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版图》读后感精选

《思维版图》是一本由[美] 理查德·尼斯贝特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维版图》读后感(一)：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

看此书之前，我也和本书作者一样认为世界上的人们看问题的方式是相似的。读此书就好像是跟随作者的一次旅行，让我在旅途之后看到了思维世界的模糊轮廓。

本书有西方著作的一个通病，大量重复论述。但其精华之处也毋庸置疑。

西方文化倾向于从事物之中剥离出抽象的本质并将其作为规律进行对其他事物的控制，而中国人更倾向于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无法剥离的，中国文化倾向于通过事物之间的联系分析问题。

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对事物的看法比较极端非对即错，中国人倾向于社会的整体和谐性更注重团体和谐，倾向于中庸之道。

西方人认为事物是不变的，一个规律可以作用于相似的事情而中国人认为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应该结合环境具体考虑问题。

西方人重视物体属性，而中国人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联。

《思维版图》读后感(二)：思维的边界如何而来

挺有意思一本书，因为跟同事闲聊中得到启发，想了解下东西方人思维的差别有哪些。于是从政治、哲学、历史等多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举证的过程有点枯燥，主要是数据有点多。但是结论还是挺有意思：

1、东西方人思维最核心的区别在于，东方人（以中国人为代表）关注事物的整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这导致大家重因果、却同时追求矛盾的关系。西方人注重个体，认为个体的C位价值是最重要的，整体常作为背景因素被忽略掉了。这简单表现出来就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演绎&逻辑，名词&动词。

2、思维的不同，是从不同人群表现出来，但产生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历史发展、社会实践，形成了不同的思维边界和版图；这种边界和版图，在不断重复的发展、实践中，又会进一步加强。

3、文化单一性&多样性。社会、民族、世界的融合，会导致文化差异性缩小，现在不同流派之间关于单一性和多样性的争执，其实从历史长河看，最终依靠科技完全跨越地理限制、人们可以任意流动、真正的成为一个社会、民族，文化会形成形式上的单一性。但这种单一性，却是从无数多样性的文化融汇而成，最终的单一性下，也会存有多样性的切片。

《思维版图》读后感(三)：中庸之下

1.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是否应该成为国家意志？当我们不以为意，自然而然地接受这样那样的顺理成章，听入并相信了所有的“是对的”和“为你好”，最高指示=法律的时代将会重演。

2.集体主义将个人主义的不稳定因素剥离，让我们能够顺利度过上升阶段，而它所要面临的浩劫也是必经阶段。

3.辩论对于专制是一种挑战，例如“马克思是对的”此类本应是一个辩题，而不是一个定理。

4.改革开放四十年，个人主义开始为集体主义涂脂抹粉，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5.我们否认人可以操纵环境的观点，而是认为人要适应环境。这点从马云对996的议论中即可窥见。资本家当然致力于培养工人对于工作的热情，我们经历过无产阶级革命，也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时光流转，刀俎依旧是刀俎，鱼肉依然为鱼肉。

6.辩证使我们竭力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法实质上是不解决。

7.同时体验相互冲突的情感，让我们最终选择了“那就这样吧”。

8.中国是缺乏Democracy根基的。随着时代发展，民众的个体权利意识越来越突出，与Totalitarianism之间的摩擦也将愈演愈烈。但我们作为一名社会公民，所做的一切事都不能给社会带来不安和动荡，这是前提。轰轰烈烈非所求，每一步都要慢慢来。

9.“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如果不再有文明的冲突，那么人类历史也就走向终结了。大自然中蕴含的自然规律对人类社会同样适用，无论怎样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也跳不出自然规律的方框。

《思维版图》读后感(四)：东西方思维大不同

随着地球村的概念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到我们身边，随之带来的思维、文化等的碰撞，让我们不得不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老外要这样想？为什么老外头脑这么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这本书的作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站在更多的角度向我们解读了到底中西方思维差距在哪儿。

