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鱼浜自然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塔鱼浜自然史》是一本由邹汉明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416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1-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塔鱼浜自然史》读后感(一)：乡愁何处？一座江南小村庄的存在史

在城市化浪潮中，乡村的消逝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很多敏锐的作家和导演也注意到了这个极具时代色彩的选题，很多文艺作品都涉及到了乡村变迁的话题，从东北到三峡，再到西北江南，乡村的变迁存留无疑牵动了很多人的那一丝丝乡愁。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敢说自己和农民生活没有联系。对于很多走人城市生活的人来说，乡村更像是一个存在着的关于母亲的家园式的精神寄托，只要她是存在着的，心里就是安稳的，就这点而言《塔鱼浜自然史》的作者邹汉明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生他养他的村子的。

塔鱼浜被推倒的时候，他从城里着急赶了回来，他努力的通过回忆来构建一个有生命的江南小村庄，就像缅怀故去的亲人，显然作为实体的塔鱼浜已经走了，而作为精神留存的塔鱼浜，在他的笔下立了起来，显然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骄傲的事情，因为在他的笔触所写到的景物，处处都显示出一种发自心底的忧伤。

按照邹汉明的考证，塔鱼浜的确存在过塔不过现在不存在了，至于鱼倒是有，浜一般是就是指河道中的水湾。塔鱼浜的住户也不过是十几户而已，邻里关系相对融洽，存在里水塘、下桥、稻田都有发布，是典型的江南小镇。邹汉明的父亲是很老实的农民，而母亲却有点文化，还曾经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因此后来还去镇上教书，因此邹汉明也去了镇上读书。因为村子里还有老屋和田地需要照顾，于是父亲就在村子里照顾庄稼，节假日母亲就带着邹汉明兄弟两个回到塔鱼浜。在邹汉明眼里塔鱼浜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展开的，村子里的地理环境也是如此，包括人与人关系的连接也着眼于农业生产。

在村庄的记忆中，较为深刻的就是关于季节和节日的记载，季节流转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变动，风物的变化，同时也带来到了各种各样的节日，就拿最为隆重的春节来说，非常富有江南水乡的特色，吉祥的寓意和讨得好彩头的需要，让邹汉明家中的气氛变得非常融洽。

在动物纪和昆虫纪中邹汉明详细的描写了与塔鱼浜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动物和昆虫。第一个动物是母牛，在塔鱼浜耕田的时候需要从外村借牛，可是因为外村也需要牛来耕田，于是就借给塔鱼浜一头怀了孕的母牛。母牛耕地也算勤勉，可是耕了两天就不上地了，原来要牛犊要出来了。牛倌慌忙从卫生院找来了几个接生的护士，都是十六七的姑娘，从来都没有给牛接过生，队长给一个叫李雪英的护士做了思想工作，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把牛犊接生出来了，母子平安。据说，李雪英回去后哭了一个晚上。三天后，母牛母子上路回村，塔鱼浜的乡亲们都来送行，作者以唯美的笔触写了送行的场景，母牛、小牛和牛倌在江南水乡的雾气中构成了一副绝美的图画。

最终，塔鱼浜消失了，可是幸好有作者的记忆在，我们寻着他的文笔，还能找到久违的家园感，难得的生活感。

《塔鱼浜自然史》读后感(二)：时间滤镜里的故乡家园

塔鱼浜：“自然村，在浙江省桐乡县西北二十里许，向属炉镇，或属于任何一处僻静的旧江南。”翻开《塔鱼浜自然史》，这是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

作品的首句常常奠定基调。从这段话来看，前面是纪实性质的，而最后的短句掺入了私人情感，“江南”点题，“旧”点意，“僻静”属于“旧江南”，迷离怅惘的余味。

读后观感，果然如此。作者邹汉明，1966年生于塔鱼浜，度过人生的最初十五年，后因求学、工作而离开故土，这些年来，他像只候鸟，在春节等特殊的时令，被牵引着归返。2009年，塔鱼浜拆迁了，现在，邹汉明打算为家乡立传，让记忆复苏。

邹汉明要写塔鱼浜，写他童年、少年时期的栖居地，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启动之前的江南村庄。在邹汉明的笔下，这个只有四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河清风轻，猪肥犬吠，鱼在水中游，鸦雀掠过田野，母鸡漫步田埂，乡人有时吵架，也有偷抢，而乡村自有一套伦理在维持既定的秩序。塔鱼浜安宁静谧，犹如世外桃源，犹如沈从文的湘西凤凰，外部的打搅暂时还没有到达。

