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全2册）读后感精选

《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全2册）》是一本由蔡宗齊著作，中華書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全2册）》读后感(一)：【转】左东岭教授书评|“题评句”与汉诗艺术

蔡宗齐先生最近在中华书局出版著作《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值得中国诗歌研究爱好者关注。在该书导言第5页，蔡先生写道：“本书的句法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句法（即古代批评家对诗句语序关系的讨论）进行梳理分析。二是运用以时空-逻辑框架为坐标所建立的现代句法理论，分析汉诗不同诗体中两大类句子的使用，一类是时空-逻辑关系明显清晰的主谓句，另一类是时空-逻辑关系有严重断裂，呈现非主谓关系的句子。这类汉语中特有的非主谓句被赵元任等汉语语言学家称为topic+comment sentences，在汉语语法书籍中通常译作‘话题句’，本文将之译作‘题评句’，以强调这类句型由‘题语’和‘评语’两部分构成，而两者之间逻辑及时空上的裂缝正是诗人抒发情感，唤起读者想象与参与的空间。”

笔者拜读蔡先生大作，认为此书核心观点正在于题评句研究。在此想从三方面分析该蔡先生题评句研究的独特价值。

第一方面，是题评句研究的诗学研究价值。题评句是蔡先生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由此可看出他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与开拓。因为诗学话语与文化语境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论诗方式与现代论诗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古代崇尚感悟，故而古人谈论诗歌句法多是从感悟的角度着眼，作为一个文化范围内对话非常充分的诗人或诗评家之间不必解释太多，自然心领神会，能体会其中妙处。清代学者吴乔著作《围炉诗话》中，有关比兴与虚实的讨论就是一个体会妙用的具体例子。书中提及的文人们心里极为清楚，赋比兴有何差异，其中活句虚句有何功能。然而，在我们进入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以后，就要去分析这些修辞手法的异同之处。以前学界的诗歌研究，大多从音律角度入手分析，比如说《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谈平仄，谈粘对，谈对仗，谈起承转合，实际更加关注节奏和音律方面的因素。

因此，许多学者在开展诗歌研究时，可能会觉得技法是技法，格律是格律，但是与诗境诗味，依然还是隔着一层。蔡先生用题评句着手研究诗歌，就把诗法和诗境直接相通，而尤其重视着力分析语义层面，从而找到打通诗歌技法与诗歌意境的有效途径，把音律和意义内涵，意境的构造，特别是把空间概念引入学术讨论当中，这种研究进路，极大地拓展了学者论诗的视野，也补充了现有的诗歌研究。前人研究多数关注体式体貌，分析得极为充分，似乎已无更多发挥拓展余地。例如，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把每种诗体的典型体貌做出极为充分的概括，但他并未有分析其中缘由。蔡先生在此部著作中采用题评句作为切入点，进行具体的语义分析，就有效解答了“为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有利于对于诗歌的整体，以及它构成整体的每一个部分的关系开展分析，从而辨明其中意义，从而达到古人和前人研究未能达到的深度。

第二方面，是将题评句研究用于对古代诗歌研究的原创价值。蔡先生此书对古代诗歌的研究进行了一种原理性的总结。实际上，中国古代诗论著作中真正能够被称为原理性诗论并不多。严羽的《沧浪诗话》包含有很多技法成分，而叶燮的《原诗》大概可以算作是原理性诗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原理性总结都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抽象性，难以涵盖不同朝代的诗体变化。题评句研究的难度之大，一方面在于其研究范畴覆盖了所有的中国诗体，从四言诗一直到小令，另一方面在于通过题评句这个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能够理清整个诗体变化的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抽象理论化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例子无法被概括在一般规律之中。这种例外，其实是学术研究中常常存在的现象，从而也表明题评句的研究学术空间很大，需要进一步进行细致充分的探索和论述。