作者先从历史上几个典型的故事出发，表明中西方的思维差异现象存在，引出中西方思维差异确确实实存在这个结论。接着他开始论述到底这种思维差异在哪儿：

比如关注和感知的模式：东方人关注环境，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而西方人关注物体本身。再比如很多时候东方人看到的是变化而西方人看到的是静止；在世界观上东方人的先哲们认为世界是由连续的物质紧密联系构成，西方的先哲们则认为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原子构成的。解释事件的方式上：东方人看到的是包括环境在内更庞大的网络，而西方人关注事件中物体；东方人喜欢强调各种关系而西方人喜欢归类；在辩论上东方人喜欢中庸之道，平等的接受两个矛盾的命题（彼此都退一步和气生财），而西方人更喜欢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容易走极端。

这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东方人更喜欢强调集体意识，而西方人更多的是强调个人意识。我们东方人从小就被绑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家人、同事、同学、朋友，我们在这些关系中与其他人相互联系，和谐的关系是社会生活主要目标。西方人行为举止更多强调纯粹独立，我就是我，他们对自身独特的特点有很高的估计。另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东方人喜欢纵览全局，西方人喜欢紧盯目标，也是我们常说的东方人见“林”，而西方人见“木”。我们东方人善于从整体观的角度看问题，大环境、背景事件、事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所以我们看问题是复杂的、易变得、联系的；而西方人则倾向于简单地看处在事件中的个体、物体本身。

最后本书的作者根据这些差异向我们发问，想法、看法不一样，真的有关系吗？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呢？放眼整个国际社会，这种分歧产生三种结果，无非就是要么这种中西方的差异部分慢慢被同化，要么变得分歧越来越大直至冲突的产生。作者的预测，也是希望的第三种可能方向当然是世界大融合：世界或许往同化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分歧，但这种同化也是建立在各种社会关系价值观相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新认知的基础之上的。

这本书总体来说理论知识写的还是很值得一看的，但是很多例子写的颇有些琐碎，一些句子写的也叫人看的头疼。所以，适合快速翻看。

《思维版图》读后感(五)：思维的文化差异

如果我说，古今中外的人思维大体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思考所使用的部位是大脑——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就像小猫生来，不是说有的喜欢抓小鸡，有的喜欢抓大象，然后两只见面聊天，一个说我喜欢抓老鼠，然后另一个说巧了，我也一样。不过，就日常经验而言，我们也同样会感受到，虽然说大框架没什么差异，但是在细节上却不尽相同，正如作为异性恋男，虽然都喜欢女人，我喜欢紫霞你却一直拒绝她，而与小甜甜一起看月亮。故事的悲惨之处在于，紫霞独对你一片痴心。理查德·尼斯贝特在《思维版图》中就是在大力宣扬这样一个发现：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思维上存在差异。

在一个实验中，理查德·尼斯贝特等人给日本与美国被试者看一幅图片，上面是池塘的一个横截面，里面有水、鱼、水草、青蛙等，日本人更可能会说“这看起来是一个池塘”，而美国人更可能说“那儿有一条大鱼”。与此类似，其他相关研究显示，东方人考虑问题更侧重“整体性”或“大局观”，注重大环境与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西方人则强调逻辑、原则，关注个人的决策与行为。尼斯贝特举例说，在对杀人案的报道中，西方新闻探讨的是杀人者的性格，而东方媒体关注的是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他还指出，西方人发展出科学而东方人更迷信，东方人数学考试成绩更好但是却更好出科学家，都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导致的。

为何东西方人会有这种思维上的差异？最终的答案是，因为她们的文化存在差异。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此处所谓的“东方人”与“西方人”，是指数量最多、代表了平均状况的普通人。尼斯贝特以芝诺的飞矢不动为例，概括说从古希腊人开始，西方人以为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但是你或许知道，比芝诺更受推崇的赫拉克利特却以变化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著称，他的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接近尼斯贝特所理解的东方的“阴阳”相克相生观。也可以再举一例，或许你还知道，社会学三巨头中的涂尔干，提出过一个“失范”的概念，正是以社会整体视角来解释自杀现象。可以这么说，所有在西方出现过的思维倾向，在东方也都存在；甚至，所有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理论，在东方也都产生过对应的理论。Ruth Benedict曾提到过一个great arc论。给一个文化足够的发展时间，就像中国这样连续不断的大族文化，所有这个大弧上的元素都会被引入文化——也就是说，所有大文化都是一致的，只有小文化各有各的不同。

