问题惜败于卡特后，博士不得不黯然退场，毁誉参半。

作者承认基辛格的外交答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对秩序的信赖无以复加，由此历练出构建大国均势的巧妙手法，当中苏都在拼命和美国修好时，当他的穿梭外交成功削减了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时，当他和尼克松果断决定撤军将南越拱手相让时，他似乎已经成功撞线，缔造万众期待的和平。但终其一生，在美国——这个理想主义自然而然流淌在民众血液里的国家，他始终未能摆脱道德批判，伪善，撒谎，暗箱操作，欺上瞒下带来的对雇员价值观的挑战，让他如芒在背，也影响了他的历史地位。

他成功地在美国外交中嵌入了现实主义——外交更多依赖国力军力，但他的失败也在于此，忽视了美国在制度原则和价值观层面的巨大影响力，真正成功的外交，必然如奥巴马所言，以国力军力等硬实力为依托，不断突出软实力的作用，这可能是基辛格留给我们的做好遗产——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不忘扩大理想主义的影响力。

对于个人，也许有同样的启发。

《基辛格》读后感(二)：前言：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当今的理想主义（沃尔特·艾萨克森）

在亨利•基辛格离任30年后，他仍然以奇妙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公众的想象力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他持久的影响力和盛名是当代所有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

基辛格不仅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外交政策专家，也是全球私营企业和政治领导人推崇的顾问。他的声音是媒体的常客，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学术论文上。

他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辛格长盛不衰的卓绝地位，即使他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异议。

当今世界，政治讨论常常出现两极化、党派化，或者被电视热卖的内容所左右。可是，即使和基辛格意见相左的人士，也会被他精准、细致、深刻和理智的尖锐论点所折服。

描写基辛格的回忆录之所以不同凡响，在于他的文章和观点结合了历史公理和具有时代感的深度分析。

现在全球政治不再是过度简单化的冷战时代。基辛格理解问题的方式和强调大国之间力量均衡的理论变得更加有现实意义。

同样，他对全球相关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球上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另外一个角落的人们，在纷杂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显得日趋重要。

但是，和基辛格政坛常青树的地位相对的是，他一直和政府职位保持着距离。

自从基辛格在福特政府末期离开政府职位到两任大、小布什政府的32年期间，一共有三位共和党总统，在任时间长达20年。

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总统任命基辛格以政府高位，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答案既和共和党内以及国家的政治变动有关，也和基辛格本人有关。

基辛格代表了保守国际主义。保守国际主义大部分根源于现实主义、现实政治、讲究力量平衡和实用主义。

在此书中，我谈到过对基辛格最有危害的反对者们并非是左翼鸽派或者自由民主派，而是新保守派或者具有极度意识形态的共和党人。这些人从扩张、价值观、道德和情感为基础看待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冲突。

这本书的读者将看到，罗纳德·里根总统成为了基辛格在意识形态领域最致命的对手。

尽管里根总统在很多观点上和基辛格达成一致，但是他最终将基辛格赶出了他的政府。

特别是里根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方针——参与争取自由运动而并非是基辛格所提倡的寻求力量之间的平衡稳定——定义了共和党人的观点。

这个方针在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变得更加清晰。

一些基辛格派的现实主义者们，特别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劳伦斯·伊戈尔博格（LawrenceEagleburger），公开质疑扩张型的外交政策。基辛格也对此颇有疑虑，但是他将疑虑用不明显、细致和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基辛格的观点，始终带有细微的变化。在处理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复杂问题上，基辛格表现的十分微妙，充满智慧，有时候即使态度有些保留，也是先见之明举。

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杂和危险的世界，作为一个分析家，基辛格的长处在于他从不将事情过度简单化（他的弱点是融入更多意识形态保守力量）。

另外，他本能地反对公开挑战当权者。

这一观点在保守共和党人执政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执政者对基辛格的意识形态持不信任的态度，这种不信任导致了他被排挤在政权之外。

