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革命》读后感锦集

《罗马革命》是一本由[英] 罗纳德·塞姆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页数：95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罗马革命》读后感(一)：罗马革命

阿庇安的罗马史只写到小庞培兵败身死，蒙森的罗马史只写到前三头的内战结束，而写帝国时期的史书一般不会回顾安东尼到奥古斯都的这段历史。所以这本书可以作为共和史到帝国史的一个衔接。

然而这是非常枯燥以及仿佛唾沫星子飞溅一般唠唠叨叨让人厌烦的一本学术专著，全书九成的内容都是嫁接他人的研究成果，几乎一步一句的大量引文和标注非常影响阅读感受，行文散漫又无文采可言，找不到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章节或段落，作者好像是为了竭尽掏空所学而拼凑文章，不断重复地表达同一个意思仅为了让摘抄到的每一条史料或证据在书中有一席之地，对一个人物不直书其事直呼其名，却故意使用间接表达再加注到页面下面，对一句史料原文不直接引用，却用自己的话转述其意思再把原句加注到页面下，凡此种种画蛇添足之处不胜枚举。

作者的学识和专业态度固然令人崇仰，但正因其高度专业，本书完全不适合专业学者以外的人阅读，书中涉及的某一人某一事常常不做任何解释和铺垫，作者默认本书的受众是对罗马史的全部史料已全部掌握的人。书中最主要的内容，罗马贵族之间纷繁复杂的裙带关系，多如牛毛的家族人名，不免让人昏昏欲睡，连作者自己也建议读者最好跳过不读。

当然阅读《罗马革命》也并非没有收获，它提供了在蒙森之外另一种观察政治的视角，如果说蒙森对内战史的观察是偏理想主义的，那么塞姆就揭示了其中更真实的现实性———罗马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转变并非泾渭分明的路线选择和阶级立场的结果，而是同一集团内部完全以争权夺利为目的的私益斗争，作者的这一逻辑无疑更符合政治历史的真相。

《罗马革命》读后感(二)：历史迷思

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一本历史著作是罗纳德·塞姆爵士的《罗马革命》。 在此之前，奥古斯都于我，是伟大的罗马帝国创造者，是宏图壮志的政治家，是无可比拟的卡里斯玛式君王。

而塞姆却用几近残酷无情的语言撕下了奥古斯都的伪装，将其残酷无情、不择手段与血腥暴戾的一面彰显无疑。

我永远也无法忘却书中展现阿格里帕与利维亚阴谋夺权的一章——那彻底击毁了我曾经对奥古斯都核心权力圈的忠诚认知。

当然，《罗马革命》从未消解我对奥古斯都这个历史人物的热爱与崇拜。

但也是第一次，我似乎做到了管中窥豹，瞥见了雅努斯之门里历史的另一面。

按照我大学时期的课本所写，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历史或许也可以被定义为“过去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从这一角度看，新闻与历史着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闻理想的破灭，始于意识到新闻从来都不曾是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公正”之时。

它必然带有相对意义上的主观意识形态在其中——对于新闻事实的选择、呈现与建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然，要受到新闻工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所效力的新闻媒体的语言框架和其自身的意志限制。

上述种种因素便规划出了一套完整的新闻框架，是新闻从从业者理解事实，创作新闻作品的重要依据，亦是受众理解新闻，探析新闻作品背后意识形态的重要路径。

那么，历史是否也存在着一套相似的框架结构，是历史学家创作历史作品的重要参照呢？

在《历史的观念》中，柯林伍德提出了“历史哲学”的概念。他认为：

因而，当阅读一本历史著作时，著作本身所表征的事实与思想只是其内核的第一层，而历史学家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思考与思想才是其内核的最关键部分。

换言之，一本历史著作并不只是简单地重构并呈现历史，而是承载着历史学家之于历史的意识形态观念与其本身的思想的媒介。

读历史，不只是要读懂历史事实，更是要读懂历史学者本身。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探析了希腊与波斯文明，他将自己视作文化意义上的希腊人，因而在他的笔下，波斯便成了希腊文明外的“他者”。