一个人最深刻的记忆常来自童年，城市化和移民，斩断了许多人的根脉，但是，记忆总会被无限地抻长，徒劳地、顽强地扯住那个端口。由乡村向城市迁徙并落脚城市的人，抛不开幽幽的乡愁，又无法遏止地继续前行，因为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归，对于故乡的记忆和感情反而得到了强化，沉甸甸地悬置在心上，透过时间的滤镜，它依然那么好，也许更好。

邹汉明用了25万字、七卷的篇幅，描摹塔鱼浜的地理、岁时、动物、昆虫、农事，讲述小时候发生的那些有趣的事体，大水退后的蟹洞田、夏天傍晚的西瓜、露天电影的欢乐、年节边杀猪的盛况、昆虫与动物、吃食与游戏，透着温暖自在，就连咬人的大山蚊、茅坑里的蛆虫、被风刮跑了茅草屋顶后泥泞不堪臭味难当的猪圈，现在也脱离了窘况而变成了笑侃的谈资。这就是散文的情趣啊，从日常经验里取景，在景语中融入情语。

散文描述的图景，与“真实”是有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塔鱼浜是否真的像邹汉明说的那么美好，而在于邹汉明提炼生活、分解素材时的处理，在于他在做这些处理时所传递的真实与诚恳，情感的质量是否足够引起我们的共鸣。

郁达夫论散文写作，他说首先要寻这“散文的心”，然后方能求散文的体，就是如何把这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邹汉明的“心”是可触摸的、鲜活地跳动着的，他选择了他认为最能表现塔鱼浜的方式。塔鱼浜在行政区域意义上已经消失了，在地理空间意义上，也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塔鱼浜不是梁鸿的梁庄，没有了近乡情怯，不能念兹在兹地为它的落后耿耿于怀。邹汉明能寻找的，能复建的，是珍藏在记忆里的故园，他固执地书写它的无名以及它方寸之间的意义。

邹汉明选取了“记”作为文体形式，“记”在六朝就获得了文人首肯，至唐宋而大盛，八大家皆有名文传世，以“记”构架，是向传统的致敬，也是为塔鱼浜注入延绵的生命力。作品的气象和审美是向“旧”而去的，有意识地夹杂了吴语方言，每一个字都属于“旧江南”。语言本身具有装饰功能，方言的合理运用，增添了文章的韵味，邹汉明把握了度，没有让它造成阅读的隔阂，恰恰好，也有现时的轻灵与生机。邹汉明娴熟地发挥了现代汉语的视觉效应，这些真情实感的叙事散文，写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同龄人所熟悉的生活场景，通过语感和意象的美妙组合，准确地表达那些纤毫的细节，那些细微的感受，这可视作现代散文作者从郁达夫处承袭而发扬的“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吧。

塔鱼浜在浙北平原，我在浙东南；邹汉明是1960年代人，我是1970年代人。我拥有属于塔鱼浜的类似记忆，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在东北，在西北，在西南，在天涯海角，我们都有我们的塔鱼浜。塔鱼浜的骨骸没有解体，仍然倔强地伫立在时间的深处。

文学报2021.9.2 时间滤镜里的故乡家园

《塔鱼浜自然史》读后感(三)：塔鱼浜：一个“凝神的焦点”

作者：东君

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总是会把“溢”出的那一部分转而分注其他文体。因此，散文写作，也就被很多诗人称为“诗余”。诗人邹汉明也是如此。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果他所使用的语言肇始于诗，那么，诗歌语言的变化往往也会带来散文语言的相应变化。跟大多数国内的诗人一样，汉明的诗历经欧风美雨的浸润，后来屡经变创，在分行的文字中自铸欧风汉骨。近十年来，他由诗而文，由文而史，骎骎进于文史领域，写了不少亦文亦史（甚至是有意打破文体边界）的文章。如果说，他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向内的游走，那么，文史写作则是一种向上的回溯。前者偏于自由、放逸、长于想象；后者偏于严谨、缜密，着重实证。汉明在两种文体的交叉书写中，取态有异，张弛有度，从他的新著《塔渔浜自然史》就能见出他的文字功夫。

多年前，汉明写完一部文史专著后，在后记中这样写道：“我一直以为我的创造力要强于此类文史资料的整理能力。而手头确实有一个原创的题材——这本埋在我胸口的书，实话说早已过半，但它在某处搁住了，一搁多年，一直纠结着，而此著最后成书的机会，也从未放弃过。”我还注意到，汉明在后记中十分谨慎地标明写作日期：二0一四年四月三日，甲午清明前二日。他所说的“这本埋在我胸口的书”就是《塔鱼浜自然史》。在二0一四年之前，我就知道汉明已经着手写作一本跟塔渔浜有关的书。他对江南的历史文化有了一个整体认知之后，下笔就更慎重了。塔渔浜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较之于嘉兴，它没有多少人文历史可资书写，几乎是可以忽略的。但在汉明的文学版图里，塔渔浜的世界并不比嘉兴小。在汉明之前，谈论嘉兴人文与风土的文章不知凡几，在他之后，想必也会有不少人继续谈论有增无已，但我们可以想见，很少有人会把目光投向嘉兴一隅的塔鱼浜。陆放翁谈到《岁时杂记》这本书时说：“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七十年来，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也。”在汉明的眼中，《塔鱼浜自然史》这本书同样是“不可阙也”。

