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经典读后感有感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是一本由[英]迈克尔·弗里登著作，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一)：译后记

牛津大学政治学系迈克尔·弗里登教授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出版之后遂成为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成为世界各著名大学政治学系的必读书目之一。译者曾有幸于2011年至2012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访问牛津大学政治学系，求学于弗里登教授，也正是在此间仔细研读了《英国进步主义思想》一书，并萌生了把这本书介绍给中文读者的想法。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钱永祥先生对于此书的翻译表示极大支持，并向三辉图书公司的严搏非先生大力推介，由此推动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在此首先向两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并多次向弗里登教授本人请教；他对一些专有名词和晦涩语句的耐心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译文的正确性和可读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老师为整本书做了极其精心的校对，不仅纠正了一些误译，而且对译文进行了润色。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Kirsty Stewart为我解释了第一章至第三章中一些语句的含义。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姚远老师校对了第一章，并且向我传授了许多相当有用的翻译技巧。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彭醇老师校对了第四章的第四节与第五节。关于本书某些语句的确切译法，我曾请教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马华灵老师。另外，关于本书的一些生物学词汇，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郭小刚博士曾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他们牺牲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与我不断讨论和斟酌翻译的细节，力求达到最大程度的信与达以及一定程度的雅。他们的无私帮助令我受益匪浅，在此我一并向他们致谢。由于译者本人学识浅陋，全书译文恐怕仍有疏漏与错误之处，希望诸位师友和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嫣婷和张祝馨女士，在本书历时三年的翻译过程中，她们一直给予我极大的协助和关怀。最后，在翻译此书的这段时间内，我同时也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各方面压力都达到了顶点；如果离开家人的悉心照料和精神鼓舞，离开我的导师刘擎教授一如既往的肯定以及诸位朋友的深切关怀，这两项任务可能都无法完成。

曾一璇

2016年8月 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樱桃河畔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二)：在自由主义之后——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

此书作者迈克尔·弗里登是一名英国的著名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史家，他的政治理论重启了政治意识形态中的研究架构。他重新界定了政治，同样地，政治的意识形态也有重新构造的可能性。在弗里登看来，是一套深入社会的关于公众议题的概念，而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也不是完全隔开的，而是需要从语义学上剖析，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形态学。弗里登从此推出的方法论，只是“以政治方式思考”，立足于社会各阶层和部分的实际议题以及对于政治参与者，这种思考才是真正有效的。 那么，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书的标题NewLiberalism一词被翻译成进步主义，书中则译为新型自由主义，以避免和新自由主义混淆。简而言之，此处是对于新型自由主义和其对英国社会改革的影响之分析。 首先，弗里登从自由主义概念的流变入手，从古典自由主义过渡到新型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这是具有“英国特色”的——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和进化论影响了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这也是他们为后来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一个思想进路。同时，观念论也给予另一个形成因素，也是因此，新型自由主义的伦理观念是英国实证主义和欧陆哲学的结合物。 这个结合物是自由主义流变的载体，对于当时的中产知识分子，其团体的“论道”和新的社会议题息息相关。从中我们可以做出其变化，相比起古典自由主义，当今的自由主义更加着重于社会效用以及对于共同善的理想追求，个人和社会的桥梁正式搭建起来。这是依靠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来完成的，赫胥黎曾经表示，伦理观是符合自然的，换言之，这种进化规律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这种说法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新型自由主义把集体主义放到更高的实现社会整体价值的角度上。对于社会效用的推理逻辑，只是从个人的结合开始，自我利益推广到他人的利益，因为个人福祉是社会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是进步主义团体的普遍追求目标（如福音派）。 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政治上的公共政策，例如放弃自由放任，转向社会体制改革，其中以市政社会主义最为突出，这是继承了费边主义的思想。另外，国家职能责任的转变也是对于社会福利需求日益增加的一个回应。 自由主义思想的起点和终点依然是人，人的性格受到了所处环境的深刻改变。社会改革对于个人的作用，一方面是修补有损个人权益的社会因子，另一方面则是重建社会体系。新型自由主义作为对旧式自由主义的继承，他们仍然坚持机会平等，但是这应该是在一定的限制之下的，保持个人发展和选择才能实现其真正内涵。而对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他们则跟注重于整体性，对于工人阶级的让利有助于维护社会团结，而正是恰当的物质利益才能为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夯实基础。 增加个人选择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过去的自由竞争思想往往归咎于个人能力欠缺，济贫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是，新型自由主义的改革是由社会提供机会，而不是用强制工作来要求个人。而这种改革也是以社会为治理主体，所以国家只能担当指导角色，而实际的福利执行则依靠慈善机构，不过，国家仍然要为保障公民权益承担责任，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所拒绝的。 很明显，英国的新型自由主义改革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一部分是英国本土的思想潮流（如费边社，持续的工人运动，中产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另外也受到欧陆影响。此时的自由主义不在把目光放在个人身上，而是社会整体，这就是其道德的约束点——个人和社会利益的统一，社会团结成为了最高善。然而，这种接近于吹毛求疵的整体性却忽略了社会割裂的现实，从另一个角度讲，阶级差异在这里被隐藏了，为了不破坏社会整体性，他们拒绝“阶级主义”，中产和工人之间的对立是通过再分配来弥合的。如上所述，这就是一个修复社会的过程，这当然不是终点，他们仍然希望能建立福利国家，但是，现在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强劲反扑使社会和谐的泡沬破裂。 社会整体性是一种想象之物，这种理念并不是现实，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不能通过市政社会主义来填补，如果只要这种抽象整体，那么只能为阶级秩序提供辩护说辞。改良的结果也是不稳固的，新型自由主义面对着其内生矛盾，解决方法在外部，“非阶级主义”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另外，这是一部政治思想谱系的分析，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当代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们既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思，却又掺杂了各种东西。其中包括用集体进化来解释福利政策，乃至用优生学等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论述他们理解的善，这确实让人震惊，毕竟这一套理论的另一变形就是种族主义和国家肌体论。这本书确实缺乏对大众意识的描述，但是，其专注于对知识分子塑像反而有另一作用，那就是看清当时思想的混杂，到了现在，还有多少人持有这种治理术观念？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三)：【转载】李公明：英国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与“新……主义”