但是，笔者认为，能够对于一个范围极广的研究对象，抽象概括出相应的原理性，这实际上体现了学者研究的高度，极为难得。当年程千帆先生曾经有此说法，认为古代文论有两种研究。第一种是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探讨的是古代人所讨论的文学理论，换言之，是古代人的诗文批评与诗文理论。第二种研究，则被程先生称为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从古代文学当中直接概括出我们所发现的理论，这个理论不是古人的，是近现代学者所发现的，比如程先生的著名论文《论“一”与“多”的关系》，就是他本人从大量的古代诗歌文本分析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典型的今人对古代诗歌的理论研究。在我看来，蔡先生对题评句的研究，就是程先生所说的第二种理论，具体而言是对古代诗歌的理论研究。当然，正如蔡先生在其导言中所表明，题评句是赵元任先生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赵元任先生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并没有把题评句推广到诗歌研究中去。可见，蔡先生的这个研究依然具有原创性。

题评句研究第三方面的价值，在于对学术研究不同领域的跨越性。在笔者看来，题评句的研究，还有主谓句的研究，实际上都是话语转换的重要尝试，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在面对不同时空的读者群体时，如果无法成功转换学术话语，对古人的解释也并无效用。蔡先生受过扎实的比较文学学术训练，在美国任教数十载，面对大量英语世界的读者和学生，因此必须采用这样一种话语转换和翻译的方式。这部研究也表明，话语转换和翻译不仅对不同语种之间的读者听众而言不可或缺，对于跨越古今的汉语阅读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否则也难以理解接受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更重要的是，话语转换不仅仅是一个表层的语言问题，还牵涉到更为深入的学术概念与表述方式的问题。可见，在关注中西之间的跨文化跨语言差异之外，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跨时代的中国文化古今差异问题。

《语法与诗境》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3月23日11版

作者：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全2册）》读后感(二)：寻找诗境的入口（转发袁行霈先生、曾祥波教授的书评）

寻找诗境的入口作者介绍 袁行霈：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 曾祥波：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最近收到蔡宗齐教授寄来的新作《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这使人想起高友工、梅祖麟两位先生的旧作《唐诗的魅力》。《唐诗的魅力》使用雅各布森提出的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分析唐诗中普遍存在的隐喻、用典现象，强调诗歌语言具有超越普通语言局限于说明、解释功能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质的根源来自诗歌语言的自由组合能力。换句话说，诗歌通过语言构成方式，自己解释自己。这部书利用语言学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在当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蔡宗齐在高友工门下读博士三年，耳濡目染，对语言学方法有所领悟，这部《语法与诗境》就是使用语言学方法再次分析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论著。他认识到要揭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奥秘，需要从分析汉语特点入手，因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与发展方向应该是由汉语独特本质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意识到虽然从汉语特点来破解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奥秘是一个正确方向，但西方学者如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费诺罗萨《作为诗媒的汉字》（一九三六）与华裔法国学者程抱一《中国诗语言研究》（一九七七）执迷于“会意文字的神话”，误将汉字字形视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决定因素，这一具体切入路径并不合适。如果字形这条路走不通，那么研究的注意力就应该转向另一方面——语音，考虑汉语单音而有实义的特点是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节奏、句法乃至更高层面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基本思路合乎情理，令人期待。

汉语语音的文本单位是从词语到句子，再到篇章，此书的基本结构也就按照这样一种“韵律结构（词语音节）——句子结构（句法）——抒情结构（篇章之法）”依次展开。首先从词语入手，通过单音汉字的双音、三音构词法与诗歌的双音节、三音节吻合，揭示出中国古典诗歌韵律节奏与意义节奏在总体上合拍的现象。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由此形成独特的节奏，而每种节奏又形成了特定的语序变动，承载了不同句式。接下来对词语构成的句子结构进行分析，发现汉语作为一种“孤立语言”或“分析语言”，具有结构宽松的特点，因此诗句的语法手段极为丰富，既有倒装、省略等手法，又有超越逻辑限制、并列不同意义指向的语言内容的自由。再进一步探讨句法与篇章结构的关系，指出中国古典诗歌的篇章结构实际上是主谓句紧密的线性组织原则与题评句断裂的非线性组织原则的进一步延伸。这样的论述线索就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声音节奏、句法与篇章结构内在贯穿起来，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诗歌体裁的语言特征、审美功效的分析判断，与古人对该诗体的独特审美境界所做的直观描述，往往不谋而合，从而实现了务实的语言分析与务虚的诗境研究之间的衔接。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但切实，也是很有气魄的。

