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书辨音》读后感摘抄

《观书辨音》是一本由徐冲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观书辨音》读后感(一)：近年来读到的最朴素又抓心的后记片段：

“内子静怡是本书多数篇章的第一读者。事实上，若没有她在文章构思阶段的耐心倾听，这些研究的面貌恐怕将会大有不同。而我关于日本史的一点微薄知识，大半来自她给学生上课前的认真演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是相濡以沫的伴侣。我也是近年才体会到，在弹丸之地营造的家之风景，可以比自然更深邃。”

《观书辨音》读后感(二)：再論苻堅“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我曾撰一小文（《苻堅“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再議——兼與徐冲先生商榷》 ），指出《晉書·苻堅載記》中“璽已送晉，不可得也”指的是此時傳國璽早已送回東晉朝廷，苻堅手上並無，自然無從將其交給姚萇，徐沖老師將這句解讀為書寫東晉正統性的結果當是有所偏差的。其實《晉書·與服志》早已交代清楚：“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傳國璽歸於東晉乃是永和八年（352年），事在姚萇逼迫苻堅求璽（384年）三十多年前，此後再未流落北方，因而苻堅此語確實不是表示他自己已經派人將傳國璽送到東晉，這一記載確實不足以反映苻堅對東晉正統性的認可。 但是，想要將傳國璽歸還東晉這樣的說法卻並非毫無根據，《通鑒》晉紀十二太興元年（318年）條有“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劉聰亂政，權臣靳準殺死劉粲，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但是卻認為自古以來並無胡人為天子之事，想要將傳國璽交還給東晉朝廷，他認為自己可以為王，但斷然不足以當皇帝、天子。 兩晉時期，“夷狄不足為君”“無胡人為天子”這樣的說法非常流行，對胡人政權的建立者有一定影響。中國自古以來都有鮮明華夷之分，若胡人真的稱帝，其實面臨著士大夫階層的激烈反對，難得民心，可能會導致各路人馬的攻訐，曹操當年不面臨民族問題，但依然認為不當慕虛名而處實禍，實際上此時胡人政權的大多數領導者也是這樣的想法，當一個王就可以享受幾近於天子的地位，也不用面臨這麼大的輿論壓力，不如上書稱臣於晉，或許還能擁有在相當廣大區域內專斷之權的合法性，何樂而不為呢，靳準想要送還傳國璽回東晉，其實是一種轉嫁矛盾的避禍之法。 那麼，苻堅所謂“璽已送晉”事，很可能是後世歷史書寫者為了強調東晉正統性，而將此事附於苻堅身上，乃至全然不顧苻堅並無傳國璽的基本事實。但，即便苻堅真的有傳國璽，也真的把傳國璽送到了東晉，大概也應當是類似於靳準那樣的心思。傳國璽並不一定意味著正統性，只有被天下公認的人獲得它才能作為合法性的依據，而未被公認的人貿然依其發號施令，實際上是遭致禍端的危險品。

《观书辨音》读后感(三)：关于书写的一点想法

五胡这个肯定没有定论【废话，有定论作者绝对会写出来】，暂时也没有实锤。

杂七杂八的观点里，有拿张祚那条来说明五胡仅是刘石五主，这个就比较好玩。

胡，羯，氐，羌，胡因为和后面三个分开表述，所以不是慕容氏，姚氏等等，却可以是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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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作者本人似乎也，被这种思路牵引了。

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到底指什么，我无意复读，讲书写的书，我们就看看书写。

基本上所有解释这个的学者，对连带的传国玺和后面的记载几乎都没有引起重视，也就根本无法联系不到这段书写原本可能的指向。

很明显这个东西，它就是一开始称帝的“胡”们，捏造的一个天命，亦即解释权在这些称帝的胡手里。他们的依凭是什么呢？正是传国玺。

冉闵灭石氏，姚弋仲绝望，慕容儁封奉玺君，称历运在己，这已经很能说明“五胡次序”与传国玺的某种关联。

所以姚苌先求传国玺，旨在复现慕容儁故事，而苻坚才以“无汝羌名”“玺已送晋”回答，是为了绝姚苌之望。【有冉闵慕容永的例子，东晋结盟前秦顺个玺什么的，也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的书写，再有尹纬说禅让之事。这段记载，与前求传国玺为一体，正是书写者的原意。

