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全三卷）经典读后感有感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全三卷）》是一本由（清）曹雪芹 / 邓遂夫（校订）著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元，页数：121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全三卷）》读后感(一)：欣喜若狂

五月风筝2008-10-23 12:14:49

在当当网上等待了很久,才等到这本书出现可以"购买"的信息.立刻订货,却依然不肯定可以送来,直到书终于出现在快递大哥的手中，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实在太难得了,能买到这套书，很喜欢很喜欢。之前看了同一出版社的“甲戍校本”，已经很满意，所以一直在期待将这本书收录囊中。

一本好书，内容自然无须评述。编排工整有条理，字大，脂批及其他都详细注明其中，甚好！庚辰本对于红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校对者非常认真，严谨。而且价格极其优惠，真是看了又看，欣喜若狂啊！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全三卷）》读后感(二)：当世界变成了小说

后四十回的续写 不是不好 只是硬生生的让那

天赐的风月宝鉴 变成了小说红楼梦

曹雪芹心底的情 变成了 读者希望看到的局

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用粘稠来形容贾宝玉写给晴雯的诔文 这个词我从没想过 如今想来 有点意思 贾宝玉的这篇祭文总能让我想起上学时学过的谋篇文章

有着那青春期男人浓郁的情感和直接的文风

这都预示着一个高潮的开始 可是为什么 自此之后 写明人物的归属变成了重点？

前面的日子 我看的惬意而揪心 悠哉的置身在大观园里看着这朝起暮歇的情与事 可是过了八十回 却越看越着急 看的心慌 总觉得后面应该还有一百回才能过瘾呢 可是 却偏偏 死的死散的散 了结了。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全三卷）》读后感(三)：记一场红学风波

总是不甘于寂寞的红坛最近又要起风波了。由于笔者在这次漩涡中亦有参与，因此想为文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具体细节，以及我对这篇序言和这次学术事件的一个总体评价。

风波起于笔者在10月13日晚在“抚琴居”所看到的一篇名为《〈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的文章。

众所周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是目前较为权威的本子。它是当年全国一流的红学专家历时七年校注出来的，出版于1982年。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前已有《红楼梦》的校注本风行于世，所以这个校注本被广大的读者和专家称为“新校本”。 在1994年，新校本曾修订过一次。据此序言统计，它的发行量已逾三百五十万套，影响十分深远。事隔13年后，此本再次修订，定然会深受读者的欢迎。

新校本三版笔者尚未在市面上看到，但是序言已先期在2007年第5期《红楼梦学刊》上刊出，随后又在网上流布。该序主要回顾了新校本走过的历程和介绍了新校本三版修订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是值得注意的事，序文着重地指责了06年作家出版社所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认为其有抄袭新校本之嫌。它如是写道：“我们注意到，新出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本，尤其是○六年的作家本，大量采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这是值得欢迎的。当时我们遵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之嘱，校记要精，只有重要的改动才作校记。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避免烦琐；另方面，也是为了降低书的定价，有利于读者购买。所以我们大量校改的文字并未出校记。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他把这些校文用黑体字排出，还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与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这只要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校订本一对就明白了。”

由于这段文字涉及到一位笔者所相识的师长——《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的校订者，四川的红学家邓遂夫先生，因此笔者好事，在阅读完之后便发短信给邓先生，问他有无看过此文。邓先生回信说没有，并嘱我将此序言发给他。我依照邓先生所嘱，将那篇序言转发给他。由于那天晚上邓先生的电脑出了故障，因此他没有读到。他发信息给我，希望我将这篇序言的大致内容告诉他。我回信说，这篇序言有指责他有抄袭新校本的嫌疑。他听完后大为震怒，说了一些比较带有情绪的话。当时由于邓先生没看序言，笔者也不能与先生较为深入地交换意见。待到第二天，邓先生看完了那篇序，认为它很可能出自冯其庸的手笔，并说它“文风的霸道和歪曲事实不合逻辑等一仍其旧”，“庚校未注明用前人成果岂非“睁眼说瞎话”。从邓先生给笔者所发的短信中，笔者看到邓先生依然怒气未消。