我曾有幸读到汉明所说的那本“一搁多年”的书——《塔鱼浜自然史》中的若干章节，其写作难度显然是要远远高于《江南词典》、《炉头三记》、《桐乡影记》之类的书。《江南词典》受体例的制约，不得不趋于外向，往宽处伸展，而《塔鱼浜》则更趋于内倾，有意将书写场域收窄，对自己所倚赖的那一部分民间资源与个体经验进行更深入的挖掘，藉此呈现出一种更具个人化的深度表达。“深度表达”在塔鱼浜系列的文章中一经成形，就给他带来某种无法回避的写作难度。汉明说，他为这本书“一直纠结着”，我可以隐约明白他纠结的是什么。他要写一部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书，他前期所写的文章，仿佛都是为这一部书而准备的。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完成，是因为他担心自己过早完成会留下什么败笔。于是，一种完美主义者的拖延症就来了，这里面，恐怕还有一种因耽搁而延伸出来的隐秘期待。

汉明曾对自己的写作发出了这样一种质疑：“整个江南的水生锈了，我如何用它来擦拭我的现代汉语？”写作者都明白，脑子里只要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意味着他在以后的写作中不得不给自己设置一种难度、一个高度。诗人无力改变整个江南生锈的水，但他可以改变老一套的现代汉语写作法则。“江南”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形容词从纸上飘过，对汉明来说，这样的写作是无效的。他那种趋于广阔的视野和深幽的认知激发了他的野心：通过一种更质朴、直接的方式，在纸上重铸一个“江南”。这个“江南”，延续了《江南词典》中那个“名词的江南”。我隐约感觉到，汉明在《江南词典》之后试图用“塔鱼浜”代替“江南”。当他写“塔鱼浜”时，把江南生活的现场感与个人的生命实感放了进去。如果说“江南”这个词落在一些被人们反复书写过的事物上，常常会有一种美丽的空茫（乃至会变得大而无当），那么“塔鱼浜”这个词一旦把众多的事物召至名下，我们仿佛就能看到一个汉明所说的“凝神的焦点”。这个点，我称之为“原点”。“江南”这个词唯有抵达塔鱼浜的深处才算是真正落到了实处。所谓“原点”，应归于彼。

我在期刊上陆续读到他后来收入此书的散文有：《塔鱼浜》、《岁时记》、《菊花简史》、《蚕与蚕事》、《父亲的老屋》等。我能感受到，汉明的写作经过由诗而文、由文而史、再由史而文的蜕变，其文风变得更精细、平实、准确。

先说精细。塔渔浜系列散文不同于《江南词典》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词语的想象，而是细节的衍生。在《江南词典》这本书中，“菊花”这个词条曾不经意地出现过一回，但受体例所限，无法铺衍开来写。若干年后，汉明以一种白描的笔法写成了一篇《菊花简史》，在这篇列入塔鱼浜系列的长文中，他把偌大的江南收束成一朵菊花——他写的是桐乡独有的作物杭白菊，却带出了一部农事史：整地、种菊、育菊、赏菊、采菊、蒸菊、晒菊、卖菊，这些标题之下，他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空间，其间每一样历历可数的事物仿佛都携带着时间的重量。汉明写文史随笔时，喜欢撷取一些“历史文献中的鲜活细节”，这种癖好也在不知不觉中延伸到了他的散文写作。写作《菊花简史》时，他已经从江南文人的审美视角跳脱出来。他那手中仿佛有一个摄像机，镜头时而聚焦某一点，时而拉长。在这些选择性视点之下，他的文字是舒缓的、精细的，甚至不乏丛脞的。由小而渐大，从微小的事物中发现一个开阔的世界，这是空间上的移动；由近而渐远，让每一件近在眼前的事物与往日的场景接通，生发意义，这是时间的移动。通过《菊花简史》，汉明再造了一个纸上的塔鱼浜，时间与空间交织在一起，至微至广，粲然可观。

