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年谱简编》读后感精选

《金庸年谱简编》是一本由严晓星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庸年谱简编》读后感(一)：金庸年谱简编

《金庸年谱简编》，严晓星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第1版。今年读完的第一本。如果一个人身后有三种著作，就算相当成功了：一是传记，二是年谱，三是全集。金庸传记出了几种，但似乎没有他本人很认可的；金庸全集出了几版，但没有查良镛全集；年谱是最大空白，这本虽是简编，好歹算补上了。可能囿于资料不足，能看出详略不均，如“明窗小札”结集成书的几年，年谱就详细些，其它则简单得多。除了金老文章外，其实更希望看到他的生活一面，这些还不太够。不管怎么说，作为金迷，买一本存着还是必要和应有的敬意。

（公号：行云楼）

《金庸年谱简编》读后感(二)：金庸：8岁看大，武侠梦从此起飞

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曾说“现在，许多青年读者看了我的小说《围城》，一定要看一看我是什么模样的。其实，你吃了鸡蛋，何必一定要看鸡呢？”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好奇心，那就是如果对一个人的作品感兴趣，那么就一定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人，也算是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心结。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他的生平也是众人的焦点，了解这个问题，笔者推荐学者、媒体人严晓星的《金庸年谱简编》《金庸识小录》，从中可以认识到金庸的很多点滴。

金庸先生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大家族 ，家里有三千多亩地，还有很多仆人，过得很幸福。

1931年，7岁的金庸在家乡入学，很喜欢看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一年后金庸读了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从此喜欢上了这一类题材，也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937年，日军侵袭浙江，13岁的金庸跟随学校师生南下，家乡海宁也在年底沦陷，家族产业被毁。

1939年，因和同学有弟妹要考初中，初中生金庸和同学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此后再版多次，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

1940年和1944年，金庸因反对学校中的乱象，被开除一次退学一次，从中也能看出金庸的侠气。

1946年，金庸回到家乡，在杭州《东南日报》担任外勤记者，开始报业生涯；两年后前往刚复刊的香港《大公报》工作，同年与杜冶芬结婚。

1953年，因长期离多聚少，金庸与杜冶芬离婚，同年第一次使用“金庸”这个笔名。

1954年，香港白鹤派掌门陈克夫和太极派掌门吴公仪在澳门设擂比武，虽然只是王八拳比试，却引发轰动，金庸同事陈文统以“梁羽生”为笔名创作《龙虎斗京华》；一年后，金庸开始创作自己的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参考了《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而且还误用了“喜心翻倒”这个词语，但港台作家多有误用，严晓星先生都“不忍苛责”。

1956年，金庸开始创作《碧血剑》，同年与朱玫结婚；三年后创办《明报》，逐步推出一系列报刊杂志。

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此时已经创作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经典武侠作品，奠定了一代宗师地位。

金庸学贯中西，在写作中也不自觉流露出来，严晓星先生在《床上之剑》一文中，就举了《碧血剑》的例子：

“阿九嗯了一声，闻到他身上男子的气息，不觉一股喜意，直甜入心中，轻轻往他身边靠去，蓦地左臂与左腿上碰到一件冰凉之物，吃了一惊，伸手摸去，竟是一柄脱鞘的宝剑横放在两人之间，忙低声问道：‘这是甚么？’

袁承志道：‘我说了你别见怪。’阿九道：‘谁来怪你？’袁承志道：‘我无意中闯进你的寝宫，又被逼得同衾合枕，实是为势所迫，我可不是轻薄无礼之人。’阿九道：‘谁怪你了呀！把剑拿开，别割着我。’袁承志道：‘我虽以礼自持，可是跟你这样的美貌姑娘同卧一床，只怕把持不住……’阿九低声笑道：‘因此你用剑隔在中间……傻……傻大哥！’”

严晓星先生认为，这个细节对应的其实是西方的习俗，《格林童话》中的《两兄弟》和《意大利童话》中的《七个头的龙》，都有类似情节。

金庸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到大陆访问，并参与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制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金庸晚年多次回到大陆，捐资文化事业，被多个高校聘为教授，发挥余热。

2018年，94岁的金庸在香港去世，一代传奇落幕。

《金庸年谱简编》没有作者个人情绪掺杂，不注出处，不作考订，只限于最扼要地交代谱主的言行和创造，在体裁上是更纯粹的年谱。《金庸识小录》更让我们对金庸作品有了更多的认识，值得细细品读。

