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十八讲》读后感摘抄

《诗歌十八讲》是一本由陈黎 / 张芬龄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歌十八讲》精选点评：

●恨不得自己会书中所涉全部语言

●坦白来讲，虽然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学生，我对诗歌还是有一种触不到的隔膜。然而这并不档次我对两位学者、译者、作家和诗人的钦佩和仰慕。通过阅读他们精心挑选的诗歌片段，并结合他们剪裁出的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往往能以小见大，从微小的铅字排列出得出许多关于诗歌的真切感悟：伟大的诗人（作品中选择的多为诺奖得主）往往并不伟大于开天辟地的创举，而在于对日常生活中新意的开掘。诗歌是凡人用来对抗平庸的武器，也是或因袭或反抗传统的重要载体。它是文学的集大成的“代表”，也是诗人生命体验的凝结。读完这本书后，我也想开始自己的不成熟的诗歌练笔了。

●十分精彩。无论是译作还是各个诗人的汇聚与评论，读来只觉畅快与开阔，丝毫不减任何繁重，只是每一个诗句每一个诗句印在了心头，说是一本“讲诗”的书，但更像是烛光映照下黄昏的美术馆，庞大但切肤的美与各色情感，连同着所有诗歌之美一同涌来。

●速读完一遍，改天还得再仔细读读

●为里面不少休斯的译诗，我真是喜欢他啊

●陳老師夫婦的愛詩錄，我作的序。

●我要把这漫长冬至夜的三更剪下，轻轻卷起来放在温香如春风的被下，等到我爱人回来那夜一寸寸将它摊开。 我生性疏懒，上天知之甚详。千万人间事中，他只指派我一样：管山，管水，莫让俗人侵扰。 拉金《离去》：有一种黄昏进来，跨过田野，没有人见过，并且不点燃一盏灯。远远看去像丝一般光滑，然而当它贴近膝盖和胸膛的时候，并没有带来安慰。那棵树到哪里去啦，那棵把大地和天空锁在一块的树？是什么在我的手底，我无法感觉到？是什么东西使我的双手沉甸？ 爱这么短，遗忘这么长。 这是暂歇的季节——白鹭在退潮的浅滩觅食，一排䱡鸟在污泥滩拍动羽翼，时而白，时而黑。一阵雾霭飘离海湾。你外出办事驾车经过，起风了，在这样的时刻，眼角瞄见之物尽是幸福喜乐。

●基本涵盖了华语圈影响大的诗人，对文本的分析有点浅，但对作者讲得比较全面。引用的诗歌原文很多，多是作者翻译的，也可以当一本诗歌选集来看。

●因为爱，才懂得那些诗人与诗篇

●极好的诗歌赏析！

《诗歌十八讲》读后感(一)：在5与7之间

我对诗歌最初的好感源自小说《邮差》，那时聂鲁达对他身边的年轻人说，“孩子，给我一个好的比喻，让我安静地死去。”一瞬间我好似福至心灵。诗歌竟是可以让人坦然面对死亡的存在，而生命，如此沉重又如此轻盈，妥帖地躺在一个安静的比喻里。

感慨之余却又不免好奇，究竟什么才是诗歌？是“一个好的比喻”，还是一类文学样式？是一种逻辑的激昂，一番热切的祈祷，还是如里尔克所说，诗是经验？一个屡屡被提起的问题，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或许帕斯说得对，“如果我们要研究一部作品，修辞学、文体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文学评论的规则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一种规则都无法告诉我们诗歌的本质。”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起定义，更重要的是体验，是理解，是声音与声音的碰撞。对之前满足于诗歌带来的感官享受的我来说，陈黎、张芬龄夫妇合著的这本《诗歌十八讲》，正是一次学诗悟诗的体验。在这十八堂诗歌鉴赏入门课里，诗的骨肉被重新揉塑成型，诗人成为他诗句的注解。

译诗自古是难事。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有一句话恰可用以反驳所谓“诗是不可译的”，在一封致里尔克的信中，她写道，“对于诗人来说，母语是不存在的。写诗就意味着翻译。”我想这大约也可以用作陈黎夫妇四十多年来译诗写诗的注解，他们的工作，正是试图让诗歌超越语言。譬如在翻译美国诗人希尔曼的《出神》时，为了体现原文“I left the world & felt a world”中left与felt的妙用，译者以“我诀别这世界又别觉一个世界”优雅地再现了诗句的对称性。而陈黎在《千代尼注释》中以诗注诗，以四条鱼、三角恋与圆满结局的短诗作千代尼俳句“蚊帐的一角/松开：/啊，月亮”的注解，将古今两种分别包含四角、三角与圆形的奇思妙想描绘得有声有色，亦叫人不得不拍手叫绝。俳句有5-7-5的的格式，诗的变化无穷却不是十七个音节可以圈住的。

作为陈黎、张芬龄夫妇四十多年来翻译的诗集导读或译序的结集，《诗歌十八讲》不仅论及多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书中论及普拉斯和泰德·休斯、罗伯特·哈斯和布兰达·希尔曼两对夫妇的内容亦与夫妇二人的长年协作相映成趣，恰使我想起伍尔夫关于女性创作的发言，“诗歌除了父亲，还应该有母亲。”而文章中对女性思想的把握，尤其是对达菲《世界之妻》的解读，也显示出女性视角的独特之处。善以动物诗写人性的休斯在《雨中之鹰》里展现了人性与兽性、天空与地面、血与泥可以置换的双重性，通过译者的解读，这画面呈现出细节的精确与颜色的完备，诗句中溢出的冷峻，似要将人逼至再无立足之地。某种程度上，诗人与诗的沉重融为一体。在为诗歌准备的这张沾满颜料的画布上，我们已避无可避。

辛波斯卡曾在诗中借海参的断裂重生比喻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性。我想，理解诗歌或许正是一场时空回溯的旅行，我们借由诗句与想象，回到蝴蝶自茧蛹中羽化的那一刻，诗人落笔，诗歌从肉身中升起、分离，成为“不会完全死”的部分。在辛波斯卡的诗句中我们终于获得另一重救赎，《这里》《事实上每一首诗》《冒号》：《三个最奇怪的词》。“写诗的荒谬”使我们超脱于诗人落笔的时刻，得以从时空旅行的裂隙中逃进规则之外的平行世界。

《诗歌十八讲》读后感(二)：诗心的追问

诗歌，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在时下能够静下心来去读的人越来越少了，诗歌因此变得日益小众。而诗人却从未远离生活，他们是生活冷静的旁观者，他们的心是属于时代的，热烈的跳动，执著的追寻，他们的使命是抒写时代，是映照现实。诗人是寂寞的舞者，他们的诗是炽热的火焰，孤独的燃烧。