笔者曾两次在杭州与邓先生畅谈红学，先生也对笔者较为推心置腹，告诉笔者许多红学界的内幕和他与一些红学前辈的恩恩怨怨。笔者由此推之，这次序言绝不是无的放矢，它是邓先生与冯其庸先生多年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

邓先生曾和我说，在他的成材路上，冯其庸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邓先生在1980年4月上旬，写了一篇讨论曹雪芹身世的论文。当时的他刚踏入学界不久，论文不好发表，因此他想到了兼任《红楼梦学刊》的顾问，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希望能得到他的指教。于是他便把稿子寄给茅盾先生。但寄出不久后，邓先生便得知茅盾多年来疾病缠身，如果读了他那三万多字的论文，实在于身体有损，便十分懊悔。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茅盾竟然给他回信了，信上说“您的文章我已看过。遵照你的意见，已转给冯其庸同志。我的意见可以发表。因患角膜炎，此信请人代笔。”信的最后是茅盾的亲笔签名。由于茅盾在中国文坛和学界的巨大声望，此文便很顺利地发表了。没过多久，茅盾便因病去世了。由于茅盾的推荐，冯其庸在学术道路上一直非常关照邓先生。邓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动情写道：“二十年前，我读到的第一个甲戌本的影印本，是尊敬的冯其庸先生从千里迢迢的北京给我邮到四川南部那座小镇的。这份情意，令我没齿难忘！”（《新千年的企盼》，《草根红学杂俎》第60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由此不难看出，在邓先生踏入红学界以后，冯其庸和邓先生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

但是学界内部的情况又往往比较复杂。门派纷争在许多学界内部都存在，红学是中国的显学，内部的纷争与纠葛自然更加激烈。在这些纷争里，往往是当事者将个人恩怨与学术矛盾纠缠在一起，开“宗”立“派”，占据刊物为阵地，对自己阵营的学者加以保护和扶持，对不同派别的学者观点往往会提出“商榷”和讨伐。诚然这种“商榷”有学术论争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更多是派系的情结在作祟。在红学界里，主要的两大派别是周汝昌派和冯其庸派。冯周二人因为去列宁格勒访书而发生不愉快，此后矛盾越来越大，导致最后二人严重对立。因此红学界里的学者必须人人划清界限，几乎非冯即周。而邓先生的学术气质更为接近周汝昌，因此与周汝昌走得比较近，引起了冯其庸的不满。但是，真正导致他们分裂的，却是邓先生的一篇文章——《〈红楼梦〉主题辨》。

在这篇文章中，邓先生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了再探索，批评了前人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左”的观点。在文中，他对时出版的一部红学著作《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读〈红楼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是中评红运动的产物，作者署名“洪广思”。当时邓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冯其庸竟是“洪广思”写作组的重要成员。据邓先生回忆，自从那篇文章发表后，冯其庸便不让他参加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等于变相地把他驱逐出了“红学界”。他和冯其庸之间，矛盾自然也就开始了。但是多年来邓先生念及到冯其庸提携之恩，面对学术打压，他也并没有多少还击，只是默默地耕耘自己的园地。甚至于邓先生的重要著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将要出版时，他也先请冯其庸写序言。遭到冯其庸的拒绝后，他才找周汝昌写序，这却又引起了冯的不满。邓先生对笔者说，他和冯最后一次通话在2005年。电话里，冯其庸抱怨邓先生和周汝昌走得近，并指责邓先生，“你在甲戌校本里写了些什么？”邓先生回说：“我在序言中写了什么难道您没看吗？我写了您的情意，令我没齿难忘！”冯便不语。邓先生和冯其庸的诀别也颇耐人寻味。冯对邓说，“邓遂夫，你好自为之吧！”邓亦对冯说，“冯先生，您也要保重身体啊！”两人便不欢而散。此后恐怕再也没有直接联系。

2006年4月，在许多红迷期盼下，邓先生的四卷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问世了。在新书发布会上，邓先生许多红学界的好友都赶来祝贺，年近九十的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也特地从病床上挣扎而起，携贺诗来为邓先生捧场，盛赞庚辰校本问世的巨大意义：