在具体研究中，全书最重要的创新有两点。第一是把题评句的地位提高，成为与主谓句平等的基本句型。题评句的概念是赵元任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这类句子的形式主语实际上是叙述者所关注的主题，句子的形式谓语是叙述者对主题发表的评论，故称为“题评句”。不过，赵元任先生反对在主谓句之外树立与之对等的“题评句型”，他只把题评句看作汉语主谓句的共同特性。而蔡宗齐则提高了题评句在汉语中的地位，将其作为基本句型之一，并发现题评句大量出现在诗歌中，为诗人提供了一种不诉诸逻辑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主题与评语往往处于不同时空，不存在施事者、受事者之间的逻辑链条关系，能更好地驰骋诗人的想象力，提升语言联系不同事物的能力，从而使语言由日常的进入诗意的。高友工、梅祖麟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题评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演变的可取性，但还没有展开贯穿中国古典诗歌史的系统而全面的分析。此书从《诗经》出发，一路往下，涉及了汉魏六朝唐宋诗词，大致囊括了古典诗歌的基本类型，所做的分析翔实得多，得出的结论也就更有说服力。第二个创新是将句法延伸至篇章之法，也就是将语法延伸到抒情心理结构。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古诗十九首及汉魏六朝代表诗人的结构创新的分析，认为古诗十九首有一种先观察外在场景、然后抒发观物情感的明显二元结构，还有一种从不同角度反复叙说同一主题的叠加结构。而汉魏六朝诗人根据个性及创作场合的不同需要，分别对这两种结构做出重要改革，发展出纷呈多样的结构类型。曹植赠答诗将二元结构中的抒情部分细分为写景、言情、劝诫，得到三重结构；阮籍灵活采用间断式叠加结构和三重结构；谢灵运山水诗将二元结构的写景、抒情部分再分为二，营造出记游、写景、抒情、说理的四重结构；谢朓山水诗将二元结构的抒情部分化整为零，在句法层次融情入景，发展出一种新的线性结构。这些分析从语法的角度实实在在地找出了作家受到传统影响之后的创作规律性。

书中还提出或利用了不少很有趣味的观点来加强对语法与诗境关系的论述，颇能启人之思。如指出《诗经》中描述的钟鼓之声几乎都是用叠字联绵词描述，以二声为一拍，较之其他可能的组合，是最为中正平和的乐声，既符合周代礼乐中和理念，又强化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再如分析题评句呈现的“隐”“虚”的特点，认为题语与评语之间时空和逻辑关系断裂，是题评句“隐”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题语、评语并列组合反映出来的语法关系上的“虚”，是不诉诸实用逻辑而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心理过程，然后进一步指出这一特点与《诗经》中用作题评语的联绵词尚未概念化、没有实在意义、只是形貌形声的声音有关，这种追溯源头的联系出人意料，却有某种体贴入微的合理性。又如认为一种诗体只有当诗行自身具有固定节奏后才能算是正式建立，以此为标准分析颇多争论的五言诗起源，认为先秦时期只有“五言句”，不能说有五言诗。标准设置清晰合理，有一定说服力。又如分析“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在晨风、蟋蟀作为诗人想象并予以题评的虚拟主语之外，还指出在互文层次上，两者并非移情想象，而是诗句的真正主语，因为它们是《诗经》的篇名，这两篇正好分别指向怀苦心、伤局促的情感内容。尽管李善注早已给出晨风、蟋蟀的《诗经》出处，但从题评句的角度仍能得到古老用典方式中蕴含的语法新意义。又如分析六朝五言诗圆美流转境界，指出首先表现在对偶句上—对偶句实际上追求一种圆，在一个句子里完成一种形式上的完美单位，流是符合逻辑正态的语序，转是违背逻辑、有意倒转的语序，两者兼用造成流转之美；其次表现在篇章结构上，流表现为诗歌线性向前发展的推动力，转表现为一种跳跃的变化，不同作家以不同模式争取流、转的平衡。这种解释从语法的角度自成一家之说。

