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战争与贸易的读后感大全

《朝贡、战争与贸易》是一本由袁灿兴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页数：53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朝贡、战争与贸易》读后感(一)：大明朝的大航海时代

这是一本写明朝的好书。

首先本书采用国际视野来写明朝，走出了传统写作只局限于朝代史自身的局限。其次，本书详细记载了明代朝贡秩序创立的东方区域组织，这个区域组织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看头。在宏观来看对整个明朝在区域发展上也很有贡献，方便我们阅读时以史鉴今。

第三，本书更是深刻分析了大河文明（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别，这种区别不只在形式上，在思想意识和精神层面也有显著不同。第四，在大航海背景下也不忘分析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规律，并指出了这种规律的根源，即农耕文明下重农抑商，本质上无法解决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第五，也是这本书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对历史细节的考察和再陈述非常吸引人。比如传教士在明朝及南明历史上的作用，葡萄牙人租住澳门的历史细节，明代江南苏样生活的社会描绘，民间海商在东南亚的漂泊生活等等，都非常耐读。

这本书希望通过对大航海时代明朝的表现的审视来给当下一定的启示，虽然书中这种启示着墨不多，但仍然能看到这种用意，阅读时足以令人细细品味，开拓了很多思考历史的角度。

《朝贡、战争与贸易》读后感(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所有皇帝的噩梦

袁教授出了新书，讲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对历史写作者来说，在他们眼里，每一段繁华的尽头都是无边的凄凉，明朝也一样。无论航路如何向全球拓展，或者万邦来朝，或者贸易发达，最终只能从核心开始溃败，从而前功尽弃。

如果从明朝往前再看一二百年，南宋，阿拉伯人沿着海路进入中国，贸易兴盛，一片盛世景象，宇宙的中心在泉州。一艘大船沉没了，船舱里的钱币久久地沉于海底。那时的宋币，就像今天的美元，是国际通行货币。兴盛吗？最终还是亡于蒙古人。与其说是亡于蒙古人，不如说是亡于宋帝在泉州对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的颟顸与无礼。不尊重商业，只承认皇权的结果，就是逼着蒲寿庚叛宋投元。

如果从明朝往前再看七百年，所谓开元盛世。阿拉伯人、粟特人……纷纷定居在长安。从西亚迤逦而来的客商，从日本坐船过来学习的僧人，官宦家中的昆仑奴，以及长安城里的外国人定居点。这是天宝年间之前，那个包容开放的大唐。而后是什么？安史之乱，牛李党争，然后进入纷乱的五代十国。停止了开放，因为权力的稳定更重要。

如果从明朝往前再看一千五百年，那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代。中国人吃上了葡萄和石榴。班超主持西域都护府时，开心地就像裂土而王的一个土皇帝。那是开放的时代，以及朝堂里外戚宦官互相竞争的开端，随即，中国历史进入三国至南北朝的沉沉黑夜，人们一片一片地死去。

如果从明朝往前再看两千五百年，殷商的人同样喜欢贸易，喜欢在贸易中获利，并取得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商人大力推动对外贸易，还发明了车辆。为了进一步开放获利，他们不惜发动战争。技术和商业是重要的，人命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在帝辛被周朝推翻的时候，殷商仍然处在和东夷的战争中。

三千年以来，总是有一些时代能感受到改革和开放的需求，他们要走出去，去做生意，让金钱流动起来，让生活更能过得去，人活得更像个人。然而这和皇权的诉求是南辕北辙的。皇帝的诉求是权力的稳定，要在一片稳定的状态下实现长治久安的梦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所有皇帝的噩梦。

于是，纵观过去的三千年，人们会发现，时代总是在开放和封闭之间摇摆。即使明朝是中国古代最为黑暗的朝代之一，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进程里，也终于不可避免地重蹈了历史上所有开放时代的悲剧命运。

