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100字

kaige

发布日期：2022-12-09 10:10:08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100字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是一本由[美] 费正清 / [美] 小弗兰克·A. 基尔曼编著著作，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一)：围城，围城与无墙之城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来自于《孙子兵法》的名句，也代表了中国古代对于战争的理解与智慧。

当我们看古代欧洲的历史的时候，战争似乎就是一个国家存在的一切。一个君主的地位，就是依靠征伐来确立的，而如果没有征伐的力量，那么无论是君主还是领主，其地位都是堪忧的。一个合格的领袖，应该是身披重甲骑在马上冲锋陷阵的骑士。欧洲王国的特征，是扩张与征服，或者防止自己成为扩张与征服的牺牲品，领地的更迭，君主的兴衰，王国的涨落，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种扩张，不仅仅局限在陆地之上，而且深入到海洋之中。

但是回到古代中国，事情略有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有类似之处，诸多小王国互相征伐，周天子的权威形同虚设。作为国君而言，亲率部队上阵打仗是平常之事，戎与祀，是君主的主要职责，而那个时候的战争，属于贵族之间的争斗，并不是每一个平民都有资格上阵的，而战争本身，也讲求一定的规则，比如事先约定好的列阵对决，对落败的对方不赶尽杀绝，而在很多时候，外交手段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辅助形态，其用于结盟与威胁，争取最大的利益或者最小的损失。

春秋战国时期，一种主要的战争形势是车战，决定一个诸侯力量大小的因素，是车乘的数量，一般一辆车有三名成员，驾车的人以及长矛手以及弩手。在战国时期，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其中一个典型现象，这表示来自北方胡人的作战方式开始影响中原，而对于中原诸侯而言，贵族式的战争已经成为过去，追求的是没有约束与节制的胜利，战争开始向平民化发展，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战争的残酷程度也越来越高，白起这样的“杀神”，在春秋时期是无法想象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集中在诸侯之间，到秦统一中国之后，战争的外延开始扩大，这种扩大持续到汉朝，其中一个高峰就是汉武帝时期，这个时候的中原王朝，开始对外征服的尝试。这其中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控制西域地区，打通通往西域的商路，至于打通与控制商路对于汉朝可以带来什么好处，是现实的利益还是更多的荣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匈奴的主动攻击，在过去对于北方胡人的主要策略是防御，即便是秦朝，也是以防御性的修筑长城为主要手段，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战方式不同。中原士兵善于步战，而草原民族善于骑射，机动性强，步兵面对骑兵非常吃亏，而长期作战以及追击对于物资供应与机动能力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所以在过去的中原民族在面对游牧民族的时候以防御为主，背靠坚城，坚壁清野，即便是游牧民族可以获得一些劫掠上的利益，但是无法长期立足。不过汉武帝决定改变这种策略，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这是对中原王朝的新的挑战。

虽然汉武帝的名字中有一个“武”，不过这是谥号，不代表汉武帝本人武力出众，实际上在大一统王朝之中，作为君主，是重文不重武的，即便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皇帝，一般也不亲自出征作战，比如秦始皇或者明太祖，其中不多的另类是宋太宗、明太宗（朱棣）、康熙皇帝等等，可是即使是这样皇帝，也不能只是赳赳武夫，必须要展现出自己“文”的一面，因为维系整个大一统王朝的，不是出众的武力，而是儒学的精神力量，而皇帝作为儒学的代表人物，必须在这个方面表现出自己的能力。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只需要在中央运筹帷幄，作战的事物可以交给手下的将军，而在大多数王朝，这些将军的地位并不如文官。背后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深受儒家影响的文官不会轻易挑战皇帝的权威，而作为武夫的将军就不一定了。

在汉武帝时期，他信任的将军是自己的外戚，幸运的是，他手下有两个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都少见的杰出的外戚将领，卫青与霍去病。尽管如此，尽管汉武帝耗尽了汉朝的国库为自己的将军打造了强大的骑兵，尽管汉武帝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取得不断的胜利，但是事实证明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是无法阻止来自北方的威胁的。在汉武帝之后，中原王朝的主要对外作战方式再一次转向防御，毕竟对于农耕民族而言，防御是最好的作战手段。