苻坚对五胡次序的解释，以及姚苌退而求次的要求禅让。都说明，通过对前燕所存“传国玺”的继承，苻坚本人【或者说此时的前秦政权】是在五胡次序里的。

五胡次序出现之时，慕容儁苻坚未必存世，这个是以结果论，恰好是一种后见之明。

所以，当晋宋之际，旧时诸胡纷纷退场谢幕之时，这种“天命”为敌对方所用，反而宣称其命数将终，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点浅见

《观书辨音》读后感(四)：书写的历史也需“辨”

昨日读完《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徐冲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1印，16开平装318页，定价78元。本书为“博雅史学论丛”系列丛书之一。

所谓“观书辨音”者，“书”为史书，即史料。中国是历史源远流长的大国，史料纷繁，古人也以作史为好，以求青史留名。这对后来者既是好事，可免史料不足之苦，也是苦事，史料众多，同一事件同段时间说法不一而足，不同史书不同作者，受限于史家之个人史观，同时史家作为社会人，不能在社会真空中写作，尚需叠加是时之官方史观，以及情势下内外力量之博弈，才造就了一卷史册所展示出来的“书的史观”。所谓“辨音”者，就是需要后人进行史料的综合分析、判断，方能辨识出史家通过史书所发出的独有的“声音”。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研究......历史时，将...佚文作为史料库，视自身研究需要加以援引或辩驳，......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p4） 这个论断，对于许多史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针见血之论，也是后来者需时刻警惕之事了。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献帝三书”》篇、《续汉书.百官志》篇和《劝伐河北》篇。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书写进行讨论，与所读的前一本《叙述观点与历史建构——两晋史家的“三国”前期想象》可谓是选取了不同阶段的历史文本进行解读，方法论也较为相近，不过优势在于考据更为精当，若说不足，则由于文本跨度较大，内容较散，本来也是作者集不同时期的论文所作而成。于政治史而言，作者把荀彧当作汉魏转换时期的核心人物看待，认为荀彧使命的开始和终结，标志着汉魏时代的转换，这虽然不是新论，但是依然是解读很多汉魏史的不可违阙的一点。其实，从袁、曹两阵营对待流亡的献帝的策略可以看出，双方都有重要人物看出献帝的重要性。袁营中沮授、曹营中荀彧都提出过迎献帝的主张，不管是“奉天子以讨不臣”还是实际操作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正统问题始终是汉末群雄所不能回避的，也就是说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是袁氏阵营中迎接献帝的策略当受到质疑后（以后怎么对待皇帝：远之则怨，臣之则不愿），作为主要主张者的沮授也拿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而荀彧作为心怀汉室的曹营核心人物，则只需要“奉天子”就足够了，至于未来权力如何更替，在当下可能无人思考那么复杂悠远。历史就是这么曲折蜿蜒，谁也不能一下子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所以袁营之人未能想出全盘计划而不行动，曹营却是先行动再筹划后续步奏，棋差一着，就满盘皆输了。当然，这是与本书主题无关的一点余论了。

本书正文之外，尚有三条附录，其中《“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一文甚有启发，尤其是对陈寿《三国志》中出现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开国群雄传”进行了精辟的解读，认为这是“通过标示新王权的“驱除”之所在，来最大化创业之主相对于旧王权的“功臣”身份，以正当化“自臣而君”的身份转换过程”。这一论断可谓卓识。稍显遗憾的是，似乎本文未曾关注卫广来先生的《汉魏晋皇权嬗代》一书，稍显遗憾。

最后有趣的是徐冲老师的后记，除了常规的致谢导师、家人以外，也把研究汉魏晋隋唐的大部分专家都鸣谢了一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名人济济一堂，难怪有朋友说这就是徐老师的朋友圈了。哈哈哈。

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