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及其不满》经典读后感有感

《文本及其不满》是一本由黄子平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2019-1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本及其不满》读后感(一)：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赵园：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 | 文化客厅NO.18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进行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论述框架，这一文学事件一直到现在仍然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因此三位学者常常被人称为“燕园三剑客”。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燕园三剑客”以及同时代的学人，“ 90年代以来走着相近，但也不同的道路”（洪子诚语）。

近日黄子平的新书《文本及其不满》出版，他曾说过，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而何谓“同时代性”？什么又是“同时代人”？这个阿甘本之问，似乎一直在吸引着黄子平。

这个秋天，文化客厅第十八场，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活字文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邀请与黄子平同时代的诸位名家，钱理群、陈平原、赵园，相聚曾留下他们青春印记的北大校园，共话往昔，聊文学、谈交游，以此凝视一场穿越时空的历史舞台。同时，还邀请他们的后辈，吴晓东、贺桂梅、杨联芬，以后见之名，加入讨论，为这一场份量十足的对话增添新声。

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

本场活动时间：

2019年10月27日（周日） 14：30-16：30

本场活动地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老楼898报告厅

本场活动主办：

新京报·文化客厅、活字文化

北大光华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

特别支持：

MONO

本场活动嘉宾：

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赵园、吴晓东、贺桂梅、杨联芬

活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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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活动介绍】

作者总处于体系的盲点上，漂泊着；他是一副牌中的百搭，一种魔力，一个零度，是桥牌中的明家。

——【法】罗兰·巴特《文之悦》

在文学批评家黄子平看来，语言与人的关系，就像日常的说话、歌唱一样紧密自然、不被察觉，化作语言的思想却在冥冥中成为命运的注脚。

同时代人：

（预计时长1小时）

第一部分，黄子平与同时代的诸位名家，钱理群、陈平原、赵园，相聚曾留下他们青春印记的北大校园，共话往昔，聊文学、谈交游，以此凝视一场穿越时空的历史舞台。

嘉宾：黄子平、钱理群、赵园、陈平原

文本与批评：

（预计时长1小时）

当愉悦被言说，于是产生了批评。

活动的第二部分，便从文本的书写者与文本的批评者关于文本的对话展开。

嘉宾：黄子平、杨联芬、吴晓东、贺桂梅

【本场嘉宾介绍】

黄子平，一九四九年生，广东梅县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灵魂》《文学的意思》《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远去的文学时代》等。参与编著《中国小说》年选、《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等。

钱理群，一九三九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赵园，一九四五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先生，文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早先主要关注领域为现代文学，而后转向明清之际士人的研究。

陈平原，一九五四年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杨联芬，一九六三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导论》《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吴晓东，一九六五年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贺桂梅，一九七〇年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已出版著述《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

【本场活动相关图书】

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活字文化策划出版2019年10月

黄子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知名批评家。文学与批评，是黄子平人生取道的线索。概言之，本书从“文”与“评”出发，汇编黄子平近四十年文章精华，将他批评文字中“疏阔幽默”的文学性和散文杂感里“笔露机警”的批判性结合起来，从文本与批评的维度，汇编他在各处的文本研究和杂感文字，在“彷徨于无地”的地上，找寻作为批评家的坐标点。

本书转借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书名，从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海南插队岁月到北京大学的学生生涯，为读者先行勾勒黄子平个人肖像；进而借他独特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视野，杂糅他在两岸三地和海外的不同时间发表的评论、访谈、讲演，从鲁迅、张爱玲到赵树理、汪曾祺、王安忆、黄春明，以此为读者展现另类阅读中国与中国文学的方式。

编辑：高贵兵。

《文本及其不满》读后感(二)：燕园三剑客再聚首，回忆同时代的人与事丨文化客厅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传为一段文坛佳话。近日，在新京报·文化客厅的活动上，“燕园三剑客”再聚首，畅谈同时代人与他们的时代。

