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格读后感100字

《功过格》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功过格》读后感(一)：何为“道德”

“功过体系的宗教哲学核心，是对超自然报应的信仰。这种信仰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基本信仰。”P30

10年后重读新版，又多了许多新的感受，可能是因为兴趣点的转移，也可能是知识背景的变化。本次阅读，更关注的是明清思想史对于“道德”的认识。通过对功过格历史演变的研究，发现南宋至明清思想史中对“道德”认识的三次变化。这三次变化，与社会变迁、精英的需求不无关系。

第一阶段，宋元时期，功过格主要在宗教背景下运作，体现出一种预防和惩罚，警示人们因恶行而受的痛苦。特别是在道教思想中，对现状的解释要多于对未来的预测。

第二阶段，16世纪，士人对功过格的使用更多的是作为自己道德修养的指南。借用儒家“立命”的观点重新将“报应信仰”进行包装，人们可以通过恰当的内心修养获得道德的和物质上的实际收获。为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提供道德合法性。

第三阶段，17世纪，功过格由关注个人道德的完善转向社会的教化与稳定。强调每个人在接受现有等级制度的基础上，遵循相应的道德和社会规则，就是“道德”的表现。

功过格展现出的是对人“道德”的强调，但是何为“道德”？道德是“自发”还是“外铄”？道德的标准与根源是什么？这都是儒家思想中的大问题。对于宗教来说，道德是需要监督、奖惩才能实现的。

在此处，马克思无疑发现了真相：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

宗教研究的尽头，还得是社会学，还得是马克思……

《功过格》读后感(二)：吾日三省吾身，有好用的自省APP吗？

我对“功过格”一直很好奇，它像是古代人用的一种纸质APP，把每日的善言善行（“功”）与恶言恶行（“过”）分别填入格子里──像双11时年轻人列出的“必买”与“不买”的物件。也是要进行比较，以督促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太微仙君功过格·序》称：“修真之士，明书日月，自记功过，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自知功过多寡。”功过格最早可以追到唐五代，到了宋代，据说范仲淹、苏洵均备有簿册，记录功过，以鞭策警醒自己。到明清时，功过格索性成为作业本一样的畅销教辅用品。

形式上功过格确实像一本现代的手账，但重点是何为功，何为过。比如《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作者包筠雅列出的问题：功德积累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它是怎样一个体系？积累功德有什么用？功过体系在发展过程有什么变化？关于报应和功过的界定，发生了哪些争论？最后是：功过格的传布与使用，作用是什么？包筠雅认为它起到了“维护社会等级”的作用。

这本书当然很有价值。但我有点没解渴的是，到底功过格一般是什么样的形制？它的印制与售卖有什么讲究吗？读书人与佛道修士会不会选择不同的功过格？什么样的功过格能提供更佳的用户体验？

据说近20多年还有多篇研究功过格的相关论文，好吧，容我有时间检索看看，能不能解我之惑。

“功过格”属于旧时代十分流行，但现在已经难觅影踪的产品，就像墨盒、升官图一样。我们翻近人日记，有时还能看到记主的自省，但不再受用这种将自省形式化与量化的功过格形式。蒋介石日记中的反省很有名，胡适、朱自清日记中这样的片断也很多。最近在抄曾经当过北大文科学长的姚永概《慎宜堂日记》，也看到这么一段：

上课。赴会。夕嗔仆，无明之火妄动不制，几有不顾身命之势。年来不读宋贤书，所以如此，书以自戒。（1917年2月3日）

古人用功过格，今人用备忘录，形式不一，“书以自戒”的目标都一样，这就是所谓道德自律吧，期待好用的功过格APP早日上线。

《功过格》读后感(三)：有鬼君說《功過格》

此书1999年曾出版过中译本，此次再版，译者做了修订。功过格，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量化功过等抽象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道德实践。作者一开始就明确说明：“功过格和所有善书一样，是建立在信仰超自然报应的基础上的，这种信仰相信上天和神明会奖善罚恶。”（第2页）因果报应和转世观念对功过格的加持，在不同时代的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作者在第一章讨论了功过格的雏形《太上感应篇》和《太微仙君功过格》，前者是理论阐释，后者是实践手册。这两部小册子对中古以来的报应观念进行了融汇，且更通俗化，以期向更广大的民众开放。作者指出：“《太上感应篇》中的报应宇宙观对普通听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与早期的道教和佛教经典不同，它不把报应与特殊教派的神绑在一起……《感应篇》中的诸神无疑不为儒、释、道三教中任何一教所独有。”（43页）另一方面，功过格与宋代的理学修身观念有呼应，也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

但是，理学更看重的是“正其谊不谋其利”，一个人自我的道德修行应该出于本心，怎么能期待名利上的收益呢？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纠结。只是功过格隐藏的这个BUG并未发作，直到明后期。16世纪的袁黄（袁了凡）重新塑造了功过体系，一方面，“改变了积累功德的目标，使积累功德不再是为了成仙或转世于更高地位这样遥远、神奇的赏赐，而是为了取得像做官或生子这样的现世物质报偿……以往的功过格强调神通过子孙后代和转世再生控制报应，现在却更多地强调神在此时此地对人及其命运的控制”（101-102页）。对福报的来临进行加速，不搞期货、期权这些缥缈的承诺。另一方面，功德的积累不再是个人的福报，可以与家庭共享。“袁黄和他妻子把他们各自的功德都记录在一本共有的‘账簿’上。尽管袁黄是这本账的正式代表——他首先开户，而且是超自然报答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都将从他的好运中收益。”（97页）开出现实收益和家庭共享的支票，很好地平衡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诉求，人们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因此，理学家哀叹：“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虽然很多晚明士人抨击袁黄功过格的堕落，因为这严重地削弱了社会道德的纯洁性。但是即使是批评得最激烈的人，后来也纷纷开始使用功过格。毕竟，对现实收益的承诺是直截了当的“真香”警告。

士人们一边批判袁黄，一边编写各种各样的功过格，不过，这时的功过格面向更广，有按照身份群体分类的，有一部《不费钱功德例》就很典型，“这本书主张，人不一定要富裕才能获取功德。它的启示就是：任何人，甚至那些不愿或不能‘购买’功德的人都能积功”。（197页）这些功过格面向所有人，但特别强调各人要安于其位，不做非分之想。作者特别分析了其中关于怎么做好奴才积攒功德的事例，比如某奴仆为守护主人家产被盗贼杀害，得到的福报是在阴间免除七次转世为牲畜的惩罚，直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在功过格作者的眼中，商人获利是很容易的，他们用财富行善比别人更容易，“那些求福之人，因其善举而获得回报，因此获得多少是他们应得的地位，但是为了维持这种地位和福气，就有必要用他们的财富来行善。与社会补偿观念相连的报应变成了一种手段，用以强化富人和上等人保护并帮助乡里的责任”。（174页）功过格的推行，显然也起到了对财富进行再次分配的作用。

至此，功过格已完全不再是个人修行、自省的实用手册，而成为辅助政府教化、固化阶层的有效意识形态手段，其功效在二十世纪中期仍被看重（参看261页注1）。最新听到的最接近功过格的例子是，某小学规定，小学生如能说服父母去接种疫苗，可获得五颗五角星的奖励，而十朵小红花才能换一颗五角星。

回到本书副标题的立意，作者在书中的一句话特别能说明功过格的作用：“纵观整个17世纪，功过格是为改善社会无序和阻止道德腐败而绘制的、包罗万象的改革蓝图。”（186页）只是功过格只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