再说平实。一种平实的叙述方式源于对恒常事物的持久关注。在农耕时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格局变化不大，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是悠缓的。在恒常的事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常道。有时候，常道最是难写，因为它更需要一种平实的文风作为匹配。跟《菊花简史》一样，《蚕与蚕事》也是从清明那天写起，轻淡的文笔犹如一阵清明的风，拂过一片湖桑叶、一面蚕匾、一个贮桑缸、催青室的蚕种、进入大眠的春蚕、几个蓬头垢面的蚕娘，一个总是用拇指与食指反捏纸烟的妇女主任、用于切桑叶的刃口很薄的叶刀、祖母手中那根光溜溜的棉线杆、春蚕上蔟后采茧子的人们……值得玩味的是，汉明的散文中，只要出现“塔鱼浜”这个词，生活中不起眼的细节就会纷至沓来，那种细微而丰实的描述，平静而自然的叙述由此生成，渐次打开，感觉作者就像一个工笔画家，一点点地往深处走、细处走，直至你看到一种深层的真实性。他写《蚕与蚕事》，就像蚕娘在厢房里养蚕，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人与事都压缩在一个名叫塔鱼浜的小世界里。他的笔触即便没有伸展到外面的危乱世局，也会通过细微的地方作微文隐讽。在行文上，我们几乎看不到大开大合的描述，大悲大苦的渲染，有的只是寻常物事中寄寓的深意与暗旧调子里透出的新意。

准确。这个词涉及到一个写作者认知与表达这个世界的能力。《父亲的老屋》第一句“严家浜隑壁路西，一埭平房的中间”，就把房屋的位置交待得清清楚楚。这篇文章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一个业已消失的时代场景，把每一件事物的物理位置清晰而准确地描述出来。在这里，词即是物的另一种呈现方式，词的呈现越是简单、干净，就越能够准确地触及事物的本质。在《父亲的老屋》中，作者可以像博物学家那样把地鳖虫的外形、特征、药用价值细说一番；至于门角落里的破尼龙纸、新旧套鞋、草鞋、新年里杀鸡褪下来的一堆鸡毛、取出来的几只鸡洋肝，以及临时置放的铁耙锄头之类，他都可以不厌其烦地、一件接一件地罗列出来。以至我觉得，这篇文章好比是一幅蝇头小楷，每个字都摁在一个格子里，每一笔都力求准确，甚至达到书家所说的“铢而较，寸而合”的地步。

散文与小说一样，要做到精细、平实、准确，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手艺活。我能感觉到汉明写作《塔鱼浜自然史》，倾注了平生之力，他的散文家身份，在书写的过程中混合了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文史专家的隐秘身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时间，或更加隐秘的内心洞察力的信任”，以及他运用语言重新构造一个世界，并且试图从中构建和发现某种新认识所做出的努力。

《塔鱼浜自然史》读后感(四)：重建村坊及其灵魂——读邹汉明《塔鱼浜自然史》

作者：桑麻

中信出版集团推出邹汉明的《塔鱼浜自然史》，我有幸先睹为快。

如果说在《江南词典》里，他的视域是广阔的，那么眼下这部作品，则回收到一个僻狭不起眼的存在——塔鱼浜——那个养育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只有四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坊。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其产生的现实依凭和动因。2009年深冬，当获知自己的村坊将被拆除，邹汉明带着相机赶了回去。他想为村坊留下最后的影像，但还是晚了一步。此前仅仅只用了半天时间，它就被破拆机械麻利地拆毁了。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沿河隆起的由残砖断瓦、朽木旧物堆成的小冈似的废墟。他熟悉的房屋、弄堂不复存在，村人也如鸟兽散。几位老妇的号啕打破了静默，算是抗拒和宣泄的回应。故乡没有了，以后不会再有，地图上的痕迹也将被抹去。失去家园的人，除了无奈、郁结和愤懑，还应有深深的不甘。他想要带走点什么。一只完好的小供碗出现在眼前。“这太奇妙了。莫非冥冥之中，临终的塔鱼浜对我有什么昭示？难道它想借一件独自完整的祭器，来还一个塔鱼浜的老灵魂？”“从它来到我手上的一刻起，就开始高出这堆废墟。”“正是它的出现，把一个彻底打散的老灵魂重新聚合，从此有了再次上路的可能。”作家本就警醒，责任意识于此更其强烈明晰。……接下来的日子，面向虚无的打捞提上日程，魂牵梦萦的神游启程，重新搭建村坊的写作开始了。一次被迫的转身，一次朝向往昔的归去和谛视，带着浓重、必然的宿命色彩。

