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勇气读后感摘抄

《说真话的勇气》是一本由[德]米歇尔·福柯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5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说真话的勇气》精选点评：

●西方哲学的第二条（隐藏）主线。“自我技术转向”或“生活方式转向”。作为代表的（古代）犬儒主义与处于核心位置的直言概念。真理、权力和主体的三重奏。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福柯在批判所有权力技术的同时几乎始终回避提出某种实际的解决或替代方案，因为最终很可能后者只会是前者的又一新形式。因此福柯晚年转向研究主体建构自身生存方式的伦理-技术，不啻为对其学术生命的反思、翻转与最大冒险:可惜已不再有充足时间来全面展开这一主题。《说真话的勇气》的未完成性是明显的，其后半部分几乎被一种急切的语调所笼罩;但其开端性也同样明显:重启对于最具颠覆性和独特性的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

●基督教的模式是柏拉图抽象的理念世界和「服从」的结合，而我正是陷入这二者无法自拔，用抽象代替具体问题，希望找到一个可以服从的真理来卸下沉重的人生责任。但是，犬儒是一条可以可行的路吗？我有这种勇气吗？——讲完苏格拉底的地方，讲到犬儒不需要很长的生命，讲到真的核心在「异」，这几处都很感人。——前面很多地方让人忍不住和宋明理学联系起来，后面就没这个问题了。

●不讲真话的哲学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讲真话却必然于此世不容。由此，福柯的遗嘱，恐怕就是“真理只在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当中”。唯有异见者引导人们容纳差异，人们才可能过上真的生活。

●真的是“晚期风格”。

●面对灵魂的真彻底而纯洁的敞开，是生存的使命。

●“直言” 与 犬儒主义。 最后涉及宗教的部分实在看不懂，前面还是挺有收获的。

●寻章摘句的学究达成了结构主义的效果。描述知识发掘历程以展现思想的潮流演变。一个拒绝投入自我的蹩脚诗人，执着于讴歌拒绝参与的不合时宜。无聊，真是无聊，为什么这不能是一两篇布道辞？临终聊以自慰时心灰意懒的失败。

●犬儒主义:爆发自然性-动物性，接受恶名

《说真话的勇气》读后感(一)：西方哲学的“直言”谱系与福柯的最后课程

福柯最后的课程聚焦于早已被边缘化的犬儒主义。苏格拉底最后的遗言“克里托，我们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别忘了”，嘱咐人们“照管自己”。福柯认为苏格拉底“在西方历史中建立了作为说真话形式的哲学”，这种“哲学话语特有的说真话形式，直到死都要充满勇气”。

犬儒主义最初被理解为苏格拉底式“直言”的延续，“直言”不仅意味着勇于说真话，同时意味着一种真的生活方式，犬儒生活即是一种真的生活方式，没有掩饰、没有混杂、善于分辨、坚定不移，犬儒者坚持“真的生活”，目的在于激发他人，让他人意识到自己所接受价值观的虚伪性。而犬儒生活却“通过贫困、奴役、乞讨、恶名、丢脸的戏剧化形式”变成了粗鄙的生活，“走向了反面，真的生活变成了另一种生活，丑事的生活”。

真的生活只能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生活，在犬儒主义这里表现为犬儒者的苦行，而在基督教那里，表现为基督教的苦行。然而犬儒者的苦行和基督教的苦行是不同的。福柯认为，基督教将柏拉图主义对于“另一个世界”的追求和犬儒者对“另一种生活”的要求结合到了一起，同时加入了服从的原则，即要服从上帝，“只有通过对另一个世界的服从，将来才会有真的生活”，这种服从“既是向上帝的服从，又是向代表他的人的服从”，这样基督教的苦行就不同于犬儒者自我建设式的苦行，而“出现了一种与自我关系的新风格，与权力的新型关系，另一种真理体制。”

犬儒主义的箴言是“改变货币的价值”，即改变人们的习惯性看法，让人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回归真理的价值。似乎和犬儒者一样，福柯坚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尽管那是不能为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生活方式，孤独的福柯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哲思让人们重新反思自己，破除偏见和错误话语的疾病；似乎和苏格拉底一样，晚年的福柯并不是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使命的终结，痛惜于生命的短暂而不能完成庞大的研究计划，完成自己“说真话”的使命。

让我们再次回顾福柯最后一次课的备课笔记中的最后一段话“作为结束我想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对‘异’（altérité）的本质态度，就不会建立起真理；真理从来就不是同一（même）；只有在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的形式中才能有真理。”福柯的研究往往将那些被边缘化、污名化的对象重新至于关注的焦点，重新加以考察，建立其概念的谱系学，从而揭示错误话语的武断性，让人们更靠近真理。福柯告诫我们不能忽视“异”，“异”是真的标志，哲学也不能忘记其说真话的使命。在经济、文化、政治模式日益趋同而个体内心日益空虚贫乏的当代社会，这种通过生活和话语点醒世人的哲人似乎更加难以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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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勇气》读后感(二)：【转】钱翰：福柯谈苏格拉底之死与献祭的公鸡