不忘初心，在诗歌的国度里默默耕耘。这样的人始终是少数，陈黎、张芬龄即是属于这个少数的群体。他们是诗人，也是诗歌评论者，在诗歌的园地守护了了四十载。他们是辛波斯卡、聂鲁达最早的译者，译有《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二十首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疑问集》等众多国外诗人的诗作。

陈黎和张芬龄合著的《诗歌十八讲》这本书，是两人长达四十年的诗歌评论结集。十八讲中涉及到的诗人有十四位，其中聂鲁达占了三讲，辛波斯卡占了二讲。陈黎和张芬龄所选择译介的诗人，有些不为人所熟悉，如与谢野晶子、黄真伊，更多的是举世知名的欧美诗人，如英国桂冠诗人泰德·休斯，休斯的伴侣、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英国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20世纪最伟大的拉美诗人之一的巴列霍。

诗歌是与时代相始终的，好的诗歌作品如实反映时代，是对现实的艺术提炼和升华。《乱发》是日本女性诗人与谢野晶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她冲破明治时代的精神桎梏，把自我意识的觉醒用高度洗练、概括的语言写进短歌，强调个性的自觉，她的诗让人感受到热烈和奔放，充满着强烈的官能色彩，诗后余味无穷。“血液燃烧，/梦的旅店/激爱的一夜：/神不会贬抑/这样的春行者。”陈黎、张芬龄赞美与谢野晶子，说她“情热，恋短，歌流香。”简练而准确。

同样是关注自我，追求个性的解放，黄贞伊更多的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个昙花一现的韩国李朝时期的女诗人，被誉为韩国的李清照。她用自己的出格举动挑战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她写出的时调初读之下让人喜爱不已：青山里的碧溪水啊不要夸耀你的轻快，/一旦流到沧海你将永远无法再回来，/明月满空山何不留在这儿与我歇息片刻。”抛却这首诗中的故事不说，单从诗本身来看，在劝世人抓住时间、及时行乐之外，何尝不是让忙碌的现代人放下求名利的心，求得精神的慰藉和满足。黄真伊的身世扑朔迷离，她出身富家却最终成为妓女，经历的不幸，却是诗歌的幸。她的诗中许多大胆精准的巧喻，在陈黎看来比起英国玄学派诗人邓恩也不落下风，“差别是：她比他早一个世纪！”

同与谢野晶子、黄真伊相比，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前者。时人评价普拉斯是继狄金森、毕肖普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女诗人。她创造了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巅峰，她的诗有强烈的穿透力，意象诡谲多变，语句炽烈，节奏疯狂，人们说她是“海妖般的阴冷，女巫般的力量。”普拉斯把诗与生活对等，“不写诗我没法活。它就像面包与水，或者绝对本质的东西。”如何看待她的诗，一位拥趸这样说：“读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你可以强化自己的神经，锻炼自己的胆魄，测试自己的心理，丈量自己的梦想。”可谓中肯。陈黎在“女性角色与自我价值的反思”一节，通过解读《精灵》诗集，把普拉斯在爱情、婚姻、家庭和事业之间抉择的痛苦，一层层剖开呈现给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普拉斯同与谢野晶子十分相似，两人都求得个性的解放，都通过诗歌描写自我，两人都是痛苦的。但又有本质的不同，读《普拉斯书信集》，你会发现一个真实的普拉斯，她的最终自杀实在是自身性格的悲剧，不能完全责怪特德·休斯的背叛。她在诗中说：“女人最后臻于完美/死去的身体，带着大功告成的微笑/她赤裸的双足，好像在说/走了这么远，可以结束了。”

与女性诗人偏重于自我不同，男性诗人的视野则要开阔得多。英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出现了两位大诗人：拉金和特德·休斯。王佐良这样评价拉金：“拉金的成功正在于：在浪漫派的感情泛滥之后，在现代派的技巧与理论泛滥之后，在奥登一代狂歌之后，他能头脑冷静地从写实入手，用一种硬朗的机智建立了一代新的英国诗风。”陈黎敏锐地捕捉到了拉金的与众不同，说他感性敏锐可与丁尼生相侔，赞扬他的诗作往往具有戏剧性或叙述性的情节，细节在于阐明情节和角色的若干层面。认为拉金的诗在简单的外表下，有着耐人寻味的深层意义。陈黎在具体的诗歌解读中，拉近了读者与诗人的距离。

拉金拒绝了桂冠诗人的荣誉，休斯则坦然接受这项桂冠。陈黎评价休斯，说他诗作线条粗犷、风格狂烈，作品中有普拉斯的影子。休斯力图通过他的动物诗、植物诗中，来协调活力与死亡、喧嚣与和谐两股互相冲突的势力。希尼则志在挖掘土地与生命的灵魂，他的诗关注人类的劳动，把极平常的日常生活入诗。陈黎赞扬他说，“这一类诗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当今英语诗人无一能及。”希尼的诗是忘我之境的产物。

达菲的《世界之妻》以女性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观照由男性主导的世界，陈黎对达菲的这本诗集评价颇高，说它“充满欢乐，活力四射”。这种不同视角的诗的写作，是诗人努力突破的结果。当代美国诗双璧的哈斯与希尔曼，在创作中也力避传统意识的束缚，希尔曼的图像诗《楔形的晨歌》，就突出奇想，在诗句中插入小括号，并用高达31种文字来描述黑鸫。这种诗型的扩展无独有偶，发表《太阳石》的帕斯的诗，就有很多奇特的创新，读者不妨翻阅这部诗集。帕斯不仅如此，他还受日本俳句的影响，创作出短诗，如“浪之翻跃/一小时比一小时/一天比一天/绿/更年轻/死亡”。

拉美诗人中，聂鲁达是深受我国读者喜爱的大诗人。他最为引人注目的诗就是他的爱情诗，我们都不陌生，《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广为人知。但这首诗的翻译并没有做到“信”，相比较而言，陈黎的翻译更加忠实可信，他的翻译是《我喜欢你是沉默的》。陈黎的译本为什么好？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这篇书评（附豆瓣地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335922/）。聂鲁达的三部爱情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船长的诗》和《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是爱情诗中的佼佼者。陈黎以其娴熟、准确而充满情感的翻译，把这三部诗集完美地呈现给了我们。