撰文 | 李永博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进行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框架，这一文学事件一直到现在仍然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因此三位学者常常被人称为“燕园三剑客”。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燕园三剑客”如何看待同时代的人与他们的时代呢？

近日，黄子平的新书《文本及其不满》出版，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活字文化、郎园Park举办了一场分享会，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赵园等名家共话往昔，聊文学、谈交游，凝视已经成为历史的共同岁月。黄子平曾说，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那么何谓“同时代性”？什么又是“同时代人”？同时代人与他们的时代有着怎样的关系？

《文本及其不满》，黄子平著，活字文化·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01 什么样的一群人称得上“同时代人”？

用时代来区分当代文学，是时下流行的做法。以十年为标志，从70后、80后、90后、再到00后，被归类为同时代的文学。这样以时间为线索的分法在黄子平看来却有很大的问题。

从历史文学的角度来看，同龄人的作品有可能相差很大。换句话说，所谓的当代人或同时代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代表作品很多，而是因为他们都被同一个时代问题非常深地牵引着，跟这个时代一起前进。同时代的人都会非常关心对方的著作，他们会一起提出和讨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相互的支持和鼓励。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百废待兴之际。生活于时代的裂缝之中，对于黄子平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幸运。不幸的是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文学传统彻底断裂，幸运的是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用想象来修复。黄子平说，时代锻炼出来的都是文学家，他们需要靠想象，靠自己的作品，无中生有地阐述一个新的论述，来修补时代的裂缝，这就是一个理想的时代。

在黄子平看来，在历史中断的地方，连续性的叙事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只有依靠文学去想象去创造，来修复断裂。文学的重要性便在历史断裂处体现出来。“同时代人是在时代断裂时，突然聚集在时代断层上，寻找一种新的表意系统来写作的人。”

黄子平，1949年生，广东梅县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灵魂》《文学的意思》《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远去的文学时代》等。参与编著《中国小说》年选、《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等。

回忆起和黄子平一同经历的岁月，钱理群不免有些感伤。八十年代在黄子平的心中代表着友情和交谈，他甚至为此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无限交谈”。钱理群认为，“无限交谈”的背后，有一种新启蒙态度的统一性。当年李佗为这种自由交谈概括出了四条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可以直言不讳，第二，每个人都可以死死地捍卫自己的观点，吵得面红耳赤也不管；第三，都相信朋友都不会因为这样剧烈的争论而介意，第四，大家都觉得争论是有价值的。钱理群补充道，当年无论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文化都可以聊，这也许是更根本的。

这种“无限交谈”的场景在当时的校园中非常普遍。当时比较亲近的学生和钱理群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跟别的老师一样直呼他为“老钱”。北大还有一个“老钱的灯”的传说，学生晚自习路过他住的楼房，只要看见老钱的灯还亮着，无论是什么时候，就立刻推门进去，推门进去坐下来就敞开了谈，一谈就到深夜。那个时代有一种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为基础的、超越利害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最让钱理群感到怀念的。

让钱理群感到悲哀的是，无限交谈与新启蒙态度的统一性，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当年的老朋友、老同学之间，甚至家庭内部都失去了共识。能够推心置腹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的朋友，毫无顾忌地谈话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同时代人已经分崩瓦解了。

黄子平对“同时代人”的定义在钱理群看来既传神又准确。他补充道，黄子平、钱理群、赵园和陈平原这个小群体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大家在精神上、思想上和学术上都有接近的理想和追求。第二，每个人的思想、性格、学术个性都十分鲜明。第三，每个人都深深知道对方弱点，但都直言无讳又彼此尊重。最后，在宽容之外，他们还有彼此的欣赏，这样就形成了互补的关系，不是党同伐异，又保持着个人的独立性。

钱理群坦言，自己的前半生比较曲折，但后半生相对顺利，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80年代遇到了好老师，既与二三十年代的学者直接接轨，也得到五十年代老师的无私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同时代人的扶持和鼓励，对他个人的生命和学术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02 “镶嵌在时代之中，又与时代格格不入”