文/李公明

先从书名翻译中的“主义”与“问题”谈起吧。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史家的迈克尔·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曾一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的原书名是“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中译名把“新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都置换掉了，这无疑是很成问题的，无论是“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还是“兴起”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这里的不可置换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相信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不是译者的问题，那么就姑且看作为当代词语研究和翻译研究贡献一个有点小意思的例子吧。

接下来，也顺带再谈两个也纯粹是词语学的“主义”例子。

一是“New Liberalism”，这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在这里被译为“新型自由主义”，显然是为了与“Neo-Liberalism”被译为“新自由主义”的流行译法区别开来。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不仅在时间上相差大半个世纪，在思想诉求上也完全不同，都译为“新自由主义”显然会造成思想概念的混淆；而且在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思想舆论场中，不管批判还是赞成，后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备受瞩目，而先在的New Liberalism反被遮蔽与遗忘。但是对于思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后者所具有思想与观念意义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本书译者把New Liberalism译为“新型自由主义”，站在New Liber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角度来看，也是恰当的。也有人把Neo-Liberalism 译为“‘新’自由主义”，以示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区别，从严格的词义内涵上说应该是更为准确的，但是流行的译法已经难以被改变过来了。

二是“社会主义”，也就是“Socialism”与“socialism”的区别，作者在“缩写表”中说，前者“涉及该词的教条的、正统的以及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后者指的是该词的一般意义，即本书第二章“自由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意义；译者在本页“译注”中说把前者“译为打引号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完全正确，也非常符合我们所熟悉的语境。

再回到现在书名中的“进步主义”这个概念。我想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几位同人办的报纸）发表的《美国社会如何争取社会正义》，就是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当时我特别关注的是，“知识精英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背弃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相对优越而对穷人的苦难麻木不仁，这是美国社会能最终走出道德低谷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几年前，政治学者钱永祥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借鉴美国进步主义的经验教训诠释八十年代改革运动的价值观，不仅在历史上可信，并且有助于今天中国的社会逐渐找到一种“平民的理想主义”来恢复道德生机。在以“进步主义”置换“New Liberalism”的语境中，这也是颇有启发性的。弗里登在该书“中文版前言”的开头就讲到，新型自由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十九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后来在第一章也继续谈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改革问题的关注，是进步主义思想总体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还只是一股潜流，之后逐渐壮大，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成为社会思想中的主导因素”（34 页）。这些涉及“进步主义”的论述，或许也可以作为对“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这个书名的一丝安慰吧。