【作者简介】钱翰，生于1973年。2006年取得北京大学和巴黎四大(索邦大学)联合培养的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9年在法国Globe出版社发表法语专著《文学的两面性：从作品概念到文本概念》。翻译出版了《必须保卫社会》《不正常的人》《安全、领土与人口》《说真话的勇气》等福柯的四部法兰西学院演讲集。独自承担并完成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为《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本”概念研究》。

【原文载于】《中国图书评论》. 2016,(07)

《说真话的勇气》读后感(三)：民主直言的危害

福柯，一位是致力于研究被权力、话语、机构压抑下的边缘人群，这些“不正常的人”被知识体系、机构、目光所生产而出，福柯试图恢复这些被禁锢的经验。

施特劳斯，和黑格尔，海德格尔一样，是改写了哲学史的哲学家。黑格尔以“辩证法”来扬弃以往的哲学概念，并对以往的所有哲学做一个收束性的把握，“哲学就是哲学史”；海德格尔以“存在的被遗忘的历史”的名义，书写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的堕落，并以尼采作为现代最重要的定点，以此试图寻找新开端；施特劳斯继承了海德格尔的一部分方法，且针对海德格尔思想中伦理学、政治学两个维度的致命缺失做了补救，通过重新发现一种“微隐写作”，使得哲学史再次蒙上了神秘面纱，重新书写了哲学史。

本来我以为这两个人八竿子打不着，福柯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为自由辩护的后现代主义者，并不认为存在某种“本质”，扬言以真理、知识的名义说话是一种暴力，整个社会通过一种不自觉的密谋让个体进入名为“真理”的游戏，并生产出各种各样的身体。施特劳斯则认为，必须永远保持一种对于“整全性”知识的敞开，找寻不到，不代表没有，若是认为没有，则是绝望的，一切都是决断，若是认为找到了，则不免陷入教条主义和激进主义。

但是福柯晚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说真话的勇气”却在结论上与施特劳斯早已表达的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两人方法有差异。福柯研究古希腊的思想史，并不是如同施特劳斯那般试图挽救古希腊哲学，也不是因为，他的观点就是他解释古希腊思想史中表达出的倾向，而是试图描绘出在古希腊，“说真话”的模式有哪几种，具有怎样的特性（他认为古希腊时期最具代表性，因为那个时期，四种模式相对来说区分度高一些）。施特劳斯研究古典政治哲学，是因为认为现代政治哲学已经深受现代性的荼毒，失去了其“自然”的根基。

阅读同样的题材，虽然使用的是不同的框架来考察文本，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得出许多非常相似的结论，不得不说海德格尔的方法对两者思想的重要影响。两人的相似并不是立场和措施相似，而是对思想史的解读相似。

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说真话，会在何时撒谎？有个朋友来让我站立场，他说他和别人在网上争吵了起来，让我给个说法，因为不需要上网帮他骂人，加入战场，我在现实中表达了对他的理解和对他的敌人的谴责。

当我们以朋友、亲人、公民等身份进行言说时，我们的话语是牵涉到与他人的关系，有时候说真话就是一种冒险，冒着使他人不快甚至是惹恼他人的风险，甚至当对方位高权重时，对方可能会使用某种手段处置你，福柯称这种说真话的模式为“直言”，历史上最伟大的直言者可能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断地通过发问来诘难与他对话的人，从与日常相关的情境与话题出发，不断地要求对方深入到对于概念的考察之中，试图激发对方对于“生活方式”之重要性的意识（这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説，是激发“第二自我”）。为何这个意识如此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对于真理的渴望态度，甚至像智者一样陷入彻底的相对主义，那生活方式是无所谓的，唯有对知识的探求之中意识到所谓生活方式就是个体终极关怀的体现，才能够从心里认同做一个善人，如若相反，美德就一定无法培养，“美德即知识”，如若没有美德，没有对善的规定和向往，那公共生活与城邦就会衰落乃至灭亡。

接受他人对你说的真话，意味着对他人之观点的认可，也意味着修炼一种善于倾听的美德，尝试对他人说出真话，这意味着治理他人（不带贬义），让他人成为我们所意欲的样子。如果如此行动的人的初衷是维护城邦，那么城邦就会兴盛，因为通过言说与倾听，个体变得谦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变得良好，他人也变成自己所意欲的正派的人。而城邦的治理，靠的就是这样的人。在古希腊，伦理与政治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像今天，做一个好人是一种个体的“修养”，公共生活中不需要好人，只需要你不伤害他人利益。

