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读后感1000字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是一本由白谦慎著作，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4.00，页数：23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读后感(一)：关于书写

白谦慎两本著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完，阅读感着实痛快。这两本虽可称为学术著作，但并不远离普罗大众，书写是人们常做的事，这有社会文化传统在。因此，在阅读上，除了著作者边议边叙的考据类写作手法，作为书写问题研究的写作内容更能吸引人。 前书，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相比，前者为训练有素的书家作品，后者为现代穷乡儿女造像。书写可目为一次性创作表达，穷乡儿女造像或因其偶然的一次出彩书写为世人熟知，这只是偶然，他再写一遍娟娟发屋，将是不一样的风格。书家作品，风格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变化很少，吴道人再写一遍与古为徒，应与之前大体相似。穷乡儿女造像因其独特风格为后世书家临创入笔，需要时间和机缘，学娟娟发屋与学汉魏残碑者，后者为人津津乐道。训练有素且稳定的书写风格是判别作品的前提，这样一次性创作表达才可由偶然变为必然。 书中还提及写篆籀，应写出“高古”的视感，写的人那么多，装牛叉的人那么多，可这“高古”二字，几人写出。 后书，上篇谈傅山与魏一鳌的交往，则重表现傅与仕清官员的关系，下篇为傅山与戴廷栻的交往，戴可视为文化赞助人，这又有别于西方的文化赞助人，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起关键影响。外篇是对前两篇总结探讨，傅山是有文化资本的人，这一资本在同一文化价值观下，不因明清易代而减弱，作为文人艺术家，因其有艺术才华之外的文化资本，有别于职业艺术家。换而言之，当今贾平凹、莫言的字所以贵，也是因为人家有文化资本。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读后感(二)：折柳作書～四寧四毋

＂先生玄乎？＂

曰：＂我不能無情而長生。＂

……

＂先生高尚耶？＂

＂我卑卑。＂(p140)

傅山，＂醜派＂書法鼻祖。「四寧四毋」見於其《霜紅完集•作字示兒孫》：「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

雖然宗法二王，但他自己認為學「二王」、學蘭亭序都不能近似，而只有通過學顏真卿的《顏氏家廟碑》和《祭侄文稿》，才明白了書法之精髓，明白了「寧支離毋輕滑」的道理。

《顏氏家廟碑》！井上有一書法中的沈著用筆，以及氣勢連貫中的跌宕起伏，也深受顏真卿雄偉博大，氣勢開張的影響。

＂不是這樣！不是那樣!當你為書法弄得心神不定時，看到顏真卿的瞬間你會震驚不已， 驚愕的目光被他牢牢吸住。你能抓住什麼。但能抓住什麼？我說不出來。＂

＂要真正領會顏之真髓＂。日日絕筆的有一在1982年11月起開始臨《顏氏家廟碑》和《建中告身貼》，日記里一遍又一遍寫道＂終日臨顏＂。＂唯廢品＂、＂廢品如山＂。

跑題了嗎？沒有。書中附上了傅山的顏體端楷《曾子問》(p113)、《逍遙游》（p115)那真叫一個好看！

與R君讀後同感，上篇《傅山與魏一鰲》遠不及下篇《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 》有趣，＂不困＂。

但是，＂良醖遠至，深快舊腸。酒道人者以酒遺人，真不啻佛之捨身也。＂(p13) 魏一鰲相贈的可是汾酒呢！似聞其香～我小時對佳釀的概念就是山西的汾酒和竹葉青，以及江西的四特酒。＂酒道人＂之名算是能記得了。

PS：

對藝術社會史＂社交活動＂的認識來自之前閱讀過的柯律格《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

對傅山的認識來自山西博物院即將撤展的《走近傅山的世界》的兩場直播一一《傅山：一個大變革時代的藝術家》和《霜滿龕紅：傅山生平思想和學術》。

以下為純摘錄：

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也使得傅山家原有的經濟來源(如地租收入)受到嚴重影響。在這一時期，傅山主要以行醫和賣字為生，困難時，也常需朋友們接濟。(p11)