提图斯·李维生活在战乱不休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因而他定然将此阶段纷乱不堪的罗马历史投射到了罗马初创时期，将导致其毁灭的种子前移到了罗马建城之时。

奥古斯丁见证了罗马帝国晚期蛮族入侵的大潮与西哥特人对罗马城的洗劫，因而在《上帝之城》中他将罗马视为堕落腐化的炼狱，呼唤着基督教意义上的毁灭与救赎。

爱德华·吉本生于启蒙时代，因而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他将帝国之毁灭归咎于基督教的腐化与尚武精神的消弭。

特奥多尔·蒙森见证了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因而其对恺撒这类政治强权者的崇敬在便《罗马史》中彰显无疑。

历史无法跳脱出其时代局限，历史学家亦是如此。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

或许，历史亦即讯息。

当我阅读历史时，其背后的故事更令自己着迷——历史学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环境下写出的这本著作？他对历史的思考与思想又是什么？

读懂一本历史著作，不只读懂其内容中的历史故事，更是要读懂这本著作所处世界与时代。

1922年，墨索里尼指挥着他的黑衫军进军罗马，夺取意大利的统治权。 在他治下，法西斯主义于意大利抬头，罗马帝国的辉煌荣光和奥古斯都的独裁统治将重现于世界。

而在遥远的英国，罗纳德·塞姆写就的这本《罗马革命》于1939年出版。不到一年后，整个欧洲都将陷入纷飞的战火中。

《第一次向罗马进军》（第九章）、《第二次向罗马进军》（第十三章）、《“全意大利团结起来”》（第二十章）、《和平与元首》（第三十三章》。

在奥古斯都的权力光辉中，投射出了墨索里尼的阴影。

《罗马革命》读后感(三)：从共和到帝制——古罗马的现代启示

一、 罗马革命的社会背景

《罗马革命》一书中，塞姆从国王被驱逐、贵族的共和国建立为起点展开论述。共和国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个别显赫的世家大族通过家族、金钱和政治联盟等手段，把守着元老院的进入门槛、垄断执政官的职位，构成了以元老院和显贵为中心的罗马政治生活与社会等级制度，而所谓“罗马共和国是罗马人民的公共财产”只是贵族寡头统治的障眼法，现实却从未是被西塞罗所理想化的共和国图景——以执政官为代表的君主制，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制和以保民官为代表的民主制的混合政体，这一稳定而高贵的共和国理想所表现的只是有传统精神的西塞罗在共和国垂死之际，通过对往昔共和政体记忆的美化与招魂，以虚幻的崇高对抗必然的洪流。

罗马人的男性气概、国家荣誉观与好战品格作为共和国的美德，最终也敲响了共和国的丧钟。随着长达十年的意大利战争的深入，元老贵族们通过独裁者的公敌宣告运动、战争的战利品与行省利益而自肥，这一阶层的利益已经逐渐与公共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相脱节，由于没有严格的纪律规制与阶级内部自我净化的可能性，贵族们的正直品性被权力、土地与金钱所腐蚀败坏了。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的贵族阶层在逐渐扩大的对外征伐中、在一次次罗马的内战斗争中逐渐分崩离析，作为一个阶层其整体的力量也被削弱。元老院集体统治的被动无能在与军事将领的荣誉与权力面前显得尤为突出，军事将领能获得凯旋的荣誉以收揽民心，同时将领可以以退伍老兵为财富分配和土地分配的工具，将自己的强力凌驾于元老院和保民官之上，获得独断的权力。正如塞姆在书中所言，元老院已沦为装饰性的机构，而真正的军国大事已经转入暗箱操作或在远离罗马的地方商议。