《金庸年谱简编》读后感(三)：金庸武侠小说与红楼水浒的渊源和创新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喜欢金庸先生武侠作品的人，对这句话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它将金庸先生的作品完美概括了起来。

很多人看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觉得很古意，很过瘾，但其中的来历、典故，其实了解不多。最近有幸看了学者、媒体人严晓星所著《金庸识小录》《金庸年谱简编》，深感对金庸先生及其作品了解有限，仅仅还浮于表面。

很多人看金庸作品，首先会被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吸引，遣词造句都有古意，但实际上，金庸先生在写作过程中，确实也参考了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等。

比如，《书剑恩仇录》中，武当派大侠“绵里针”陆菲青眼中的回疆奇女子“翠羽黄衫”霍青桐是这样的“那女郎……当真是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澄塘，双目晶晶，月射寒江。”

而在《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贾宝玉眼中的警幻仙姑又是这样的：“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菊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

可以明显看出金庸先生在创作上对《红楼梦》的借鉴，属于金庸先生自己口中“抄得不好”的例子。

再如，《天龙八部》中，大理国镇南王段正淳的世子段誉曾当面夸赞阿碧和阿朱：“我只觉老天爷的本事，当真令人大为钦佩。他既挖空心思，造了阿碧姊姊这样一位美人儿出来，江南的灵秀之气，该当一下子使得干干净净了。哪知又能另造一位阿朱姊姊。两个儿的相貌全然不同，却各有各的好看，叫我想赞美几句，却偏偏一句也说不出口。”

而这也可以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贾宝玉在怡红院向袭人，麝月，晴雯等人说的话看出影子：“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瞧他这妹子，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

金庸先生曾说，《书剑恩仇录》的写作是学的《水浒传》，不仅红花会群雄可以看出梁山好汉的影子，细节处也有参考，比如：

“霍青桐见众人杀敌甚多，但不论冲向何处，敌兵必定跟着围上，抬头西望，果见鼓楼屋顶上站着十多人，内中四人手提红灯分站西方，群雄杀奔西方，西方那人高举红灯，杀奔东方，东方便有红灯举起。霍青桐对陈家洛道：‘打灭那几盏红灯便好办了！’赵半山听了，从地下捡起一张弓，拾了几枝箭，弓弦响处，四灯熄灭。

群雄喝一声彩。清兵不见了灯号，登时乱将起来。”

这段情节可以在《水浒传》第四十八回“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找到渊源：

“宋江去约走过五六里路，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唤石秀问道：‘兄弟，怎么前面贼兵众广？’石秀道：‘他有烛灯为号，且寻烛灯便走。’花荣在马上看见，把手指与宋江道：‘哥哥，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只看我等投东，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若是我们投西，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宋江道：‘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灯？’花荣道：‘有何难哉！’便拈弓搭箭，纵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四下里埋伏军兵，不见了那碗红灯，便都自乱撺起来。”

这里的模仿就太过明显，以致忘却使用江湖人士的神功绝技。

不过，如果查看年谱，我们就会发现，金庸先生七岁入学，就特别爱看书，尤其是课外书，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和当时流传的各种武侠小说、外国小说等，都是他汲取养分的所在，这也是我们看金庸作品感觉非常驳杂的原因。

《金庸识小录》写金庸，小处着手，循旧有体例，就金庸著作进行解读，数百至千余字一篇，道出金庸小说中种种人物的原型、情节的蓝本及典故出处。《金庸年谱简编》则可以看出金庸先生的成长轨迹，与作品对照，令人受益不浅。

《金庸年谱简编》读后感(四)：闲临碧涧共观澜——从《金庸年谱简编》看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本道术效

如果把金庸的武侠小说仅仅作为娱乐消遣来读，那沉浸在小说本身的世界里就已足够；但如果要探寻作品更深层次的意味，就脱离不了对作者的研究。与单纯的享受小说相比，这固然是一个更加枯燥的过程，但获得的乐趣也更加隽永。

本：价值取向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作品总会体现出作者的价值观。金庸自1955年2月8日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本书133页），至1972年9月23日在《明报》连载《鹿鼎记》结束（本书286页），跨度约17年半。这个过程中作者的价值观是一个不断变化又逐渐稳定的过程，也能在作品中看出端倪。同有满汉争端元素，《书剑恩仇录》中还是比较简单的民族矛盾与融合的价值观，《鹿鼎记》中已经逐渐脱离朴素狭隘的民族主义，呈现出政治上的主权在民与个体上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其间的变化，当然脱离不了这十七年间风云变幻和国际形势。

