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队的拉美》的读后感大全

《掉队的拉美》是一本由[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掉队的拉美》精选点评：

●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以牺牲未来增长为代价满足短期的“均贫富”需求。实施“芝加哥小子”市场化政策的智利，在整体掉队的拉美，则显得颇为耀眼，但上述改革需要打破现有权力结构格局，并非易事。

●说到底 还是拉美的工作没有做扎实，

●罗列数据和事实为主，论证部分都是共识，没什么创见。 学到的几点：1、墨西哥、阿根廷、委内、巴西等无法摆脱的民粹主义诱惑，美国和国际机构常常背锅。2、锚定美元而非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虽然有利于控制政府印钞冲动，但中长期导致本币对其他国家货币汇率高估，影响出口竞争力。3、即使通胀得到控制，财政纪律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例如阿根廷始终无法解决地方财政对全国财政的要挟，或如委内等国为讨好民众，无限扩大财政支出。4、进口替代政策在拉美常常过火，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拉美的问题跟很多因素有关，从源头上是西班牙殖民者遗留制度的先天缺陷，核心问题是治理能力不足、效率低下、既得利益难触及。话说回来，历史上真正成功的例子也就是盎格鲁萨克逊及其周边文明，拉美没法跨过的陷阱，好像也没多少人能真的跨过。天佑中华吧～

●不同于爱德华多《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将当前拉美整体发展的无力完全归咎于殖民历史及西方各时期的“吸血鬼”，本书写到：“认为拉美的长期衰退源自北美盎格鲁-撒克逊人资本主义的巨大阴谋，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拉美经济表现平庸的根源，只能从自身挖掘。”即20世纪中后期至今拉美盛行猖獗的“民粹主义”。书中对“民粹主义”的表述更多只是对其代表人物所施政策及之后其导致的后果来使读者理解。民粹主义更多被定义为一种思潮，并非传统的“主义”。作者认为整个拉美因20世纪中后期推行“华盛顿共识”导致拉美经济的崩溃，是拉美自身结构内部所致，主要表现在司法体系低效导致的腐败，钉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教育制度的失败，及封闭的保护主义政策等。作者罗列大量对比数据，创造性观点少了一些。

●这回在拉美呆了接近20天，一句话形容：“扶不起的阿斗”

●刚好前面看的那本增长的本质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增长是需要能力和机遇的，可惜拉美国家大多陷入了民粹-独裁的陷阱。但是遗憾的是，虽然作者在事实方面做了不少功课，但是老觉得并没有触及到能说服我的核心问题。

●在还权于民的掩护下，有独裁倾向的民粹主义者创造条件使其统治世代永固，造福亲友，为他们的行为披上了一层反映人民真正愿望和忠于立宪主义的合法外衣。后果让人不寒而栗

●看了前四章，观点有意思，作者认为，拉美所谓失去的十年，根本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锅，而是政府做表面文章，根本没有坚持完整的自由化改革委，反而坚持了错误的货币制度。

●刚开始看，作者做了大量功课，引用了大量历史数据，必须说美国人研究拉美，从理论到数据的收集整理，资料之完整、系统，他国远不能及。同时也感觉属于作者原创的东西不多。 在本书中，与亚洲小虎、南欧、发达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等主要对照组相比，拉美在各项营商环境、法治、清廉等指标中全面、大幅度落后，因而作者对拉美地区的发展前景看法悲观，是有科学统计的数字支撑的。 虽是2019年6月出版的新书，但写作时间至少是十年前了，如今的拉美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作者唯一看好的自己的祖国智利，如今也麻烦缠身！新自由主义弊端终于还是显现出来了。拉美的道路探索依然任重道远！

●世行出来的专家写书都一个套路

《掉队的拉美》读后感(一)：立场有问题

易读。作者是了解拉美的，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有一些概念的解读和情况分析，是个伪装的智利人，就是替美国来鼓吹华盛顿共识的，而且眼中除了华盛顿共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按其观点只要不折不扣落实华盛顿共识拉美就能腾飞。实在不能啊。作者完全忽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支配和被支配、优势和劣势，分析拉美问题太片面，浮于表面。实质就是在世行工作被洗脑，写书来做公关的。

《掉队的拉美》读后感(二)：掉队的拉美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19/10/25/%e6%8e%89%e9%98%9f%e7%9a%84%e6%8b%89%e7%be%8e/