迈克尔·弗里登的这部著作以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出现与发展为论述核心，打破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和纯理论路径的桎梏，从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渗透、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的复杂语境、社会历史背景中出现的改革议题与社会舆论中的激烈论争等各种维度的相互碰撞中，重新诠释新型自由主义的思想轨迹与核心价值，是一部关于英国新型自由主义发展的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在我看来，该书最具思考魅力的是，基于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准分析，作者深刻地论述了存在于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与社会改革议题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影响和意义，使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重新被置于它们所赖以发生和成长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这是一种充满经验实证方式和历史感的政治思想史叙事，也成为对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社会改革与进步运动作思想分析的重要思想史资源。《英国历史评论》的推荐语说该书“做出了复杂、有力的论述，其中的细节和微妙之处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探索”，我相信对正在思考改革开放四十年议题的读者来说，这种思想、现实、学术三者交叉结合的思考路径本身就很值得借鉴。

弗里登在书中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它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它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该规划为未来，尤其是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可能是20世纪英国在国内事务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20页）。

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也认为，“简言之，福利国家产生于20世纪跨党派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1914年之前进入公共生活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对于它们来说，使民政秩序获得稳定的前提，即普遍的医疗服务，老年退休金，失业与疾病保险，免费教育，公共交通运输补贴等等条款，不是代表20世纪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19世纪晚期改革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完成结果”（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10页，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5月）弗里登念兹在兹的新型自由主义对英国社会进步的影响问题，这段论述可以看作历史学家的简洁回应。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样的发展现象？弗里登告诫我们，要把注意力从传统的政治思想人物、那些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上移开，转而关注发生在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各种讨论，应该阅读的是书籍、报纸、期刊、议会辩论等各种资料。像L.T.霍布豪斯和J.A.霍布森这样杰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是置身于更大的群体并且受那些群体影响，因此更要关注积极活动在各种松散群体中的成员，他们直面工业革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代价，并且专注于减轻其弊病的方法，贫困、失业、住房、卫生、疾病、教育等社会问题都在他们的不同视角中得到表达。他最后强调霍布豪斯和霍布森都不是抽象的理论家，而是一直致力于解决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21页）。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思想舆论场，在学院体制中自命为自由主义思想研究者的学者们或许也应有所思焉。

在上述的社会与舆论氛围中，新型自由主义发展出四个核心观念，并以相互关联的方式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这四个核心观念是：一、必须通过资源再分配来抑制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为所有人创造和提供机会；二、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中，产生一种基于相互援助的共同体精神；三、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有赖于一种广义的福祉观念才能实现，这种福祉观念把个人的发展和完善置于核心位置；四、国家是实现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不再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压迫。他强调新型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和当年那样具有新意，表明恰当的共同行动并不必然会缩减个人自由，反而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同上）。

讲到这里，弗里登很自然地把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s）拎了出来，认为它篡夺了自由主义之名，使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变得枯竭；它以一种挑衅的、夸张的、过度竞争的方式挑选出自由概念，牺牲了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还用狭隘术语来阐释自由主义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而没有把宽容、反思性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包括在内。但是他同时也指出新型自由主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对国家的力量和意图抱有过分乐观的看法；对专家的信任产生一种旨在引导全体人民走向可欲目的的温和家长制；它的和谐概念过分一元化，低估了任何社会的内在多元性。更重要的是他准确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无力感：“在越来越被标语和粗俗修辞所主导的政治世界中，它无法特别有效地向更多民众传播其观念。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不愿在牺牲理性的情况下依赖于情绪化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者缺乏激情。……但他们绝不使用某些在政治世界中常见的方法，即煽动和激起会造成不稳定的情感，如使用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语言。”（23-24页）在自身的弱点与难以消除的无力感之间，新型自由主义的真实状况也预示着，自由主义在日后的传播、发展的命运中必然备受曲折与磨难。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初叶的思想发展与社会改革实践可以证明，“新型自由主义是一个明显具有融贯性和针对性的观念维系。它专注于具体的社会弊病而又没有陷入乌托邦主义，但它的社会观点和计划是积极而有力的”。在今天，弗里登承认自由主义家族可以存在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是每一种自由主义都必须论证自身的正义性；他更为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静止的学说，也不是一套普适的信念，必须坚持发展、变化、竞争和自我批判的精神（25页）。

接下来作者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今天回顾新型自由主义对当时推动社会改革、形塑福利国家的影响时，一方面，由于新型自由主义的观念和纲领早已融入广泛的政治话语和政治议程之中，因而难以发现它的直接影响力的依据；另一方面，学术界没有多少致力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曾经产生过那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的新型自由主义，竟然通常被政治思想研究者所遗忘。另外，新型自由主义自身是如何蜕变、发展的？有一个学术争论的焦点是，有观点认为这要归功于在工党那里达到顶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政治竞争迫使自由主义向左转，为自由主义的先进派别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意识形态。