防御依托的是城池。与欧洲的城堡不同，城池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有高大的完整的城墙，城内有官署、仓库、军营、居民区、市场，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当面对直接威胁的时候，防御一方可以将城外的民众撤到城内，而在平时的时候城外的物资就储存在城内，因此当大门一关的时候，就形成了两个隔绝的空间，一个是城外的荒野，一个是城内密集的人群。作为防御一方，其主要防御力量来自于城内的驻军，但是在需要的时候，动员城内的民众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作为进攻一方，面对的困境时后勤补给的困难。首先打造攻城器械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长期防御作战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术，作为攻击者，尤其是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在面对城墙的时候总是遭遇巨大的困难，一旦在短期之内无法取得胜利，那么相对城池中的守军，荒野中的进攻方往往首先遭遇后勤补给的问题而被迫撤军，除非是一个完整的进攻体系将某个城池彻底孤立，比如宋朝进攻南唐的时候对寿州的长期包围。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古代中国即便是到了县一级也都会修筑城墙，只是城墙的坚固程度与城池的占地面积各有不同。

坚固的城池不仅仅会成为游牧民族的噩梦，有的时候也会成为王朝的噩梦。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很多节度使自立为王，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节度使盘踞的城池就是一座座堡垒。面对这种困局，唐宪宗发动了一场对节度使的征讨作战，他选择了桀骜不驯的节度使中相对最容易进攻的淮西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周围都是跟随朝廷的节度使，即便是这样，两年的作战，进展甚微，凭借着一座座城池，这个不大的地区让唐廷无计可施，只是在长期的攻击下，让淮西节度使露出疲态，但是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最后决定胜负的是一次突袭，李愬雪夜袭蔡州，利用州府军队全部派出支援作战的机会。李愬率领一支数千人的精兵，趁着夜色与大雪深入敌境，直取其核心蔡州，对方毫无提防，坚固的城防压根没有发生作用就被破城而入，结果就是节度使被擒，淮西的抵抗瓦解。

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的鄱阳湖大战，是古代史上重要的水战，中国古代作战以陆战为主，水军很多时候起到的是运输与辅助的作用，双方主将亲临水战战场更是罕见。与地中海上的海战不同，这里的作战船只没有撞角这样的设施，也不太通过远程武器，更多的是登船作战。水战原本就有很多无法控制的因素。在一开始的作战之后，朱元璋的旗舰搁浅，他本人几乎被逼入了绝境，全靠手下拼死营救，才得以逃出生天。转过头来，陈友谅的舰队就遭遇火攻损失惨重，但是最终决定结果的是一支取了陈友谅性命的流矢。如果这根流矢的目标是朱元璋，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转向不同的方向，由此可见战争的偶然性。

在明朝，与水战颇有联系，从开国定输赢的鄱阳湖水战，到郑和下西洋的恢弘业绩，到明朝中期艰苦抵御海上而来的倭寇（或者叫做海盗）的痛苦，还有元朝从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造船技术，其实明朝有着充分的驱动力与根基去向海上发展，从而在大航海时代占据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比如至少控制东南亚地区），但是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来。随着火器的出现以及不断的改进，农耕民族所依赖的各种守城技巧逐步被淘汰，当清朝末年外来的侵略者带来一套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的时候，中国古代的战争之道已经失去了它曾经的光彩。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二)：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文轻武”？