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 [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 郭金兴 / 中信出版集团 / 2019-6

子扉我 2019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10月25日

《掉队的拉美》读后感(三)：作者是个华盛顿共识的死忠粉

坦率地说这书让我非常失望。拉美为什么掉队？作者罗列了一大堆理由，包括缺少法治和产权保护、糟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口替代战略和无处不在的经济管制、缺少健康的民主和宪政，以及这些因素与民粹主义的互动。一言以蔽之，就是华盛顿共识的采纳流于口头。

你说他不对吧，如果这些都能改变，那拉美当然就不会掉队。你说他对吧，拉美唯一成功做到华盛顿共识的智利，启动阶段靠的是皮大将军17年军政府期间和Chicago boys的合作；后来的左翼民选政府接盘皮将军的遗产，坚持皮将军的经济路线，让智利成为拉美唯一的亮点。作者虽然开头提到转型过程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次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后文的分析中却又回到了机械简单的因果论。

作者强调好的民主和好的经济表现总是一起出现。委内瑞拉倒一直挺民主，但搞不定经济问题，最后被查韦斯窃国（作者没用这个词，但表达的就这个意思）。可能作者要把自己和独裁的军政府划清界限，所以虽然在描述智利成功经验的时候讲到皮将军的措施，在总结部分却对这一段的政治经济学完全不谈，把所有功劳都归给后来接盘的温和左翼。

读完这书就一个take home point：除了智利以外，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是state failurer。

《掉队的拉美》读后感(四)：希望之后

本文首发于 经济观察报书评，原标题“民粹主义陷阱与金融危机：拉美未完成的改革”。

一．问题：历史

民间传说，在奥古斯塔·皮诺切特元帅推翻智利左派总统阿连德的政变中，CIA出力甚巨。阿连德总统悲惨的下场，是坊间说起美帝国主义伸向拉美的黑手时最常被提起的例子。然而事实更接近某个无聊的叙事：亨利·基辛格曾评价阿连德的智利是“掀不起波澜的小角色，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的一柄利刃。” 美国或许在支持政变上有所牵扯，却绝谈不上有多么上心。自美墨战争基本奠定现代美国版图之后一个半世纪，美国人在拉美漫长的干涉史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莽撞且漫不经心的活动经常把当地人命运搅得天翻地覆，但对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的影响则十分可疑。

卡斯特罗是西班牙语美洲对美国傲慢与轻视的最强回击。但是在猪湾入侵失败，1962年导弹危机以缓和告终，刺杀也不见效果之后，扬基佬似乎认定，弗罗里达海岸100公里外就是苏联前哨和亚非拉革命策源地这个事实并不能扰乱他们的生活。古巴革命对美国生活最大的影响就是把迈阿密变成一座热情和充满活力的古巴城市。在弗罗里达数量庞大的古巴人社区中，会诞生未来的国会领袖、政经精英。这是标准的美国故事，却没有特别的拉美特色。

在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之后，拉美再停留在美国舆论中心就要“仰赖”泛滥的毒品问题与特朗普总统无休无止针对非法移民与“边境危机”的愤怒推文了。无论拉美如何搅动，只要美利坚巨人发挥惯常的目中无人与视而不见，他南方的小兄弟就会自动回到背景板的位置自生自灭，其喧嚣和躁动继续成为（美国人）缤纷世界中可有可无的点缀。

但拉美的重要性并不以美国的态度为转移。

对于关心“社会与经济发展”这个沉重命题的人来说，格兰德河（Rio Grande）以南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美洲引起他们持久关切和担忧的原因，主要不在它对人类文明所做的多彩贡献，而是如下事实：一整块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深受欧洲文明熏陶、人口多达6.5亿、精英阶层以启蒙精神继承者自居的次大陆，在摆脱殖民统治将近两个世纪后，不但持续被北方的超级大国邻居在各个发展指标上碾压，甚至还被亚洲的新兴国家超越。在不存在重大外部地缘政治压力的前提下，除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少数例外，拉美国家至今没有跨过中等程度国家的门槛。拉丁美洲在好则乏善可陈，差则彻底崩溃的轮回中不断摇摆，看似潜力巨大，却总是“永远的明日之星。”