书中还有一些针对自身理路进行反思，并予以合理说明的部分，体现出研究的自觉警惕。例如提出按照逻辑推理，四言诗之后，双音节化运动的自然产物应该是六言诗，然而应运而生的是五言诗，原因何在？作者认为这与动词双音节化的滞后有关。检阅《古诗十九首》，其中的双音词绝大多数都是名词、副词、形容词，而动词几乎都是单音字。这个解释就比较有说服力地弥补了关于双音节因素影响诗歌体裁的相关论述。

从句法角度研究古典诗歌，过去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已经做过，得到简单句式二十九大类、一百三十五细目，复杂句句式四十九大类、一百五十细目，不完全句式十七大类、一百一十五细目，可谓全面细致。后来蒋绍愚先生《唐诗语言研究》大幅度简化了王力的分类。蔡宗齐的分类也秉承了尽量简化的原132则。尽管如此，由于此书不满足于共时性的一般原则性研究，还要做出历时性描述，这就使得全书的篇幅较大。如果熟悉中国古典诗歌基本情况的读者，选择首章与末章精读，也足以把握全书要义。另外需要指出，古代作家的创作遵循了语法的基本规律，往往是出于不自觉然不得不如此的状态，以词语、句子、篇章的递进结构对古典诗歌史进行描述，只是一种富于启发性的研究策略。这一点想必作者、读者都是了然于心的。蔡宗齐说，此书的统稿、校稿工作在北京大学大雅堂汉学家研修基地完成，这一经历十分愉快。在此期间，他了解我们正在合作撰写《中国诗学史》。因此之故，他希望我们谈谈对《语法与诗境》一书的观感。在最近已经出版的《中国诗学史》中，我们也强调对中国古典诗歌神韵、意境的艺术体悟，故欣然命笔，略述共同的会心之处。

（原刊于《读书杂志》2022年第6期）

《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全2册）》读后感(三)：蔡宗齐谈古典诗歌研究及其海外推广

蔡宗齐（章静绘）

著名汉学家蔡宗齐教授近十年来一直与海内外学者同道紧密合作，大力向海外汉学界、西方文学研究界推广大中华地区中国文学研究，并于2020年获得美国学术期刊主编协会评选的杰出主编奖。蔡先生出身书香世家，父亲蔡文显是梁实秋先生的高足，青岛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中山大学西语系担任教授，是翻译家和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蔡宗齐先生获得中山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前往美国深造，在普林斯顿大学跟从高友工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之后在美国高校任教近三十年，在英语世界积极推广中国文学文化。他与袁行霈教授合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何阅读中国文学》（How to Read Chinese Literature）丛书。2013年，蔡教授赴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担任利荣达讲座教授，致力于通过不同的出版平台，联合海内外学者打通中英文学界的汉学研究。蔡宗齐教授最近有两部新作面世：《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中华书局，2021年10月出版）和《采石与攻玉：蔡宗齐自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上海书评》邀请岭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黄峪博士采访了蔡宗齐教授，请他谈谈古典诗歌研究方法的突破，以及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学文化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蔡宗齐著中华书局2021年10月出版344页，78.00元