读过袁灿兴教授的这本新书，也可以再往后看看清代在坚船利炮之下的开放，对于“三千年来鬼打墙”的倒霉命运，也许还会有更深一点的理解。

《朝贡、战争与贸易》读后感(三)：一部大明王朝的世界史

一直以来，袁灿兴的历史写作都极其勤奋而多产，这在大学体制内作者中非常少见，毕竟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从最早的《晚清裱糊史》《军机处》《中国乡贤》到近两年的《准噶尔：草原帝国》《大唐之变》《朝贡、战争与贸易》，几乎是一年一部新书。豆瓣上显示出来的书有二十部的样子。这样的创作量，即使放在专职作家身上也是非常可观的。

《朝贡、战争与贸易》与他以往的历史作品不太一样，这部书基本可以归入经济史范畴，与一般的明代经济史相比，这部书的内容丰富程度和可读性要高得多，因此也非常好看，尤其是适合大众读者阅读。

关于明代经济史，前几年曾经出现过一部大众畅销书，那就是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大变局》。相比之下，袁灿兴的这部书的叙述更全面和更系统一些，他将目光放大到整个大明王朝的三百年兴衰发展过程，并将其置于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所开辟出来的全球史背景下，全书充满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细节。

袁灿兴并非明史专家，也不是专治经济史的学者，这让他的写作始终着眼于“大历史”这个主题，既能深入又能浅出。这种历史写作态度也曾是黄仁宇先生所一直倡导的。

在比较流行的许多明朝史图书中，一般都喜欢渲染权谋、宫斗和战争之类的主题，而贸易、经济、国际关系等等则极受冷遇。这种历史观的差异其实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更应该从历史中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也就是说，更应该关心贸易和经济之类话题。从这一点来说，袁灿兴写作这部明朝史具有别开生面的深远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吴晗、孟森等老一代历史学者的眼光。

关于中国历史，学界有"唐宋之变“的说法，即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迈进近代社会，海上丝绸之路带来海外贸易的兴起，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愈演愈烈。但这种近代化与身处大航海运动中的明朝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当李鸿章在19世纪末喊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其实这场大变局早已上演了三百多年。

袁灿兴在这部书中，讲述的时明朝闭关锁国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反反复复，既有外部冲击，也有内部压力，他也指出，所谓开放，也只是关心一些实用技术，主要是奇技淫巧之类的武器技术，而对人文社科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文艺复兴的硕果从来未能在中国得到应有的呼应。即使以月港和广州为中心的丝瓷茶贸易如此繁荣，也未能带动中国的工业革命。虽然美洲白银改写了中国货币史，但并没有改变明朝精英的天下观和传统的朝贡思维。最终，佛郎机和红夷大炮也没能挽救大明王朝灭亡的命运，而明朝的灭亡仍然是在中国历史的传统叙事中完成的，即在农民暴动和胡人入侵中被改朝换代。

葡萄牙是近代最早的殖民帝国，他们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无数个殖民地和商业据点，大的如巴西，小的如澳门。

袁灿兴在本书中详细描述了葡萄牙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时的窘境。与幅员辽阔、人口繁多的大明王朝相比，葡萄牙虽然睥睨天下，但在明朝面前真的只是一个蕞尔小国。在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葡萄牙人终于学会了入乡随俗，通过行贿获得了在澳门半岛的居住权。关于这件事，一般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但至于是怎么行贿才获得如此巨大的”法外开恩“，一般都对此语焉不详。

袁灿兴在书中告诉读者，大明朝廷之所以默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部分原因是葡萄牙人手中有嘉靖帝所急需的龙涎香。“许久以来，他们(广东官员)向葡萄牙人求索此物，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称呼龙涎香，直到前一年(1555)广东海道释放了一个葡萄牙人，得到少许(一两三钱)后，才知道龙涎香在我们语言中的称谓。”由于皇帝急需，导致了龙涎香价格暴涨。此后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上，多带有龙涎香，一两价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