拉美人自身早就对两个美洲之间的差距感同身受，不同时代的不同拉美精英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差不多与托克维尔同时的阿根廷著名学者、曾担任该国总统的萨米恩托在他的《法昆多》一书中热烈歌颂美国的成就，认为拉丁美洲的未来在于“变成美国”。被美西战争（古巴独立战争）震撼的乌拉圭散文家罗多，则在其名篇“艾瑞尔”中略带揶揄地谈论这位邻居不加掩饰的物质主义和扩张冲动。罗多心目中的拉丁美洲将更好的继承欧洲的精神，成为现代雅典，实现解放者玻利瓦尔的理想，在精神和友爱方面尽善尽美，超越美国的粗鄙无文。

《法昆多，或文明与野蛮》初版封面 Source: Wikipedia

“艾瑞尔”写作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有望赶上美国的时代（1880-1930）。他大概不会料到，一个世纪后，广大拉美民众仍然在稀缺而极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下苦苦挣扎，不要说美国“物质主义”危险无从谈起，连发展精神健全所必须的教育和社会环境都难以企及。

二．问题：理解与误解

今年（2019）以来，随着阿根廷比索剧烈贬值，严重的经济危机再次席卷这个南锥体地区（Southern Cone）最大的经济体。拉丁美洲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重又回到人们关注的中心。

阿根廷经常账户赤字/单位：10亿美元/Source：IMF

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拉美的动荡，引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个学科的广泛关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在探讨拉美现象时得出许多极具启发性的成果。美洲大陆南部发展历程的经验与教训，对世界其它地区有着重大参照意义。随着2016年以来，西方发达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民粹潮流抬头的迹象，这一点变得愈发显明。当欧洲和北美为民主的去巩固（de-consolidation）和领导人的威权倾向而吃惊时，正是拉美研究为诊断问题、厘清判断提供了最佳的参考与启示。

出于种种原因，当代学术界拉美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公共舆论中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传播度。将拉美面临的困境一股脑归咎于世界贸易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华盛顿共识的情绪与想法虽然缺乏任何深刻的理论辨析与证据支撑，但是却在诺曼·乔姆斯基之流反复宣传之下成为某种伪常识。类似情况在中文语境中同样存在。除开种种常见的陈词滥调，《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之类充满感性宣传与错误归因的古旧著作也被反复再版，甚至在部分知识分子团体中受到狂热的追捧。

值此之际，智利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的《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Left Behi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9）面世就是一件恰到好处的幸事。爱德华兹教授不但是研究拉美发展问题的著名专家，他的祖国智利也是拉美经济发展一片晦暗中最明亮（如果不是唯一明亮）的典范。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09年。其时正直大衰退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拉美地区造成严峻考验。一方面，横向评估拉美各国应对冲击、从危机中恢复的前景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纵向来看，从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到21世纪初左派复兴，拉美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尝试过了各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积累了成败不一的宝贵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和精炼，寻找成功和失败的可能线索，是研究拉美的学者刻不容缓的任务。

本书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亮眼。爱德华兹没有单纯从经验角度描述从阿根廷到智利再到委内瑞拉的30年来发生了什么，而是把事件与决策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加以评析。读者们透过本书，可以大致了解为何拉丁美洲走到今天这个局面，而不至于陷入纷杂的事实迷宫之中。

三．问题：分析与比较

爱德华兹教授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从准备到巩固会经过三个阶段：首先，通过具体的政策改革扫除最浅层的政策障碍，使现有生产潜能得到恢复与重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更进一步发展；最后在制度层面巩固发展的成果，稳定发展趋势，通过创新开发新的发展潜力。

跨越发展阶段，迈入成熟发达国家的门槛，一般来说需要若干制度组合：高效率和具有回应性的政治体制，尊重财产权与商业运作的法治体系，开放与鼓励竞争的经济环境，灵活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公平合理的社会安全网，稳健的财政与货币纪律，充足的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投资。拉丁美洲国家在制度上的缺陷，让各种改革都趋于浅尝辄止，无法触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体制内精英还是体制外精英，都难以维持长期的改革承诺，从而采取各种短期化策略。

回顾历史，这一轮拉美危机的根源要追溯到20世纪前半。1929年经济大萧条重创国际贸易后，本来开放和融入欧洲经济的拉美国家被孤立，被迫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一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经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发展变成一整套出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的理论体系。他的观点构成后来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经济学核心。普雷维什认为，类似拉美这样以大宗商品和初级加工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会面临制成品不断涨价和初级产品不断降价的恶性循混，最终导致本国的去工业化与发展停滞，彻底沦为发达国家的傀儡。

