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指挥读后感1000字

《战争指挥》是一本由[以] 马丁·范克里韦尔德著作，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9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争指挥》读后感(一)：《战争指挥》与《道德经》

《战争指挥》是一部典型的西方军事理论著作，但其结尾处却神奇地引用了中国古代经典《道德经》中的两段话：

《战争指挥》主要讲的是西方的分散指挥理论，但在结尾处为何引用《道德经》呢？难道它的哲学基础是《道德经》吗？分散指挥理论的核心是权力下放，强调行动单位的自主性。说白了，就是上面的人不要瞎折腾下面的人，让下面的人根据具体情况而行动。《道德经》有相似的思想吗？有！

比如：

讲的就是执政者不要瞎折腾老百姓。

《战争指挥》读后感(二)：战争指挥、信息与放权

这本书作者是以色列知名军事史家。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战争指挥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说的是不要迷信于信息技术，要利用它，而不是被它利用。要建立多条信息渠道“定向望远镜”，交叉验证信息准确性，同时充分放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让战场一线指挥官自行决策。战争是复杂多变的，任何规划一旦开战马上就会过时，因为对方也会有变化，只有让关乎自己性命的人能够随机应变才有机会获得胜利。

本书举了几次战役的案例：拿破仑耶拿会战、普鲁士与奥地利战争、一战索姆河战役、以色列67年和73年阿以战争、越南战争，详细分析了参谋的由来及在诸次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这本书也对商业环境有启发，micromanagement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只会让管理层累死，同时让下级毫无存在感、参与感，到最后发展成人浮于事，假装打一份工。适度放权，英语叫empower，可以激发员工的ownership。当然，这个要注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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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指挥》读后感(三)：将军，来“掷骰子”吗？

骰子已经掷下。

这是尤里乌斯·恺撒在公元前49年率军渡过卢比孔河时留下的名言，昭示了一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绝，同时却也反映了他所处的现实境遇：一切准备皆已作出，一切决心也皆已下定，剩下的就只能交给命运了。

这充满智慧的发型……（2022年摄于苏州）

这种“掷下骰子”的状态不仅在战略上，同样格外适用于战术层面的军事指挥——将领固然可以做万全之准备，但最终的结果却仍需要在士兵们枪与盾的交锋中决定。也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关于战争指挥的研究与教学，某种意义上讲皆可视为是对于“掷骰子”这门“艺术”的探索和研习——如何选择点数（战争目标的设置）、如何摇出理想的点数（战争准备与战术安排）、如何加注（战时指挥）乃至如何出千（战场之外的种种努力，例如谍报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色列军事史学家马丁·范克里维尔德（Martin van Creveld）这部初版于1985年的《战争指挥》（Command in War）所关注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如何“指挥和控制武装部队，与在武装部队之间和内部建立有效通信问题”（025页），或者如其所总结的，如何追求“确定性”（362页）。而书中，在被他称为“指挥的‘石器时代’”的自远古时期至1800年之前这数千年间，战争指挥形态确实完全是“掷骰子”式的：

《全面战争》系列或许是一款相当适合体验古代战争指挥官们在战斗开始后对于局势之无力感的游戏：即便拥有全局视野、即便仅仅指挥千把人的部队，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依然是经常的事，笔者作为一位“不善指挥的元首”（手残），一般都是叠兵力然后直接点“自动战斗”——嗯，早早实现了本书作者指挥权下放的

之所以造成这一时期的战争指挥官们这种战斗开始后“除了参加战斗无事可做”的状态，在作者看来，指挥所依凭技术的有限性至为关键：除却引文中所提及的“良好的战场通信”技术的缺乏（导致指挥官在战斗中进行协调和调整的能力十分有限）之外，战场信息获取能力的不足则更导致其往往陷入“战争迷雾”的状态，因无法了解战场全貌而根本无法做出有效指挥。

那么，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信息获取技术的发展，指挥官冲破“战争迷雾”，实现全知全能的指挥是否会成为可能呢？对此作者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其关键即在于对于“确定性”这一战争指挥之核心所做的“无尽追求”中所产生的的一对矛盾条件及其造成的逻辑障碍：

概言之，因缺乏信息而陷入“战争迷雾”和因无用信息过多而被“战争迷雾”淹没，对于指挥官而言本质上并无却别。

而在对“技术决定论”做部分否定的前提下，作者指出，“与其说胜利取决于手头拥有的先进技术，不如说是对任何特定技术局限性的了解，以及找到规避这些局限性的方法”（305页），而以此为前提，自1800年以来，战争指挥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集中式和分散式。前者尝试尽可能提高指挥中枢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并由此导致了越发庞大的指挥部和近代参谋制度的形成；而后者则转而尝试向各个层级赋权以分担指挥中枢的信息处理压力，并提高指挥灵活性，形成了对建立独立编组的现代多兵种合成单位的推动力。而作为“当代分散指挥理论”的代表人物，范克里维尔德旗帜鲜明地将分散式指挥作为追求“确定性”的最优路径：

——是的，上述案例都是作者在本书中用以论证“分散式指挥”之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正面案例（当然，他也例举了集中式指挥的反面案例，如索姆河战役中的英军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军，尤其是后者，利用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集中指挥，“非但没有节省资源，反而在投掷或发射了几十万吨的弹药后，几乎没有给敌人带来伤亡”[348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军事史著作，本书作者通过在分析案例时不展示战争双方的整体状况，“尽可能通过指挥官的眼睛和他们在书桌后的思考，来跟踪局势的发展”（019页），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现了“战争迷雾”之下指挥中枢及其参谋机构在战斗开始前与开始后能力上的巨大反差，以及“独立决策的分队”在为己方夺取战斗胜利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重大效果。尤其是关于耶拿战役（法方）和普奥战争（普方）的描述与分析，文字简洁却不失生动，甚至还兼具一些趣味性，非常值得一读。

耶拿战役地图——决定拿皇辉煌胜利的并非他所以为的位于耶拿的“主力决战”，而是达武元帅在更北方奥尔施泰特一带奇迹般的以少胜多

不过这里必须要插一句题外话：历史研究的有趣（某些时候则是困扰）恰在于学者可以基于同一历史事实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更遑论有着无数的历史案例可供研究者采用。在这一前提下， 我们虽然可以说范克里维尔德提出了一系列用以佐证“分散式指挥”之合理性的历史案例，但却也仅能承认只是这些案例对于其所持观点具有论证能力。例如，当范氏用达武元帅在拿破仑指挥体系之外，以独立决策、独立作战为皇帝夺取耶拿战役最终胜利的案例，论证决策层级下移之有效性时，我们同样可以举出：正是内伊和格鲁希糟糕的独立决策，最终在滑铁卢葬送了同一位皇帝的事业。

那么，真正能够奠定《战争指挥》之学术地位的究竟又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范克里维尔德在书末对于集中与分散指挥二者之关系的最终判断方才具有“一锤定音”的力度：

——确实如此，在一个完全由中枢把控的指挥模型中，不确定性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了基层之上。正如在“掷骰子”的过程中，这一思路或许无可厚非；然而假如骰子本身也是“活”的呢？这时赌徒为夺取胜利所更需要做的，恐怕是训练骰子、武装骰子、为骰子制定整体性目标，最终赋予骰子实现这一目标的自主性吧。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摆脱指挥官视角的局限之时（这是大多数人研究宏观问题和历史问题时最需要克服的错误），“分散式指挥”的这一价值才得以真正凸显。

说到底，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啊~

拍完才发现小黑这是在cos老毛奇啊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