对此，弗里登则指出，“本研究的主旨是表明：从智识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完全是自由主义自身促成了其政治信条的转型，而且它也有能力这样做（尽管人们自然无法忽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开放社会中观念之间总是存在交流和互换）。如果所追问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究竟保有连续性抑或发生了断裂，那么，答必定是前者”（53-54页）。为了证明这个主旨，作者展开了有关英国社会政治与政策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这是占据全书最大篇幅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部从自由主义思想角度切入的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社会改革史。

对今天更加关心社会改革与进步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思考和理解新型自由主义与英国式的社会改革的内在联系：“新型自由主义者所创建的思想体系，显然是针对那个年代的直接社会问题。这种思想体系持续表达了他们对具体事务的兴趣，以及促进当前社会有所改进的必要性。他们一直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提议，承认任何改革都必须在压力和局限之下进行，以及改革必须满足的条件，并相应地指出了行动的方法”；“即使实际的立法并没有体现他们最先进的观念，但在现代化的自由主义理论与政治行动中的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的重建过程中，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此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总体探讨已经完成了”（340页）。

弗里登在全书的“后记”中引述了霍布豪斯的一段很长的话，其中有几点意思比较重要：当政治斗争只是围绕着私利的漩涡，原则当然是不重要的；拥有并知道如何运用原则的人，是消除社会偏见和政治阻碍并为改革铺平道路的精神领袖；未来的进步希望有赖于那些与国民生活密切联系的思想者，他们会以现代环境要求的方式重新表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弗里登赞同，并已从多种角度论述的观点。

原载于上海书评，2018-06-1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94225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读后感(四)：【转】钱永祥：自由主义如何看到了“底层”？——读迈克尔·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有感

【编者按】自由主义者洛克在1697年写的一篇政策建议说：未经许可即乞讨的身心健全男性，可以被送到港口强制做苦工，等到有船只进港，就送上船做三年水手；伪造乞丐证件的人，初犯抓到割去双耳，再犯就发配殖民地的种植园；每个教区都该设立贫民学校，把母亲与孩子一起送进去做工。然而到了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对底层贫困的态度发生变化，由强调自发秩序、个人自由权利到强调社会正义，自由主义的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本文从心态层面揭示自由主义者如何“看见底层”。

（《读书》2019年7期新刊）

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

中国知识界引进西方思想的时候，通常会有所挑拣。无论自觉或者不自觉，我们会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当下关注，形成问题意识，进而去向西方思想中寻找特定的可用资源。这种“选择性的吸收”是难免的，甚至是合理的。毕竟，自己心里先有问题，“带着问题寻找答案”，本来即是正确的学习态度。

中国人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过程，充分展现了这个模式。早从康、梁，中经胡适、储安平，二十世纪末的取经者重视哈耶克而忽视罗尔斯，更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人取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的自有取舍，反映了其时代特色，并且从他们的取舍中，可以窥见一代又一代知识人本身的问题意识。其实，在自由主义之外，近些年来施密特、施特劳斯等几位在西方反启蒙的思想家突然在中国产生可观的影响，也可作为了解中国当代知识界心态的重要征候。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来源：npg.org.uk）

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引进，有时候会影响甚至左右我们对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完整认识。一个很富启发性的例子，就是在哈耶克被引介到中国之后，他对于自由主义历史的诠释，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读者心目中自由主义的面貌。

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这个名称，涵盖了两个差异极大的传统：英国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欧陆或者法国启蒙式的自由主义。按照哈耶克的区分，英国自由主义洞察到社会的制度如此精密复杂，不可能是出于人类有意的设计，只能是无数人在自己狭小的所见范围之间互动，从而积淀、演化成社会的自发秩序。这种制度观会容许较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欧陆自由主义则对社会制度采取一种理性主义建构论的观点，赋予政府强大的设计与管理功能，结果遏制了个人自由与制度的演进。哈耶克认同前者而反对后者，认为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导致了各种集体主义，铺成了“到奴役之路”。他尤其强调，所谓社会正义（以及福利国家），其实是建构主义的一种幻象，是欧陆式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正统侵蚀的结果。对此，哈耶克提出了许多批评。