━━━━ 采访︱黄 峪 您的新书《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从节奏、句法、结构三个层面解析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能谈谈您的研究方法与传统诗学的差异吗？ 蔡宗齐：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和自觉的自我意识。首先，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语境中，我这部学术研究著作可以说是对刘大櫆以下这段话所提出话题的一个回应：“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论文偶记》)这段话里提出了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系统之中，声音是最为基本的，也就是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在此之上，就是字句和篇章。从阅读的角度而言，这几个因素的互动，就会产生一种超越语言的审美感觉，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神气。而我的研究，就是用现代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来剖析神气的概念。正因如此，我在此书副标题中采用了“破析”这个词，特此说明此书宗旨在于破解关于“神气”的奥秘，分析其生成原理。实际上，我的诗歌研究中所提到的“语法”这个概念，其实是广义的，所指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句法，还包括韵律和结构这两个因素，而韵律的核心在于节奏问题。而“诗境”所指的是具体的语言互动怎样产生一种审美的境界，也就是刘大櫆所称的“神气”。从结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如刘大櫆等人采用比较直观的语言来阐述中国诗歌内部结构，而我试图采用一种细密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寻找以上几个因素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诗歌研究的传统是怎样的，能不能请您简要描述一下？ 蔡宗齐：在《语法与诗境》第一章中，我从庞德（Ezra Pound）和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za）共同出版的《作为诗媒的汉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as a Medium of Poetry）的这部小书，或者说一篇长文开始，讨论西方汉学界试图从汉字特点角度来分析中国诗歌的做法。费、庞二人的著作对西方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诗歌的影响非同小可，而对汉学研究也产生深远影响。西方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主要分为两种，有人从语言角度批评其中的谬误，称其为“象形会意文字的神话”（an ideographic myth），也有人认为此书中不乏真知灼见，能够捕捉中国诗歌语言的特点。在此我们先不详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书催生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汉学研究者从中国书写文字角度来研究中国诗歌的新思路。比如说陈世骧和周策纵，就是从“诗”“兴”“志”这几个古字溯源，从而为宗教舞蹈作为中国诗歌起源之一这个观点找到文字考证材料。他们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字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显然是受到庞德的影响和启发。当然，陈、周二位的学术渊源也并不是单一的，早在清代中叶，硕儒阮元就通过“颂”字的音训来探讨《颂》与舞蹈的关系，而陈、周从文字溯源着手找到中国诗歌产生于原始宗教舞蹈的蛛丝马迹，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庞德这种研究方法对欧美汉学家的影响，最为明显的例子见于法国汉学家程抱一（François Cheng）的专著《中国诗画语言研究》。他不仅接受了庞德的影响，还把对中国文字和诗歌的创造性误读进一步发挥，在此书导言中指出，汉语之表意文字系统（以及支撑它的符号观念）在中国决定了包括诗歌、书法、绘画、神话、音乐在内的整套的表意实践活动。为了说明汉字表意的独特之处，他举出王维诗作《辛夷坞》中的“木末芙蓉花”一句为例，说明王维采用五个汉字的排列来表达自己观看一株树开花过程的印象，然后又深挖“芙蓉花”三字字形构造所寓藏的更深含义，以说明王维试图借字形来揭示人与自然相通融合的内在关系。 程氏与费、庞二人从汉字形状解读汉诗的方法如出一辙，但这种解读法与我们今日读汉诗的体验极为不同，也与古人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的字形选择的意图，以及古代批评家有关字形选择的论述完全背道而驰。刘勰《文心雕龙》中有《练字》一章，是中国传统诗学中唯一讨论字形使用的专文，但其对字形的讨论是围绕汉字的视觉美感角度展开的，与感物抒情过程无关。 您是如何在中国传统诗歌研究和西方汉学对中国诗歌研究传统的张力之间找到突破的呢？或者说，您怎样在中外学术视野下定位自己的研究方法？ 蔡宗齐：在全球学术语境下看，我这部书实际上是对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诗歌研究传统的一个延续。在世界文学研究视野之下，要讨论中国诗歌的独特性，我们必须从其语言特性入手。既然刚才所说的书写文字研究路径无法破解，那么剩下的选项就是声音。我这本著作研究的关键点在于声音，每一章都以声音为切入点进行破析。这个研究方法是在受到两位前辈学者的影响和启发而产生的。第一位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他在《中国诗的性格——诗与语言》中提出：“中国诗韵律结构与中国语的特点关系最为密切；同样地，与韵律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抒情结构，恐怕也深深地受到它的影响。”