巴列霍是秘鲁最重要的诗人，置于20世纪拉美或西班牙语诗人中，他都是最璀璨耀眼的一位，很多西班牙读者认为他比聂鲁达还要伟大。他的诗歌魅力，在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看来，“他总是一再在诗中写到他的家人，这些诗充满力度和勇气，比我读过的任何其他同类题材的诗都要美丽。”巴列霍自己说过，现代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必须被精神所汲取，再转化为一种新感性。陈黎评价巴列霍的诗说，“巴列霍的诗可说是非常复杂，……他将语言解体、重组，以求暴露原本隐藏的经验的神经；他记录、鉴照了他个人以及整个时代的恐惧、孤寂、希望、失败与理想。巴列霍并不是理智型的诗人，对他而言，每一首诗都是以苦难为发条，充满‘奇异而必然的真理’的果实。”

捷克国民诗人赛弗尔特因其自由联想的丰富意象和浓烈的情感，深受本国读者的喜爱。只是由于捷克语难以完美译成其他语言再现其诗作的美妙之处，而未能广泛流传。陈黎独具慧眼向我国读者译介赛弗尔特的作品，发掘诗人在作品中流露出的美，并把这种美通过有力的语言传达给我们。

诗人永不停歇的创作欲望，努力突破自我的陈规。辛波斯卡总是努力改变写作方向，进行深广的探索。“她既是孤高的怀疑论者，又是慧黠的嘲讽能手。她喜欢用全新的、质疑的眼光去观看事物；她拒绝滥情，即便触及爱情的主题，读者会发现深情的背后总有一些反讽、促狭、幽默的影子。（陈黎）”她的《离婚》一诗，就让人在忍俊不禁的阅读过程中陷入沉思。

这部诗歌最后一位诗人是特朗斯特罗姆，陈黎评价他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融合瑞典自然诗歌的传统与现代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风格，连接西方与东方，意象明晰、准确且惊人。他以简洁洗练的文字，生动有力的意象，让想象与创意‘如地面之水大量涌进新掘进之井’”十分有趣的是，特朗斯特罗姆与帕斯一样，都深受日本诗歌的影响。他的短诗写得意象清晰而深刻，“橡树与月。/光。沉默的星座。/冷海”简单的几个意象的罗列，引起读者的相关联想营造一幅美的画面，诗意流淌其中。

陈黎、张芬龄对于诗歌的阅读与写作，用了一个形象的主题，即是“小宇宙，大趣味”。他们把自己投入到诗歌中去，沉浸在阅读和翻译、创作的快乐中。他们积四十年的心得，把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化为文字，如潺潺小溪水，汨汨流进读者的心田。诗歌与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诗心良苦，阅读却是充满快乐的。这种快乐在《诗歌十八讲》随处可寻。因为懂得，所以快乐。

《诗歌十八讲》读后感(三)：想象陈黎

他们彼此深信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

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

但变化无常更为美丽

——辛波斯卡《一见钟情》｜陈黎 译

胡续冬：

花莲乡下人

在90年代初，我们仍在校园中，当时的外国文学资源，尤其是外国文学诗歌的译著远没有现在这么充沛，而西方现在诗歌的译著本来就比80年代能够获取的资源要少很多了，西方当代的或者现代主义以来的诗歌引进渠道比现在少很多。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读一些我们能够读到大陆市面能找到一些资源以外的其他的东西。最早知道陈黎的名字，是源于学校图书馆当时有有一套红皮的系列，远 景出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有陈黎翻译的聂鲁达。而且当时还有一些其他渠道，通过朋友复印辗转流传一些台译本的，陈黎这个名字在当时作为一个诗人和译者接触到，印象也非常深刻。

大概2009年我第一次见到陈黎。当时是在黄山的两岸活动上，陈黎和另一位诗人焦桐两个台湾诗人去了，焦桐现在是台湾排位第一的美食家。那次是陈黎第一次来大陆。我有点奇怪，认为以陈黎在台湾的地位和资历，应该早就过来溜达好几趟了。

他说我是花莲乡下人，台北都不敢随便去，更不用说来大陆了。我知道在台湾黎叔是比较孤傲的，他在台北师大读的书，英文非常好，他写作整个发端期比较早，在很多杂志和活动上，很早他就开始扬名立万。但是他自觉回到了一个十万人不到的小城市花莲，一直在花莲待着。

人字拖的邋遢彪悍

以2009年之前我对陈黎翻译的东西、写的东西的了解，我觉得咱们宝岛上的蒙事的二混子很多的，你别看很多人顶着国学大师，这大师那大师的光怀，其实那边很多蒙事的，因为台湾的大学太多了。2010年我去台湾教过半年书，我教书的大学还不错，是1949年前大陆中央大学挪过去的，在台湾也叫中央大学。但是我周围有一些大学，我之前打死都没有听说过，旁边有一个叫做万腾科技大学（音），再过去那边一个山叫做玄奘大学，非常让人觉得奇怪，整个岛都是大学那种感觉。在全岛都是大学的情况下，以陈黎的这种学养，他一辈子居然是一个中学老师，我很差异。问起这个时候，陈黎说他感觉自己跟这个大学体制八字不合，转不过来，一直在中学口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到退休（陈黎1988至2011年在台湾东华大学兼课，教授现代诗选等课程）。好多人都误以为他是某某大学教授、著作等身，其实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中学老师。你们想象你们中学里面有没有一些怪咖老师，除了平时在中学教你们以外，好像有一些诡异的江湖活动，跟其他中学怪咖们一起举办一些什么诡异的活动，他是属于这种。

在台湾中央大学交换客座半年时间里我去了花莲两次都是看陈黎。到台湾以后，我找一些他以前翻译的东西，包括他以前写的东西，系统性的读了一下之后，陈黎一个人让我改变了我对台湾写作，就是诗歌写作的看法。冷霜作为我多年的好朋友知道，我对台湾整体文字能力和写作状貌持极端的否定态度。这两年有一些小说家我很喜欢，像甘耀明、张大春等，诗歌这方面，我始终觉得台湾诗歌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负面的借鉴。但是陈黎身上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因为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对整个广阔汉语世界之外的写作资源，那样一种求知的欲求和迅速将之转化并且依靠翻译的方式进行直接吸收的强大驱动力。还有他自己在对待语言、对待写作形式上有一种非常怪咖的形式主义的姿态，这些都和以前我们所接受的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什么继承中国文化温婉的传统什么的，完全不一样。他身上有特别台客的一面，就是踢着一个蓝白拖，身上拉里邋遢走到街上随地乱吐痰的那种彪悍劲。

他本人确实也是这样。我2009年在11月份见到他在黄山，南方没有暖气，陈黎穿着一双人字拖，包括上黄山，光脚踢一双人字拖上黄山。他说就是一个不穿袜子不穿鞋的人只爱人字拖。我每次见到他都是光脚一双人字拖，而且隐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东海岸泥土深处的脚臭，给我带来腥臊并举的活力，这才是真正的写作。