《塔鱼浜自然史》内封

这注定不是一次浮光掠影的写作，不是围绕个人忧欢浮沉的叙述，不是只关乎局部、少数人的或温情或感伤的故事演绎，而是一次对于村坊全景式的回望和扫描，对于全场域人与物事的追溯及再造，对于自然生活史的重绘与再现。废墟是村坊及其生活的终结点，也是时光倒流的起始处。他的目光越过狼藉的现场，直抵时间深处。能让失去故园的人摆脱幽怨、苦闷的困扰，获得平静和慰藉的，唯有往昔时光，离散的乡邻和远逝的生活。它们（他们）赋予他重拾旧日的信念和雄心：恢复村坊整体面貌，重构建筑、自然风物，再绘草根众生相，让在此生活过的人们，一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在熟悉的里弄，置身村路水田，操劳生计，自然、自足、坦荡、猥琐、谨慎、放达地生活。让农事恢复，交易来往。让动物劳作、生殖和死亡。让民俗活动依时排开。……让白场彻夜打稻。让水草丰茂，舟楫往还。让女人洗衣、看蚕、骂街。让男人吃朝烟、借钱、杀狗、植稻禾、莳菊花、种烟叶、修房盖屋……让时间冲走的一切，和着乡村特有的节奏，载着鲜明的地域声色，泛着朝露暮雨的光闪……归来，魂兮归来！

不妨提一下书的整体架构。除了“引言”与“后记”，卷一至卷七的标题依次是：“地理志”、“地理志附：父亲的老屋”、“岁时记”、“动物记”、“昆虫记”、“农事诗”、“农事诗补遗：草木列传”。每一章节下，分列十几到三十几个细目不等，几乎囊括了可写的物事，构成一幅锦绣驳杂的乡村自然生活画卷。

《塔鱼浜自然史》内封

单从标题来看，很容易误认为是一部博物志或风物志，那当然也好，但它确乎不是，如此分述无非为了记述的需要，编辑、阅读的方便。它们是文本的纲目，构成人物等活动的场域和环境，更是作者重建村坊及其生活的物质、文化基础和时空坐标。人的活动、生存状态，人与事物的关系，对于外物的态度，才是作者用心书写的重点，也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他依循上述分类，给以清楚说明和交代，顺势拉开人的活动的序幕。人作为主角，自然而然处于核心位置。街坊邻居交迭登场，来往走动，搬演若许生动、有趣的故事和事件。即便是容易陷入单调的“昆虫记”“农事诗补遗：草木列传”部分，也因为有了作者的介入，有了人的行动的身影，变得可触可感，意趣盎然。他的视线决定着叙述的方向，介入参与的程度决定着书写抵达的深度和广度。他步入夏夜，野景浮现，一对青年男女隐身稻柴间谈情说爱；迈向弄堂，小屁孩将双腿高跨于弄堂夹墙，有人经过也浑然不察；走进生产队的育蚕室，妇人们搬来被褥，昼夜伺候，作一处辛苦、嬉笑……丰收令人喜悦，事过多年，此景不再，又衍生悲情……人生随处忙碌，琐碎繁杂，没有大是大非，只有温凉日常，小喜小怨。劳动、建造、渔获、买卖、冒险、捉弄、纠结、窥视……被作者一支妙笔舒缓写来，赋予自然情调和感情色彩。是啊，人是村坊的灵魂，没有了人的活动，该有多么荒寂和落寞。

我揣摩邹汉明在书写之前，即抱有确然信念，以真诚、客观态度，详实、细腻还原那段生活，最大限度呈现真相和真实，不惜可能将面对质询、批评和诘难。书中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细节，就是对于人物姓名的处理。在一般非虚构写作中，为了避嫌，省却麻烦，作者往往会将真实姓名隐去，虚拟以代之。在《塔鱼浜自然史》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达数十位之多。作者保持了绝对忠实，人物、事件悉皆维持原貌，原汁原味加以记述。乡人多有为人取绰号、叫绰号的习惯，这些绰号有的保持了意义的中性，有的则蕴含褒贬，关涉人品和人性，作者也予以保留。甚至没有考虑为长者讳。对于他的亲人，父亲、母亲、姑姑、叔叔、舅舅名讳的处理也是如此。做到这一点，多么不容易。与其说是遵循了非虚构写作的要求，毋宁说反映了他的坦荡和真纯，给予笔下人物最起码也最真切的尊重。他当然明白，对任何人物姓名的篡改，即是对其人生的篡改，必然违背他为村坊、人事立传的初衷，同时也失去了作为塔鱼浜自然生活史的意义。立足于绝对真实的写作，遏制了可能的虚假和虚伪。因此，进入书中的哪怕看似不登大雅的琐屑，也都反映着人生的原貌，生命的躁动，生活的肌理，保证了自然、质朴、厚重有时见着粗砺的质感，复原了一个本真的生活现场。而生活永远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