另一方面，罗马不断对外的扩张也深刻改变了罗马的社会与政治结构。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意大利人、拉丁人和意大利各民族人民的界限渐渐淡化，在军事征伐中，立有卓越军功者的释奴、外来者和新人的利益也和僵化保守的贵族阶层的利益发生激烈的冲突，封尘凝固的罗马社会、政治结构必将经历一场剧烈的变动，由此才得以重新激活和容纳罗马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适应动态扩张的向帝国演变的趋势。不同于试图以一己之力挽救衰退的元老院贵族势力的反动独裁者苏拉，平民派将领马略及其支持者凯撒不断扩大罗马公民权，有意无意地顺应时势之所趋。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与罗马人的涌出，不同民族的人群不断交换，罗马已不是建立在七座山丘上的罗马城邦，而成为了意大利的罗马。在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西班牙战役、米特拉达梯战争和与帕提亚人的战役之后，罗马也不再只是意大利的罗马，而成为了拥有众多行省、统治范围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了。虽然罗马在名义上仍是罗马，但它更多地融合成为了一个统一的符号与象征，而不是一个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名称。由元老贵族共同把持罗马政治场域主要权力的共和体制（有产阶级的紧密团结和不同社会阶级在角色和地位等方面各安其位）已经无法承载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的统治需求，也无法在动荡而剧烈的社会等级变动中仍守身如玉地保持整体的阶级地位了。是历史动态发展的结构性变动与必然需求，而不是凭借某一人的野心和个人的力量，推动了罗马由共和到帝制的转型。

二、 从共和到帝制

在论述从共和到帝制的转型过程中，塞姆从政治党派的角度而不是从单一政治人物相争的视角描绘了凯撒被刺身亡后后三头同盟与共和派的斗争，以及后三头同盟破裂之后，凯撒党内部的分裂，以屋大维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与以安东尼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斗争。他着力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运转最关键的是核心的寡头集团的运作，无论是昔日共和国中贵族等级对于政权门槛的把守，还是帝制下以屋大维为核心的党派将政治决策移交内廷，这一政治的本质没有改变，人民拥有主权这类民主的幻觉不过是为现政权增添了合法性以稳定人民的情绪，而这一残酷的揭露却恰恰是政治的本质。

在论述屋大维派与安东尼派的内战中，塞姆并没有强调胜利者夺得政权的必然性。在论述内战平息后，屋大维“再造共和”的伟业中，塞姆对政权兴起的正义性也不抱肯定。不同于强调荣誉的罗马人以成败论英雄的习惯，也不同于传统政治史家为胜者彰的叙事传统，塞姆反而无情地抨击了屋大维政治胜利背后个人的道德品质的污点。在革命时代，屋大维是个“在青年时代运用诈术赢得庞培党人的支持，随后冷酷地过河拆桥”的革命冒险家；通过向民众“繁重捐税”、用军队镇压暴乱、对富人进行私人勒索以维系军团的忠诚，并以“疯狂的野心把一场又一场公民间的罪恶战争强加给罗马人民”的方式获得全意大利一致的效忠，以对抗被妖魔化了、代表有腐蚀性的东方文化的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和屋大维的真正对手安东尼。在重建罗马共和国的历程中，屋大维实际上是个“拥兵自重、帝王式的民众蛊惑家”，他“安抚生者、欺瞒后世的只有鬼魂和言辞而已”；而在大位继承之际，奥古斯都“为了实现野心，他可以冷酷地牺牲掉自己最亲近的人”。

塞姆看似是在贬斥奥古斯都为人的品德与道义，但事实上，正是通过对奥古斯都的贬低，塞姆才更反映出屋大维的政治能力和伟大之处。君主的道德不同于凡人的道德，在血刃交接、权势争夺的政治场域内，能够实现政治抱负与雄心壮志者不是伦理和美德的奉行者，而是以阴谋计策和坚忍之心夺得实权、掌握军权、鼓动民心者。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政治人物的品行无疑是对其伟大的一种亵渎。只有建立在灭绝人性、血雨腥风之上，更为普遍的和平、秩序、稳定才能落地为现实，这是超越了凡人道德的、属于历史的丰功伟绩。所以，塞姆在对奥古斯都的行为和道德贬损的另一面，是对以奥古斯都为首的党派力量、能力与智慧的赞颂（因为塞姆指出政治家不是靠个人功绩单打独斗走上历史舞台的，“奥古斯都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集团的统治”，没有其盟友、家族和其追随者，奥古斯都不会成为帝国的领袖）。