尼斯贝特尝试解释东西方为何不同时，以芝诺对自然的思考，对比中国人“塞翁失马”的故事，以说明前者有一种线性逻辑思维，或者有一种复杂矛盾思维，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尤其是当他认为西方人静止地看世界，而东方人不懂矛盾律的时候，这种架空分析到了一种滑稽的程度。这就类似于泰勒与布留尔等人觉得土著文化中的人相信巫术就是智力低下，或者按照弗林效应认为前人比现代人愚笨。芝诺是提出飞矢不动这种设想，但是庄子不也也有“三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思考吗？孔孟、韩非这些人关注社会建设，柏拉图不是也构思了他的理想国吗？中国有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不也提出了the doctrine of the mean吗？难道像《俄狄浦斯王》、《汉姆雷特》这样的千古名篇在西方传唱，不是因为它们所表达的世事的复杂与难以把握吗？以希腊人对自然的一种简化尝试与东方人对世事的复杂考虑做对比，来说明东西方思维不同，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尼斯贝特又说，古希腊人追求自由与个性——或许以此对应西方的个人主义倾向；希腊人对世界有强烈的好奇，于是“发现”了自然，并发展出辩论对应的逻辑论证思维。与之对应，中国人讲求“和”谐，关注家庭与集体，缺乏好奇心，喜欢串门儿不是辩论。他的这种论证看上去像是在许多材料中挑挑拣拣，选出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能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叙事的，剪剪贴贴成一个“理论”。比如他在解释中国人为何缺少好奇心时说，中国自称“中心之国”，对“外国人带来的故事没有什么兴趣”。这其中隐藏的逻辑是，中心之国厉害，所以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也就没了好奇心或求知欲。但是，那些求知者，比如科学家，是发现自己比别人厉害之后就没了好奇心与求知欲，不再研究了吗？尼斯贝特此处混淆了外来的优越感与内在的求知心二者作为人的行为驱力的不同。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有问题，他又补充说“在中国，人们对知识本身从来没有强烈的兴趣”，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自然要从两个方面来追溯。一个是东方人与西方人生来是否有差异，即基因上是否有差异。不妨举一个别的例子。中国人乒乓球世界霸主地位无人能撼，是否说在这方面中国人基因跟外国人相比有特异之处？或者，中国人足球很差，是否在这方面与外国人有异？相比与好奇心这类特点一样，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远小于一个族群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比如说，阿根廷最有足球天赋的梅西与马拉多纳，与中国最有足球天赋的梅东与牛拉多之间的差异不大，而与踢球最差的阿根廷阿猫与阿狗差别很大；梅西与马拉多纳与阿根廷阿猫阿狗之间的差距与梅东与牛拉多与中国阿猫阿狗之间的差距又类似。所以说，不是说中国人天生缺少好奇心，没有求知欲。

但是中国未见到梅东与牛拉多。不过，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这二位或许在或者曾经在中华大地的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搬砖。她们不是没有这种天赋，只是没有得到发展这种天赋的机会。中国很少出大发明家或大科学家，只是因为缺少培养这类人的环境，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说，天才的种子或许每个时代都有，但若没有滋养种子的土壤或土壤贫瘠，种子也无法长出或营养不良。这不就是国人所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所要表达的意思吗？你或许记得，Samuel Johnson曾说贫穷压不垮天才，莎士比亚总会崭露头角。你或许知道，他自身由于贫困辍学，最终靠自己努力终于出人头地、得到承认，说这话难免有点逞强的意味。

