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猎人》读后感锦集

《纳粹猎人》是一本由[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5.00，页数：4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纳粹猎人》读后感(一)：纳粹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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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猎人 [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 陈鑫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9-9

子扉我 2019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9月28日

《纳粹猎人》读后感(二)：世界总是比我们以为的复杂

原本吸引我读这本书的是对惊险刺激的追捕情况的想像，犹太人的坚持与团结，纳粹犯罪的狡诈与残忍，在战后表面和平的背地里，这样的斗争从未停止……想想就过瘾。但事实上，这本书的内容与我想像的完全不同，套用《时代周刊》的一句话：“过去七十余年里，对纳粹的审判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之事。”

一、对纳粹的审判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之事。

事实上对纳粹的态度，是一波三折的，从最开始的血腥报复，这在战争未结束时就已经全面的展开，在战场上，在解放区，官方的民间的各类血腥的报复就伴随着一直到战争结束。然后进入到了著名的纽伦堡大审判，以法律和正义代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开创了一种新的战争文明，但这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铁幕已经拉开，各国的重点从清算纳粹罪行转到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上，而德国人，包括纳粹突然成了有用的人才，官方大规模的清算就开始处在不尴不尬的地位上，甚至是以色列自己，因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追捕纳粹显然不是首要任务。是几位著名纳粹猎人的坚持不懈才逐渐在几十年时间里慢慢改变了全世界人民对审判纳粹的态度。

二、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审判纳粹？

里昂的党卫军负责人巴比战后躲在玻利维亚，他对纳粹猎人想引渡他的努力不屑一顾，在提到自己的罪行时是这样说的：“我已经忘了。如果他们还没有忘记，那是他们自己的事。”那么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追究这些已经头发花白的人？我的理解是：1、只有通过公开的审判才能让罪行真正的公之于众，让大家知道他们都干了什么。记忆可以消退，但审判的记录将永远保留下来。2、只有通过审判，才能让公众知道，人们需要担负的责任只不过是进行消极抵抗、不作恶、不成为不义行为的帮凶。人们不能躲避在集团和命令的背后就可以轻易的逃避全部责任。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再次重演。3、只有审判，才能将将罪行具体到个人，而不是让对行为负责的人消失在抽象的体制背后，而这正是有组织的社会邪恶的最普遍特点。

三、真实的纳粹猎人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就如上面所说的，纳粹猎人的工作是揭露真相，审判本身才是目的，所以与想像中谍战片式的刺激现实中是很少的，甚至像以色列抓捕艾希曼这样的故事也是很少有的，他们的工作更多是在公众选择遗忘的时候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提醒人们，过去的并未过去

《纳粹猎人》读后感(三)：书摘|纳粹猎人的复仇：二战及犹太人大屠杀的罪行不应被遗忘

二战结束不久后战胜国就基本上放弃了审判战犯的努力，转而将注意力放在逐渐兴起的冷战上。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比起思考赎罪的事情，他们更加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那些没有被立刻逮捕，或者已经被盟军抓到却没有在一开始就被识别出来的重要战犯，当然也没有任何赎罪的想法。逃跑是他们唯一的冲动。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他的逃跑方式是在地堡中与刚刚和他结婚的爱娃·勃劳恩（Eva Braun）一起自杀。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后也同妻子玛格达（Magda）一起步了他的后尘。在1976年的畅销小说《英烈祠中的交易》（The Valhalla Exchange）中，虚构的戈培尔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他宣称：“我不打算在余生里像个难民一样没完没了地满世界逃亡。”

法国小村齐厄的儿童之家曾是犹太难民的避难所，直到1944年4月6日巴比指挥盖世太保逮捕了那里的44个儿童和7个监护人。除了一个监护人外，其他所有人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但他的大多数同僚以及大多数犯有战争罪的其他纳粹分子并不打算把希特勒当作学习的榜样。许多低级别战犯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躲起来，他们很快就混进了数百万想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其他一些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设法逃离了欧洲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类人中的许多人似乎成功摆脱了战争罪责，常常还得到了忠实的家庭成员以及由纳粹党同志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的支持。