有着鲜明特点的同时代人，与他们的时代又保持着怎样的关系呢？

在黄子平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同时代人是如此地紧密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另一方面又不合时宜地格格不入。他们既属于这个时代，又要不断地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他们密切地联系这个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因此，同时代人既是这个时代最为感知的、存在于时代之中，同时总能感觉时代的黑暗。用黄子平的话来说，同时代人和时代的关系是既在又不在。

黄子平、钱理群和陈平原在八十年代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三人谈”已经成为一段文坛佳话。他们三人对谈和写作的缘由，恰恰反映了黄子平对同时代人与时代关系“既在又不在”的刻画。“燕园三剑客”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是想把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延伸到晚期，但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钱理群说道，他们这代人的学术，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既在潮流之中，甚至引领潮流的一面，但同时又有不合时宜的反叛性的另一面。

黄子平在八十年代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深刻的片面性”，一句是“创新的狗追着我们，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了”。钱理群解释道，这两句话前者是强调一种批判性学术的辩论，而后者是在创新成为时髦的年代里，黄子平持守的一种警惕和自嘲。这恰恰说明了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的心情，既有舒畅尽兴的一面，同时也有蕴含着忧虑的一面。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

很多人好奇“三人谈”为什么用“悲凉”两字来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钱理群说道，除了有学术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当时怀有焦虑和忧患意识，有一种孑然一身的感觉，心里一直是很悲凉的。或许正因为如此，黄子平、钱理群和陈平原等人既融入时代潮流，又相对地保持了距离，这也从根本上保护了学术的独立性。九十年代以后，他们几人由学术中心位置逐渐边缘化，一方面依然保持了学术的活力，一方面又因为边缘化，才看到了黄子平所说的身处中心无法看到的问题，同时对文学思想、方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发展，而且更加自觉地追求学术的独立性。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黄子平从国外回来之后，发现当年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变了。但是他说，好在钱理群、陈平原、赵园他们几人没有变。但他们确实也有感到孤独和孤立的时候。钱理群感概道，如今他们老了，能够做的事已经不多了，只能做一点有历史经验的教训和总结：要想保证个人与学术界的学术的健康发展，一是要思想自由，二是要学术独立。

03 同代人的异感与异代人的同感

同时代人理应为共同的理想所牵引，不受时间的束缚，黄子平的定义在五十年代出生的陈平原身上最为明显。陈平原在活动现场笑谈道，自己三十年前从广东初来北京，作为一个外省青年能够顺利发展，还要归功于赵园、黄子平、钱理群等人亦师亦友的提携和鼓励。

黄子平、钱理群回忆同代人之间的互相支持，而小一辈的陈平原谈的更多的则是同代人的异感和异代人的同感。八十年代的复杂性就在于，登上学术舞台的不是一代人，而是整整三代人。很多刚踏上讲台的年轻人发现自己正在与他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同台表演。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状态，因为同代人跟上一代与下一代人的关系，包含着竞争也包含着嫉妒。

早在十几年前，陈平原接受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的采访之时，就提出过“隔代遗传”的观点。祖父和孙辈往往更加亲近，他们这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祖辈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好多人跳过了六十年代，直接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风格、大学精神对话，某种意义上也是跟老师的前辈对话。这种特殊的关系达成了距离产生的美感，以及距离所产生的平滑的对话。

陈平原，1954年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大学何为》等。

同辈人离得太近就会有竞争的关系，而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年龄差别太大，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有竞争的一面，也有支持的一面。陈平原举例说，现在的学者引用学界观点的时候，愿意引用前几辈学人和外国学者的观点，但不愿意引用同辈之间的论述，这也是今天博士论文和学术著作的一个通病。

黄子平说过，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陈平原却说，研究只能是隔代人的研究。同代人因为精神上的过度同构，而导致互相间的评价往往不贴切。文学批评可以是当代的，但历史研究必须是隔代的。陈平原回忆道，九十年代的一段时期，他和金庸有很多次近距离的交流，但他的导师王瑶却告诫他一定要保持距离。不要跟批评的对象走得太近，因为走得太近会丧失评价的标准。