哈耶克对中国知识人的影响很大，结果之一就是我们眼中的英国自由主义史变成了断代史。在哈耶克看来，英国自由主义并未遵循他心目中古典式的方向前进。相反，从十八世纪后期始，英国自由主义逐渐向某种“社会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最后——也是最具英国特色——的产物，就是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在他看来，这场转变始自边沁的效益主义，而转变的枢纽在约翰·密尔。

约翰·密尔（又译约翰·穆勒）《论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来源：douban.com）

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中，密尔可能是哈耶克最为用心的一位。毕竟，他先后编辑、出版过两本密尔的作品，其中之一是密尔与妻子哈瑞耶特在婚前的书信往还。哈耶克在自己的著作中也经常提到密尔，其中多数对密尔高度推崇，将他列为自由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与洛克、休谟、亚当·斯密并列。但是他始终对密尔的社会主义倾向耿耿于怀。他认为，性格怯懦的密尔逐渐偏离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由于哈瑞耶特的强势影响所致。一旦密尔开始提倡分配正义，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抱持同情的态度，他造成 “一大部分自由派的知识人逐渐转向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

在哈耶克（以及其师米塞斯）的影响之下，中文学者普遍忽视密尔之后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史，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才是“纯正”的自由主义，至于密尔以后的各种社会自由主义，包括英国的新自由主义、美国的杜威以及新政式的自由主义，都背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正道。罗尔斯、德沃金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自由主义，以社会正义为核心价值，更沦为一种哲学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受此评价的影响，十九世纪后半叶以降的英国自由主义，往往不易进入他们的视野。

自由主义对于“判教”不会很感兴趣。它认为分歧多元既是事实也是一种价值，自然会自诩为一个 “大公”的教会，容许众多派别各行其是。此外，自由主义跨越不同的历史时代，所处的国度、社会、文化脉络也差异颇大，难免百花齐放。因此，“古典”自由主义与其后的“现代”自由主义之间如果有显著的差异，并不足以令人诧异。与其汲汲于评比、抉择，甚至判定为纯正或者误入歧途，不如先设法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会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工业革命后英国传统社会结构被破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来源：pammack.sites.clemson.edu）

明显的外在原因当然是社会、政治的变化：在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所处的时代之间，西方世界经历了三场革命：工业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这几件划时代的事件改变了世界，新一代的自由主义不能不调整自己，面对新的问题。在三大革命之后，英国自由主义与革命之前的一大不同在于，它必须面对“社会问题”：工业革命造成数目庞大的农村人口离开了原先的社会网络，流入城镇，形成都会底层的无产阶级，陷入贫困、愚昧、脏乱、疾病、失业以及各种堕落、犯罪的生活状态，已经不是昔日的教会、慈善事业或者济贫法所能因应。更严重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启发了英国的激进情绪，而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场景，更令中产阶级惊惧。他们不能不思考贫穷所衍生的种种问题，如何将原本温驯地接受了传统等级秩序，但如今却因民主呼声而蠢蠢欲动的下层民众，整合、纳入英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生活。“社会问题 ”及其所衍生的 “纳入”之必要，正是新时代的自由主义所面临的课题。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多数社会都由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处理贫穷所直接导致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出了福利国家，而这正是密尔之后英国自由主义关注社会问题的长期成果。福利国家的思路延续着十九世纪“公民”身份的扩张趋势，不仅让社会成员取得政治公民的身份，享有投票、参政等政治权利，并且设法让公民身份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从而让共同体的成员分享社会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成果。我认为，在密尔之后，自由主义正视社会问题，并且从“纳入”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决定了“现代”自由主义的特殊性格。这种自由主义并没有放弃对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追求。不过它的关注范围现在延伸到了个人生活的众多面向，“自由”因此必须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与机会。这条思路的思想结晶就是一八九〇至一九一四年之间涌现的“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型自由主义”，其实际的成就则是 “二战 ”之后改变了英国面貌的福利国家体制。

关于新型自由主义研究，迈克尔·弗里登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是一部经典之作。如今此书译成中文问世，我们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历史的一大空缺终于可望弥补。该书的内容无须在此介绍。但借着这本书的出版机会，我想要回到“将底层纳入社会”这个母题，除了指出上述三大革命所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之外，也简略勾画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一些精神思潮的改变，从而指出自由主义从古典到现代这个“范式转变”，是在什么样的心态氛围之中发生的。