喜遂夫新校庚辰本问世赋小诗为贺

布衣英彦建崇功，校得芹书卷卷红。

为学贵才还贵识，更须灵性本来通。

五年辛苦不寻常，咀嚼真文齿颊香。

我有欲言佳兆在，新开世纪远流长。

周草。解味作于丙戌三月三十，昨日小恙，今力疾而为者也，附记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封底上印着：“本书的校订，在《红楼梦》文本（包括脂批）的正本清源上有重大突破，值得引起各界人士关注。”由于之前的甲戌校本大受读者欢迎，四卷本庚辰校本果然畅销异常，首印一万五千册，定价近百元的高端图书，竟在两周内销售一空。后经各大主要红楼网站网友的齐力辩讹挑错，和邓先生本人的再次精勘细校，六月份出版的修订版庚辰校本在校订质量上有了明显的进步。

庚辰本是曹雪芹身前最后的一个定本，它的文本直接反映了许多曹氏最后修订的痕迹。因此，这个本子是目前价值最大的《红楼梦》抄本之一，十分珍贵。但是庚辰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几位抄手的文化水平不一，有几回抄得十分认真整齐，而有的几回却抄得马虎大意，错讹夺漏十分严重，最后十回尤甚，错得几乎让人无法卒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目前被认为最为权威的《红楼梦》“新校本”，便是以庚辰本为底本。而邓遂夫先生此次校订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炮口便是主要对准这个新校本。他认为新校本“里面有很多篡改的内容，整个校注都不透明，可以说是‘暗箱操作’。”对于自己的新书，邓先生说，书中共有3600余条校注36万余字注文，整个校订情况“非常透明”。根据出版方提供的数字，庚辰校本对三种权威版本（俞校本、人文旧本和新校本）和三种辑评（俞辑、陈辑和朱辑）所校正的文字、断句讹误多达5000多处，而他自己提供的数字是不下两万处。

记得笔者当时问过邓先生，冯其庸对庚辰本非常重视，庚辰校本出版后，邓先生有无赠给过冯？邓先生回答说没有，但他送给过胡文彬（新校本三版的四位修订者之一）等红学家。

以上所述，是笔者对这次事件发生前有所相关的历史的一次回顾。接下来，笔者想谈谈自己对这篇序言的看法。

笔者细读这篇序言后，发现该序对邓先生的庚辰校本有两种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是觉其“大量采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这是值得欢迎的。”；二是认为“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前一种态度拥有较为宽广的学术胸怀，说明了新校本“也为后来的校订者起了铺路的作用。”而后一种态度便摆出一副斤斤计较的架势，认为庚辰校本的“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基于这两种矛盾的态度，笔者不难从中看出，其实新校本的修订者是在责难邓先生参考了他们的成果而不加以说明。

这种责难到底有没有道理呢？邓先生在汲取前人的成果时有没有作说明呢？

先来看看庚辰校本的“校勘说明”。序言说“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他把这些校文用黑体字排出，还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与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这几句乍一看非常有理，其实不然。笔者读了多遍“校勘说明”，并没有看出邓先生有说用黑体字排出来的是他新校的，不知道序言作者对此话是如何解读的。再者，邓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校改有汲取前人成果吗？我们看“校勘说明”的第九条：“本书的校订，尽可能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为避免繁琐，恕不一一注出。但在一些特殊问题上，若与前人的判断有较大关系或明显歧异者，则作校注说明，供读者参考、比较。”白纸黑字，已经不用笔者作太多的分析，读者自明。

笔者认为，《红楼梦》在版本学上的突破，都是基于对前人成果的批判继承上。如果否认这一点，便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邓先生在庚辰校本出版时，无论在校勘说明，参考书目，还是在后记中都提到他的校勘成果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并没有否认新校本的巨大价值。由于《红楼梦》是一部皇皇巨著，新校本和庚辰校本的底本又都是庚辰本，两者相同之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相反，我们倒是要注意两者不同的百分之十，看看新出的校本在原有的成果上有何突破。新校本的校订者是中国红学界的权威人物，却偏偏在这问题上被个人情结所束缚，不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异己者的学术成就，令人深思。

红迷们也在网上对这篇序言议论纷纷，有的认为“红学元老们被邓遂夫逼急了”，也有的认为“堂堂中国红楼梦研究所写出这样的序言令人可笑”。大家显然也认为，这篇序言写得不够冷静，不够理智。