回首八十年代，陈平原有些战战兢兢。他意识到，自己亲身经历的八十年代，与经过岁月酝酿、逐渐成为历史的八十年代，是有差距的。1977级入学的这代人一路走来比较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大的时代决定的。正因为走得比较顺，很多人往往缺失了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陈平原说，如今回过头看，对比1919年的上代人，他们当初就应该做这种或那种突破，最终没有实现，这是他们这代人的遗憾。现在则是他们需要反省的时候了，理解自己这一代人，同时理解自己的上一代，自己的下一代，努力穿越代的鸿沟，是陈平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作者 | 李永博

内容编辑 |罗东

值班编辑 | 郑汀兰

校对 |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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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及其不满》读后感(三)：同时代人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进行写作 | 活动现场

上半场 同时代人

在论坛的上半场，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框架的“燕园三剑客”——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与他们的至交好友赵园，通过追溯80年代的学术氛围与个体经验，分别阐释了他们对“同时代性”与“同时代人”这一阿甘本之问的理解。

从左至右：李浴洋、黄子平、钱理群、赵园、陈平原

黄子平首先谈到，他对“同时代人”这一概念的兴趣，源于少年时代阅读19世纪俄国批评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文章，“同时代人”是这些文章中反复出现且极为重要的概念。“历史上有一些时刻会突然出现很多名家，这些人的生平是相互牵连的。譬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拉美文学爆炸、中国的‘五四’时期和80年代。”在黄子平看来，这些时代的共通点，是时代的断裂。在历史中断的地方，连续性的叙事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只有依靠文学去想象去创造，来修复断裂。文学的重要性便在历史断裂处体现出来。“同时代人是在时代断裂时，突然聚集在时代断层上，寻找一种新的表意系统来写作的人。”

黄子平

黄子平并不认同当下流行的“70后”“80后”“90后”的代际划分。他提到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文章《何为同时代人》：“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如此深刻地卷入时代，但保持着尼采意义上的不合时宜。同时代人，能够感知到时代的黑暗之光，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黄子平也对法国学者布朗肖所提出的“知识友谊”这一概念甚为认同：“同时代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会非常关心对方的写作，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对彼此的问题进行辩论、反驳。这样产生的知识友谊会衍生出更大的概念：文学的共通体。不是‘同’，而是‘通’。‘同’是僵死的，‘通’则是‘和而不同’。”

莫里斯•布朗肖

接下来，钱理群教授回顾了他所经历的80年代与共同走过的“同时代人”。他颇为认同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李陀用“友情”和“交谈”来概括80年代。在80年代，“学术聊天”不仅是生命的存在方式，而且是一种文体。“当年的各种思潮源于那个年代的无限交谈，在此背后，有一种新启蒙的态度。”同时，钱理群感叹，如今我们生活在分离的时代，失去共识，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顾忌的朋友越来越少，同时代人已经纷纷瓦解。

钱理群

钱理群谈及，在他的生命历程中需要感谢三个群体：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教书时结识的朋友，“那是我生命的根”；王瑶、严家炎、林庚等传道受业的北大教师群；黄子平、赵园、陈平原所组成的“同时代群”。钱理群用“彼此尊重、保持不同；各自独立、各自互补”来形容“同时代群”的关系与情谊。

谈起“同时代群”与他们共同经历的80、90年代的关系，钱理群回忆起进行“20世纪文学史三人谈”的缘起。“面对当时针对五四领导权的批判，我们想可以绕过这个问题，把文学史源头追溯到晚清。我们感到文学史是依附于政治史的，于是我们努力让文学史的研究摆脱政治史，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也因之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因此，“我们的学术，有引领潮流的一面，也有不合时宜的一面”。他认为对80年代的回顾与反思，也不应过分理想化：“80年代既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面，也有压制自由的一面，是两种力量相互搏斗相互压制的时代。”