＂酒道人遊戲宰官，荊棘林中亦可作胡旋之舞，何徑欲以小恙為遁法脫去？＂(p34)

藝術贊助人有時候還直接從受到他們經濟贊助的藝術家那裡學藝術，他們對自己所贊助的藝術家，常執弟子禮，他們對藝術家的贊助，是弟子對老師的敬意。戴廷栻在收藏書法、繪畫時，常咨詢傅山，傅山的意見也經常起決定作用。從這點來說，是藝術家的趣味影響收藏家，而非收藏家的趣味影響藝術家。（p96)

我以為人情酬酢與間接的買賣最能反映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我以為，凡創作時不是為抒情寫意、旨在應付各種外在的社會關係，或出於維繫友情、人情的往返、物品的交換，甚至買賣，而書寫的作品，廣義地來說，都可以視為應酬作品。(p99-101)

選擇何種字體，何種文字內容來書寫應酬書法，在應酬書法中都有些規律可循。以書體而論，明末清初的應酬作品中行草書最多，這是因為行草書的書寫速度快，可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比較多又不需要十分經意的應酬作品。……應酬作品中小楷最少，這是因為小楷耗時最多。（P108-109）

在傅山那個時代，(明末清初應酬書法中，以行草居多)碑學尚在萌芽時期，能欣賞傳山那種＂醜拙古樸＂的人還不多，傅山也不便多作解釋，所以不常用隸書來應酬。但到了清代中期後，由於碑學的興起，以篆隸來書寫應酬作品的情況明顯增加。(p116-117)

身為那個時候的知名當代藝術家，傅山「常以小楷為一些高官和文壇的好友作書」。個人化或私人化是應酬的一種重要技巧。……對於比較重要的人物和場合，傅山不但書寫時要鄭重其事，有時連如何裝裱都得親自過問。(P119）

應酬中最難對付的就是老朋友的請託。對於老友自己要的東西，拖固然是一招，但有時老友是代別人求字，他就可能要督促(俗物面逼)。……有時因為已答應了他人，不能失信；若是為壽禮、婚禮而求書，有時間限制，不很不催。……對友人的叨擾程度，要看交情的深淺和自己能給予多少回報。(p125-130)

＂人生在世，期著一二不朽以傳後祀，洵可尚也。＂……我們研究應酬作品的意義之一在於，這些應酬作品常說明瞭書法家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們最為粗糙的作品出手。(p136)

即使是建立在道德信念基礎上的友誼，有時也可以是帶有一定功利性的交往。(p138)

＂書為心畫＂不但是中國歷代書法的最高信條，它也成了傳統書論中最基本的闡釋模式。……簡言之，＂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陽慘，本乎天地之心＂。（p143)

傳山說他在寫應酬作品時，由於有俗物面逼，＂先有忿懣於中＂，寫出的字＂一無可觀＂。這也可被視為＂書為心畫＂的另一種表現形式。(p156，注釋［1］)

藝術社會史力求揭示文人藝術背後的現實與經濟的動因，以消除傳統的＂偏見和謬誤＂……(p172)

傅山個案提供了一個與之恰恰相反的例證：文人藝術家才是藝術趣味的真正仲裁者。(p174)

但在中國古代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書畫則被視為小技，這不僅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它還和社會實踐直接相關。(p177)

傅山擅長小楷。小楷要求既嚴，費時也多，但質量比較容易在訓練有素的書家的掌控中。……由於費時費事，所以用小楷為人作書，顯得鄭重。(p205)

這種拖延有時還反映出文化上的矜持，它告訴人們，藝術家並非呼之即來。(p206)

丨2021年第43本已讀打卡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读后感(三)：增订版序言：能否把应酬作品看作书法家的“心画”

载《上海书评》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2/28/1336181.shtml

增订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由三篇长文组成，它们是《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和《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它们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的英文版（2003）和中文繁体字版（2005）。2003年，这三篇论文中的前两篇结成《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由于售罄多年，读者仍有需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决定发行增订新版，书名依旧，但增加了在第三篇论文基础上改写的外篇。三篇论文本有重复，此次增订，尽量删改。但为了叙述完整，依然有部分内容重复，敬请读者谅解。