行文至此，笔者想暂时打住，因为笔者刚刚收到了邓遂夫先生对这篇序言的反驳文章——《权威的瞎话及其他》。由于邓先生在文中已对序言提出了义正辞严的反驳，笔者也就不越俎代庖了。这次事件的双方文章都在，而双方的著作也在市面上随处可以买到，大家尽可以凭自己去解读和判断。

附录一《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1982年，至今忽忽已历二十五周年，发行量已逾三百五十万套。1994年，当此书面世十二年的时候，我们曾修订过一次，改正了初版中的一些疏漏讹误，也吸收了红学研究上的新成果。现在距离上一次的修订，又已过了十三个年头。红学是一门最具群众性的学问，它拥有的研究队伍和读者，可能远比其他学科的人数要多得多。这十三年的过程，在红学的研究上，自然又有很多的收获，因此，我们决定再次进行修订。

记得1975年校订开始之初，我们曾为选用底本，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乾隆二十五年的庚辰本（指底本的年代）为底本，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接受和认可这个本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对庚辰本的研究不断深入，而且1994年齐鲁书社又出版了同样以庚辰本为底本而又汇集脂评的校订本，到2006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一种庚辰本的校订本，这说明庚辰本的真正价值，日益为学术界所认识了。我们作为首次大胆采用庚辰本为底本来校订《红楼梦》的学人，当然是欢迎的。《诗经•小雅•伐木》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种学术上的求同之心，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我们注意到，新出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本，尤其是○六年的作家本，大量采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这是值得欢迎的。当时我们遵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之嘱，校记要精，只有重要的改动才作校记。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避免烦琐；另方面，也是为了降低书的定价，有利于读者购买。所以我们大量校改的文字并未出校记。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他把这些校文用黑体字排出，还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与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这只要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校订本一对就明白了。

我们的校订本，距今已二十五年了，当时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现在有的同志同样采用庚辰本作底本，大量采用我们的校文，这足以说明当时对底本的选择和校订文字的斟酌去取，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为后来的校订者起了铺路的作用。

学无止境，学问是与时推移，日新月异的，红学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的校订，参阅了近十多年来的多种新校本和红学论著。自觉收获较大。这些收获，当然不是个人的，而是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成果，应该看作是红学界的共同成果。

这次校订，计正文修订共428条，其中前80回407条；后40回21条；校记修订共62条，增加28条，修改34条，均在前80回；标点修订共87条，前80回52条，后40回35条。注释修订共203条，增加条目132条，前80回118条，后40回14条；修改条目71条，前80回64条，后40回7条；凡例修订共3条。

以上是这次修订的总情况。

这次校订，校和注两方面都有相当的进展，这些都已包含在书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次参加校订工作的人手较少，主要是冯其庸和胡文彬、吕启祥、林冠夫四个人。冯其庸同志负责正文的校订，吕启祥同志负责注释的修订和增补，胡文彬同志正文和注释两方面的工作都参加，并且由他来承担校和注两方面的合成工作，林冠夫同志，考虑到他的身体，主要是请他参加讨论和商量去取。胡文彬同志合成后，最后由冯其庸同志统一审阅和修改定稿。由于第一道工序校和注都做得很认真，所以校注两方面的修改面和难度虽然较大，但质量却比以往有所提高。胡文彬同志的合成工作，负担很重，文字量也大，但做得非常认真细致。尽管恰值酷暑，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尽快地完成了预期的工作任务。

当然，在这项工作起动以前，原校订组的副组长李希凡同志和我们四人，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管士光同志和古典部的周绚隆同志曾一起开会商量确定这项工程，之后还分别取得了散处在各地的原校订组成员的同意。这也是促使我们四个人加紧努力的因素。

这里特别要谢谢陈熙中教授，他应我们的邀请，为我们写了几十条修订意见，都十分可贵。还有老友黄能馥老先生，重新为我们审定修改了有关服饰方面的注释，还有安徽的老友周中明教授，也曾来信关注本书的校订。