Michael Freeden

贫穷当然不是到了近现代才出现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往往多寡悬殊，思想家为贫穷找到了“自然正确”的理据。古希腊人强调人的天生资质、禀赋不同，注定在社会中属于不同的阶层。后来的宇宙层级论认为“等级”乃是宇宙万有的根本原理，为穷人必须处于底层吃苦找到了宇宙论的解释。在另一方面，基督教虽然相信人性平等，却认为贫穷只是反映了人类在伊甸园外的艰辛劳苦，是人类堕落的后果。其解决方式并不在于消除贫穷，而在于全心追求彼岸的救赎。这两种观点都不否认穷人应获得同情与救助，但是贫穷本身理所当然，穷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摆脱贫穷。

到了近代初期，上述两种观点都取得了新的形式。用当事人的天生“质地”解释贫穷的思路，转成将贫穷归咎于当事人的懒惰、放纵等品格问题。慈善救助，会不会反而鼓励穷人耽于懒惰、酗酒？让穷人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会不会破坏社会的上下等级秩序？没有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国家的实力以及上层阶级的富裕、安逸生活岂能维持？另一方面，基督教鼓励安贫乐道，认为贫穷的生活可以帮助穷人保持谦卑，坚定对来世的信仰，又可以作为慈善事业的对象，培养上层阶级慈悲与助人的美德。说到底，虽然社会中的贫穷现象严重，但当时的欧洲人并未把贫穷看成“社会问题”。

古典自由主义者继承了当时社会上对贫穷的态度，虽然并不忽视贫穷问题，不过他们对穷人的态度也并不友善。在此我们只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十七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洛克。他在一六九七年所写的一篇政策建议，显示了他对穷人高度的不宽容。洛克认为穷困人口的急遽增加，主因在于“纪律的松弛与生活方式的腐化”：“德性与勤劳并存，恶习与怠惰共生”。对治之道除了关闭过多的酒铺之外，就是严格执行法令，例如未经许可即乞讨的身心健全男性，可以被送到港口强制做苦工，等到有船只进港，就送上船做三年水手；又例如伪造乞丐证件的人，初犯抓到割去双耳，再犯就发配殖民地的种植园；再例如要求每个教区都设立贫民学校，把母亲与孩子一起送进去做工，“计入工作的所得之后，教区就不再需要为三岁到十四岁的孩童的食物以及教育支付任何费用”。克蓝斯顿在他的洛克传记中，直指这份文件“恐怖”。

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中对个人权利进行了深入探讨（来源：gilderlehrman.org）

今天的读者对洛克的财产起源论并不陌生，即劳动可以将原本属于人类公有的事物转成私有财产。表面上这是一种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洛克并没有从此推出劳动者有资格享用劳动的果实，或者因此便有权利要求获得什么样的待遇；相反，由于劳动者身无恒产，所以根本不能享有政治权利。毕竟，由于投票权受到财产门槛的严格限制，在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通过以前，英国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成年男子具有政治地位，在洛克的时代，劳动者自然更没有权利要求改善他们的穷困状态。根据马克弗森的耸动诠释，洛克认为劳动者生活艰困，一心只求温饱，根本没有时间与机会思考其他问题，结果缺乏理性，并没有能力参与公共生活。马克弗森形容洛克的观点是：劳动阶级固然是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受到法律与制度的管理，却不是共同体的成员。

只用洛克为例呈现古典自由主义对于穷人的态度，当然不够全面。在希美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的《贫穷之理念》(一九八三)一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其他的例证，在此不赘。无论如何，早期自由主义深知贫穷现象的存在，也思考过因应贫穷的方法。不过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穷人本身所受到的伤害，而是在消极面防止穷人危害社会，积极的做法则是借着贫穷，迫使底层人口为社会贡献劳动力。

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自由主义对贫穷问题的态度开始出现了转变，从鄙视、谴责、惩罚，转向接纳，逐渐承认底层穷人也是社会的成员，并设法为这种成员身份提供具体的内容。借用马克弗森的说法，面对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必须处理的是：如何让底层阶级从“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变成“共同体的成员”。在相关思想问题上摸索了几十年，直到世纪之交，“新型自由主义”出现，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对底层的“纳入”，才有了较为系统的答案。