如果注意到统一中国必须面对种种复杂的地形条件，那么我们将愈加钦佩这一成就。乔治·克雷西（George Cressey）是一位游踪广布的地理学家，他将中国的山脉比作“青藏高原上伸下来的手指”。几条大河沿着这些山谷东流，使得这些山脉更难逾越。然而还有其他南北走向的山脉，它们把地形横截成一个个孤立的台地或盆地。例如，四川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很早就得到人工灌溉的鱼米之乡，四周崇山环绕。从北面的陕西入川要经过重重关隘，从东面入川要乘船穿三峡，溯江而上。这简直是上天为割据势力准备的天堂。福建的河谷和广东的沿海平原也与此类似，前往中原都要翻山越岭。西南的云南和西北的山西也都是峻岭环绕的台地。一般来说，中国的几个经济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要远于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空间维度上，中国比美、俄等新兴巨头更加广袤；时间维度上，中国甚至比欧洲更古老。不得不说，单单靠暴力，永远不足以统一这样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的广大地域。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的路途并不比欧洲北部平原更平坦，但是欧洲北部平原多国并立，中国却保持着统一。一言以蔽之，统一中国不只需要兵马饷械，更需要政治军事的想象力和社会组织的天才，军事力量只是补充而已。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文明体，可是从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上看，这一块地域的统一绝不会是理所当然的。

从地理上看，西方的扩张性源于希腊罗马对海洋的利用，它孕育出远洋贸易、殖民地和地中海帝国，比 19 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早了两千年之久。欧洲帝国主义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扩张性，最终掌握了世界霸权。相比之下，中国的防御性源于华北平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它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也远离通向它们的海路。中国对安定内政的渴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雄心。欧洲有克里特制海权、特洛伊战争、雅典海军和腓尼基海洋贸易，而中国却少有类似的成就。中华帝国统一发展了一千年之后，与邻近的东南亚的贸易才渐形重要起来。又过了一千年，中国人“下南洋”蔚成风潮；然而，下南洋的部分原因是欧洲人的鼓动，他们出洋乘坐的是欧洲船只，进入的也是欧洲殖民地。有一种观点值得借鉴：今天西方扩张的特殊活力逐渐枯竭的时候，中国对内部社会组织的特殊兴趣也可能同时枯竭了。

地中海给了西方一个极好的空间去利用和发展关于海洋的各种知识、生活方式乃至观念。

文主武从，并不是修史的文人向壁虚造的。相反，这是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大成就。怎样让军人服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今天，美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技术都在突飞猛进，这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这是考察中国军事史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

从历史分期上讲，我们可以将中国军事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221年之前，此阶段战争愈演愈烈；第二阶段是前221年之后，这一阶段中国已进入帝制时期，特点是武力钳制。先秦中国对秩序和统一的追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一百五十个诸侯国渐渐兼并成十几个，又经过激烈的混战，只剩下七八个大国。前221年，列国终归一统。

古代中国文官武将的地位、声誉差别是一个值得深入了解的话题。

在这五百年中，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二百五十年称为“春秋”，当时的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鄙视武力，因为战争的胜利是衡量统治者价值的最终标准。战争只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史书上还记载着很多外交活动：建立、承认或灭亡国家；派遣使节或人质；占领或割让土地；引渡罪犯；调解争端；协同救荒；通过临时的盟会或约定结成同盟，有些同盟目的在于限制战争。

公元前403年到前221年的两个世纪战乱频仍，史称“战国”。这一时期战争愈发激烈，组织愈发完备，战况愈发残酷，参战国的实力愈发雄厚，技术愈发先进。最近一项研究认为，春秋时期“不下一百一十个国家”被灭亡或吞并，只有二十二个生存到了战国时代。进入战国后，国家的数量还在急剧减少。大约战国中期，弩应用于实战；前4世纪中叶，铁开始用于兵器制造。与此同时，征发的军队规模更大、训练更精。士兵听从统一号令，协同作战，职业军人担任指挥。这些职业将领不再措意于繁文缛节，而是专心于沙场胜负。步卒取代了贵族的戎车。论述战略战术的兵书开始出现，最著名的便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到前320年之间，时至今日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思想。中原人很快又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引入了骑战技术，同时还引入了裤子，方便骑手跨坐在马背上。但是马镫还没有出现。