这就说明，中国诗歌抒情特点在于声音节奏，此观点与先前我介绍的刘大櫆观点形成回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再追问下去：汉诗节奏是怎样深深地影响抒情结构的呢？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但是，在古代诗学著作中并没有讨论到这个关键问题。我认为，韵律结构与抒情结构研究脱节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忽视了链接两者的纽带：句子结构。汉字每个字的发音是单音节，而绝大多数字又是含有意义的词或是能与其他字结合的不自由语素，从而使汉诗发展出一种独一无二的节奏。此节奏的特点是韵律节奏和意义节奏总体上合二为一，但两者之间又存有分离的张力。由此可见，汉诗节奏与句法关系密不可分。 另一位是我的恩师高友工先生，他是采用运用现代语法来分析诗体与诗境关系的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我这本著作的主书名“语法与诗境” 的关键词之一就是“语法”。语法，这里特指运用诗歌语言的方法，主要涵盖韵律、句法、结构三大方面；诗境，则指这三者互动结合而产生的审美体验，其中最上乘者被认为可呈现主、客观世界之实相，常称为“意境”或“境界”。在这里我想特别解释一下本书中所采用的“汉诗语法”的概念。正如我在导言中所写，“汉诗语法”包括三大方面：韵律、句法、结构。在这三者中，我们所熟悉的“语法”一词只涵盖了“句法”一项。现代语法研究普遍是不涉及韵律与结构的。这种研究取向完全受西方语法学的影响。然而，在几千年的汉诗传统中，韵律、句法、结构三者一直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自1960年代以来，在王力先生的开创下，好几位学者试图将传统语序句法与现代分析句法相结合。在此路径之上，高友工先生开创了运用现代语法来分析诗体与诗境关系的研究方法，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主谓和题评两种句型来分析中国诗歌演变的可取性，并且在自己撰写和与梅祖麟先生合著的多篇重要论文中成功借鉴结构主义理论，从句法角度揭示了唐诗意境构建的奥秘。 您如何整合与拓展这两种源自不同研究背景的具体思路方法呢？ 蔡宗齐：我认同松浦友久的看法，声音节奏决定了中国诗歌的抒情特点，进而开展对各种主要中国诗体的声音节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高先生对唐诗分析主要从主谓句出发，较少论及题评句。我试图继续开拓，将节奏和结构纳入诗歌语法分析的范围，同时又研究对象从唐诗扩展至整个诗歌传统，从《诗经》直至宋词，并在美学理论的层次上探索各种主要诗体中诗境营造的奥秘。更加具体地说，在撰写《语法与诗境》一书的过程中，我开始从语言学分析的角度破析中国诗歌艺术，分别从节奏、句法、结构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并展现三者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内联性。与此同时，通过对节奏、句法、结构三者互动的探究，进一步打通了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一大障碍，即“务实”的语言分析与“务虚”的诗境研究之对立。我力图在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个方面同时取得突破，而且努力将共时、历时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汉诗研究的新途径。 您不仅潜心学术研究，多年来还一直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海外传播，办了多份英文刊物，研究领域涵盖古典和现代中国文学，还有文学理论等方面。您还牵头组织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何阅读中国文学》系列丛书。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学者，您开拓这些学术出版平台的愿景和动力何在？ 蔡宗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也非常感恩。我在中山大学毕业时拿到的是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学位。留学美国时，得到高先生的教导启发，引领我走上古典中国文学研究之路。在美国高校任教期间，得以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在海外开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也有幸得到前辈学者如袁行霈教授的信任，同道学者如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蒋寅教授等的大力支持。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深信，天下学问一家，不应各自为政，固步自封。 我提出此理念的初衷，主要是针对当今学术研究的状态。西方汉学研究自成一家，而中国文学研究本身也有自己的视野局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研究对外藩篱已经打破，对域外汉学研究较为了解。而海外汉学界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了解却不多。我认为，要改变学术生态格局，不能只靠个人努力。但是，单纯以项目为基础开展合作也有一定的时效性，未必可以持续。相比而言，办学术期刊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平台。关于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英文学术期刊，但要走出国门的话，关键在于强强联合，集结一流水平学者，打造优质出版平台，和海外汉学研究领域最有名的出版社合作，才能高屋建瓴，事半功倍。在这个办刊宗旨下，我和袁行霈教授合作主编，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文化》英文学术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八年来成绩喜人， 得到海内外学者读者的认可好评，并进入了A&HCI索引系统。