在内战中，屋大维党以政治宣传等手段污名化东方文明，以掀起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阿格里帕战争的天才赢得亚克兴之战；在内战结束后，有凯撒被怀有共和精神的布鲁图和小加图刺杀的前车之鉴，屋大维宣布还政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自行去治理，但他被封为“奥古斯都”，被元老院授予“首席元老”、“第一公民”的权威，屋大维放弃了执政官的头衔，却设计出了保民官特权，在公共法律上与其他行省总督平起平坐，却拥有了行省总督式的指挥权，通过保民官特权和对行省的统治权，奥古斯都掌控了权威的基础——军队和民众。屋大维在共和国的形式框架下，建立起了一套君主式的统治方式，在既有的名分和法理的基础上，取得了君主式的实权。法理是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以遮蔽民众的愤怒情绪，屋大维所关心的是真正发挥变革作用的实权。尽管共和国的形式犹存，但其内核却已经破碎，从领导人和贵族元老之间的力量对比平衡中这一点是显见的。存共和之名，而取帝制之实。

通过友谊、政治联姻和广泛的资金来源，奥古斯都得以巩固革命的成果；通过对军队和民众事实上的掌控，奥古斯都才有建立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权势基础，并通过个人功绩、舆论宣传、人民拥护，将权势转变为权威，将奥古斯都党从一个内战时的党派性力量变为包罗全体罗马人民的政党。奥古斯都对元老院的净化运动进行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大洗牌，打破了共和体制下僵化的晋升之路，使所有效忠于罗马建设者都能论功行赏，激发了社会活力，将更多地区和阶层中的个人创造性纳入帝国的发展壮大之中。在意大利内部，奥古斯都建立起一套官僚队伍，以这种方式使得人才济济的新政权得以维持，以精英集团为主导力量建立起卫生、治安、景观兼备的大理石做的城市，官僚体系的建立也削弱了元老贵族的个人影响力，确保了帝国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内政的清明是外部秩序井然的条件，在意大利之外的诸行省，奥古斯都肩负着整顿海外领土的责任。最为重要的是，奥古斯都建立了一套可以持续运转的政治体系而并不随领袖肉身的衰亡而衰亡。他以指定继承人的法律形式摆脱了权力的动荡纠纷，另外他的长寿也使得凯撒党内部得以培育新人、升级净化，而不至于陷入党派内部旧势力的纷争掣肘（虽然也同时增强了他个人的神性与威望，有损于继位者的个人威信树立）。总体而言，奥古斯都致力于建立一套可以维持运转的制度体系，在这套体系的搭建过程中，一个崭新的帝国已悄然置换了接连内战后垂死的共和国而被建立起来。而他自己，也与共和国的新生命合二为一。

三、在古与今之间延宕

新的秩序在帝国内部被重振起来了，但革命时代过后的产物——过度膨胀的野心、赤裸裸的拜金主义、苦尽甘来后的安逸享乐——破坏了罗马显贵们赖以维持本家族的朴素、苦干、勇猛的古老美德（尽管这些美德也泰半是出于人们的理想化建构），浪荡之风击碎了传统家庭理想，显贵们子嗣无遗，越来越多勤俭、精干的新并领土的有产者将取而代之。倘若放任社会习气的堕落，罗马人赖以维持统治的力量源泉也将在敌人的铁蹄下被颠覆，帝国的权力核心也将随着罗马内部的少产而转移或瓦解，复兴古罗马的传统美德势在必行。