该理论现在看来当然有很大问题。许多发达民主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今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为支柱产业之一，拉丁美洲发展最好的智利等国同样依赖铜矿等大宗商品。而新兴亚洲国家如中国则完全靠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实现了对拉美的赶超。

不论对错如何，二战后普雷维什成为新设立的联合国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席，主导了将近20年发展理论本身的发展。在他的影响下，拉美国家继续以高进口关税、建立垄断国企、高估本币等政策推进国家工业化。这种手段最初十几年在账面上有不错的数字表现。但是这种反出口、反竞争、缺乏创新和灵活性的发展模式到70年代已经难以为继。

更糟糕的是，此时拉美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改革，而是纷纷向西方国家大肆借债来维持不切实际的本币高估与公共开支。最终，拉美国家政府积累了庞大的公共债务，酿成债务危机和冲天的通货膨胀，严重损坏国家公信力并恶化了经济不平等。正是在这一时期，拉美与美国、亚洲的发展差距被进一步拉开，至今没有追赶上的迹象。各国政府80年代治理通胀的手段不是削减公共支出、重整财政纪律、控制公共雇员工资上涨这一正统宏观经济学药方，而是采取了控制价格与货币兑换等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手段。这反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恶化，以至于局势终于在80年代末变得不可收拾。

基于以上历史事实，爱德华兹强调，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在90年代纷纷拥抱所谓“华盛顿共识”，不是出自IMF和国际资本的强迫力，而是面对自身发展困境所作出的主动选择。他们采取的政策固然有相当一部分出自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建议，但也有很多出自现实政治利益主导下的机会主义。这种遗憾的组合导致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流于表面、名不副实。

墨西哥、阿根廷都采取了“盯住美元”汇率来遏制通胀的手段，并且在建立稳健的体制之前就贸然解除了所有资本流动限制，将国家暴露于热钱的流动之下。这一实质上的货币局制度若要正常运作，需要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应对国际市场可能的波动，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对应发行本币，以坚强的财政纪律控制政府赤字。采取固定汇率的拉美国家要满足这些条件需要经历痛苦和深刻的改革，但没有一个国家完成这个目标。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和被严重高估的本币叠加为危机的种子：墨西哥在1995年爆发“龙舌兰危机”，比索大幅贬值；阿根廷于2001-2002年的债务危机连续扳倒了好几任临时总统，将民粹主义者内托·基什内尔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夫妇送上总统宝座。

更糟糕的是，虽然说经历了十年所谓改革，拉美国家总体上在保障产权、促进出口、方便商业运作等领域仍然远远落后于欧美与亚洲新兴国家。进口关税虽然有所降低，但是总体上仍然偏高。除了少数例外，拉美公司很难参与进国际市场竞争。在巴西开办和破产一家公司相对北欧困难很多。法庭判决的执行遥遥无期。私有化并没伴随着促进公平和竞争的监管体制，使得裙带和庇护主义横行。法治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阿根廷最高法院每当总统换届就会被清洗一次，换上新总统的支持者。结果，在前文所说的第一阶段发展之后，固定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都没有可观的积累，生产率没有得到提高。只消一次剧烈的经济动荡，之前的改革成果就会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

另一方面，事情也并不全都是如此令人失望。智利自1982年的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以后，先是在皮诺切特的军政府，其后在民主的中左派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推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智利建立了稳健的财政制度，独立贤能的央行，以及毫不动摇的亲市场的监管体制。以智利社会党的拉戈斯与巴歇莱特两位总统为代表的智利左派，从阿连德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不再力图推行激进主义，而是在拥抱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逐步通过温和的财政分配造福于贫困团体。这种建立在可持续基础上的扶贫计划虽然看似只有点滴进步，但是几十年来的坚实积累已经收获可观成果。在所有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计中，智利几乎是拉美地区唯一可以跻身世界前列，大致达到南欧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由于在丰年对铜矿出口盈余的明智管理，智利在2009年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这反过来让智利人对该国的民主体制产生更大信心，成为拉美地区为数不多的例外。