手残党的仓鼠症

和他交往过程当中，我感觉陈黎是一个在诗歌阅读方面宽度和精细程度上，对尽一切可能能抓到的稀缺资源迅疾获取的冲动方面，坚持不懈地寻找更新的诗歌资源的劳作强度上，这种打开眼界的迫切性的强度上，哪怕年轻一代里（大家外语也都很好了），能够和陈黎媲美的，我觉得在汉语诗歌界里很少见。我们也不乏一些较年长的译者，从写作或者诗歌批评出身，这两年也转入诗歌翻译，但是他们在对整个汉语世界之外的诗歌演进谱系认知的广度上和陈黎是不能比的。

另外一个方面陈黎在阅读的癫狂和精细这方面太勤奋了，真的经常能够写到手残，他是整个胳膊不能动了，他是用多大的力度在写东西、译东西。我在北大有一门课讲现代主义以来的世界诗歌，我每学期会挑一些在汉语世界里认知不是特别多的诗人。我特别希望挑一些比较冷僻，但是在他们自己的语言脉络里面又非常重要、只是在因为讯息不对等知之甚少的一些人。每当我发现，我觉得找到一个没有多少人了解的诗人的时候，我稍微谷歌一下，结果总能在一大堆外语文字里面，突然发现陈黎的文学仓库。

因为陈黎有一个仓鼠症，他以前所翻译的、做的访谈、写的文章、写的诗……所有这些东西都堆那。我是2000年发现这个文学仓库的。很多很偏门的诗人，结果谷歌一看已经被陈黎刨过了。我印象特别深一个丹麦女诗人英格尔·克里斯滕森，非常巅覆人们对女性诗歌写作刻板化印象的，大家觉得女性诗人，特别神经质的，写一些童年阴影、死亡冲动、黑暗的毁灭意识……不对，她是一个高度理性思维的人，她最早是被陈黎翻译的，我非常吃惊。

诗人译者的轻慢与郑重

我后来刻意了解了一下他的工作方法，作为诗人陈黎是怎么一回事。他有他非常癫狂的一面，有他非常轻慢的一面，包括对台湾诗歌人际关系的轻慢，包括对台湾写作秩序的轻慢，但是对待翻译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郑重的。

比如说他翻译巴列霍，我发现他和他所参照的英译本之间，有时候英译本和他翻译出来的汉语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却惊人地和西班牙语原文贴近。我注意到他家里面各个语种大字典非常多，虽然陈黎是很会利用网络资源的人，他对实体字典、工具书的信任，尤其是在充分利用英译本资源的同时也不排除参照原文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上，我是非常佩服的。

一个诗人作为译者译了什么东西，可能转化到他的写作里吗？平时我对此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一说谁翻译了什么，必然写作会受影响，我觉得这个挺滑稽的，太简单化了。但是在陈黎身上我见到，翻译的东西真的能够转化，虽然转化的方式是剧烈的。

当我读他翻译的聂鲁达的漫歌，尤其是《马祖匹祖高地》。他的译本读完以后，你再看他写的花莲系列的那种，你马上明白了他借聂鲁达很多的。我发现聂鲁达对印加人的态度某种意义上默默转化成陈黎对东海岸台湾原住民比如太鲁阁人的理解，他有很多诗写东海岸众多原住民地名来源的名称，就是靠这些名称垒起来，形成一种“马祖匹祖高地”的效果出来。

冷霜：

他对世界诗歌的热情可能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人

我是2014年陈黎受邀来中国人民大学做驻校诗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之前也读过他一点东西，包括他译的辛波斯卡。2016年深圳有一个诗歌活动，我客串做主持，刚好那一场的嘉宾之一是他，所以有了更多的交流，我记得那次我们聊音乐聊得比较多。

爵士乐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交集，我们因此聊了不少爵士乐的话题。再见到他，他送了我一张他自己刻的光盘，是他收集爵士乐的一些音频和影像，里面有一些我比较熟悉的爵士乐手的东西，但我之前完全没见过。胡续冬说他有“仓鼠症”，我这也算是领略到一点。

2017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个诗歌交流活动，行程安排会见到日本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诗人蜂饲耳，陈黎知道我们这个活动后，就用微信发过来一批他翻译的蜂饲耳的诗，这让我非常吃惊。他阅读和翻译的视野实在太开阔了，不仅翻译那些我们都熟悉的已经经典化的诗人，像这样年青的诗人他也都会关注。可以说他对世界诗歌的热情可能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好像所有有价值的外国诗歌，他都已经读过，都正在把它变成汉语文本。

当代汉语诗人里，诗歌翻译和创作量都很丰沛并且都显示出创造力的诗人，其实为数不多。对一个诗人来说总有精力上的选择，也有对自己才能的判断。陈黎非常特别，他在写作上和翻译上都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同时他写作的创造力也毋庸置疑。我也是在读了陈黎的诗之后，对台湾当代诗歌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诗歌，在台湾诗歌概念里是所谓前行代诗人，像纪弦、余光中、郑愁予，他们的诗有某些具有共性的样貌品质，比如抒情上的温柔敦厚，语言上较多优雅的书面语等等，因此也逐渐会有些审美疲劳。

这次读《诗歌十八讲》，我最初理解是他过去翻译外国诗歌时的一些译序的合集，叫“十八讲”似乎有些奇怪，读下来我才发现，这个书名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谈他所翻译的诗人的方式，非常切合诗人和作品本身，看上去似乎有些老派，比如先从诗人的生平经历讲起，然后进入他的文本，但他讲得很精细，信息量很丰富，也透出了他自己的体会，对读者来说的确是非常好的导引。

女性诗人的比重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是相当大的

翻译对诗人来说首先是一种更深入阅读的方式，我觉得，陈黎译诗有一个特点，他翻译的时候似乎并不格外突出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和特质，而是把自己放得比较低，尽可能地贴着作品文字本身，而没有把自己在写作上的创造力和语言的个性和趣味过于直接地施加于翻译。有一些诗人在翻译时比较注重自己的个性，使翻译成为创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翻译作为理解这个诗人的创造力和艺术个性的一个媒介，但如果从理解他所翻译的对象来说，这种翻译有时并不完全贴着原文自身。而陈黎翻译的态度和方式显得比较“老实”，这和他在写作上显示出的那种大开大阖的个性形成很明显的反差。