对邹汉明来说，《塔鱼浜自然史》的写作，阻止了村坊陷落这一事实对他心灵和精神的无休止撕裂。通过写作，他获得了自救。我相信他已上岸。对村民来说，它完成了建筑、风物、民俗等文化意义上的梳理、整饬和保存。村庄以另一种方式存续下来，连同那些生活场景、生存故事、生活片断。它将证明，纸上村庄比现实中的村庄更坚固、更长久。一旦进入文字，它将游刃有余地躲开推土机的利铲。对于时代来说，它保留了一段鲜活的江南村坊文明演进史，留住一份烟火气勃郁的永久性档案。

这是一次令人轻松、愉快的阅读。它在引起心灵共鸣的同时，也让我不断追问。书中呈现的大多是作者十五岁以前的经历与感受。作者何以对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了如指掌，对于人物故事的来龙去脉、细枝末节知晓得那么多、那么细？除了村坊人口有限，生活单纯之外，应该归结于他非同寻常的观察和感受能力。单纯即丰富。当前，我也遭遇了与作者同样的现实。资本杀到了乡下。家乡的部分老屋去年被拆掉了。祖父母和父母居住之所，我生活了十八年的老房子未能幸免。对在外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挖根断路的绝杀。

于是自问，我能否像邹汉明一样为业已改变的村庄、越来越面目模糊的村庄留一份文字画稿和心灵笔记。每次得到的答案都令人沮丧地相同：不能。我能够单独叙述某个人或某一事件，却对叙述某一段完整生活无能为力。因此，不可能在笔下复原我的村庄和人事。一次消失即是永远消失，一次失去即是永远失去。这是多么无奈而令人遗憾的事情。反观消失的塔鱼浜以及从此离散的人们，该是多么幸运。

邹汉明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之一是詹姆斯·乔伊斯，“他自信如果他的家乡都柏林城毁灭，后世的人们依然可以根据《尤利西斯》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城市。这真是一个伟大文学家的伟大抱负，理所当然，此际也应该是每个故乡被城市化进程拆毁的无名写作者的抱负。”作者抱定此志。《塔鱼浜自然史》完成之际，即是作者抱负实现之时。依照书中描述，人们完全可以复制出一个新的塔鱼浜，并有资格进入江南乡村田野调查的样本点序列。它是特殊的，不在田野，反倒省却了田野调查的诸多不便。

《塔鱼浜自然史》掩庇着一个重生的村坊，它改变了人们注视的方式，纠正了从来都是散漫不经的目光。大地失去了那个立体的村坊，我们却经此获得了它的多维景象。

《塔鱼浜自然史》读后感(五)：献给12年前，消逝在人世间最后一个冬天里的我的故乡

本书记录了一种近乎失落的生活： 天光云影、四季流转、春耕秋收； 是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逝去又永恒的故乡。

天光云影之中，重拾父辈的生活｜《塔鱼浜自然史》 _腾讯视频

《塔鱼浜自然史》是一部关于江南村庄塔鱼浜的文学传记，缘起于作者经家乡塔鱼浜拆迁后，由一只旧碗开始回忆童年的故乡。以少年之眼，回望故乡生活细节，举凡地理、岁时、动植物、农事……构成一个村庄自然史的基本面相，尽显江南无名之地的普遍意义。

塔鱼浜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过的村庄，作者邹汉明，生于塔鱼浜，青年时期因求学而离开故乡，2009年冬，又赶回家与塔鱼浜诀别。《塔鱼浜自然史》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笔笔尽显现实与文学、记忆与记录、在地与变迁、自然与生活之间的张力。而关于《塔鱼浜自然史》的故事，也将在这些对照又错落的繁复关系中，画卷般徐徐展开……

《塔鱼浜自然史》 邹汉明 著

《塔鱼浜自然史》共七卷：“地理志”“地理志附: “父亲的老屋”“岁时记”“动物记”“昆虫记”“农事诗”“农事诗补遗”“草木列传”；书中共描绘了8处地理建筑，22个节日民俗，55种草木，48种鸟兽昆虫。

《塔鱼浜自然史》以关键词来展开写作：“地理志”刻画了高稻地、水泥白场，“岁时记”有清明、立夏日、冬至，“农事诗”收录水稻、菊花、烟叶的“简史”……这种由词汇展开、勾勒出一个场域生活肌理的手法，颇类似于《东京梦华录》和《洛阳伽蓝记》。而这两本古籍，虽然并未特意参照，但的确是作者“常翻的书”。

塔鱼浜的确切位置为：浙江省桐乡县西北二十里许，邻近乌镇，距离最近的城市为嘉兴。在书中提及的《浙江省桐乡县地名志》中，能“极为费劲”地找到已经消失、寂寂无名的江南小村塔鱼浜。