“孙子兵法”是伟大的兵法经典，但在很多时候是不是被我们误用为“权谋策式”的锦囊？

关于作战指挥的艺术，以及战争的手段和目的，前辈战略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将这些智慧总结提炼了出来。和同时代的《孟子》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孙子兵法》重视扰乱对手的心神、打乱对手的布置，它明显同早期儒家一样，认为精神状态是人间万事的首要因素。虽然帝制时期“换了人间”，但同其他生逢乱世的战国子书一样，《孙子兵法》流传到了后世（公元前 221 年之后两千年的军事史应该如何恰当地分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秦始皇的统一带来了内战永久终结的曙光。“统一”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因为它带来内部的安定，这是繁荣和文明生活的前提。安定还意味着思想的统一。正统思想是治国的法宝，汉代前期，朝廷转而尊奉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及其弟子。由此形成的帝制时期的儒学，吸纳了法家等其他学派思想，是一个混血儿。假如孔子复生，恐怕会被这种儒学吓一跳。无独有偶，罗马教廷的思想基础也不单是耶稣的教义，而是融合了众多源于其他宗教和社会的思想。汉代正统观念对战争是鄙夷的，这种鄙夷因此获得了道德基础，中国思想从此打上了轻武的烙印。接下来的研究要厘清汉宋两代的文官主导权的差异。宋代士大夫的主导权有理学的加持，更臻成熟完善。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文”与“武”地位的分界点

这样一来，中国正统观念中的理想社会，是于家于国都等级森然的社会。这一秩序的本质是一些人理所当然地高高在上，另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身居下位。“父”和“君”居于“家”和“国”的顶端，占据支配地位。维系儒家社会的“三纲”则要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

为了维持这一来之不易的秩序，中国人采取了多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样等级森严。最高等且最可取的手段是“教化”。扎扎实实地灌输圣贤之道，让每个人都能深入理解伟大的“社会风俗的准则”（即“礼”，礼仪、行为准则），从而各守本分，各安其业。当教化失效，尤其对于没有良好教养的下等人，就要用次一等的手段 —“刑赏”，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统治者根据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施以奖惩。儿子殴打父亲要问斩，而父亲杀死不孝子是无罪的，除非手段特别残忍。因为孝道是社会的基石。

在这个规范性结构中，军事在第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当教化和刑赏已经不足以挽救乱局，军事则是最后的撒手锏。如果君主树立了崇德向善的风气，国家与社会机构运转良好，诸如战争等大规模的暴力强制则不再必要。

孔孟之教素来不推崇外在的强制。儒家认为，君子是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君子应该能不借助暴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观念是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君子的嘉言懿行能够感化旁人，旁人因此承认君子的道德权威。端正的言行本身就能化作权力。所以，在正确的时机以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不仅维系着文明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还确定了一个人在其中的地位。

对于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余一人”，尤其如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诉诸武力等于承认自己没能用圣人之道施政，等于承认了文治的失败。所以，军事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需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正当性。

在这里潜藏着中国传统中的绥靖倾向。战争很难有什么光荣可言，因为理想上来说，它就不该发生。道德的绝对准则都是在和平一边的。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以使战争显得正当，没有富裕的邻邦吸引中国盗寇穿过边境或越过海洋去劫掠。正如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所言，对外征战成为罗马的主要产业，而中国一直不强调征战的光荣。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样的榜样可供崇拜或效仿，西方的英雄崇拜在中国年轻人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最多可以找到一个罗宾汉式的偶像 — 三国时期（222—280）的诸葛亮。所以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神圣战争”，同样很难找到复仇的上帝或者震怒的耶和华。中国道德的价值不是由一个支持你、并且随时准备消灭异教徒的神祇赋予的。中国的世界观并不像《旧约》或伊斯兰教那样有着强烈人格化的神，也不那么好战。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战争行为的“道德鄙视”，才会在近代屡次出现“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荒唐可笑的辩论论据，一次次错过改革的良机。

武力的地位降低，内政外交的地位同样降低，它们其实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皇帝居于一系列辐射状的影响区域的中心。如果他英明仁厚，以德服人，自然会获得权威。皇帝的榜样从文明秩序的中心照临四方，不仅直接治下中国的臣民应当臣服，连中国周边的异族君长也要臣服，虽然影响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结果就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域外，一切以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有他的一份责任。两种情况都被视为叛逆，因为它破坏了应有的秩序。1840 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意图用武力改变广州贸易体制，中国人也将他们称为“逆”，这种“逆”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是针对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文明，而英国本身也是这个文明边缘上的一员。