这使我联想到这本书讨论的核心话题，这一话题在当下更有讨论的价值。

我认为基辛格是极少数一手打造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相对应）。在国与国的力量均衡上，基辛格是一位大师。他天生就能感觉到力量的平衡和范围，以及和现实政治的关系。

基辛格出色地创造了美国、俄罗斯（指苏联。——编者注）和中国之间的三角结构，在南越瓦解后打造了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基辛格会将理想主义价值观称之为理想主义情感，他不理解在公开的民主体制下这一价值观在国内外发挥的作用。

他也不认同理想主义价值观。我认为，美国民主体制的公开透明和混乱局面对外交政策来说是优点，而并非弱点。

因为在尼克松的黑暗政治下，基辛格太喜欢，同时也十分依赖于在黑暗下的秘密操作。

当这本书最初付梓的时候，基辛格并不十分认可，即使我曾经采访过他许多次。他感到惊讶的是保守派对他的批评多于自由派。我在猜想，像基辛格这样很爱面子的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关于他的引言中，或者他的传记中正面评价太少，他很有可能会在看后大发雷霆。

这本书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基辛格没有和我说过话。后来我成为《时代》周刊的执行主编。在我们杂志的一次封面人物的年度晚会上，基辛格被邀请到场。他打电话给我：“你好!沃尔特，即使30年战争都有结束的时候。我原谅你了。”（他允许他忠实和聪明的夫人南茜支持百年战争）。从那以后，我和基辛格在很多项目上一起工作，包括阿斯本研究院主持的中东问题。

我们最近的几次谈话中，基辛格着力强调可持续的外交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对他来说，国家之间的利益和交易之中一定要有一个力量平衡，这个平衡一定要在理智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想全面理解这一观点，读者可以阅读基辛格撰写的关于他在白宫期间的一些著作。最著名的一本是1994年出版的大部头著作《大外交》。

此书挖掘了历史上外交政策中的力量均衡，包括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从红衣主教黎塞留，现实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

基辛格是一个欧洲的难民，从小读的梅特涅远远多于托马斯·杰斐逊，这使得他的著作倾向于现实主义的阵营。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宣称国际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上的。”基辛格在此书中写道。

有些美国人持有这个观点是因为骄傲，但是当基辛格这么说的时候，他的态度更像是一个人类学家在观察一个持续混乱的部落仪式。

基辛格指出，将外交政策建立在理想主义而并非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会将一个国家置于一个危险的，难以预测的境地。

从《大外交》和他的过去20年间其他著作和看法上来说，基辛格成为了继西奥多·罗斯福后，在美国所有政治家中，最极力推崇现实主义和普鲁士式现实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倡导者。

如果说乔治·肯南奇特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形成了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立场，基辛格强调国家利益，弱化道德情感的思想则定义了美国处理在苏联解体后复杂国际事务的框架。

在《大外交》的结束语中，基辛格这样写道：“美国理想主义仍然像以往一样占主导地位，甚至更强大。但是在新世界的秩序中，理想主义需要为此提供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能够让美国在并不完美的世界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纷繁选择中坚持下来。”

事实上，自从本·富兰克林在法国施行了力量均衡的政策并借此机会展示美国优秀的价值观以来，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交织进行着。

从门罗主义到“天赋使命观”到马歇尔计划，美国的国家利益总是和其观念联系起来。在冷战时期通过美国的道德运动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基辛格意识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当时需要实现力量均衡，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是实现力量均衡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我始终相信，美国70年代的力量均衡理论更多地被政府秘密和暗箱操作所扭曲。而有些时候，这些策略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现实外交看起来是必要的。