作为在腓利比战役中剿灭共和派力量的后三头之一，奥古斯都竟开始不遗余力地重建传统的美德与尚武精神了。但和西塞罗通过建构西庇阿家族统治的黄金时期为共和传统招魂、抵抗暴徒与革命者的颠覆一样，掌握权势与权威的奥古斯都用于复兴国家道德和精神模范的传统资源和历史记忆，也大多是建构和杜撰。他通过弘扬共和时代遗留下的精神资源——罗马先民们节俭尚武、忠诚虔敬、责任与特权相统一的品质与观念挽救帝国时代金钱至上、滥用特权、信仰缺失、斗志疲软的可悲现状。但他也故意略去了其狭隘、贪婪、迷信、残忍的丑恶一面，须知人性中的卑劣往往是与所谓美德相生相伴的。复兴传统，是为了为未来定下基调。名利场上几番血雨腥风，最高权力争夺几番易手，政权虽逝，但其精神与观念会伴着人们的文字、口述与记忆而复活，历久弥新。奥古斯都深谙徒以法律管制和约束人民无法真正唤起崇高与真挚的情感道德，而只能成为法律奴役下的卑琐之流，一被解除镣铐就再度投入无序之中。只有通过建构历史记忆才能唤醒真正美好的品德，使人民得以在共同的民族历史中扎下根，并紧密地团结在现政权的周围。尽管在统治席位上胜者只有一个，但过去、现在从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端，以往昔的精神和信仰为药，针砭现状之弊。

奥古斯都为往昔招魂，但那真正的贵族精神还会回来吗？塞姆对此是悲观的。贵族身份对于在革命与战火中孕育的政权而言是一种原罪，政治与经济的衰败剥去了贵族的地位、财富、尊严。更重要的是，贵族的精神信条与偶像也被现政权所窃用。“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共和精神的核心人物不是被打压、尘封（卡西乌斯、布鲁图斯）就是被歪曲为为现政权的合法性而提供佐证的资源（小加图）。建立在法律外表下的专制精神消灭了言论自由的土壤，昔日公开而多样的修辞演说术消失在风中，记录公民美德和真相的叙史传统被无情打压，人们的精神空间在君主专制下被挤压和矮化，往昔的贵族精神被奴性而阿谀逢迎的卑琐气质所取代。帝国无政治，政治宣传却无处不在风中飘扬。

尽管真正的贵族精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这沉重的代价所换回的是什么呢？是更为普遍与珍贵之物——现状的和平、安宁、秩序和富足。无产者不必为了党派利益而血流漂杵，有产者也不必非要倾尽其所有财富，小心翼翼选边站。在长久和平之后，被精神束缚已久的人们往往更为重视虚无缥缈的自由权利，直至战争恐惧的阴影再度降临才意识到秩序与和平才是最终目的，而当人们忽略或轻视了这一点，开始为自由而蠢蠢欲动时，统治的权威就被削弱，保障秩序的基石被抽去后，陷入黑暗混沌中的人谈何自由？但人凭其想要抵抗的本性，又何曾能满足于只是安宁和富足呢？被塞姆所盛赞的塔西佗或许提供了一个明哲的典范，“作为一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必须成为一位共和派；但在日常与政治生活中，他是拥护君主制的”。锐利如塔西佗，清晰地看到政治运转的核心动力是出于人性的本身必然——“帝国、财富和个人野心毁掉了共和国”——便也不会哭天抢地地哀叹共和之亡。

奥古斯都利用人们对历史的想象以救现实之弊，或许我们也可以罗马人的经验与智慧反思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从政治统治的实质、民主的真相、统治者的道德到法理与实际、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政治世界的动力，多一分对于政治的理解，就多一分生活于今世的清醒和审慎。或许会有人质疑难道人类千年的进化都难逃离政治统治的套路和模式吗？答曰，只要人类还是自然人类，那么政治统治的本质将是相对稳定的。未来技术文明到来之世，兴许技术统治将压过政治统治，在此暂且存焉而不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