这一套出于儒家之手的约束武力的规范性理想，是否比耶稣的“登山宝训”更管用，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它比基督教更加注重既成秩序，因为它认为和平是惠及每一个人的，而受压迫者的暴力反抗对谁都没好处。行为合乎秩序的理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破坏这个理想有可能导致整个宇宙系统的崩溃。结果是，在中国“反抗权利”的正当，不能靠个人或集体自由来证明。要反抗必须以整个社会秩序为借口，宣称君主没有充分而正确维护社会秩序，天命已失。末世昏君的形象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例。是他昏庸无道才使得天下大乱，反抗因而获得了正当性。反叛者往往以社会秩序的名义起事，它既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合法化的神话，也暗地里为一切诉诸武力的行为提供道德正当性。

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都伴随着天命正统的移交。

用“文”的手段，尤其是以君主的贤德来扩张势力，是合乎天意的正道；用“武”的手段，则绝不能宽恕。即使是在书写与这种观念背道而驰的武力扩张的历史时，这种观念依然受到尊重。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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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费正清 [美] 小弗兰克·A. 基尔曼编著 / 2019 /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三)：土木堡之后明朝过度关注蒙古未能正确评估满族的威胁：4星|《中国古代的战争之道》

英文版版权是1974年的，不过现在读起来也不觉得过时。

八位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战争的成果集。费正清写了导言，后面7位各写一篇。7篇中3篇是综述，4篇单独讲一次战役。

单独讲战役的我感觉写的都挺好。专家水准，也不枯燥。综述的3篇中，《汉武帝的征伐》略有点没意思，《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还原了许多战争细节，《先秦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涉及到的人和事实在是不太熟悉，读后没什么印象。

《藩镇抗拒朝廷：淮西之役（815—817）》一章，讲的是中学课本中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的前因后果和详细经过。唐肃宗面临重重困难，下定决心平定淮西镇，发动5路大军围困淮西，李愬接替了接连失利的西路军总指挥。淮西镇军队战斗力强悍，在边境设置了重重堡垒，并且经常主动出击，让战争发生在边境外，李愬最终靠奇袭取胜，他的战争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从诸多细节中复原宋朝的城市攻防细节：已经开始使用火器，弩和投石机是最重要的远程武器，一些兵书中列出了防守方在围城期间的详尽管制措施。这一章的内容可以跟《从丹药到火炮》一书互参，后者比较新，有更新的考古发现，但是并没有推翻本章的观点。

《1363 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说的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把一手好牌打烂，大军进入鄱阳湖，但是出湖的退路留的看守兵力太少，被朱元璋派人夺下，陈友谅由此断了退路。陈友谅的战船是为攻城而不是水战设计的，大船从水路接近城墙，士兵可直接从船上跳上城墙，但是朱元璋已经吸取了教训，城墙跟河之间留出了足够的空地。水战中陈友谅兵力占优，但是大船不够灵活，朱元璋实施了火攻。后来在长江上的水战，朱元璋小船依旧靠着比大船灵活取得优势。

《1449 年土木之变》说的是明英宗土木堡之变的详细经过，详细到每一天的行程和大事。明军50万大军在土木堡被也先的2万骑兵击溃，英宗被俘。后来也先打到北京城下，围城5天后撤兵，途中连一个卫所都没能攻下。也先军队的战斗力很一般，明军土木堡失败是实际指挥者王振实在无能。土木堡之后明朝的注意力集中在蒙古，一直对满族重视不够。

目前评价4星，不错。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1：最后有一点值得注意,武帝朝共封出爵位七十五个,其中有四十一个是归降的异族君长。汉朝对归降的异族君长还有一种安排,就是承认其名号与地位,令其依旧统领部众。对西南的夜郎(前111年)、滇国(前109年),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P115