在整个校订过程中，任晓辉同志协助我们做了许多诸如查阅资料，复印稿件，递送信息等等的工作，使得这项工作得以快速有效的运转。

本书自初版以来，不断收到各地热心的红学朋友的来信来稿，有的是热情鼓励，有的是指出错误，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最近，我们又收到河南新安县冯东先生的来信，他为我们细心地查出了错字、注码误差等等问题。还有河北的一位红友萧凤芝同志，他来信告诉我们《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庚辰本作“十月一”是对的。这是北方为已故亲人送寒衣的民俗节日，不能改作“十月初一”。我们请教了周围的老北京人和北方的朋友，都说至今仍有“十月一，送寒衣”的民俗，所以我们仍依庚辰原本作“十月一”。在此我们敬向以往所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谬商榷和来信来电的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凡此，都说明，《红楼梦》的研究和校订，既离不开红学研究者，也离不开广大读者。《红楼梦》的修订工作，不会到此结束。我们希望今后能继续走专家和群众结合的路线，实事求是地将这部名著整理得更为完善。

红楼梦校注组

2007年8月13日

附录二 权威的瞎话及其他

邓遂夫

人文新校本《红楼梦》，自1982年到现在，已经问世二十五周年，现在即将出修订三版。书没见到，序言已经发表在近期的《红楼梦学刊》，并在网上广泛传播。又该有好戏看了！

好看就好看在，这篇由红学界个别权威撰写的序言，一上来就批评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简称庚辰校本），当然是着重批评作为该书校订者的我本人。如果在通常情况下，像这样对一本书和一个作者（包括校订者）提出批评，本来是件好事，有助于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促进一些文化或学术问题尽快得以澄清。

然而这篇由当今所谓红学权威撰写的序言，却显得很不寻常，很不冷静，连他所批评的这部书的前言后记和校勘说明都没有认真仔细地看，就在那里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说得振振有词。

瞎话之一：“新出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订本，尤其是〇六年作家本，大量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订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

事实是，〇六年作家社所出庚辰校本的《校勘说明》中，分明地写着：“本书的校订，尽可能吸取了前人的校勘成果。”所列“参校书目”更清楚地包括了程高本、亚东本、人文旧本、俞校本、人文新校本等一长串前人校本的名单。在书的后记里也再次强调：本书的校订“是在前人已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亚东本、作家本、人文旧本、俞校本、新校本、俞辑、陈辑、朱辑，即便是程高本和现存各脂本抄手所作的合理校订，也都分别对本书的校订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些白纸黑字的话，权威的眼睛怎么就看不见？或者明明看见了，却不能像常人那样地理解？不过，明眼人一见便知，权威在写这篇序时，显然窝着一肚皮的火，只是仓促间没有找准发泄的由头罢了，所以在那里尽说瞎话。现在既然他提到了这件事，不妨顺便反问他一句：过去的新校本在校订时亦明显存在着“大量用前人校订成果”的事实，为什么在其《校注凡例》中却只列了“参校”现存各脂本和程本，而绝口不提他们主要参照的俞校本、亚东本和人文旧本有标点断句的现代校印本呢？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在权威的这篇序文中，把批评○六作家版庚辰校本的话，改为对新校本的自我检讨呢——这才真正合乎客观实际。像他现在这样自己不提继承了前人校勘成果，却反而去高调指责分明公开宣称继承了前人成果的人，其滑稽就不是古人所称“五十步笑一百步”所能形容的了，倒更像是自己临阵脱逃了无穷步，却回过头来大言不惭地嘲笑坚守阵地、并无过错的士兵。