施特劳斯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是如此，但施特劳斯以更具学术气息的笔调重申了苏格拉底问题的重要性。在施特劳斯笔下，苏格拉底曾经有过两个形象，一个“青年苏格拉底”，他讽刺一切政治事物，对公共生活毫不关心，有点像赫拉克利特（但没有像他那样扬言掌握了智慧），也类似于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所说把反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对着认为有可能得到教化之人一直言说的苏格拉底；这第二个形象尤为重要，其实，青年苏格拉底会反讽，是因为看到了政治中掩埋的无数的虚假，他本可以选择一种更为安全的生活，即在人前附和大众观点，回家关上门好好写书。但如此一来，城邦就危险了，倒不是说苏格拉底的转变挽救了城邦，而是苏格拉底以生命为代价重申了对整全的知识之敞开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被柏拉图所继承，并在对话中留下了最像诗歌的哲学。

何谓“整全”的知识，这当然不是传统的黑格尔哲学史解释路线上的真理概念，黑格尔的真理观是建立在一种动态的符合论之下的，而施特劳斯的真理观是建立在解释学方法为基础的融贯论基础之下的。这种融贯论的源头当然是来自海德格尔的实存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主张：所有的命题都是从一个境遇性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对于知识的探询必须在一个环境，背景中进行，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

施特劳斯认为，对于整全的探询，是一种对于“知识”与“意见”之区分的辩护，政治生活虽然需要意见充满整个公共空间，但也不能失去“我们永远无法得到整全性知识”的意识，因为，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是对整全一无所知的。在我看来，被政制塑造的经验与情景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从这种公共生活出发，我们得以进入一个伦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种对于美的向往，亦或是对于真的渴望，对于善的追求都会使得我们审查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经过一番反反复复地思考后，我们将回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不仅仅只追求一己私利的人，因为我们拥有了一个立场，在这个立场下，我们拥有了某种标准，不管是对于利益，还是对于正义或美德。苏格拉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他从一个反讽者变成一个对话者，他深入到对话者的处境之中，不断地将对话者引导向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从而达成一种在福柯的视角下的“对主体的塑造”，因为：知识即美德。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就是施特劳斯笔下的“哲人”的关键特征，哲人目睹了光明，但最后还是要返回洞穴之中，对里面可能拥有优雅秩序的灵魂以引导，从而保护我们的城邦与政治生活。

古典政治哲学对于“知识”和“意见”的区分具有一个指向，指向一种对于伦理上的区分：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掌握知识（不是每一个人都配拥有宗教大法官意义上的自由）。在群氓与掌握知识的人之间，必须有所区分。这还意味着生活方式上具有的高低之分，因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对应价值，而沉思性的生活的价值要高于政治生活，而正派的政治生活要高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的人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善优先于正当性，一种目的论的方式，古典政治哲学规定了一种等级秩序，人“应当”以追寻高等级的价值为目的。伦理上的区分回溯到话语领域，就生成了“真理”与“意见”。

福柯认为，“直言”会对城邦有好处，但能够直言的仅仅是小部分人：公民，这些富裕的人往往能够在城邦的角度下思考问题，而不仅仅追求一己私利。而在更加民主的制度中，也就是当大多数的穷人也拥有了对于城邦事务的决策权后，“直言”就消失了。因为，当一件事情拥有无数的声音，而这些声音的发出者被认为都是平等的，那么，各种观点背后所依据的价值判断，就没有了高低之分，“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部宪法（柏拉图《理想国》）”而原本直言本就不是一个讨喜的行为，在这种制度下，能够被接受的话语，往往是在演说者的煽动下讨喜的假话。就如同劣币驱逐良币一般，大多数人不会依据理性来判断话语的性质，而仅仅根据情感，或一己私利来支持某种话语。这就造成了“直言”的消失，在这种语境下继续进行直言，无疑会被群氓处死，苏格拉底已经以身作则了。

施特劳斯的分析与此类似，在《理想国》中，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公众会被色拉叙马霍斯这样的煽动者所折服，在较为民主的制度下，艺术家总是能够吸引群氓，掌握话语权的人，而苏格拉底这样总是“直言”的人却不能够得到正确的评价。施特劳斯笔下的柏拉图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哲学家与艺术家成为了朋友，但艺术居于哲学之下，哲学家隐于公共领域，通过艺术家和自己的学说对群众施以“高贵的谎言”，让城邦处于一种稳定中，哲学家在背后实行隐秘的精神统治，虽然他不愿统治，但是为了哲学的传承与城邦的政治，他不得不如此。按照福柯的视角，哲学家不“直言”了，或者说，他不再像智者那样说话，而是更像一个匠人，只对那些能够有能力从文本中看出微隐之意的优秀青年直言，以此，这青年成为一个知密者，而这个身份将使他成为作者的同谋。

福柯与施特劳斯对于思想史考察得出的较为一致的结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都是因为二者皆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呢？民主直言的危害是否真的就大于其好处？朗西埃的激进主义能否对施特劳斯做出一个回应？问题多多，只能艰难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