另外，这本书有一个值得注意和体味的地方，就是它是陈黎和他太太张芬龄两个人的诗歌笔记，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琢磨，哪些地方是陈黎的，而哪些地方体现出张芬龄的声音，这其实很难辨析，也可以由此看到他们夫妻两人合作的默契和紧密程度，不过也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比如这本书在介绍外国现代诗歌的时候，女性诗人的比重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是相当大的，在前17篇里涉及到的15个诗人里，女诗人就有六位，我想这应该也跟翻译中张芬龄的参与和选择有关，至少在最前面日本和韩国两位女诗人这里我能感觉到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很有价值的地方。

江汀：

我期待能够早一点看到它们的出现

我是80后诗人，我第一次真正见到陈黎老师，和冷霜老师一样，也是在2014年。当时，陈黎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驻校诗人，学校为他举办了一场朗诵会。朗诵会上，大家人手一本朗诵册，小册子上选取了不少陈黎自己的诗作，以及他们夫妇俩翻译的各国诗人的诗作。

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诗，叫做《蝴蝶》，是陈黎夫妇所译的犹太诗人奈丽·萨克斯的作品。奈丽·萨克斯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一年她与另一位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分享荣誉。在这首诗中，奈丽·萨克斯写出令人震惊的死亡经验，而这当然与她的犹太民族创伤经验有关，就像保罗·策兰那样。我一直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四行：

2015年夏天，我参加了在福建举办的一个诗会。在这次活动上，我第二次见到陈黎老师。当时，我有机会与陈黎老师结伴而行，交谈很多。他特别关注我在北京的生存状况，关注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北漂写作者的经济压力，并且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同时，他也谈到自己在台湾花莲的生活，谈到自己的教师职业，谈到他的正在美国攻读音乐学博士的女儿。我十分感谢他对我的诸多勉励。

我注意到，在这本《诗歌十八讲》中，陈黎夫妇谈论的几位诗人，他们的陈黎、张芬龄版本还没有引进到大陆出版，我期待能够早一点看到它们的出现。同时，在漫长的译著生涯中，陈黎夫妇所译介的诗人名录，远远不止这十八讲中的十多位诗人，如果全部辑录出来，他们也许能够整理出上百篇文章吧。这就不止是诗歌“十八讲”了……（一百零八讲都是可能的，胡续冬补）

《诗歌十八讲》，2019陈黎、张芬龄诗歌笔记东方出版社

当当购书

《诗歌十八讲》读后感(四)：胡续冬：他们对世界诗歌演进谱系的了解，是少有人能比拟的

陈黎是台湾著名诗人、翻译家，他和夫人张芬龄一起，在台湾从事外语诗歌翻译四十余年，成果丰硕。陈黎、张芬龄夫妇的翻译，既涵括聂鲁达和辛波斯卡这样的知名诗人，又涉及雨果·克劳斯这种在中文世界较少为人所知，但在他自己的文学脉络里却非常重要的诗人。近年来，陈、张的译诗开始在大陆出版，并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

新近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十八讲》，是陈黎和张芬龄四十余年译诗及评诗的精选之作，所涉诗人涵盖古今东西，所做讲解贴合诗人和作品本身，是对想要了解广大诗歌世界的读者的很好的引导。

2月24日，在码字人书店，由《诗歌十八讲》一书的责编杨园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胡续冬、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冷霜和诗人江汀一起，和读者分享了他们和陈黎的交往、他们所了解的陈黎的翻译和创作，以及他们眼中《诗歌十八讲》的价值所在。从他们的分享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大陆对世界诗歌以及对台湾诗歌翻译的接受史。

陈黎对整个汉语世界之外的诗歌演进谱系的认知，是少有人能比拟的

胡续冬：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读到过陈黎翻译的东西了。图书馆里有一些台译的西方现代诗，其中就有陈黎译的；而且当时我们还有一些渠道，通过朋友辗转复印到一些台译本，从中看不同的汉语知识体系下的译介或者谈论方式有什么不一样。我在90年代同时接触到作为诗人和译者的陈黎，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次见到陈黎大概是在2009年黄山的一个活动上，十年来大家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那次我知道陈黎是第一次来大陆。台湾有几个诗人，像余光中这些，我骨子里非常讨厌，因为他们整个带坏了我们对文字的基本感受力，但是这样一些诗人经常往大陆流窜，两边通吃。我有点奇怪，以陈黎在台湾的地位和资历，应该早就到这边来溜达过好多趟了。但他说他是花莲乡下人，台北都不敢随便去，更不用说来大陆了。

我知道在台湾黎叔比较孤傲的，读书在台北读的，台师大，英文非常好，他写作的发端期比较早，在很多杂志和活动上，很早就开始扬名立万。但是他自觉回到了一个十万人不到的小城市花莲，一直在花莲呆着。

以我的了解，台湾蒙事的二混子很多。你别看很多人顶着这大师、那大师的光怀，其实很多蒙事的，因为台湾岛上大学太多了。2010年我去台湾中央大学教过半年书，觉得很奇怪，有整个岛都是大学那种感觉。在全岛都是大学的情况下，以陈黎的这种学养和资历，他一辈子居然是一个中学老师，我很诧异。问起这个来，很多朋友都说可能因为黎叔的个性和大学体制八字不合，所以一直在中学口，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到退休，好多人都误以为他是某某大学教授，著作等身，但他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中学老师。

（补正：陈黎曾于1988年至2011年间，在台湾东华大学兼职授课，教授“现代诗选”、“现代诗写作”、“诗与音乐”等课程。）

活动现场照片。左起：江汀、冷霜、胡续东、杨园。

2010年在台湾的半年，我去了花莲两次，每次都去叩拜过黎叔。那时我找了一些他以前翻译的和创作的东西，系统性地读过后，改变了我对台湾诗歌写作的看法。冷霜作为我多年的好朋友知道，我对台湾诗歌，特别是在大陆流传比较广的那一部分台湾诗歌，基本是持呵呵态度的。台湾的小说家我有不少喜欢的，张大春、骆以军、甘耀明什么的，但诗歌这方面，我始终觉得台湾诗歌很多时候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负面的借鉴。

但陈黎让我改变了看法，因为他的写作体现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体现出对汉语之外的广阔世界的写作资源的求知欲和转化能力，他依靠翻译的方式对这些资源进行了最直接的吸收。另外他自己在对待语言、对待写作形式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怪咖的形式主义的姿态。

他身上有特别台客的一面，就是一双蓝白拖，身上邋里邋遢走到街上的那种彪悍劲，他本人确实也是这样。2009年11月在黄山，我第一次见到他，南方没有暖气，他就穿着一双人字拖，包括上黄山，也是光脚穿着一双人字拖。他说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不爱穿袜子也不爱穿鞋的人，只爱人字拖。