那么，差异自然是来自环境。人的智能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化，或许造成了东西方思维的不同。由此说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类似的环境下人们会发展出类似的文化，尽管frozen accidents可能会带来某些不同。这也是为何人类的文化在大视角上也逐渐“趋同”的原因。“思想在向西迁移”，就像世界各地的传统巫医最终都会向现代医学进化一样，世界各地的人在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都会追求同样的价值，如平等、自由，并非是一种东西之争或古今之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化的一种自然且必然的结果。换句话说，虽然说历史上人类各地族群之间，在外部条件上曾经差异很大，比如在机器轰鸣的工业时代，有些人还住在灌木丛中，就像bushman；而在今天人工智能时代，还有人住在灌木丛中，就像亚马逊丛林里的Moxihatetema人，只是因为很多族群文化发展缓慢，只要有机会，所有族群都会发展出或说融入现代文化，有类似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爱好与追求。

东方人的整体观、大局观，她们的家庭观、社会观，对关系的重视与对社会伦理的关注，源自于她们的被称作“集体主义”的文化、精神或思想倾向。这种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艰难生存环境之下的我称之为“抱团策略”的生存应对方式。条件恶劣的话，单个个体难以生存，而团结力量大，以人类的出色智力，就会发展出集体抱团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人智能之中有益于抱团的“本能”就会浮现出来，比如个体就会激发出一种爱集体的情结，你会看到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受到外来威胁的时候会爆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比如会发展出一种抑制个体的倾向，因此才有“枪打出头鸟”这种谚语——尼斯贝特提到，东方人更赞许“人多保险”，并且西方女性与东方人的想法与反应类似，恰好可以作为印证：所谓人多保险，其实是一种自保策略，人们选择从众是为了保全自身；西方女性与东方人类似，正是因为她们在西方性别歧视文化下，生存状况依然不佳，至少相对于男性来说如此。

尼斯贝特还提到，古代犹太人、现代的少数民族如非洲裔与西班牙裔美国人，思维模式都更接近东方模式。这些都是可以用于说明，所谓东方思维，不过是一种困难生存环境产物。由此可以解释所有东西方思维的特点与差异。在困难的生存条件下，利益必然是第一位，首先要生存下去。所以这些人关注的是日常事务，被尼斯贝特说成是缺少“好奇心”。雅典人不一样，她们有奴隶来劳动，如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中所说，在这种条件下才会养出一批专门从事“脑力”活动的闲人，尼斯贝特自己也说，雅典人把“自由地追求知识”看作是“休闲”。他还说，古希腊显然是个富裕的商业社会，更何况她们最初打赢了好多仗；相比之下，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且不说被哀叹“生之多艰”的民众没有这种闲情逸致，甚至那些有条件思想的人，那些争鸣的百家，关注的也多是社会民生，无论是否是当时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的原因所导致。

虽然说人的天生智力类似，但是根据后天环境调节自身，这就是人类智能的可塑性所在。这种调节会发展与汇聚成一些公共思想潮流与行为规范，也就是文化，然后对文化中的个体自身又构成影响与塑造。在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个体的基本动机是融入集体，而文化也是要维护集体自身。所以，就个体自身来说，她并不是要讲求对错，而是要跟她人搞好关系，许多情形下看上去就是不讲原则甚至没有原则。反之，生存容易的话，人们就有了别的追求，所以西方人可能会坚持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就会显得对别人漠不关心、对大局毫无考虑。简单来说，抱团文化下，人们的行为是以生存相关的利益为思考的核心，无论这些人自己是否意识到；所以东方文化主流关注的总是社会伦理，注重实用而不是纯理论，尽管也有张衡、王充这样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而西方则有机会发展出科学——当然也必须看到，这种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漫长的中世纪里受利益驱动的宗教压制了科学。