2：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卫青等将领对匈奴的攻势类似于匈奴对汉朝的攻势,规模小,机动性强,主要目的是威慑敌人,劫掠牲畜,逼对方首领归降。对汉朝来说,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是一二十年免受劫掠罢了。P117

3：平时,淮西等割据藩镇与中央政府维持着一种脆弱的相安无事的局面,其关系并未到势不两立的田地。例如,藩镇遭遇灾荒,中央还会拨粮赈济。大体而言,藩镇没有什么表示,更没有什么行动表明自己不服从朝廷。一旦节度使过世,他的继任者一定会争取朝廷对自己地位的认可,P139

4：专就军事而论，淮西军队的防御极为得力。当然，淮西人保卫乡里的动机非常强烈。指挥似乎也很到位，虽然有一条史料认为吴元济无力控制前线指挥官。淮西的步兵无论是野战还是守城都堪称一流，但骑兵才是决定性的。不少史料显示，淮西节帅大力推动养马。P153

5：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认为,李愬从一开始的谋划和措置都是为了奇袭蔡州,但他一直深藏不露,在发动进攻的最后一刻才禀报上司。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戏剧化了。否认他早已盘算奇袭当然不妥,李愬一直有在817年发动奇袭的计划,其时机完全依整个战局的情况而定。P160

6：淮西之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淮西的防御非常得力。例如,突袭蔡州之前,经过近三年的战争,只有郾城一座县城落入官军之手。第二,防御纵深相当充足。没有史料显示官军此前曾深入淮西内部。第三,永久堡栅几乎无法攻克。P163

7：相反,许多阵地战中淮西常常是攻方。淮西军频频主动出击,让官军处于混乱状态,将战事挡在淮西之外。西线确实是这种情况,其他战线大概也一样。P167

8：《武备辑要》中反复提及向井中、河中投毒,并且引用了三个投毒的成功战例。一是战国时秦国向泾水投毒,二是公元600年隋军在泉水中投毒,击败突厥步迦可汗,三是宋将刘锜在颍水上游投毒,击退金兵。我们大可怀疑这种策略是脱离实际的,什么毒强到可以污染整条河流？可能所谓投毒只是向水中投入秽物,使得水质不适于人马饮用,从而使敌军的后勤发生困难。P173

9：据陈规记载,“远炮”的最大有效射程达三百五十步。在《守城录》成书的12世纪,很可能已经发生了技术革新,投石机的射程大大加长。不过《守城录》并没有记载新旧投石机在结构上的区别。P186

10：无论云梯、天台还是洞子,都是木制,炮发石击,登时碎裂。围困日记中记载得更频繁的是,它们也可以被点火焚烧。到了明代,这些笨重的器械似乎已经弃置不用了。类似的还有城上的木箭楼,12世纪的陈规就以为无用,到了明代果然消失。P188

11：《武经总要》里记载着一套精巧的密码系统。两位指挥官想交换信号而不被敌军看透意思,就要事前商定一套密码,这套密码是一首四十字的诗,每个字都不重复。这首诗就是解码的关键。诗中每个字都对应着不同的内容,或是命令,或是情报,比如“进”“退”“运粮”,诗里面的字会绣在旗子或写在牌子上。P190

12：有人认为,中文“火炮”一词对应英文的“gun”或者“cannon",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个词指的是抛射燃烧弹的投石机。“火枪”也一样,此词创自陈规,可以肯定它不是一种“gun”,而是一截填满火药的竹竿,可以喷火。另有一种南瓜形的铁壳炸弹,似乎也是用来喷火的,女真人在1221年使用过,名为“震天雷”。P191

13：襄阳守城战有趣的特色之一是征用茶商武装。襄阳商旅辐辏,是四川茶叶外销的集散地。茶商相当骁勇的原因在于茶叶归官府专卖,贩卖私茶的利润极大。即使合法商人也要雇人保护自己的安全。私茶贩子与合法茶商的界线极为模糊。宋代的一些地方叛乱就是茶商起事。P201