在和他的交往中，我感到陈黎在诗歌阅读的宽度和精度上，特别是在对一切可能抓到的最稀缺的诗歌资源进行最迅疾的补课的冲动上，在汉语诗歌界，哪怕在年轻的、外语很好的一代人里，也是少有人能同他媲美的。

而且他太勤奋了，真的经常能够写到手残，翻译或写作，写到整个胳膊不能动了。我在北大有一门课讲现代主义以来的世界诗歌，每学期挑一些在汉语世界里认知不是特别多、但在他们自己的文学脉络里又是非常重要的诗人来讲。每当我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宝，一个没什么人了解的诗人的时候，我就在谷歌里检索出陈黎对他们诗歌的翻译来。陈黎有一个仓鼠症，他所有的翻译、访谈、写的文章和诗，都放在网上，网上很早就有一个叫陈黎的文学仓库的地方。

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丹麦女诗人，英格尔·克里斯滕森，非常巅覆人们对女性写作的刻板印象。大家往往觉得女诗人，总是特别神经质地写一些童年阴影、死亡冲动、黑暗的毁灭意识之类的东西，但她是一个高度数理化思维的人，她写诗能够像建模一样，一首诗里面可能是Nature或者《柳叶刀》的知识含量。这么一个诗人，最早是被陈黎翻译的。

荷兰语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雨果·克劳斯，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也知道他写小说。他的诗非常好，我们汉语世界没有多少人译，我以为找到一个冷僻的点，很高兴，结果一谷歌又蹦出来陈黎的文学仓库，他翻译过雨果·克劳斯。

像巴列霍在拉丁美洲这么重要的诗人，我们大陆无论是赵振江老师从西语译也好，还是黄灿然从英语译也好，都是比较晚近的事，陈黎很早就在译了。而像聂鲁达这种体量非常大的诗人，陈黎是有计划有部署地一本一本在译，让人十分佩服。所以他一方面是查漏补缺式地翻译我们汉语世界里不太被熟知的诗人，此外对于他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诗人，他扛着一把非常艰难的锄头，一锄头一锄头挖个几十年。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8.3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 2014 / 南海出版公司

我后来有意了解过陈黎的工作方法。作为诗人，陈黎有他非常癫狂的一面，有他非常轻慢的一面，包括对台湾诗歌界人际关系的轻慢、对写作陈规的轻慢等等。但是对待翻译，陈黎是轻慢的反面，是非常郑重的。

比如说他翻译巴列霍，我发现他和他所参照的英译本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种不一致，却惊人地和西班牙语原文更贴近。他和他太太在大学主要都是学英语，但是他们也选修过西班牙语，再加上努力地翻查字典，他对巴列霍的翻译是参考了西班牙语原文的。他不甘心自己完全从英译本出发、完全借助中间译本来翻译，力求在英译本和西班牙语原文出现分歧的时候，以原文的意思为准。

在翻译辛波斯卡的时候，他真的是抱着巨大的一本波兰语辞典在翻译。为了译辛波斯卡，以及之后他接触到的其他波兰诗人，他大致修过了波兰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他以英译本为主要参照，然后拿着一本波兰语辞典，对照原文和英译本看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有差异应该遵从哪一个，怎样权衡和考量。

虽然陈黎是很会利用网络资源的人，但他家里面各个语种的大字典非常多。充分利用英译本，同时不排除参照原文的这样一种工作方法，是国内很多以英语作为中介来翻译的人没有达到的，这让我非常佩服。

大家这些年都很好奇一个现象，即诗人作为译者的传统。在英诗、汉语诗歌里都有这种传统，包括早一点的卞之琳和穆旦，当代也有很多，包括冷霜也是一个译者。一个诗人作为译者译了什么东西，可能转化到他的写作里吗？平时我对此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一说谁翻译了什么，必然写作会受影响，我觉得这个挺滑稽的，太简单化了。但是在陈黎身上我见到，你翻译的东西真的能够转化的，而且转化的方式是很剧烈的。

我读他翻译的聂鲁达的《一般之歌》（大陆译成《漫歌》），尤其是里边的《马丘比丘之巅》，在台湾译作《马祖匹祖高地》。他的译本读完以后，你再看他写的花莲系列，你马上明白了，其实他从聂鲁达那里借了很多。我们一般接受聂鲁达影响的人，很多接受的是聂鲁达那一整套非常巨大的修辞方式，或者抒情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和历史的爆炸力，但是陈黎是在聂鲁达对美洲原住民的再发现里头，找到了他对台湾东海岸原住民文明的再理解。聂鲁达对印加人的态度某种意义上默默转化成陈黎对台湾东海岸比如太鲁阁人等原住民的理解。

此外，陈黎对音乐很是痴狂，是非常罕见的音乐发烧友。他的收入并不高，就是普通的中学老师，他用了大量的收入买各种黑胶唱片和顶级的家庭音响。他听的音乐非常多、对音乐接受度也非常广，从中世纪修道院的圣咏，到黄金时代的古典乐，再到民谣、摇滚，包括原住民音乐，整个世界音乐谱系他都非常喜欢。而且他不同的房间有时候放不同的音乐，走进一个房间是日本音乐，再到一个房间是爵士乐，再到一个房间可能变成了民谣什么的。

音乐上他也是有仓鼠症的。你们看过葡萄牙的电影或者去葡萄牙旅行过会知道，fado（法朵）是葡萄牙最精髓的音乐形式，是一种伴奏歌唱，很多葡萄牙诗人都为fado写歌词的。fado唱出来声音特别悲戚，它能够很好地诠释葡萄牙式的乡愁在。我偶然知道陈黎听fado，我以这个名义把他请到我们外国语学院来。

陈黎、张芬玲夫妇在翻看自己的音乐收藏。

北大有一个巴西文化中心是我在张罗，我说你来巴西文化中心讲葡萄牙的音乐fado，他就真的来了。来了以后我发现，他的资料库是非常巨大的，他为了自己琢磨fado的形式，除了fado老天后、新天后的歌都听过以外，好几首重要的fado的歌词，他也自己按照英译本翻译过来，英译本让他觉得不妥当的地方，就又通过谷歌翻译、查字典等方式根据葡萄牙语原文改过来。

而且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字幕组。西班牙有一个导演卡洛斯·绍拉，他导过一系列的具有音乐人类学意味的电影，其中有一部纪录片拍的就是fado。为葡萄牙fado，绍拉拍了一整部片子，而陈黎则自己给这个片子做了一个字幕，就为了给自己的朋友看，他也不发到网上。我让他讲的时候，他把片子调出来，很兴奋地把字幕加进去，说你看这是我翻的。他后来还告诉我，有很多他热爱的电影，他不满足在台湾或者大陆字幕组的翻译，他自己做字幕，而且做完字幕就是为了自己看，为了他收藏的这部电影能配备自己觉得能够接受的字幕。他是一旦喜欢什么东西就会非常沉醉的人。

