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军制演变史稿读后感锦集

《秦汉军制演变史稿》是一本由孙闻博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86.00，页数：43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秦汉军制演变史稿》读后感(一)：读书有感

本书围绕秦汉军事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对武官制度、军队构成、军队组建与社会身份、军事征发与徭役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书 史料丰富，内容详实，专业性、思想性强，对于了解秦汉历史有很积极的意义。

秦汉制度史和军事史，一直是秦汉史中比较难治的部分。一方面是材料不足，另一方面是前人成果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在秦汉制度研究中有所突破，确实是富于挑战精神的举动。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一部从军事角度探讨秦汉制度史的力作。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秦汉军事制度，探讨武官制度、军队构成、兵员征集、军政运作的特征、演变，思考秦汉帝国确立的历史变革意义，以及两汉之间的社会历史变化。从书中涉及问题来说，本书并非是纯粹的军事史著作，而是一本带着军事眼光的政治制度史专著。

《秦汉军制演变史稿》读后感(二)：《秦汉军制演变史稿》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通览本书，在作者对于秦汉军事制度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话“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相关制度研究范式的积极努力，尤其表现在第一章对于秦汉武官制度的变动，第三章对于爵制、法制视角下的军队相关问题的研究。当然本书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治学历程的师承特色，爵制相关问题可以说是对应了北大（作者求学于北大）阎步克老师的相关研究，第五章探讨的相关问题也颇具王子今（作者导师）老师特色。 细看了本书的前两章。第一章《武官制度的演进》首先对于文武分职背景下的大良造、相邦、丞相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订，结合众多的出土材料，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结论，展示了更为动态化的中央武官系统的职官变迁。其中对于大良造庶长的解释、丞相与相邦的职位探析、秦国丞相以右为尊的分析皆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传统静止性的职官观点，展现了武官制度从爵本位时代的爵官不分、以爵统摄逐步发展到官本位时代的爵官两立、文武分职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次考察了太尉、将军以及宿卫郎将的相关问题，其中关于玺、印的问题也可供参考。最后从“内史—内郡—边郡”角度考察地方武官制度，并揭示了秦汉军事组织“边地化”的趋势，即随着帝国由“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转变，京师、内郡军事组织逐步减少或退出日常职官序列，边郡军事组织相对有所保留并有了进一步演进。但“边地化”的提法在未读文本时还是容易会造成一定的歧义与误解。 第二章《军队的构成与演变》系统考察了秦汉军队构成的问题，以禁军、郡兵、边兵三个军队系统为主。秦汉禁军系统的转变如下图作者总结所示。值得一提的是，两汉禁军的征与戍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作为魏晋中军执行重要军事作战的历史前身。但魏晋历史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来自于东汉末年掌握了郡兵力量的地方军阀的争夺，作者也考察了两汉的郡兵问题，认为东汉即使州的权力有所增强，但地方兵的性质仍然多属郡兵。最后作者对于边兵进行了研究，对边兵的构成以及帝国防线的收缩做出了一系列的讨论。

后面几章也讨论了秦汉军制的其他诸层面问题。本书不是对于秦汉军制的全景式素描，而是对相关问题专题式的探索，有深有浅，军事与性别的地方较之其他部分略显不足。全书五十多万字的内容，很丰富，可选看。

《秦汉军制演变史稿》读后感(三)：（转）《秦汉军制演变史稿》评介

作者：曲柄睿《光明日报》（ 2016年09月21日14版）

秦汉制度史和军事史，一直是秦汉史中比较难治的部分。一方面是材料不足，另一方面是前人成果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在秦汉制度研究中有所突破，确实是富于挑战精神的举动。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一部从军事角度探讨秦汉制度史的力作。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秦汉军事制度，探讨武官制度、军队构成、兵员征集、军政运作的特征、演变，思考秦汉帝国确立的历史变革意义，以及两汉之间的社会历史变化。从书中涉及问题来说，本书并非是纯粹的军事史著作，而是一本带着军事眼光的政治制度史专著。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贡献，是立足于阎步克先生主张的“制度史观”，提出了“军国体制”与“日常行政体制”两个概念。作者认为，秦与西汉早期帝国的体制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军国体制”，以之与后来更为常见的“日常行政体制”对比考察，可以观察到制度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历史动因。简言之，作者要讨论的就是制度上的“军转民”过程，以及制度转化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影响。这一领域属于军事史和制度史研究的薄弱地带。全书在论述方面的优长之处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主与次：结构设定的核心与重点。围绕“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的转化，本书共分为五大部分展开。分别是“武官制度的演进”“军队的构成与演变”“军队组建背景：爵制、法制下的社会身份”“军事征发：徭戍与军兴”“军事生活的制度史考察：性别、时序与军事运作”，基本涵盖了军事制度的主要方面。在具体讨论中，作者又能巧妙地加以分类，将武官分为高层和基层，将军队分为内、外两类，选取的将、中郎将、校尉，中央军、郡国兵、徙戍士卒、少数民族兵等几个基本点，支撑起“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转化这一论述主题，纲举目张，使读者对秦汉军政的基本要素一目了然。

变与常：制度演变的脉络与节奏。作者积极响应邓小南、侯旭东先生对制度史研究宜强调“过程”的观点，将制度的变化与确立过程展示给读者。如在讨论秦惠文王对秦武官制度的影响时，作者论述道：“惠文王统治阶段是个关键时期：秦开始设置‘相邦’，官僚组织顶端由爵官不分、以爵统摄，逐步向爵官两立、以官定位发展。这一背景下，国家最高官员逐步以官称而非爵称，来标示身份。”（第41页）与之类似，作者在讨论“爵制、法制下的社会身份”问题时，也注意到“秦惠文王以降，‘先王功臣’与‘亲戚’‘骨肉’‘诸子’往往连称并举，同时获得重视与强调”（第223页），实际上此举与商鞅爵制的拜赐原则不同，是战国封君传统的遗存。作者能够在传统重视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对制度建构的基础上，注意到秦惠文王在制度方面的贡献，的确是独具慧眼。

新与旧：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参证。自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以来，学术界对出土文献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特别随着近年秦汉简帛文书的大量面世，秦汉史学者更强调以地下文献补正史书之不足。作者长期致力于秦汉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很好的积累，这一特点在本书中也有明显体现。比如在第一章中，作者广泛利用秦汉兵器铭文、玺印封泥、简牍文书补正史实，形成了比较可靠的结论。他不但清楚各种秦汉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也能够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而不是孤立地使用出土文献。作者对传世文献的掌握程度也非常扎实，在论述长时段历史过程时得心应手。比如在第二章，作者认为边郡的资源往往来自于临郡供给。他举《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于南边新设十七郡，主要依靠“南阳、汉中以往郡”供应资源。又举《后汉书·伏湛传》、同书《乌桓鲜卑列传》《刘虞传》《孝明八王列传》的记载证明幽州诸郡依靠青州、徐州、冀州等地供应资源，得出东汉“边地在财政上依凭濒临州郡，更成为常例”的结论（第187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