14：最后要谈的是襄阳周边狗群的命运。坚壁清野之后,成百上千的流浪狗在城外废墟游荡。每当守军出城夜袭,它们就汪汪地叫起来,敌人因此得到了“警报”。赵淳就派人编竹刍捕狗。P203

15：有趣的是,中国的城池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比较,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在中国,一旦敌人破城而入,城墙之内基本上再无坚固的工事可守。即使是城中的主要建筑,如宫殿、庙宇、衙署,也都是砖木结构,鲜有石砌。城内没有堡垒,这是和欧洲的显著不同。在欧洲,甚至有些教堂也修成堡垒,可以供小部队据守。P212

16：这里必须谈一谈围城的时间长度。一般来讲,中世纪中国的城市要比同时期欧洲城市人口多,但是攻方似乎很少能单凭饥饿迫使一座城市投降。如果官府能够恪尽职守,使官仓无匮乏之虞,那么城市可以支撑很久。围困日记记载,最容易缺乏的不是粮食,而是燃料。攻城一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P212

17：攻城军队可以从整个乡村掠夺物资,但是掠夺的物资一旦用尽,就会面临严峻的补给问题。军队如群蝗,所到之地搜刮无余,连喂马的草料都难找。军队还要在这种荒凉之地持续驻扎,所以要解决十万大军的补给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军队驻地水路通畅,可以大量运输,但前提是必须完全控制水路。P212

18：1363年,陈友谅水军包围南昌,朱元璋率水军前往解围,鄱阳湖水战由此展开。此战是中国历史上内陆水战中史料最完备的一场,但是西方学界却不甚留意。P223

19：到1360年，长江流域的三个政权都有强大的水运能力。朱元璋政权的水运能力最弱。时人组建水军的初衷，无外乎向被围城市运兵运粮。于是人们很快发现切断敌人交通线的价值，随即产生对战船的需求。所以这些战船并不是与"陆军"(army)并立的"海军"(navy)，而是陆军中的一支特种部队。P225

20：在辅助攻城方面,这个时代有一项重大创新:从船尾直接进攻临水城垣,夺取城市。1360年陈友谅就用这种战术攻占了太平。1361年,朱军在船尾架设“天桥”,攻占九江,报了一箭之仇。P225

21：这一天陈友谅并没有将巨舰密集布阵,这样一来火攻便更难奏效了。然而,由于巨舰数量大减,朱军水师便可以将其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汉军巨舰行驶迟缓,遂难幸免。上午的战斗中,常常是甲板上的汉军士兵已经被杀尽了,下面的桨手和舵手还不知道,依旧划桨操船。这些人最后连同船一起葬身火海。P250

22：回顾这场战役,朱军的胜利得益于对船只的有效运用。陈友谅仅仅把船只当作攻城的器械,张士诚的水军除了偶尔运兵,经常按兵不动,朱元璋的水军则用途广泛,且长于水战。实战中,朱氏水军用火铳、火船等武器纵火,用铁钩等拉住敌船,登船近战。当所有这些都无法击败敌军的优势舰队,朱军对鄱阳湖口的控制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P260

23：围城五日之后,也先于10月31日退兵,沿途烧杀抢掠,却没有攻克一处卫所。蒙古军的挫败似乎证明了土木堡的胜利只是天上掉馅饼;在真正的战争中,也先难以战胜组织严密、指挥得当的明军。13世纪蒙古人横绝一世的武力并没有保持到15世纪。P290

24：爆发在西北的明末起义,就是被边境的军事安排激起的,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推翻了明朝。取明而代的清朝,最晚在1620年就已经取代蒙古,成为北方边境真正的军事威胁。明朝人陷于对蒙古的关注不能自拔,直到清军入关前几年,都没能正确地估计满人的威胁。P297

25：1556年平定徐海,并不是明代倭乱的结束,但是东南最坏的局面从此过去。1557年,胡宗宪用同样的计谋消灭了王直。此后倭寇的组织就不似从前严整了,他们经常越过南直隶和浙江,劫掠福建和广东。P33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