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抗争读后感精选

《曲折的抗争》是一本由朱英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5.00元，页数：4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曲折的抗争》读后感(一)：杂谈近代上海商会与政府之关系

学界传统观点经常对近代商会用以“夹缝生存”，传统阶级斗争观点下“民族资本主义处于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压榨之下”。然则我以为，以上海地区近代商会为缩影下的民间资本发展，不仅没有遭受所谓“压迫”。从以租界势力范围为代表的列强在华势力，到国民党政府以沪、宁为核心的经济命脉，更多是倚仗、合作。具体突出领域则是以北洋政府经济管控相对宽容，给予以上海地区为核心近代商会、民间资本发展之土壤，到后来国民政府对民间资本的强力干预。 但无论何种经济管控，皆对底层民众有个益处？只是新视角下，从商会自身利害关系出发，审视政府与民间资本关系罢！

《曲折的抗争》读后感(二)：民国时代商会的曲折抗争

高晓松在给阿里巴巴公司写传记的时候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希望通过阿里这一群人，记录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中国从来都是重农抑商的传统，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专门给公司写传记的先例。虽然没有出现过高所说的先例，但是在民国那段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商业的繁荣景象。朱英老师的这本书—《曲折的抗争》—就从侧面记述了这样一个商业繁荣时代，特别是极具超前性的社会组织—上海商会。

朱英老师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以及辛亥革命研究。历史不是我的专业，但是社会科学是我感兴趣的方向，文史哲不分家。特别是清末民国时代，在当时波澜壮阔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一个领域，诸如历史、政治、经济，或者是发生在大人物、小人物身上的事件，在今天看来，都是社会科学丰润的研究土壤。民国时代的中国对今天的华人世界奠定了相当的社会基础。

朱英老师这本关于商会的书，从华商联合会的筹设—1907年，到抗战胜利后商会联合会重建—1946年，四十年的时间跨度，记述了商会发展的曲折历程。全书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汇编而成，正如朱英老师在后记中说“专题研究的特点与优势，是可以对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另一方面也无法避免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与劣势，就是体例不系统不完整，各章之间的内容缺乏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逻辑不紧密是体例的缺陷，而且作为专业性、学术性非常强的书，读起来更加费劲，所幸的是坚持读完之后，收获颇丰。

首先是仿佛亲历了那段历史。大学学习近代史的时候，课本内容都是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视角非常宏观，老师也会在其中穿插一些历史细节，但往往匆匆而过，非常不过瘾。如果自己没有读过其他资料，就会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赏月的隔膜的感觉。中学语文课上我们学的最多的就是总结概括，所以会丢失非常多的细节。第一次读历史有这种亲历的感觉还是在《读库》某一期中，傅国涌写辛亥革命，各种细节现象如历历在目。我想这就是历史学让人着迷的原因，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书，把我们拖入历史的具体场景，让思想穿越了一次时空。

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的国门，先引起了政府的震动，为了强大国家，文人士大夫奔走呼号文化革新与体质改革，商人的种种呼声与行动也不例外。清末民初，社会商业发展繁荣，但是商人没有组织，就无法形成合力，振兴国家经济就难以实现。因此商人内部就出现了成立商会的需求。但是成立商会，形成组织谈何容易？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也曾下诏书谕饬设立商会但却一直未能成为现实，直到民国元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才能够得以正式成立。历史机遇不可失。

通读全书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当时的商会组织非常先进，后勤、掌握舆论等方面非常完备。从每次召开大会的前期筹备到参会人员的食宿安排，议会流程等面面俱到。如果有研究组织社会学的也可以拿当时的上海商会作为研究对象。说到社会学，想起一种关于历史学的说法：历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给社会学提供研究材料。最后，个人觉得书中最后的两则附录也非常有意思，或许是因为关于个人事件的描写让我更有代入感吧。