1999年出版的基辛格自传里，在第三卷中的福特时代（在我这本书面世之后），基辛格一直在捍卫这个观点，而并非否认这个倾向。

“美国必须用国家利益来缓和其传教士的精神，要用头脑而不是心灵去定义它对世界的责任。”他说。

即使基辛格的如上结论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得出的，也可能是在其接下来的布什政府得到运用。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在70年代时期成功地打造了一个稳定的框架，却没有维持到政治范围的终结。在一个民主政权里，他的现实主义和保持国际关系的情绪并不协调，这也导致了不正常的一些秘密行动。

但是如今，我们应该从另外一面来看待美国外交政策：我们是否过于倾向于理想主义的方向？我们是否需要更多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基辛格式的精巧？国家积极宣扬自由的外交方针一直被一种道德使命和征服精神所驱使，是否我们现在需要增加一些小心翼翼、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冷静计算国家利益，以及我们的传统保守主义。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基辛格所持有的保守现实政治传统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他40年来和情感理想主义，包括大力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和讲究道德的自由主义所作出的斗争。

了解基辛格本人和他对全球变化的观点在越南战争后以及冷战后十分重要，这一点在现在也是如此。

《基辛格》读后感(三)：与基辛格共进午餐

我把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共进午餐的地点选在了纽约上东区一家高档餐厅Bravo Gianni，因为这家餐厅离基辛格的办公室不远，在一个安静的住宅区内。当我和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在较为繁忙的地点就餐时，总会有人打断我们——有时是多次打断——朋友和陌生人都会过来和他打招呼。

在这家朴素而安静的餐室中，不会有人打扰我们。当我在一张大桌前落座等候基辛格时，餐厅老板詹尼·加拉韦利(Gianni Garavelli)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基辛格本周二（5月27日）刚刚度过了85岁生日。他精神抖擞地大步走来，还是那一身黑色西服和暗色领带的打扮。在基辛格那个年代，午餐场合穿开领衬衫是决不能接受的。

我提醒他注意另外一个即将到来的纪念日：自1950年我们作为哈佛大学(Harvard)毕业生相识以来，时间已过去了快58年。我们都感叹时光飞逝。

如今，与以往一样，基辛格仍对葡萄酒或烈酒没什么兴趣，要了一杯苏打水。我点的堪培利开胃酒和苏打水已经摆在了餐桌上。加拉韦利给我们拿来菜单，我们决定吃一顿对于希望控制体重的男性而言较为清淡的午餐——我们都点了一份新鲜蔬菜沙拉和一份蛤蜊扁意粉。

尽管基辛格是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其它大学称之为政治科学系）攻读硕士，同时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位存在争议的政治家。但从过去到现在，历史一直是基辛格的最爱。

在他身上，人们看不到许多以往权势赫赫的人物退休后的那种悲哀和意志消沉。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仍需要他。我们见面时，他刚从亚洲回来，然后将动身前往以色列和欧洲。今年夏季，他将以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出席北京奥运会(Olympic Games)。基辛格不能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所希望的那样，他几乎没有时间在康涅狄格州乡间的家中放松。

当我们开始闲聊时，餐桌上翻开放着他1994年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我决定让我们的午餐谈话象两位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顿生日聚餐让我想起了我们1963年11月的另一顿午餐，那顿饭远没有这么奢华。当时我们正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基辛格的办公室交谈，他的秘书突然跑进来，告诉我们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我们：总统已经身亡。

当我问及他如何看待肯尼迪时代和当时的传奇人物时，他毫不意外地谈到了肯尼迪这届一千天政府不确定的本质。然后他停顿了一下，非常令人意外地谈起了“本可能出现的结果”，这是历史学家们喜爱争论的话题。基辛格回忆道，如果肯尼迪活着，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基辛格伟大的朋友和支持者)可能会在1964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非不幸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若果真如此，在1969年终于成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国家安全顾问的数年前，基辛格可能就已走上了国际舞台。

基辛格表示，如果1964年出现了洛克菲勒与肯尼迪之争，“我肯定会支持洛克菲勒”，但令人意外的是，他明确表示，肯尼迪获胜也不会令他感到沮丧。他表示，肯尼迪和洛克菲勒“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意见一致，意识形态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分歧”。