集体精神或说抱团文化要求个体根据集体的要求行事；换个角度，个体也会根据外在的环境调整自己的看法与行为。不难理解，这种文化下的人，不会认为个体的“性格”特征能够说明她的行为，毕竟抱团文化下个体是变色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这种环境下，出了事之后，也可以想象人们会首先考虑环境是怎么了，导致这个人做出了这种行为。抱团人把个人的行为，看成是个体对环境做出的一种应对。尼斯贝特把东方人教育自己的孩子说成是把孩子看作是“接收机”，即给她们一套规范与指令，让她们来听从与遵守。显然，这是在灌输一套生存策略；在抱团文化中，个人“创新”的、不循规蹈矩的行为，显然都可能会对集体的凝聚力构成一种威胁。因此，对个体的要求是顺从。你或许会想到，这正是安妮特·勒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发现美国工薪阶层与更穷的家庭中父母教育自己孩子的方式。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所谓的东西方思维差异，正是环境（与文化）导致的人采用了不同的生存策略，对应了mindset不同的适应性变化。

有人说中国发明了“家庭”，这肯定是一种误解。最初的时代，每一个族群文化都一定是从把家庭看作是价值核心开始，它的生物基础显然是“亲缘选择”。作为一种基础本能以及利益计算方式，任何社会都存在这种现象，只是相比之下或多或少而已。也就是说，尽管西方文化推崇个人主义，她们并非没有家庭观念，也并非不在家庭基础上抱团；她们也并非不关注关系，尽管主流精神或许推崇个人奋斗。Dario Maestripieri在《猿猴的把戏》不就揭穿了与中国颇为相像的意大利的裙带关系社会，以及美国也非常普遍的类似的社会现象吗？日本人家庭观念已经衰落，显然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已经进入新阶段；不再家庭上抱团生存，但是进入“公司”社会，那么在竞争之下，个体就会进入一种公司抱团状态，所以日本会从家庭文化转变为公司文化。中国最近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这种生存条件的变化，必然会引发“上层建筑”的变化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或许可以说明为何在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新文化现象，比如婚姻的代际冲突、女性主义的觉醒等。

多数普通人的智力、思维或思想，常常由先天基因的特点与后天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它的含义不仅是说，一个人的头脑，将被她个人出身的家庭、阶级的状况所决定，比如类似说一个出身差的人会“被贫穷限制想象力”，或者缺少对应的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与我所说的“人格”特质——勒鲁已经很好地解释了不同的阶层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从而塑造出孩子不同的人格，这也是对环境的某种适应的结果——如果你出生在亚马逊丛林的某个部落里，如《数字起源》所说，你将没有任何可能拥有现代数学方面的任何知识。所以说，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现代社会所有的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以及发达的媒介提供的接触知识途径，那么一个人就可以通过这些“知识”，引入一些新的内容，更新与完善自己的认知，从而超越出身对自己的限定。出于利益的考虑，人们多半焦虑于自己出身的不佳，以及担忧阶层固化导致自身的劣势，但更重要的是底层出身对人最大的影响其实是你思想的品质与人格的问题，它们与最终的价值与意义问题直接相关。

在历史上任何社会里，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就来自对环境的适应，正是这些人造成了东西方思维，或者意大利人与美国人、亚马逊人与英国人、中国人与日本人思维的区别。但是，总有少数人超越了一时一地，作为“世界”人，作为“古今”人，在思维上没有这种区别，或者差别没有那么显著。以我与波普尔为例，如果说我们在思维或思想上存在区别，将是由思考的速度、风格与掌握知识多寡导致的，而这种差异也是我要努力消除的，即是说，我也要努力提高自己思考的速度、掌握正确的思考方式与增加自己所知。也就是说，这种差别本质上是“优劣”的体现。而现在所谓的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实际上是适应环境的智能所呈现出的一种倾向，或者说prime效应，因此导致人们在“测试”中，尽管处理的是无关的问题，启动的还是那些常用的系统。假如我们增加知识与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就有机会超越这种进化来的、对环境进行适应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超越用于生存的“生态理性”，获得一种康德所谓的完备理性。不同环境带来适应思维的差别，但是完备理性思维却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