2005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问世，这三篇论文的部分内容被纳入了《傅山的世界》，但《傅山的世界》和本书依然有诸多不同。《傅山的世界》旨在描述和分析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为叙事流畅，它在吸收我的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时，有所取舍。因此，上述三篇论文虽和《傅山的世界》有所重合，但关注的重心不同，也更为具体深入。这是我愿意将本书修订增补再版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上篇利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佚，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进而分析了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篇论文和谢正光先生差不多同时发表的一些论文（谢正光著《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是最早关注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官交往的研究。近十余年来，明遗民和仕清汉官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赵园女士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心态的分析、薛龙春先生关于王铎等仕清汉官在清初的生活状态的研究等，都推进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由于魏一鳌是研究清初北方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本书采用了大部分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次修订，增加了魏一鳌和河北籍官员梁清标交往的内容。

傅山交往多，应酬也多，他的书法常用于应酬，所以下篇转向应酬书法的讨论。在中国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书家的信札、手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傅山一生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并留下了许多议论应酬书法的文字。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挚友、清初北方著名收藏家戴廷栻直接有关。下篇即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讨中国书法艺术中应酬作品这个艺术社会史的问题。

在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中，本文是最早从“应酬”的角度讨论艺术的创作、周转、使用的个案研究。此后柯律格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何炎泉的《张瑞图 (1570-1641)行草书风之形成与书法应酬》、吴国豪的《足下负书名，安能负书乎？——王铎书法应酬研究》、柳扬的《应酬——社会史视角下的清代士人书法》、薛龙春的《应酬与表演：关于王铎书法创作情境的一项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中国书画中的应酬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和柳杨的研究引进了人类学的礼品理论，何炎泉和薛龙春的研究注重应酬活动和书法技法、创作情景之间的关系。何炎泉以为，张瑞图迅捷而又独特的用笔和书写量剧增有关。薛龙春则指出，某些应酬场景和当众表演更能激发王铎的创作热情，写出精品。这些都说明，“应酬”作为中国书画中一个普遍而又独特（相对于西方艺术）的现象，已经日益引起关注。不过，目前关于应酬书法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出现这一情况有三种可能：一，明清时期的资料相对比较多，个案研究成为可能；二，明清社会的变革使得文人艺术中的应酬现象变多，成为一个更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三，明清之际的人们更愿意在文字叙述中来记录应酬。不管情况如何，对宋元乃至更早的应酬现象的观察，将推进我们对明清时期应酬书法的理解。这就使我们格外期待研究其他朝代的相关成果。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是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本篇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自从我提出书法中的“修辞”这一问题后，艺术史界做出的回应并不多，少数研究古代文学界的学者予以重视，并讨论了文学史上存在的类似问题。若要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实际困难比较大，因为它除了要求我们掌握充分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情景、所处时代惯用的语言都相当熟悉外，还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维习惯所划下的条条框框。虽说研究难度大，但这又是把书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

本书的外篇是这次增补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著名的英文汉学杂志Asia Major上。这篇文章和《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虽然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但侧重点却不同。后者着重讨论应酬书法和修辞的问题，而这篇文章虽然也涉及应酬书法，理论关怀却指向文人艺术家文化资本的建立、积累和运用。

在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改为本书的外篇《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时，笔者尽量删去了和下篇重复的部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最近几年出现的新资料。从1992年开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虽说自从2007年为纪念傅山先生诞生四百周年撰写过一篇论文后，这八年来我没有写过关于傅山的论文,但是，对相关的研究、出版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我一直予以关注。

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汪世清先生刚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记中表达了对他的纪念。当1990年我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不久，就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汪先生，从此在收集资料方面得到他的指导。在处理古代文献方面，先贤和前辈（特别是乾嘉时期以来的历代学者）早已发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中国的艺术史学者应该珍视和继承的学术传统。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订原始资料，是实实在在地推进我们这个领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2013年7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时，专门指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记者把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因为它代表了我对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针对性，在我看来，尚有不少国内的艺术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我还谈到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比较和借鉴西方理论，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发展中国的艺术史理论。本书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部抛砖引玉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