随后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真正的政治分歧——在他看来那是一场悲剧——当时以压倒性优势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民主党人林德·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决定扩大越南战争。这一决定激起了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人的强烈反对。

然而，基辛格近乎蔑视的愤怒针对的并非约翰逊，而是那些抗议者。他觉得，这些抗议者希望看到自己的祖国失败。如今许多人仍认为，这些抗议者是英雄，但对于基辛格而言，正是主战派和反战派两者之间的分裂，被证明是那个时代最为恒久的遗赠。

我把话题转到了另一位总统：受到许多美国人尊敬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这可能是一个棘手的话题。许多里根派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批判他们所认为的基辛格“超道德的”政策。

我们谈到了1989年至1991年苏联的解体，还谈到了里根的外交成就是否像现在普遍描述的那么伟大。基辛格表示，里根“是一位特殊时期的卓越总统。提前8年，他可能会失败；而推后8年，他可能会没那么重要。”

当年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以及伊朗人质危机而蒙羞，里根重塑了这个国家的信心。基辛格认为这是他的一项伟大成就。这样的赞颂自是非同小可，但却又全然不是当今里根主义的狂热信徒们所常用的那种夸饰之辞。

我们停了下来，开始大嚼着一盘丰盛的意大利熏火腿配奶酪，这是该餐馆奉送的。不过，我们俩谁没碰那篮子蛋卷和面包。

我担心我们俩有点过度沉溺于过去，因此便问道：如果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人请他依次列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几项优先目标，他应该如何来回答？

基辛格答道：“如果用这种形式来问，那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他辩称，没有哪一个问题是绝对优先的。“还有”，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注重自身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坦率地看待这个国家的实力，并准备抵制那种备受推崇的美国理想（即认为凡事皆有解决办法、且能在具体时间柜架内予以实现的美国理想），那么，一些主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处理。”

“得到处理”是基辛格的关键词。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这个词反复出现，其出现频率或许仅次于“价值观”。

基辛格相信，尽管伊拉克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美国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与中国和俄罗斯、与欧洲盟国、日本以及其它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和当今全球社会的福祉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他慢呑呑地、但却开心地吃着面前摆着的那盘美味意粉。这让我忽然想起上世纪60年代的一句戏谑之语——德国出生的基辛格非常热衷于维也纳炸肉片，因此，他在巴黎时去米其林(Michelin)三星餐厅就餐，简直是多余之举。我猜想如今他是否还是这样，或者，他现在形成的食物嗜好，已不再带有儿时中欧生活留下的印记。

吃完东西后，我请他具体概述一下在伊朗外交政策问题上的见解。他回答得很坚决：“我一直提倡美国与伊朗展开全面的谈判……我们需要公开讨论各种分歧。”

在他看来，这需要伊朗来决定“它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事业。如果伊朗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或者可以形成这种想法，它就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他表示，美国与伊朗国王（曾是基辛格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对伊朗战略重要性的理解，目前的情况仍是如此。

“任何意在和解美国与伊朗之间分歧的严肃努力，都必须始自双边谈判，双方都要设法去理解对方的观念。最后，谈判必须要成为一种多边行动，达成伊朗所有邻国都参与的国际间协定。”

基辛格总结了自己的立场：“当前的挑战，是要找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实现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有效监督与控制。”

我还想知道，基辛格是否认为美国现行的伊朗政策必须做出一些调整。基辛格字斟句酌地说道：“仅仅考虑现行政策的变化，这还不是重点。我们必须要考虑在某个特定时刻可能的措施。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想要创立一种局面，从而能让现行体制或新型体制留有调整的余地；相关决策可以实现本土化；而且，只要“民兵式”(militia)思维的影响力减少，“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注：“联邦主义者”与“民兵”都是美国独立战争及建国初期的词汇)的解决方案就能得到采纳。”