《曲折的抗争》读后感(三)：《曲折的抗争》：上海商会的发展历史，见证着近代商人的心路历程

商人在动荡的年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在国家面临不安定因素面前，商人必然有着爱国、爱家的特性，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具有的品质；但商人同样有着逐利的品性，也是商人之所以成为商人的根本特性，因此，商人所需要考虑的事情也就更多、更复杂。 商会作为商人的聚集地，必然会体现出商人所拥有的那些品性。它也一定是一个复杂的团体。上海商会作为我国最早的商会，一直扮演着领袖群论的角色，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着不可名或缺的作用。而探寻上海商会的历史，以及它在近代史中的表现和所作所为也同样就是见证了中国近代所有的商会、所有商人的生存面貌。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朱英，耗时四十年时间研究着近代中国商人和商会的发展历程。而他从上海商会作为切入点，借此机会探讨上海商会在近代社会中的所有表现，给我们展现出一个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认识并不清晰的商会的生存现状。也就是这本书《曲折的抗争：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

上海商会诞生于清末，因上海为洋商汇聚重镇，中国需要通商，必要有一个与洋商交易来往的平台。上海商会就在仓促之间成立。上海商会的成立并发展壮大，成为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商会，而它率先提出和实施具有近代特征的选举制度，也在清末起起到了示范效应。在这本书中也专门列了两章内容对于上海商会的改选纷争进行了论述。 而商会的改选也会涉及着商会既定政策的变化。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中国局势，上海商会的一言一行都会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处于时代大潮中的上海商会，必然要在时代大潮中有所表态，这既是商会政治的需要，也是他们生存的需要。

在上海商会的历史中被诟病最多的两次表态，也是这本书论述的重点。对于“二次革命”的表态有着反对“二次革命”之嫌。这次的上海商会表态肯定有不妥之处，但从历史的回顾之中，也可以看到关于这次表态，上海商会内部的纷争，甚至还牵涉上海商会协理王一亭的辞职。对于政治的表态，商人们一定会有着自己的考虑，而各方有不同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上海商会发表了反对“二次革命”的宣言，也拒绝了袁世凯的颁奖，而在之前，上海商会在革命党中的表现，也是积极而主动的，和这次宣言有所出入。上海商会对于“二次革命”的表态就是仓促之间，未能形成的不成熟意见。 上海商会不成熟的表态不止这一次，在对于“五四运动”的表态之中，也就是所谓的“佳电”，更要有媚日之嫌。而正是这一通电报，把上海商会纳入了舆论的漩涡，对它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也许从商会的出发点来说，只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但对于山东问题，对于丧权辱国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妥协。

上海商会在中国近代史中毕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把中国上海的商人团结在了一起，维持着商人之间的稳定，维护着国家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但商人毕竟有着局限性，比如近代社会变革中有工人革命、农民革命，但商民革命非常缺少，并不是他们没有革命的需求，但他们也有着自身的需求。从上海商会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商人的一个缩影，他们就是在《曲折的抗争》，就是波澜中发展。

《曲折的抗争》读后感(四)：读《曲折的抗争》有感

2022年1月5日，我读完了朱英老师的这本《曲折的抗争》。后记中，朱老师坚信武汉疫情终将结束的态度，将我的思绪猛地拉回到了两年之前。那时，我仍在武汉的桂子山中求学，日复一日地到近代史资料室学习。几天之后，新冠病毒的出现，影响了无数人的工作与生活。

因抗疫需长期居家，朱老师得空集中整理、修改了以往发表过的论文，完成他一直以来的愿望——书写一部近代上海商人与商会的专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朱老师扎根于近代商人及商会研究，其中重要的关注对象之一便是上海商会。书中所有的篇章基本均可在以往出版的学术期刊中找到痕迹。最早的一篇，可追溯到2001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中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商会“佳电”风波》。最晚近的一篇，则是2020年11月《广东社会科学》所载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厅的筹建与落成》。

对这本著作的阅读，也是对朱英老师几十年学术人生的一种阅读。细读昔日文字与今日文字，揣摩他在同一事件里稍有不同的书写方式及历史思考，终觉受益匪浅。因为这不仅是他从事学术探索的历程，更是近代商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进步的过程。