《浙江省桐乡县地名志》图

“浜”字意为河沟，是江浙沪常见的村庄名；上海 “肇家浜路”一类的地铁名，便是已然消逝的乡村的一缕余魂。

“塔鱼浜”来源载于《浙江省桐乡县地名志》：“相传旧时村中有塔，塔旁有浜，村民在浜中围簖养鱼，故得名塔鱼浜。”

《塔鱼浜自然史》中尽可能保留了方言——有些是吴方言共有的说法，有些则是塔鱼浜本地的土白：“小棺材”“尖尖上大”“灵一点市面”“咽奶奶”……这些平实生动的语言承载着一个村庄活的情感。

语言也是一个村庄的灵魂所在，但或许，随着村庄的消失，语言也将不复存在。

在2021年清明，编者受作者邀请去了拆后的塔鱼浜；很奇怪地，塔鱼浜拆迁后并未有什么后续动作，而是直接荒废了：河道皆被填平，村人几乎全部外迁，农田经由野艾生长在一起，不辨田埂。昔日村庄，今日荒野。

书封的灵感来自于作者再访塔鱼浜时购入的纪念品：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塔鱼浜唯一的旧屋，傍着两棵松树；几近无人的村庄，电线杆上有乌鸦孤零零的家。

设计此前有过一稿，但总觉得缺了什么。回到上海后，编者将此照片发给了设计师唐旭先生，很快便有了现在的封面。

《塔鱼浜自然史》内封

《塔鱼浜自然史》书名有致敬英国自然文学名作《塞耳彭自然史》之意，虽然两者在写法和内容上有所差异，但就乡村在地性、故乡的归属感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生活方式上，二者传递了相同的信息。

由于是“自然史”，加上篇幅原因，不得已割爱删去了原稿的“器物篇”。“器物篇”中各种有趣的故事，诸如放在村中空地上的棺材，村人去上海“淘”勒色（垃圾），各种今已“无用”的乡村日常器具，等等等等。但愿这些故事日后有缘和读者再见了。

塔鱼浜虽为“消逝”的村庄，但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写：“此时，远非塔鱼浜时光的尽头，而只不过是另一种时间的开始。”一些江南的生活细节：春日马兰头和春笋的吃法，杭白菊的种植，拜利市、放河灯、做甜麦塌饼……或许仍在江南各地，以各自的方式留存下来。

以下选自《塔鱼浜自然史》序言：

20世纪最后那几年，凋敝的塔鱼浜，一户紧挨一户，仍排列在沿河一线。一些带着已逝年代典型印记的两层砖混结构的楼屋（楼建在房子最前头），依然张开巨口，吞吐着农家安静的生活。这个年代的塔鱼浜，粗鄙，单一，样子其实不那么好看，但就是这样一个渐次沦陷于新时光的老村坊，也将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冬天的塔鱼浜向来静落落的，悠闲，自由，静美，有一种太古的气息，屋顶的白云可以逗留大半天而不移步，万物在自身的枯黄里等待着更换容颜。此时，塔鱼浜并不知道，这是它存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冬天。

通往塔鱼浜的乡路迂回曲折，触目尽是灰白的乡土，顿然觉出，我家乡的乡音也有这种淳朴的土白色。小路旁，陈年木槿的枝梢轻擦着白色的车身，屑粒嗦落，这在我听来，也很亲切。老邻居们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面朝沃土背朝天，他们依旧在田间地头翻翻垦垦，做着一辈子都做不完的农活。

很清楚，塔鱼浜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根本挣扎不了多长时间。无论从补偿的传闻、贴出的告示甚或村庄本身的窳败等等，一切都在表明，它将很快走到尽头。老村坊在随后出台的一种叫作“两分两换”的政策里灰飞烟灭。那天，我记得我的大弟汉良在电话那头略带埋怨的声音：“阿哥，你再不来，塔鱼浜就拆光了。”其时大型推土机已经进驻，曾经炊烟 袅袅的歌哭生聚之地，一下子笼罩在一片灰尘的蘑菇云中。据说塔鱼浜的拆毁只用了半天时间。

整个塔鱼浜的废墟，沿着一条弯曲的小河堆成一条高耸而冗长的小冈。我爬上这个很有规模的“山冈”，纵目四望，触目惊心，眼前全是折断的五孔板，弯曲的钢筋：筷子那么粗，露出漆黑的一截截……以及断砖和断砖，碎瓦和碎瓦，水泥块和水泥块，一段段依旧板结的墙壁，墙壁上悬挂老物件的铁钉还牢牢钉着，甚至铁钉上的一个蒸架还贴墙好端端地挂着。一些人家丢弃的破旧家具也夹杂其中。所有的木头房架全部散架。这会儿看去，塔鱼浜就是一具扑倒在地的死尸。小河南边，几株高大的楝树和香樟树孤零零地站着，好似在低头默哀，旁边一大片低矮的桑树，抱头蹙眉，附和着刚刚降临的死一般的寂静。