其它拉美国家没有智利这么幸运。一方面是政治精英不断宣称自己的失败责任在美国和IMF，一方面在危机中受害的选民也无意分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一揽子改革中，哪些做的不对，哪些做的还不够，哪些和他们的困苦有关，哪些又没有。他们用选票作出对过去十年的整体否定，在委内瑞拉选出了胡戈·查韦斯、在玻利维亚选出了伊沃·莫拉莱斯、在巴西选出了劳工党（PT）的卢拉·达·席尔瓦。

卢拉和查韦斯虽然都是借反新自由主义的东风赢得了民主选举，但两人截然不同的选择也给各自国家带去不同的命运。出身贫苦的卢拉向来以激进左派的面目活动于巴西政坛的反对派阵营。他于2003年的当选曾经引起国际市场的一阵恐慌。然而多年的政治经验让卢拉变得成熟和务实，他在担任总统后，更多延续而不是破坏了前任卡多佐总统的诸多改革于努力。除了通过与反对派协商妥协、坚持民主制度的政治风格之外，卢拉也延续了财政稳健，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基础上，他通过创新的转移支付计划以相对较小的财政负担惠及了许多最贫困的巴西家庭。卢拉任内（2003-2011），巴西比较平稳地度过了经济危机的考验，获得了平均4%左右的年均GDP增长。虽然无法和中国的两位数比拟，在拉丁美洲算是相当亮眼的成绩。

与之相对，查韦斯的“玻利瓦尔主义”则以对外国投资的没收、对私营企业国有化，以石油价格暴涨来支撑激进的财政支出为特点。查韦斯1999年上台后就通过修宪，削弱了代议制机构的力量和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将大量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他通过对社会开支、公共岗位和公共建设合同的把控，奖赏自己的支持者，打击自己的反对者，并且将媒体几乎全部国有化，分配给自己亲信掌控。当委内瑞拉的现金牛和经济支柱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于2002年爆发反对查韦斯的大规模罢工后，他更是对这家公司来了个大换血。总统本人将巨额石油收入纳入自己的直接管控，却严重损害了PDVSA的财政独立性和运营效率。

查韦斯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繁多的“使命”（missions）以财政上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风格浮夸的扶贫。在2003-2008年期间，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有相当亮眼的数字，人均GDP一度逼近智利。只要国际油价还维持在不断攀升的高位，查韦斯就可以宣称自己的“21世纪社会主义”已经代替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为拉丁美洲走出了一条值得效法的新路。可惜早在本书写作的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油价的下跌已经让委内瑞拉的经济现困难的苗头，爱德华兹认为未来该国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四．10年之后：展望与预测

在结尾进行评估时，爱德华兹把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前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以智利、乌拉圭为代表的迈过了发展门槛的国家。他们已经建立了稳固的体系来保障发展的结果，人均收入已经迈入富裕行列，增长虽然缓慢但是更靠近稳定发达国家。第二类国家以巴西为代表，虽然执政者采取了务实和明智的政策，表现出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相对洞彻的理解，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意志和力量推进更深的改革，从制度上巩固发展的成果。这让他们国家的前途蒙上一层阴影。第三类则是委内瑞拉之类民粹主义肆虐的国家。爱德华兹指出无论是该国的民主体制还是经济发展，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站在十年后的当下回望，《掉队的拉美》中的分析上基本上是可靠和坚实的。作者对不同类别的拉美国家的展望基本成为现实。随着2015年来中国经济增幅放缓带来这一轮大宗商品周期的退潮，拉美的大宗出口国都受到一定打击。但是智利和乌拉圭很好的应对了这些波动，经济继续以稳定的步骤发展。

曾经被国际社会一致看好的巴西则没有继续自己的好运。继承卢拉的劳工党总统卢塞夫滥用出口带来的意外之财，不负责任地扩大财政支出，而没有对必然到来的经济收缩周期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巴西检方在“洗车”（lava jato）调查中发现执政联盟集体坍塌式腐败，涉及从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收受不正当竞选资金。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巨大压力下，罗塞夫辞职。经历两年乏善可陈的过渡时期后，2018年巴西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者、反建制派雅伊尔·博索纳罗上台，他承诺打击腐败和恢复经济，把巴西带出衰退。