花渡 (2007)

8.3

2007 / 葡萄牙 西班牙 / 纪录片 歌舞 / 卡洛斯·绍拉 / 里卡杜·波拉克 Camané

陈黎和张芬龄的译诗贴合原文肌理，他们具体的合作方式是个秘密

冷霜：胡续冬把陈黎作为诗人的一面，和他翻译上投入的热情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我是2014年陈黎受邀来中国人民大学做驻校诗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之前也读过他一点东西，包括他译的辛波斯卡，但那次的交流并不多。

2016年深圳有一个诗歌活动，我客串做主持，刚好那一场的嘉宾之一是他，所以有了更多的交流，那次我们聊音乐聊得比较多。因为那时他正要在大陆出一本谈音乐的书，叫《世界的声音》。他音乐聆听谱系非常宽广，而其中一脉是爵士乐，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交集，我们因此聊了不少爵士乐的话题。

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

7.1

陈黎 / 2017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再见到他，他送了我一张他自己刻的盘，是他收集的爵士乐的一些音频和影像，里面有一些我比较熟悉的爵士乐手的东西，但我之前完全没见过。胡续冬说他有“仓鼠症”，我这也算是领略到一点。

2017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个诗歌交流活动，行程安排里会见到日本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诗人蜂饲耳，陈黎知道我们这个活动后，就用微信发过来一批他翻译的蜂饲耳的诗，这让我非常吃惊。他阅读和翻译的视野实在太开阔了，不仅翻译那些我们都熟悉的已经经典化的诗人，像这样年轻的诗人他也都会关注。可以说他对世界诗歌的热情，可能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好像所有有价值的外国诗歌，他都已经读过，都正在把它变成汉语文本。

刚才胡续冬说到陈黎的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想到这个问题，当代汉语诗人里，诗歌翻译和创作量都很丰沛，并且都显示出创造力的诗人，其实为数不多。有的诗人在翻译上花了很多精力，写得并不多，有的诗人写作很出色，外语也不错，但并不是很有兴趣做诗歌翻译。我们最熟悉的例子是张枣，甚至有人为他没有翻译更多诗感到遗憾，觉得他浪费了自己的外语才能。对一个诗人来说，总有一个精力使用上的选择，也有对个人才能的判断。

陈黎非常特别，他在写作上和翻译上都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同时他写作的创造力也毋庸置疑。我也是在读了陈黎的诗之后，对台湾当代诗歌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诗歌，像纪弦、余光中、郑愁予这些，读他们的诗使我们产生了一些既定的印象，感觉在他们的作品里有某些具有共性的样貌品质，比如抒情上的温柔敦厚，语言上较多优雅的书面语，等等，因此逐渐也会有些审美疲劳。而陈黎的诗，腥臊并举，荤腥不忌，非常的活泼生辣，改变了我们对台湾当代诗歌的印象。而且他对汉字本身从字形、字音、字义生发出来的游戏性的发掘，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次读《诗歌十八讲》，我最初理解是他过去翻译外国诗歌时的一些译序的合集，叫“十八讲”似乎有些奇怪，读下来我才发现，这个书名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谈他所翻译的诗人的方式，非常贴着诗人和作品本身，看上去似乎有些老派，比如先从诗人的生平经历讲起，然后进入他的文本，但他讲得很精细，信息量很丰富，也透出了他自己的体会，对喜欢这些诗人的读者来说的确是非常好的导引。

胡续冬：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本书构成了一种体式的迷宫。书名叫《诗歌十八讲》，一本书一旦叫什么什么讲，就给人感觉是公开课的那种形式，类似知识分享的罗胖那种鬼，但本书的副标题是诗歌笔记，笔记是一个人在孤独地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和自己对话、知识积累的方式。

主标题是“讲”，副标题是“诗歌笔记”，实际上还包括这些年他和他太太共同翻译这些书时写作的译序或导读，所以此书有三种不同的体式类型，在三个类型的交叉地带。既有讲的一面，也有自己补课学习的一面，也有刚学完了，刚刚搞清楚怎么回事，请读者跟我走一遍的导读式的文字。这种混淆的迷宫效果，是非常有意味的。我们说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特殊知识你真的以“讲”的形式来灌输会是很荒诞的，而这本书在讲、笔记和导读之间构成了非常微妙又非常有利于接受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

冷霜：翻译对诗人来说首先是一种更深入阅读的方式，我觉得，陈黎译诗有一个特点，他翻译的时候似乎并不格外突出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和特质，而是把自己放得比较低，尽可能地贴着作品文字本身，而没有把自己在写作上的创造力和语言的个性和趣味过于直接地施加于翻译。也有一些诗人在翻译时比较注重自己的个性，使翻译成为创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翻译作为理解这个诗人的创造力和艺术个性的一个媒介，但如果从理解他所翻译的对象来说，这种翻译有时并不完全贴着原文自身的肌理。

陈黎翻译的态度和方式显得比较“老实”，这和他在写作上显示出的那种大开大阖的个性形成很明显的反差。但是，就像刚才胡续冬说到的，翻译和他的写作又是互相生长的，翻译也滋养了他的写作，所以翻译如何能对创作构成很深入的资源，在他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借鉴。

另外，这本书有一个值得注意和体味的地方，就是它是陈黎和他太太张芬龄两个人的诗歌笔记，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琢磨，哪些地方是陈黎的，而哪些地方体现出张芬龄的声音，这其实很难辨析，也可以由此看到他们夫妻两人合作的默契和紧密程度。不过也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比如这本书在介绍外国现代诗歌的时候，女性诗人的比重和很多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是相当大的，在前17篇里涉及到的15个诗人里，女诗人就有6位，我想这应该也跟两个人共同的翻译中张芬龄的参与和选择有关，至少在最前面日本和韩国两位女诗人这里我能感觉到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很有价值的地方。

胡续冬：我补充一下，刚才冷霜提到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些诗人译者，不管是他自己的翻译实践，还是后来谈自己翻译的时候，他都要特别强调自己诗人的身份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再创造的可能性，以及作为诗人的译者有改变原文的权利等等，在陈黎身上你看不到他这样一些东西。

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大部分翻译都是和他妻子合力完成的，都是联合署名。翻译通常是个人劳动，他的妻子加入之后，这个事就变得非常有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实际上消减了陈黎作为个体在翻译里面展现他写作惯性的可能性，他作为诗人蛮横的想象力对于原文的干扰被约束了，合作翻译多少冲淡了他纯个人性的东西。