本书主要聚焦于规模相对较小的一群人，他们一直试图颠覆这些战犯最初获得的成功，不让这个世界忘记其罪行。这些追捕者中既有官方人士，也有独行侠。他们展示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即使在战胜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也在坚持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探索了恶的本质，并且就人类行为提出了一些极为令人不安的问题。

这些试图将那些杀人犯绳之以法的人通常被统称为纳粹猎人，但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拥有共同策略或者在战术上拥有基本共识的团体。他们经常发生矛盾，很容易就会相互揭丑、相互嫉妒并且进行公开对抗，尽管他们所寻求的目标大体上是相同的。

直到1994年,埃里希·普里克都在阿根狂过着舒适的生活，尽管1944年他曾在罗马附近参与处决包括75个犹太人在内的335个成年和未成年男子。不过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萨姆·唐纳森带摄像机与他进行对质后，阿根廷将他引渡至意大利。普里克被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年事已高，他一直处于软禁状态

但是，即便每个参与追捕纳粹罪犯的人都搁置他们间的个人分歧，结果也不会有很大不同。而且无论用何种绝对标准来衡量，这些结果都无法证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曾经先后任职于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柏林文献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如今担任纽约市犹太遗产博物馆（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馆长的历史学家戴维·马韦尔（David Marwell）说：“任何人如果试图在战犯所犯的罪行及其所受到的惩罚之间寻找平衡，最终都会感到十分沮丧。”至于战胜国最初做出的起诉所有战犯的承诺，他对此简略地补充说：“这太难实现了。”

是的，要想取得大规模的成功太困难了，而那些不愿放弃、坚持要让至少部分纳粹战犯承担罪责的人所采取的努力，演变成了仍在持续上演的战后传奇，它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传奇都不同。

过去在战争结束时，战胜方往往会杀光战败方或将他们收为奴隶，掠夺他们的土地，在第一时间报仇雪恨。当场执行的刑罚才是最常见的，而非审判或其他根据证据来判定罪行的法律程序。战胜方的动机很纯粹，那就是复仇。

许多纳粹猎人最初也受到复仇思想的驱使，尤其是那些来自集中营的人或者那些曾协助解放集中营的胜利者，后者见证了四处逃离的纳粹分子所遗留的令人震惊的恐怖证据：已死和将死之人、焚化炉，以及被当成酷刑室使用的“医疗设施”等。结果是，部分纳粹分子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遭到了报应。

不过，从第一次纽伦堡审判，到今天仍偶尔发生在欧洲、拉美、美国和中东等地区的追捕战犯的行动，纳粹猎人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他们的猎物发起法律诉讼上，旨在证明即使是最为恶名昭彰的人也应该出庭接受审判。最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把《正义而非复仇》（Justice Not Vengeance）当作他回忆录的标题绝非偶然。

没有其他纳粹猎人的名气比得上西蒙·维森塔尔，或者说像他一样引发了如此之多的争议（偶尔还有愤怒）。但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发挥了重要作用，给逃脱制裁的希特勒爪牙造成了持续性压力

在正义明显缺席，有罪之人经常逃脱惩罚，即使是最轻微的惩罚，甚至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之时，另一个行动目标出现了，那就是杀鸡儆猴。为什么要追踪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老年集中营看守？为什么不让这个作恶者平静地逝去？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乐于这么做，尤其在他们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敌人——苏联——的时候。但这些纳粹猎人不打算放手，他们强调，每一个案件都能带来宝贵的教训。

这种教训的重点在于：证明二战以及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可怕罪行不应被遗忘，那些煽动者、罪行实施者或者可能在未来犯下类似罪行的人，将永远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至少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

当今的德国之中有许多人每天都愿意去直面国家的过去。然而，这种现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后才出现，而且如果没有纳粹猎人，如果没有他们在德国、奥地利甚至全世界进行艰苦且常常十分孤独的抗争，这一切就永远也不会出现。

这种抗争如今已经临近尾声，大多数纳粹猎人以及他们的追捕对象不久后就只会存在于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到那时，传说与现实可能会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我们现在能够并且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的原因。

纳粹猎人的故事几近结束，至少他们追踪漏网战犯的那部分故事快结束了。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