在我看来，金庸创作的转折点在1964年。1963年9月3日《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1964年1月12日《素心剑》（《连城诀》前身）也开始在《东南亚周刊》连载。此时，金庸已经完成了脍炙人口的《射雕三部曲》连载，但《天龙八部》和《素心剑》明显开始了对人性更深层次的探求，体现出了比先前作品更加深刻的价值取向。如果读者有兴趣，仔细看看本书中从1955年到1964年这近10年间查良镛先生在主业报论上选题的取向变化，再联系一些历史知识，不难体会他在小说创作中的价值观是怎样逐渐深刻的。

道：定位谋划

虽有言“本立而道生”，但对于查良镛先生而言，最初以金庸身份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未必有着要用武侠小说来承载价值观的想法，坊间更是流传他当初写武侠小说不过是为了扩大报纸销量。不论如何，武侠小说最开始对查良镛先生不过是一个副业。而这个副业真正成为“文以载道”的定位，大概是在1970年3月，金庸开始修订自己的小说。（本书281页）此时《笑傲江湖》和《越女剑》已经连载完成，但《鹿鼎记》还在连载之中。

作家修订自己的作品，一定是对作品有了更高的自我要求。否则以金庸此时的名气和成就，仅仅为了“炒冷饭”的话并无必要修订作品，更何况在IP大热之后还一修再修。关于连载版、三联版、新修版的对比解读，网上有不少好文，本文就不献丑。但1970年正是大陆动荡之时，居于港岛的金庸不再“开新坑”，却开始着手修订，无疑是明确地不满足于“成人童话”的定位，试图获得更高的艺术成就。六神磊磊读金庸有一文《金庸的关键一跃》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将本书的史料作为参照，更能体会到这种心态变化的背景与微妙之处。

术：创作技法

1966年，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说到梁羽生作品的缺点先是“写作手法也比较平淡朴实，大体上是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写法，一个故事告一个段落再接另一故事，虽有伏笔，论到变化的曲折离奇，则是显然较弱了”，又说“在反派人物的描写上，金庸的长处恰恰是梁羽生的短处，梁羽生无论怎样著意刻画，他笔下的反派人物，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不过尔尔，并不感觉得怎么邪恶”。《合论》其它部分姑且不谈，这两点真是梁羽生小说的大短板。读惯了金庸古龙的读者，读起梁羽生作品真容易有味同嚼蜡之感，若论影响轻重，人物形象刻板恐怕还要比情节不够曲折更甚。

金庸的创作技法为什么高出一筹，从本书也可略窥一二。查良镛先生自1951年以“姚馥兰”为笔名开始撰写影评始至1958年期间，发表了大量影评或艺术评论，不能不说这段积累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而陈文统先生（梁羽生）自1950年与查良镛先生成为同事（本书72页），到1954年1月开始连载《龙虎斗京华》（本书113页）期间，在“茶座文谈”专栏[i]和“李夫人信箱”专栏[ii]呈现的作品，似乎确无同样高密度的艺术输入积累，可能对二人的技法差距造成了一定影响。

效：目的实现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金庸武侠小说已经成为几代全球华人的共同记忆，在文化史上的烙印将不断流传。至于在文学史上的最终价值如何，还需要更长时间去验证，但对我们这样的爱好者而言就有些太遥远。本书提供了很多线索，让我们能够在阅读中发散联想，至于能不能联想到“第一历史”的本来面貌，就自由心证吧。

一个另人回味的细节是，查良镛先生少年时第一次和武侠有关的创作应当是15岁时的《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本书21页），而他最终“开坑即弃坑”的《卅三剑客图》只完成了首篇“赵处女”（即《越女剑》），在本该第二顺位的《虬髯客》戛然而止。不知道先生最终决定搁笔不续之时，是否想起了当年那个乱世中青春意气的自己，而几十年兜兜转转又到虬髯客，心情又是怎样的一种轮回呢？传说虬髯客远漂海外，而于同年开始修订的《碧血剑》主人公袁承志最终也是远漂海外，又是不是一种宿命般的巧合呢？

PS:阅读中参考一下文章，列出供诸君查阅。

[i]香港《新晚报》“茶座文谈”明细（1952～53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43dc70100p8x7.html

[ii] “李夫人信箱”之情况概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43dc70100ok9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