在岭南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我又主编了以中国现代文学与理论研究为主的英文学术期刊Prism：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尤其鼓励年轻学者投稿。这份期刊从2017年至今出版了六期，已经进入Scopus引用文献索引数据库，目前也进入了ESCI“新兴数据引文索引数据库”，有资格在2023年申请进入A&HCI索引。刚刚出版的一期特刊就邀请到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与两位青年学者Kyle Shernuk和Miya Qiong Xie共同主编。该特刊的主题“跨越边境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Borderlands），也正是我对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期望——打破学术藩篱，鼓励对话沟通。另外，我也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持了《岭南学报》的复刊。这部学刊于1929年创办，1952年因岭南大学解散而闭刊，刊载过陈寅恪、吴宓、王力、容庚等学界泰斗的许多重要文章。在香港岭南大学复办该刊，意在弘扬岭大百年学术精神，延续岭大文史研究之优势。 我认为要促进中西文化交汇碰撞，共同发展全球中国研究，需要结合研究、教学、翻译各种方式，开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出版推广尝试。第一个层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三部学术期刊，主要面对中国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行内专家学者；第二个层面主要是邀请同行学者，合力撰写以学生和学者作为目标读者的中层次出版物，例如我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系合作出版的《如何阅读中国文学》系列丛书，邀请到海内外学者一百四十多人共襄盛举。这套教材出版物分别介绍诗歌、散文、戏剧、理论等主题，以英文出版，辅以中文原文和相关翻译，颇受英语世界读者欢迎。从销量看，一方面在学术界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已经走进美国大众读者的视野。此外，我还努力尝试拓宽研究涵盖面，希望能够邀请到非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学者参与到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当中。为此，我邀请到杜克大学东亚研究系的罗鹏（Carlos Rojas）教授，主持Prism学术期刊中的理论专栏（Theory Forum），邀请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参与投稿。这个做法颇有成效；第三个层面是向大众宣传中国文学文化，我在美国任教时曾经写了一份五十多页的计划书，希望获得资助拍摄一套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诗歌的纪录片，可惜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资助。 前两个层面上，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在第三个层面上也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您能介绍一下自己是怎样克服挑战，抓住机遇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学文化的吗？ 蔡宗齐：我这个人毕竟可能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有种百折不回的劲头，呵呵。最近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也开展了两项传播中国文化的新项目。第一项是成立新的研究院。从2017年到2022年1月，我担任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在香港特区政府和岭南大学校方鼎力支持下，这个研究中心在2022年1月16日改名为“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我希望能够充分利用香港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集合岭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研究领域学者之力，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与文化机构共同参与到深度广度兼具的学术对话之中。 第二项是录制“如何阅读中国诗歌”的系列播客节目（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Podcast）。我邀请到海内外十多位知名学者和我一起录制面向大众的播客节目，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英语听众介绍《诗经》《楚辞》、汉乐府诗、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诗歌。这几个月我们正在忙于录制这套节目，希望在今年的农历新年就能在各大播客平台推出。在资源更加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也计划拍摄一套视频，充分利用新媒体形式向海内外观众介绍阅读中国诗歌的方法。 谢谢蔡老师！在访谈尾声，您能向有志于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学文化的读者说几句鼓励的话吗？ 蔡宗齐：正如我刚才所说，要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我非常欢迎各位读者，各位学者参与其中。天下学问一家，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打破学术藩篱，共拓中国研究的学术之梦能够早日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