作者在前言中谈到，上海史研究的深入需要“走出上海”，上海商会史研究的拓展也应该“跳出上海商会”，以更宽广的宏观视野与对比视角进一步研究上海史和上海商会史。从宏观视野来看，朱英老师将上海商人、商会的活动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态、经济环境、国际时局等诸多因素加以勾连。如曾经支持辛亥光复的上海总商会，在“二次革命”之时毅然对外发表一函一电，明确反对革命党人。以往研究多以革命范式斥责上海总商会的举措，未能加以深入分析。但作者在剖析一函一电的具体出台经过时，发现“上海商人和商会起初并非完全只是针对沪上讨袁的南军，同时也对袁世凯政府所派驻守江南制造局的北军发出了呼吁和要求”。换言之，上海总商会反对的并不是革命党人，而是损害商人利益、破坏和平的政治力量。

再如，上海商人群体的组织型态，与政府当局关系甚大。北伐前后，店员是否应划为商人，继而加入商民协会的问题一直存在争执。从国民党中央、省市党部到一些地区的商民协会，对此均有不同的解释。作者指出，商民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店员是否应划为商人的争执始终贯穿存在，成为一个难解的症结。症结难解的原因之一，是国民党对店员与店员工会的归属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全面统一的认识，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做临时性的应对，推行权益之策。

从对比视角来看，朱老师善于在对比中发现上海商会的特殊性。在上海商会的筹建、商民协会的成立、店员工商界限的争论等问题中，他不断呈现武昌、广州、湖南、苏州等各地商会在同类事件中的各异表现，继而勾勒出接近史实的时空情境。如五四运动时期上海总商会的“佳电”风波。上海商会做出与其他地区商人截然不同的行动，提出与日本和平解决青岛问题。正是通过细致呈现上海商会与整个社会舆论背道而驰的历史样貌，走进历史，才能进一步理解上海总商会的意图究竟是媚日卖国，还是独特策略。

对于上海总商会与日本资本家是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问题，熊玉文老师虽提出了疑问，但同样没有确凿的证据加以解读。有些时候，在缺少关键性的史料时，必须以常理或必要的想象来推测。朱老师在书中指出，“按照常理，上海总商会的领导人不至于如此愚蠢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不顾自己声誉扫地的严重后果而公开反对收回青岛，犯众怒充当‘汉奸国贼’。只不过其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也不一样”。应注意的是，这种常理性的推测，须建立在充分理解时人的思想与立场的基础之上。

在此案中，朱英老师认为“佳电”风波越演越烈的原因，除总商会的主张与各界要求相互抵牾、总商会领导人坚持原有态度外，仍与总商会内部江浙派与闽粤派的派系斗争有关。熊玉文老师对此曾提出异议，并以更多的报纸史料论证江浙派自身恰恰是讨伐总商会领袖和“佳电”，主张最激进之人。

朱老师并没有明确回应，但窃以为可从另外一种思路出发：派系纷争的问题，理应放置在民初的地方主义问题上加以思考。我们不能忽视熊老师所列举的浙江籍商人登报反对的行动，但应考虑反对的目的，也许正因民国时期的商业活动以籍贯、同乡身份作为商业聚拢的基础。浙江籍内的核心人物提出与公众舆论如此背离的决定，必定会有一些认识不同的浙江籍商人跳出来与之撇清关系。换言之，一个商业团体内部，也会有不同声音。将这些声讨仅作为“正义声讨”，似乎仍未看到登报发声背后的深层次动机。不可否认的是，“正义声讨”与派系纷争，是可以并行存在的。

除此之外，阅毕此书，也深刻地了解到孤立而单一的历史研究是不可行的，必须将历史对象放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这在解读1926年上海总商会改选纷争一事的问题上尤为明显。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政治动荡、军阀混乱、政府缺位的年代。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势力所及之广东等南方省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已开始感受到国民革命运动的洗礼与冲击，革命成了时代话语的主旋律。而在国民政府北伐军势力未及的其他省区，则基本上依然延续袁世凯死后形成的军阀纷争、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些地区的商会虽暂时尚未遭遇生存危机，但有的也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非常态变化，陷于另外的危机之中，并且难以通过常规方式顺利解决所发生的危机。