用“新型自由主义 ”一词翻译百年之前的New Liberalism，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一词已经被二十世纪末期的Neoliberalism鹊巢鸠占，说来有点委屈那一辈的许多“公知”型的思想家。幸而据说是北京大学李强教授的巧思，想到了还有“新型”可用，倒也不失与“古典”对照的重大用意。这种新型自由主义之“新”，固然在于它借用了一些新的生物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这是理论层面的“新”。但我想强调，更关键的“新”在于驱动它的精神是新的。换言之，自由主义从古典转向现代，一方面是为了因应十八世纪后期三大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承接了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心态巨变。在此，我想举出四个方面的心态变化，并在下一节说明这些变化应该如何理解。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十八世纪后期欧洲掀起了一场人道主义的心态革命，对欧洲人的道德意识影响极大，却往往被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所忽视。通常我们假定，面对社会上底层人口生活实况的凄惨与沦落，如果产生不忍之心，那是人性常情。但是“人之常情”其实是有其历史的：对陌生人——特别是对阶级、地位、生活方式均属于“低下”底层的人——的感受与苦难能够感同身受，并不是单纯的天生人性，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林恩杭特等历史学者指出，欧洲人道主义在十八世纪末的蓬勃兴起，正巧也是书信体言情小说横扫欧洲的全盛时期。这类小说培养（或者唤醒）读者移情感受的同理心，从而能够关注社会上此前遭忽略者的苦痛。这种道德感性的勃发，蔚然演化成了一场人道主义革命，到了十九世纪成为多种社会改革运动的动力。当黑奴、沦落风尘的少女、童工、囚犯、酗酒者以及动物逐一变成各类社会运动救助的对象，社会底层穷人的处境，当然也引起了大量的关注与讨论。

《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生平》(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是18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书信体小说（来源：ebay.com）

第二，心态与情感上的人道主义，在哲学上也获得一股强大新思潮的共鸣，那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情感伦理学。苏格兰的思想家们，既反对霍布斯与孟德维尔的唯我论，认为个人的自利无法说明社会合作，另一方面则拒绝自然法的理性主义，认为道德的源头在情感而不在理性或者利益的考虑。他们挖掘情感的道德意义，特别重视人性中对于他人遭遇的同情共感能力，借着同情以及关怀他人，形成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

第三，情感伦理学的一位主力人物是亚当·斯密，也是这位在身后经常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代表的亚当·斯密，发展出了一种社会观，对于多少世纪以来鄙视底层的成见，起了翻转的作用。不错，亚当·斯密主张市场经济，主张政府不要介入社会的自发运作，但是晚近的一些研究者如保守派的希美尔法布以及自由派的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hacker）均指出，他对于穷人与劳动者的同情与尊重，远远超过了古典自由主义。他认为无论在智能与道德两方面，穷人都与上层精英无分轩轾。他指出，社会下层人口对社会贡献了最多的财富，因此让他们分享财富，不仅符合公平的要求，也因为他们人数最多，处境的改善对社会整体幸福的增进也最大。他主张高工资，主张由国家主办强迫教育，务必让穷人都获得读、写、算的基本技能。这些，都显示亚当·斯密彻底挑战此前自由主义者对贫穷乃至于下层阶级的惩罚、排斥态度。

亚当·斯密对穷人较为宽厚的态度，与其归因于他个人的性情，不如从他的理论找依据。他用分工制度讲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个结果就是把在分工体系中占有位置——无论多么低下、边缘——的所有人，都纳入了社会体系。今天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只推崇分工体制的自发性格，却疏忽了亚当·斯密用分工（以及它所体现的“看不见的手”原则）所要解释的重点乃是社会合作：“分工”其实是一种形成社会“合作”的方式，虽然各个参与者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却有效地创造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分工说明了社会如何构成了“整体”，整体利益应该由参与者分享，包括处于社会最低端的人们。这种观点明白承认劳动者是“社会”的合作成员，突破了长期以来契约论对于社会成员的高门槛限制（独立自足），应该说比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解决了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之一面。

亚当·斯密 《国富论》（来源：raptisrarebooks.com）

第四，十八世纪末叶，效益主义（旧译“功利主义”）勃兴，对自由主义的转型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效益主义提出三个基础概念叙述道德经验，改变了道德思考的整个面貌。首先，它用痛苦与快乐所界定的“幸福”，把道德思考的着眼点，从古典哲学的德性与人格成就、近世哲学的权利与自主，拉回到最接近肉体的苦乐感受。精英主义者会认为效益主义庸俗，但不要忘记，这代表道德的日常化、身体化，承认了日常生活苦乐的道德意义。其次，它蕴含着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由于在界定苦痛与快乐的内容时，所考虑的是这些感觉本身，于是感觉者的身份与能力退到背景中无关宏旨的地位。道德哲学一向重视的是个人的道德资质与理性能力，视之为道德人格的前提，如今效益主义却完全可以忽视这类造成个人之间差别的人身特征。第三，效益主义虽从个人出发，却也发展出了一种跨越个人的整体或者公共概念，作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主体，换言之，一种由个人福祉加总而成的 “社会福祉 ”概念，在效益主义的思考里出现，成为日后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思考基础。