“当年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变了，但我们几个没有变。我们也确实感觉到孤独、孤立。”总结既往的历史经验教训，钱理群谈到，要保证个人与学术界的健康发展，“一要思想自由；二要学术独立”。

学者赵园借用黄子平一本著作的书名《远去的文学时代》来形容她眼中的80年代：“80年代那一代的人文确有可怀念之处，学科间的壁垒不太能够感到，比如‘现代’与‘当代’之间；学术界和创作界接触，也会有‘同志’之感。某一种气象和境界已经远去，无法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想要复制是种自恋，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学术和文学。”

在赵园看来，黄子平的鸿篇巨著虽少，但其擅长写精悍的短文，“浓缩、凝练的文字很难写，但这是年轻学人所必须的学术训练”。黄子平所言“害怕写作”是出于“对写作的矜重，对于修辞的苛求”。即便其皇皇巨著《革命·历史·小说》仍然不是制式化的学术著作，依然有闲笔、逸笔，介乎职业写作与随性写作之间。黄子平的批评不是炫技式的批评，而有温度、有口吻、有性情。“现在制造学术的技术成为趋势，没有主体沉浸、没有感动、没有真正的愤怒，职业化的、没有性灵的文学批评成为一种风尚，我为此感到忧虑。”

赵园

赵园又以黄子平的另一本著述的名称——《边缘阅读》，来解释黄子平的文学视角：“他既处于香港文化界的边缘，又处于大陆文化场域的边缘，这种边缘影响了他的选择和他观照对象的方式。”

谈及与黄子平的交游，赵园回忆：“我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请子平写的小引，后来又有他为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写的书评，对于他对我当代史研究的鼓励与支持，我真是感激莫名。”“时代变迁，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弥足珍贵。活到这个年纪，感到幸运的是拥有这样的一批老友。”

在到场的四位“同时代人”中最为年轻的陈平原教授回忆了他作为外省青年初来北京时，受到黄、钱、赵三人的帮助与鼓励。这种氛围“或许是80年代独有的现象”。

陈平原

接着，陈平原提出“同代人的异感和异代人的同感”的观点，“8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的是三代人，我们和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在同台表演。我提出一种观点叫“隔代遗传”。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这一代人跳过五六十年代，与三四十年代的校园风格直接对话，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持。这是老大学的魅力所在。”而在同代人之间、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支持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甚至是并不得体的竞争。“长辈和晚辈很容易对话，同辈人之间很难对话。距离某种意义上会产生美感，因为距离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陈平原表示这一观点也有感于大学学院中过度竞争所产生的紧张氛围和人际关系的不融洽。

陈平原接着提出“同代人的文的批评，和隔代人的史的研究”这一观点。“同代人因为精神上的过分同构，容易产生溢美之词，批评有失客观，王瑶先生曾告诫，做批评的人不要和研究对象走得太近。”而历史研究则必须经过岁月的沉淀：“不要太早进入回忆。我必须冷静地、客观地看待我走过的美好又不无遗憾的80年代。我经历过、我看到、我反省。”

最后，陈平原说到：“理解自己这一代人，努力理解上一代、下一代人，穿越代际鸿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像老钱一样，‘假装年轻’，继续往前走。”

现场观众

下半场 文本及其不满

在论坛的下半场，黄子平教授的三位后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分别讲述黄子平对他们学术生涯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其文学与批评的理解。

从左至右：李浴洋、黄子平、吴晓东、杨联芬、贺桂梅

令吴晓东印象深刻的是，通过一次讲座，黄子平把结构主义的视野带入他的阅读视野之中，使他们这代人与受到存在主义深刻影响的上一代学人们有所区别。“我们这代人号称叫‘结构主义’的一代，更愿意从结构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和文本”。