因为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他们共同署名的，我问他说你们两个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常见的两个人共同署名的翻译方式是，有时候一个人先草译，另外一个人再顺一遍；有的是一本书量比较大，我译这个，你译那个。我问陈黎你们工作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得以让你们联合署名，而且每一部翻译都是联合署名，陈黎告诉我这是一个秘密。什么都有，有时候一个人先翻译一遍，有时候我们一人译一部分，合起来看完不完美，但是每首诗具体是以怎样的方式翻译的，我们对外保持50年保密期，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保密期。

还有非常神奇的秘密，我2009年认识他，2010年去台湾，之后我去过很多次台湾，去花莲都见过他很多次，我一次都没有见过张芬龄，到现在为止张芬龄老师对于我来说都是迷一般存在。

台湾对世界诗歌的翻译，我们了解得太晚了

江汀：我是80后诗人，我第一次知道陈黎、张芬龄这一对名字，可能是在2010年左右。像每一个热爱诗歌的年轻人一样，我尽一切可能去搜寻自己能读到的外国诗歌译本。有一个机会，我得到了一本台湾版本的《辛波斯卡诗选》，封面上是辛波斯卡的照片，照片场景是她在瑞典文学院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场。这本书的译者正是陈黎、张芬龄。很快，2012年，这个版本又被引进到大陆出版，以《万物静默如谜》为名，畅销于市。

万物静默如谜

8.8

[波兰]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 / 2016 /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个2016年版是在2012年版基础上增译、修订过的版本。）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陈黎老师，和冷霜老师一样，也是在2014年。当时，陈黎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驻校诗人，学校为他举办了一场朗诵会。朗诵会上，大家人手一本朗诵册，小册子上选取了不少陈黎自己的诗作，以及他们夫妇俩翻译的各国诗人的诗作。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诗，叫做《蝴蝶》，是陈黎夫妇所译的犹太诗人奈丽·萨克斯的作品。

奈丽·萨克斯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一年她与另一位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分享荣誉。在这首诗中，奈丽·萨克斯写出令人震惊的死亡经验，而这当然与她的犹太民族创伤经验有关，就像保罗·策兰那样。我一直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四行：

2015年夏天，我参加了在福建举办的一个诗会。在这次活动上，我第二次见到陈黎老师。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诗歌十八讲》的序言作者，诗人茱萸，也一同参加了诗会。现在看到这篇序言，回想起来四年前的片断，原来我们大家的缘分确有定数。那次诗会持续了一周时间，我与茱萸属于参会的青年诗人，陈黎老师属于年长一辈的诗人嘉宾。当时，我有机会与陈黎老师结伴而行，交谈很多。他特别关注我在北京的生存状况，关注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北漂写作者的经济压力，并且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同时，他也谈到自己在台湾花莲的生活，谈到自己的教师职业，谈到他的正在美国攻读音乐学博士的女儿。我十分感谢他对我的诸多勉励。

关于陈黎老师的创作，以及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前面胡子老师已经讲得非常丰富、形象了，所以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补充。在陈黎自己的诗作当中，《战争交响曲》应该是辨识度相当高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其中的实验性非常强。这些年，他们夫妇的著作和译作在大陆出版很多，对于读者们来说，这真是一大幸事。

其实，回溯一下自己与陈黎老师短短的阅读交往史，我不禁感慨，我遇见他真是太晚了。这与国内出版的大环境有关。以陈黎夫妇的勤奋，他们早就著译等身，但大陆的诗歌爱好者们，是要等到2012年辛波斯卡意外畅销之后，才能有幸看到陈黎夫妇的译著得以大量引进。在外国文学或者说外国诗歌翻译出版这一块，大陆和台湾的两岸资源互换，来得还是有些太晚了。

在我广泛阅读外国诗歌的前六七年里，已经遨游了世界诗歌的万神殿，从里尔克到曼德尔施塔姆，从塞弗尔特到特朗斯特罗姆。但是可惜的是，在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诗人的译作时，其译者都不是陈黎、张芬龄。比如，菲利普·拉金，我最早读到的是桑克译本；希尼，我最早读到的是吴德安译本；巴列霍和聂鲁达，我最早读到的是黄灿然译本；塞弗尔特，我最早读到的是刘星灿、劳白译本；特朗斯特罗姆，我最早读到的是董继平译本和李笠译本。请原谅我如此清点，因为这些诗人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假如我更年轻一点的话，说不定我读到的这些诗人，其中文面貌都是来自陈黎、张芬龄老师。当然，现在也同样为时不晚，因为只要陈黎、张芬龄的新译作出版，我基本上都会买来重读、收藏。对于重要的诗人，我会在手头储备好几个版本的译文，比如巴列霍，他值得我们同时收藏赵振江、黄灿然和陈黎夫妇的三种译本。

我注意到，在这本《诗歌十八讲》中，陈黎夫妇谈到的几位诗人，他们的陈、张译本还没有引进大陆，我期待能够早一点看到它们在大陆出版。

冷霜：我拿到这本书以后，读的第一篇是《当代美国诗双璧——阅读哈斯与希尔曼》这篇。刚才江汀讲，我们读的很多外国诗人作品的译文，往往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更早地看到台湾译家的译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双重的时差。

一个是，台湾翻译西方现代诗人，在当代起步比大陆要早一些，像普拉斯，陈黎可能是最早把她翻译到汉语里的，但那时候两岸还没有交流，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还有一个是，由于大陆的诗歌翻译这些年比较活跃，所以可能就不像有一个阶段那样，台湾译家的翻译对我们构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源。

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台湾译家的翻译对我们蛮重要的。像台湾的诗人李魁贤，也译了非常多的西方现代诗人，包括刚才讲到的巴列霍，他也译过。像米沃什，我们最初读的是杜国清的译本。

当代美国诗双璧

6.7

(美)罗伯特·哈斯//布兰达·希尔曼|译者:陈黎//张芬龄 / 2016 / 北方文艺

现在大陆的诗歌翻译越来越繁荣，我们也就过了这个阶段，有时候可能就不太会注意到台湾译者的译本。但是读这本书，会发现陈黎还是非常敏锐，像哈斯和希尔曼，大陆这些年也有不少读者知道哈斯，也有人在译他的东西，但希尔曼关注的人就还不太多，陈黎对她的关注和翻译应该是比较早的，我从他写的希尔曼，对这位女诗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另外，哈斯和希尔曼这两位诗人既是夫妻，也都既写诗又译诗。所以陈黎、张芬龄夫妻两人来写和译他们，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