因此，《商会法》及上海总商会章程虽较健全但却并不能起到太多作用，上海总商会的这场选举风潮只得由军阀孙传芳任意裁定，根本不可能由官厅依法处置。傅筱庵觊觎总商会会长一职能够成功，是受益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

《曲折的抗争》读后感(五)：曲折与抗争

封面

在《曲折的抗争》最后的两则附录中，作者列举了两位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的商人，一位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的曾铸，另一位是上海“钱业巨子”秦润卿，按作者之意，两位商人都有鲜明的个人特殊性，很难具有多少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姑且只能算是一项个案研究，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中，找到一位拥有典型代表经历的商人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由于近代国家动荡中社会成员的复杂属性，使得个人的成长经历很难复刻，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频繁的政权更迭引起的商人与政治间的暧昧联系，使得短短几十年间崭露头角的不同商人往往需要应对不同的政权政策。商人群体的复杂构成使得由商人们组成的区域性商团、商会有了更难以厘清的政治取向，这一点，在全书十一个章节中都有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商会（作为全国商会的典型代表）在与政治的角力中此消彼长，纷争不断，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农商政策的取向。

自战国李悝提出“农伤则国贫”的观念，“重农抑商”的政策几千年来一直是历朝统治者遵循的铁律，其间偶有回暖，也多是昙花一现，“士农工商”的社会阶级秩序根深蒂固，严重制约了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开始鼓励工商，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初步的提升；二十世纪初期，清政府进一步放开了对工商的钳制，奖励实业，商人的合法地位进一步提高，当然，这一时期同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顶峰时期，与之前商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经受过近代思想洗礼的商人已经逐渐认识到联结工商各业的重要性，开始寻求突破行业和地域的商人联合方式以期对抗外国资本主义，而在被迫开放的商埠中活跃的洋商会无疑给中国商人们提供了最好的范本，清廷在巨额赔款的重压下推出的新经济政策使得中国商会应运而生。对此，邱澎生在《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中的总结相当精辟：“商会的出现，不是反应商人终于体会到联系合作发展经商利益的必要，而是反应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政府开始出现以支持市场为目标的经济政策。”[1]

当然，宏观来看，正如作者文章开篇就指出的：

“从清末至民初，近代中国商会的诞生就其表象而言似乎较为顺利，发展也十分迅速，但实则却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进程……”

1903年清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富庶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于商务总会”[2]，1904年6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更名为上海商务总会，总会改组完毕后就对一系列华扬纠纷案件进行协调，在为本土商人谋取权益上取得不小的成效。1905年，《华工禁约》[3]矛盾日益加重，甚至影响到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国内掀起了一场抵制美货的运动，这场活动中，曾铸四处奔走、积极发声，发起和领导了本次抵制美货运动（这也是曾铸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的原因），上海商务总会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耐人寻味的是，1905年11月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的换届改选，身为福建帮商董的曾铸以最高票当选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此前历届当选总理者，均为宁波帮商董）。此后，上海商务总会又牵头讨论修订工商法规事宜等，社会声望、社会影响愈加浩大，俨然成为国内“第一商会”。在1907年，由上海商务总会牵头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商法讨论会，讨论了设立华商联合会这一重要事项，当然，此次筹设，因缺乏清政府和海内外商会的支持以失败草草收场。此后几年中，上海商务总会虽又有尝试，但终未能如愿，直到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正式成立中国商会联合会。