如果说博索纳罗对巴西有何影响还有待观察的话，如今的委内瑞拉则基本宣告了“玻利瓦尔主义”的死刑。错误的经济政策与放浪的财政本来就已经让经济健康堪忧，美国页岩油爆发推低油价等等因素，更让委内瑞拉自2015年起陷入超级通货膨胀和社会崩溃。自查韦斯上台以来，委内瑞拉全国已经有400万人，也就是大致八分之一的人口逃离祖国沦为难民。根据 IMF估计，目前委内瑞拉的人均GDP只有2700美元，不到2015年的30%，不到智利的五分之一。查韦斯的继承人马杜罗总统在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支持下，和反对派选出的临时总统瓜伊多持续对垒，社会和解遥遥无期。

美国、智利、委内瑞拉人均GDP比较，数据取了对数 Source：IMF

五．结论：政策、制度与规范

经济发展在短期和中期内确实高度依赖具体的政策和战略。决策者是选择盯紧美元还是浮动汇率，是鼓励出口还是进口替代，是私有化还是国有化，会在相当程度上、相当时期内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但是更深层次的分析则把重点指向制度。决策者必须面对制度环境所塑造的决策压力，许多经济上合理的政策在政治上或是面临巨大阻力，或是不会为决策者带来足够的收益。正确的政策想要生效，也有赖于动态、包容的决策过程，可信有力的执行承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理解与支持。而这一切同样需要必要的制度背景。

拉丁美洲自摆脱殖民、建国独立已逾200年之久。各拉美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时至今日，却极少有国家建立那些对经济长期发展必不可少的制度。正如詹姆斯·罗宾逊的论文所指出的，尽管拉美国家经历了无数的政变与革命，但是许多有关权力分配的制度特征却习惯性地延续下来。在给定的政治-经济均衡下，精英们总是有动机去按照过去的模式重建权力分配的格局。某个国家也许政府形式会从军政府变成民选政府，但是通过收买社会关键群体以获取支持的法团主义-庇护主义却可以原封不动。某个产业和公司也许会从“国家主导”变成“私有经济”，但是利用权力管道设租寻租、利益输送的现实可能并没改变。民粹主义者可以通过大众动员反对高高在上的建制派精英，但上台了的民粹主义者，往往建立最为赤裸和不加掩饰的资源分肥体制。

制度惯性也会通过“规范”的方式以更加微妙方式展现出来。“规范”是一组在社会中被普遍分享的信念。这些信念将人们区分为不同群体，协调了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互动中的预期，决定了社会动员的模式与力度。相对于经常变动的纸面上的政策、制度要素规范”在拉美政治中往往是更加恒常的角色，在实际上制约了正规制度有效性和可行性。

阿根廷就是这方面一个极好的例子。该国2002年的债务危机源自无法控制的政府财务赤字，而政府的赤字来自阿根廷无法在联邦和省之间建立有效和稳定的财政分权与财政纪律，而这又进一步要追溯到阿根廷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强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外省之间的深刻矛盾。当外省和中央之间、公民和国家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国家/中央就无法以较低的成本增加税收，提供公共服务，这反过来更印证了公民对政府滥用税金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建立稳健的财政制度自然难上加难。

拉丁美洲国家习惯性的顺周期财政——好年景透支财政，坏年景进行痛苦的紧缩——也有规范上的根源。发达的民粹主义传统让社会分配中较为不利的人群有能力动员起针对建制派的反抗，使得查韦斯这样的街头政治家可以直接推翻当权精英。但是运动政治却不善于垂直地将民众的呼声建制化，通过强大的政党制度以温和的方式把民意整合进立法决策。这种致命的政治组合有能力惩罚任何短期内造成民众痛苦的政客，但是却无法建立有约束的财政纪律。这就让政府的行为倾向于极度短期的选举收益。简言之，拉丁美洲的国家没有强大到足以镇压社会，社会也没有强大到可以驯服国家并自我驯服。

规范、制度、政策三者间互相支援所导致的困境，像重力陷阱一样把拉美国家锁入低水平发展均衡。但是这并不是绝望的借口：任何令人失望的现实，无论看上去多么坚固，都没有事先排除完善的可能性。如果人民更好了解自己困境的根源，如果政策制定者在能力范围内更好决策，改变就可以发生。也许最初改变只会对现状造成微不足道的冲击，但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结构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对现实有充分理解的政治行动主体，足以在铁牢松动的地方，开启新的可能性，像智利人民一样，把自己的祖国带出停滞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