瞎话之二：庚辰校本“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

事实是，稍许看过一下庚辰校本的人都知道，此书乃“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之一，将补改字用黑体标出，是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原底本上的抄误和脱漏，便于对比研究。这和此前作家版的另一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简称甲戌校本）的体例是完全一致的。对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有着特殊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的脂评抄本的校订本，采取让人一目了然的透明化校订方式，已经在此前的五六年间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和赞赏。甲、庚二校本一经推出便连续再版，就是最好的证明。姑且不论这种“补改字用黑体”的方式优劣如何，其含意和作用即如上述。试问：庚辰校本的《校勘说明》里何曾有一言半语，表明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就全是此本校订者“新校出来的”呢？怎么我们的权威连这么简单的逻辑思维都会发生紊乱？此外，这位作序的权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甲、庚二本的《校勘说明》即可知道：已出版的这两种脂评校本的校订工作，岂止是“用黑体字排的文字”这一项，还有数量远比这多出若干倍的原抄录者习惯性错字，因其出现频率校高，一般不涉及版本之间的内容歧异，便都采用了径改不用黑体亦不作校注的方式。若是再加上对前人在断句、标点、分段等方面诸多讹误的纠正，作家版庚辰校本在《红楼梦》校勘上所取得的进展，明显优于新校本。反正白纸黑字就摆在那儿，既不是我这个表白、也不是权威们的几句不实之词就可以改变得了的。所以，我不得不再次反问一下这位作序的权威：你真的拿得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庚辰校本上的所有校订、或者说“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新校本“早就校出来的”吗？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不可以请你把自己的校订文字和以前的亚东本、作家旧本、人文旧本，尤其是俞校本作一个对比，看看新校本又该有百分之多少的校文（包括标点、断句等）是属于吸收前人成果的产物？把前人的成果一股脑儿统算到自己的账上，就没有一点愧意吗？

本来，这种违背起码常识和基本逻辑的言论，实在不值一提。但由于这样的瞎话出自当今的所谓权威之手，又赫然印在一个权威校本的前言当里面，其对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误导，是不容忽视的。当然谁都可以用一些大致的统计数字去体现一个校订本与另一个校本的水准差异，但关键在于，到底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哪一边——是该去统计各本之间的相同点还是不同点？想想看，一部出版了几百年的经典名著，如果说前前后后的校订本，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校文都是相同的，那有什么奇怪？真正值得去统计和关注的，恰恰应该是那并不相同的那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下的校文。别说百分之十，就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一，算算看该有多少——起码也得三四万字或六七千字吧（当然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红楼梦》文本校勘的突破与进展，全都体现在这三四万字或六七千字当中。这就如同我在庚辰校本的初版后记中所提到的：“任何一个称职的后来校订者，都应该对前人的成果不满足才行，尤其是对前人留下的误校和未解难题，绝不可以等闲放过，更不可以不加辨析或不作深思地亦步亦趋，陈陈相因。”

我本人从来都没有说过我的校订就没有错误，但甲、庚二校本最大的优长之处，恐怕正在于对以新校本和俞校本为代表的前人校订中陈陈相因的诸多误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排雷式搜索。这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学者和普通读者，都可以一目了然见到的。有人抓住其中难免会存在的一些误校，或他自以为是误校的一些文字大做文章，试图以此贬低或全盘否定甲、庚二校本在《红楼梦》版本学和校勘学上取得的重大进展。我始终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情的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瞎话之三：“本书（指新校本）自初版以来，不断收到各地热心的红学朋友的来信来稿，有的热情鼓励，有的指出错误，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在此我们谨向以往所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谬商榷和来信来电的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又是地地道道的瞎话。为什么呢？因为一看那扭曲不堪的古怪措词就知道，这种所谓的“感谢”，实在太不“衷心”，虚假得连脚背都盖不住。既然是欢迎和感谢别人的“指谬商榷”，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使用“所有”或“一切”之类的前置词就行了，却非得绞尽脑汁地在后面加一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来信来电”的限制语句，而且偏偏不包括在正规学术专著和其他校订本上对其“指谬商榷”的意见。序作者设下这道关卡的真正目的，说白了，正是为了不包括邓遂夫在庚辰校本的校订中所指出的新校本上数以千计的校订失误，或者说在这次新版中部分地暗中改过了却不愿提及。

作为一种对照，本人在这篇小文中却要再次重申：不论是对已经出版的甲戌、庚辰二校本，抑或即将出版的蒙府校本，本人都一如既往地恳请所有的专家和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主要是纠错。我从来都公开承认自己的校订不可能没有错误，只要一经发现查实，我一定会迅速地加以改正，绝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让它错下去却还心安理得。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应该具备的学术品格问题。

但是我又不能不提醒一下个别的权威学者，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时代，过去那种拥有一点小小的权力便唯我独尊、对异己者动辄施以压制打击的思想态度，也到了该收敛一下的时候了。我当然明白，像我这样终于站出来对个别权威表示一点异议，往后的《红楼梦学刊》定然不会再停留于仅仅对邓遂夫加以封杀，仅仅暗中撤销我的红学会理事头衔和不让我参加一切学术会议等等，而会在继续围剿周汝昌、刘心武的同时，立即提升对邓遂夫的围剿火力。不过我总在想，难道他们就真的没有一点勇气和自信，哪怕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学术刊物上稍微装一装样子，让被围剿的对象也在上面说说话？难道让人说话天就真的会塌下来？