在政治动荡中应运而生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直至1928年解体，始终与国内政治变局紧密相连，无论是反对“二次革命”的函电，还是寻找外国领事居中调停，试图促成南北议和的不当举动，都是商人逐利本性的驱使和政治眼光的局限，当然，后来者的历史评价往往不自觉带有政治正确的预设，这一点，从上海总商会屡次请辞袁世凯政府颁发的奖章其实也有所印证，囿于时局和逐利的追求，对于当时上海总商会来说，只能留待后人评说！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学生、工人、工商业者纷纷以罢课、罢工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但上海总商会在刚建立的国家主权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态度暧昧，致使上海总商会在五四时期的商誉受损，其1919年5月9日发出的向北京政府的“佳电”，不仅遭到了来自工商业同行的批判，也在总商会中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众矢之的的朱葆三、沈联芳双双下台。而在后一年的改组选举中，观念陈旧、思想老化的绅商基本落选，而一批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充实到上海总商会内部，为总商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次选举中，棉纺工业资本家聂云台当选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富有改革精神的钱庄经理、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当选副会长），当然后来在上海总商会内部也出现了选举纷争，导致内部会董、会员之间形成不同派别，各执一词，相互攻讦（第九章、第十章即在讨论1924年、1926年相继进行的两次换届改选连续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纷争）。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动荡的时局和复杂的政治形式使得商会活动陷入停滞：

“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下，国土大片沦陷，交通中断，经济衰败，战事频繁，全国商会联合会不仅自身会务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更不可能开展大规模全国性活动，无形中不得不陷入停顿，名存实亡。”

于是个体商人的作用脱离商会得以彰显，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附录二中的秦润卿以及时任上海市商会主席的王晓籁。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主席王晓籁在成立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强调“目前应付国难，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各界后援会是包括全市农工商学三百七十万全体同胞，取一致行动，努力于救国工作，并望人人本着‘自爱、爱国、自救、救国’的精神以挽救国难。”[4]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仅仅20天后，就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事变后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后援会就发布通告征募抗敌救国捐，同时呼吁社会各界为挽救上海危局仗义疏财。秦润卿也在筹募委员会中，在募捐过程中，他频繁出席各团体组织的支持抗战活动的会议，尤其是利用其在工商界中的声望为筹募救国公债多方奔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上海总商会中积极发挥作用的不止秦、王二人，杜月笙、虞洽卿、钱新之等人都在抗敌后援会中有重要作用。

王晓籁（图片源自百度百科）

至于抗战胜利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重建，同样并非一帆风顺，而这中间除开战争余火尚存和抗战胜利后出现的经济危机外，显然也离不开政治因素，政府牵头下建立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不得不说是带有当政者的政治和经济期盼的，当时报刊舆论的明显感受是：“政府当局对全国商联会成立大会，极为重视，深盼能籍此次全国三百余各地工商代表之集会，能襄助政府，改善经济政策，渡过当前危机。”[5]

纵观中国近代上海商会的发展历程，可以鲜明的体会到商人群体在政权更迭中左右逢源的挣扎，从大多数商人群体的选择来看，商人群体并不是一个完全受利益驱使的群体，虽然其“知时善变”，但遇到民族存亡时，又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这也是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造就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独特性，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抛弃民族大义之人，如引起1924年、1926年两次换届改选连续出现的纷争的罪魁祸首傅筱庵就是一例，在1926年换届改选中，军阀孙传芳曾公开支持傅筱庵就是傅筱庵千方百计对孙传芳予以巴结、讨其欢心的结果，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引1924年第一次选举纷争时，商界人士姚公鹤之断言“夫会长为义务职，不应有争夺之价值，不应争夺而必须争夺，则必其有作用可知，作用如何，以公鹤所见及者言之，（一）籍此以巴结政府。（二）籍此可以联合各业。质言之，谄上骄下四字而已。”后来日军侵华，上海沦陷后，傅筱庵于1938年1月附逆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因王晓籁坚决主张抗日曾派人暗杀，这样的选择，或早已有根源。

总而言之，“曲折的抗争”中的曲折，不仅是指近代上海商会在动荡岁月中夹缝求存的妥协和退让，也包含了商会这一商人群体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暧昧不清，更隐含了商人群体中偶有害群之马的曲折；至于抗争，意蕴显然更为丰富，商会、政权、经济发展、民族与家国，哪一项离得开抗争呢？

Ps:321页“在1924年上海总商会发生第一次选举纷争时，商界人士姚公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的“姚公”后面好像漏印了“鹤”字，后文所引，也是称“公鹤”。

[1] 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6月。

[2]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3] 1894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驻美公使签订了《中美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

[4] 《申报》1937年7月23日，13/24。

[5] 《经济部三提案》，《商报》1946年11月3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