我显然迟到了一步，就这一步，塔鱼浜已经拆得干干净净。我没有见到它最后倒下的那个瞬间。我赶到时，龅牙的老炳其站在自家厢屋的废墟上发呆。他木然，惘然，像是自语，又似在告诉我：“没了，押光掀天（全部）……一点都没了。房子拆掉的时候，西边的掌宝嚎啕大哭。”看到推土机的大畚兜起起落落，墙摧屋倒，轰隆巨响之际，几个年老的妇女一齐哭出声来。这就对了，应该有人哭出声来，以前，村里每有老辈故去，总有孝子贤孙围着他哭丧。哭泣，是给一个老人送终的最好表达。理所当然，哭泣也是给一个老村送终的最好表达。

我在塔鱼浜的废墟上来来回回走动着。村坊拆除以后，这家与那家的隔阂不存在了，一个梦境可以进出另一个梦境了。这应该是梦境最自由最自在的一刻。这诚然是真实的一刻。2009年12月4日的太阳，高高在上。这且不说，这时的天空蓝得反常，云朵也是出奇的白，但是，消失的塔鱼浜也还有太古的气息。

我觉得应该带走点什么。余生的念想也需要一个支点，此后的祭奠也需要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对应物。于是，我顺着这段无比巨大的废墟，由东向西，即由不存在的塔鱼浜的邹介里向着不存在的塔鱼浜的施介里走去。我的眼睛——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始终在断壁残垣间“瞄法瞄法”，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搜寻点什么。突然，一只怯懦的小供碗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只高底浅口的民国小供碗，属于瓷器中很普通的一种。碗口下面，釉上粉彩、红青绿蓝白五种 颜色的牡丹花漂亮极了。碗肚，还有一朵含苞绽放的牡丹花蕾，旁边是一个机制的“艮”字。多年的乡村生活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饭碗，而是从前民窑所产的供碗——一件供奉在祭台、供老祖宗歆享祭品的祭器。这只易碎的小供碗，就这么夹杂在硬邦邦的钢筋水泥堆里，躲过了推土机凶猛的击打，躲过了塔鱼浜分崩离析时的最后一击。这太不容易了。它仿佛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以它坦白的碗口，请我把它带走似的。这只完整无缺的供碗，完好无损地，这一刻待在坚硬废墟的某处。它小得无助，但相当出挑。此刻我目力所及，它的周围——砖头、水泥板全都断裂，而唯独它君临废墟的高处，坚持着自己的完整。这太奇妙了。莫非冥冥之中，临终的塔鱼浜对我有什么昭示？难道它想借这么一件独自完整的祭器，来还一个塔鱼浜的老灵魂？

很明显，废墟上的这只供碗，从它来到我手上的这一刻起，就开始高出这堆废墟。它使得塔鱼浜破碎而混乱的事物，全部围绕着它并匍匐在它的周围。这也使得一个四散而去的塔鱼浜，开始归拢并归位。这一刻——或许我可以推至久远——它就是塔鱼浜的中心。正是它的出现，把一个彻底打散的老灵魂重新聚合，从此有了再次上路的可能。我不是基督徒，当我俯身，触摸它的瞬间，我确实相信，那一定是上帝之手，把它交在了我的手上。

在塔鱼浜还活着的20世纪最后三十年，很荣幸，足足有十五年时间，我曾陪伴在它的左右。我经历了乡村最后一段夜不闭户的旧时光。我在它古风犹存的节气里出生、长大，看到了它最古老的安静，最初的不安，也看到了它最后的消散。我曾是它的一个泥巴男孩，是它欢声笑语的一部分。可是，很快，故土已无歌哭之地，塔鱼浜再没有袅袅升腾的烟火气。眼看着它走入一条断头的弄堂，我却无力喊它出来。等到21世纪的脚劲迈开，新世纪的曙光照临，一个歌哭生聚、极有活力的老村坊，从此地老天荒，走到它的尽头。可是，当我接到临终的塔鱼浜递给我的这只供碗，我的固执又顽强 地上来了，我想说，此时，远非塔鱼浜时光的尽头，而是另一种时间的开始，在云朵崩断的天象之下，塔鱼浜的泥土以及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汉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此塔鱼浜藏身在过往细节的名词和动词中——但我要说它仍是及物的。从此塔鱼浜的少年在有限的疆土里做着无限的漫游—但我必须说，这种漫游的脚尖固执地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