这些感觉方式与思潮流向的变化，一般政治思想史不会太注意；讲述自由主义历史的著作，通常也避开这类难以把捉的心态背景。不过既然它们在历史中发挥了极为真实的力量，我们还是应该设法理解它们的作用。借用一个保守主义者使用的字眼，我认为这些变化给自由主义提供了所亟需的一种“道德想象”。保守主义用“道德想象”一词，本意在批评自由主义的价值与原则过于抽象、唯理，对于人性的复杂以及世界的“无理性”缺乏踏实的认识，结果流于简化、教条与霸道，需要“道德想象”的补充，提供一种较为周全、具体的现实感。这个批评是不是成立可以讨论，不过“道德想象”并不是保守主义的专利，更不一定得出保守主义的结论。实际上，左翼的理论一样需要善用道德想象。在我看来，上一节所述心态、思想与文化在四个方面的变化，便是令自由主义受益的道德想象，帮助它适应三大革命之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机。

“纳入”的意思是跨越界线，接受原本被划在线外的人们或群体，承认他们享有界线内的地位与权利。但是如何跨越界线？自由主义的价值与原则，本身应该是普遍性的，并没有设定先天的界线，所以古典自由主义居然受制于种种当时社会设定的界线，后人会觉得难以理解。但是正因为概念本身并没有设定界线，也就不会指引我们如何跨越界线。面对界线，需要道德上的想象力来协助跨越，使思考者意识到界线另一边的人们——无论族群、性别、能力——与我们有类似需求、类似感受，也有类似的向往与类似的权利。回到十八至十九世纪，大众文学作品所带来的移情效应，设身处地之能力所引发的同情心，在分工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从事合作的经验，以及重视日常苦乐感受的道德思考，共同激发了多种社会改革运动，鼓励有心人跨越种种藩篱，开始关注各类社会问题。在这样的道德想象启发之下，自由主义超越古典的狭隘眼光，将自由、平等等价值扩展到社会的底层，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被认为是20世纪顶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来源：hilobrow.com）

当然，“道德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运作，在历史中如何蜕变演化，都还有待厘清。在我看来，道德想象乃是时代氛围的一个部分，并不能归诸思想者个人的独特禀赋或者眼光。举两个熟悉的例子。在五十年代，伯林整理自由的概念时，曾经强调“自由”与“自由的条件”是两回事，自由与平等也是两回事。这种分辨，在概念分析上说得通，但在具体的自由、平等问题上并无意义；伯林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不容这样的截然划分。现实感一向清明的伯林，会舍弃基本的想象而屈从于概念游戏，只能用当时的冷战环境来解释。十几年之后，到了罗尔斯、德沃金等人重建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时，对于自由、平等等价值所发展出的诠释便更为丰富，自由与机会的平等均要求具备“公平的价值”。但请注意，这并不是纯粹概念分析的结论；相反，他们对于政治价值的想象之所以更为踏实，很可能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潮挑战之下，他们受到美国社会现实的警醒，对这些价值的铺陈自然不会重蹈冷战年代的覆辙。

回到本文的原始问题：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发生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简单的答案是新时代提出了新问题，自由主义如果不想成为前现代的旧历史，就必须与时俱进。那么这种转变是进步还是走入歧途呢？在两个意义上显然是“进步”。第一，现代自由主义的涵盖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跨越阶级、性别、族群的界线；另一方面延伸到政治以外的社会与文化领域。两方面的扩大，给原先遭排斥的人群带来的福祉显然都是正面的。第二，这种扩大发自一种道德想象，反映着自由主义本身的道德敏感度在提升，它的理论主轴在权利之外加上了关怀的成分，追求自由之余还强调平等。这是一种道德的成长与成熟，与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的道德进步趋势相互激励。

今天，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中文世界一片蓬勃气象，宏伟的理想与华丽的理论推陈出新，引人入胜。不过我相信，直面现实中的迫切议题，乃是任何道德理论与政治理论“可信”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身边有明显的“社会问题”存在，窒息了无数人的生活与希望，而道德思考与政治理论居然好高骛远，务大务虚，不知如何回到人间，那么参考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经验，寻找在今天适用的道德想象，应该是政治哲学获得社会重视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