吴晓东接着回忆道，1988年前后，黄子平开设了“文学主题学”的课程，研究文学中的自杀、疾病、死亡这类主题。2003年非典之后，“疾病文学”的主题学研究蔚为大观，而黄子平的研究超前了十几年。“我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主题学的研究思路，其实最早受到了子平老师的启蒙。”“子平老师为我们那一代中文系的学生提供了理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标杆。”

吴晓东

在吴晓东看来，黄子平批评的精髓、精神深处的东西很可能是解构思维。“解构思维即是把社会、历史不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也看成和文本一样需要破译的对象。”

最后，吴晓东引用美国小说家福克纳形容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的话来形容他心中的“子平老师”：“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很多，但总会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人大文学院教授杨联芬谈到，黄子平教授于香港浸会大学荣休后曾于人大短暂授课，人大的学生至今想念他们的“子平爷爷”。“从学生口中得知黄老师是如何对待每一堂课的，他的人品、学养、学风，很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

杨联芬

在分析黄子平的文学批评时，杨联芬说：“黄老师的文学批评有非常敏锐的思想，对语言有非常的敏感，具有经典文学作品耐读的特性。”她以新书《文本及其不满》中的篇章为例：

评点张爱玲的《更衣对照亦惘然》具有古今相通、中外相通的共情；《鲁迅的文化研究》一篇则体现了黄子平对趣味的追求和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批评的位置》中对萨义德的引用令人感知到“黄老师在自由洒脱的外表下内心的良知与力度”；《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则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有一种气贯长虹的力量和沉潜在节制幽默后的深厚悲悯，是当代文学史中的难得一见的佳作。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眼中，黄子平一直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大师兄。“197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当代文学教研室，黄子平老师是77级的本科生。我们在校时屡屡听闻其传说，黄子平老师仿佛一直在场。”“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叙述模式’”、“二十世纪文学史三人谈”……这些黄子平的经典论述，是她在校园里耳熟能详的典故。

贺桂梅

在贺桂梅看来，“钱老师是有学问的思想家；赵园、陈平原是有思想的学者；而黄老师是有思想的批评家”，其新著《文本极其不满》将使当代文学界和当代思想文化界，重新思考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有意义的批评。

“黄老师的批评是有思想的批评，能够与创作者平等对话、甚至拥有穿透作品的力量。”如今，文学批评式微，热火朝天的评论场不再，批评的力量逐渐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黄子平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位置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在黄老师的批评实践中，文本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一般把文本分为内部与外部，内部是封闭的。但在黄老师看来，文本之外无物。社会、历史、现实，无一不是文本的。因为对文本的理解，在黄老师的批评实践中，他总是不大关注已经被写出来的东西，而是总是关注那些剩余物。”

贺桂梅认为，“黄老师不限于一个解构式的批评家，因为解构式的批评家总是站在对立面上。他的批评囊括了中心与边缘。”

作为“70后”一代学人，贺桂梅自省他们这代没有太多社会历史构造的个性，熟悉的是学院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方式。而在黄子平“同时代人”的观念影响下，“会有很强烈的去理解同时代人的想法，我想这是一个主体实现的过程”。

活动现场

在论坛最后，黄子平教授回忆起让他在批评界崭露头角、1983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近年小说初探》的创作过程，当时《文学评论》的编辑杨世伟让他删掉文中的两个成语：“毫无疑问”“众所周知”。“这件事让我一生受用无穷，从此我明白，不要说太满的话，不要说废话。之后在我的文章里绝不会出现这两个成语。”黄子平表示，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受益于编辑甚多。“20世纪文学三人谈”，能够在1985年的《读书》杂志上刊载六篇，是当时《读书》主任董秀玉老师当场拍板的结果，“出版家的气魄令人神往”。

董秀玉

最后，黄子平以福柯“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理论做出总结。在他看来，阅读自己的作品就像照镜子。在镜子中看到的黄金比例的完美形象其实并不可靠，随时可以被突然发现的白发或未刮干净的胡须打破。而他也直言：“乌托邦带来安慰，异托邦带来烦扰。在阅读自己的东西时，赞美也好、批评也罢，我是不断地在这两个空间内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