他认为，军事上的“急升”正在起作用。他还表示，下一个问题，将是何时开始不再单纯地选择军事行动。基辛格认为：“这并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从伊拉克撤军，所有阿拉伯邻国的激进势力将会受到极大的鼓舞。”他担心美国将无法继续留在阿富汗，或不能维持在巴基斯坦的现有地位。

他担心，迅速撤军可能会让印度的广大伊斯兰社群趋于激进。我对他这种说法极感兴趣——我从未听到其他人如此直率地表达这一点。我向他提到，他的这种论调，和所谓“撤出越南带来的危险”如出一脉。“根本不像。”他补充道，由于苏联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意外地解体，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得到了部分的补偿。

基辛格首次访问共产主义中国的时间很早。在西方世界里，很少有人能在对中国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他匹敌。因此我问他，在目前西方对中国批评和忧虑的气氛下，他对中国的观感如何。“告诉你我是怎么看中国的吧。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那持续、自主的政府形态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只有这个国家能拥有如此的成就。你必须从一开始就推想到：他们一定已经从生存的需求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不能总是设想自己比他们懂得多。”

“第二，由于他们可能将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持久因素，即所在地区的主导成员，或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而且，他们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已变得如此重要，这将成为我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他们有利。

“一些美国人认为，如果我们让中国实现民主，他们会变得更容易驾驭。这种想法的假设前提是：我们已了解‘民主化'的含义。难道他们真的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温顺吗？”显然，他对此表示怀疑。

“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不能在21世纪对中国做出那些别人会以为是19世纪时的举动，例如：替他们规划制度，并试图把亚洲组织起来。中国人民在1971年以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2008年的中国，与我第一次访问时已截然不同。共产党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尽管我们毋须赞同中国领导人的所有举动，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定位为他们的批评者。”

我问，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能力，是否比得上二战后的几十年内美国对苏联的了解。他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只是说中美关系近年来处理得当，但目前需要做的，是要对中国局势的复杂性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我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屡次被递来的菜单打断，菜单上罗列着各式各样极为诱人的甜品，但我们一本正经地予以回绝。不过，我们还是要了黑咖啡。

在这顿饭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谈到目前美国正在努力想让其他形态各异的社会从内部改造成为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基辛格承认，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选举语言常常会取代大政方针，但美国人很快将不得不抛开那些肤浅的解决方案。

我问道，我们必须要期待做些什么？他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我们是要将世界划分为民主联盟与非民主联盟，还是必须要形成另一种面向地区及历史环境的对策？”

各个国家在传统与历史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那些国家很少复制我们的做法，但它们的传统与历史也都需要得到认同。作为一名最为多产、著作遍及各地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赞成量身制定与各国情况相匹配的政策。

尽管很多人认为基辛格是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Machiavellian)，并猜想他在年迈时的担忧，主要是与一种名为“遗赠”的非正常心态有关。但作为一位老朋友，无论是从他长期以来所持的政治立场还是地缘政治立场方面，我都看不出他要做出任何改变的迹象。事实上，我也许就是在说：他所面临的最大声誉危机，就是某一天人们会指责他重复自己的话语。

基辛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得出了一些理论和观点，至今他仍信奉其中多数的内容。只是，他所关注的内容已从欧洲及其政治领袖，转移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他始终关心着美国，并且只在极少情况下夸大过美国的前景。他从来未曾陷入绝望。这位与我共进午餐的人，知道自己一直很幸运。他现在仍是各类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位敬业的历史学家，不愿调整自己的观点，来迎合流行的见解。

我们的午餐结束了，他和我匆匆道别——因为后面还有一场约会等着。对于基辛格来说，即便已是85岁的高龄，他的日程表仍然排得超满。我留下来埋单，与加拉韦利话别，然后打道回府。

转自2008年5月30日FT中文网

作者：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Graubard)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斯蒂芬•格劳巴德是《总统们》(The Presidents，企鹅出版社(Penguin) )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