红学界“罢黜百家，独尊权术”的风气何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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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罢此文，似乎得稍微解释一下我此前此后的基本态度。

凡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我邓遂夫在学术上向来是个“拼命三郎”式的迂夫子。但在为人处事上，却是吃得亏、忍得气、想得开的豁达之人。尽管个别权威很早就以莫须有的理由，对我无端压制多年，我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公开站出来喊一声痛；年青时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也曾让我一度难以容忍他们对别人所施的暴力，但我还是一直克制着——没有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但我毕竟是人，不是泥塑木雕的无知觉者，难免不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偶尔流露一点不平之气。有的读者和网友因不了解情况，对我以前的某些文字可能会感到奇怪。不过此刻我仍然只想喊一声痛就作罢，不想去揭那些令双方都不快的疮疤。虽然我预料得到，有人会放狼狗来咬。我仍然会尽量地躲，懒得去理睬。知我罪我，其听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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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重看一遍以上的文字，忽然觉得是不是犀利了一点。本来那些瞎话就是人家的软肋，下手可不可以温柔些。可试了试，还是没法改写——除非仍像过去那样隐忍不吭声。看来真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那事实的本身有点令他们“太伤自尊”，所以才略显犀利。

由此使我悟出，鲁迅当年的文章，何以被称为“匕首与投枪”？并不是说鲁迅的文字就真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而是他从来不去写隔靴骚痒的东西，忍无可忍了，才对准肇事者的软肋，闲闲地一刺，却往往让人痛彻肺腑。细品鲁迅的文风，和他乃兄的“苦雨斋”闲适文，其实并无太大的差异。那让人感觉出来的差异，或许更多还在于出手的部位不太相同吧。

所以，出于好心，我倒是建议那写序的权威，如果见到此文，觉得还稍许有点道理的话，不妨赶紧拾掇拾掇自己的序文，趁书还没印出来，或印出来了还没发行，重印了撤换上去。学刊发了、网上贴了倒没关系，那影响总是暂时的；书印出去让人看笑话可是长久的事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能够及时发现并改正谬误，或从善如流，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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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分上，索性把心里憋了很久的一个想法一吐为快。

我想说的是周汝昌先生。他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尽管思维还很活跃，写作也异常的勤奋，毕竟岁月不饶人，有他参与的研红时光恐怕不会太长了。我们要懂得珍惜！周先生在学术上纵有千条万条的不是，他毕竟给世人奉献了前所未有的一大笔学术财富，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恐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吧！

对周先生及其学术成果的珍惜，可以说在如今的绝大多数学者和红学爱好者中并不成问题，在海外也不成问题，在未来的历史上相信也不成问题。而问题恰恰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岂非咄咄怪事！

如今的红楼梦研究所在这个单位，中国红学会也在这个单位，全国唯一的正式红学期刊《红楼梦学刊》也在这个单位，新校本的校订也在这个单位，红学的个别权威也在这个单位。但恕我直言言，这个单位最大的亮点，恐怕还在周汝昌先生的存在。

不论权威们承认与否，周先生在红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以及他作为当代红学泰斗的不可替代的资格，甚至作为一个具有多方面造诣的真正的国学大师的身份，恐怕都是不容抹杀的。

不妨假设一下，要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或英国的牛津大学，拥有周汝昌先生这样的学术泰斗级人物，恐怕早就将其视为国宝，当作学府的最高偶像了。其珍贵与保护的规格不难想象。

可是，身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今最高龄的研究员而且著作等身、至今笔耕不辍的周汝昌先生，由于长期以来无职无权，却成了本院大权在握的个别权威切齿痛恨的眼中钉，甚至成了本院《红楼梦学刊》持续围剿（不乏人身攻击）的活靶子。

试问：这正常吗？这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准则吗？

今后该怎么办？恐怕值得该院领导乃至我们国家相关领导深思。

2007年10月15日于释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