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世界（上）读后感精选

《汉字的世界（上）》是一本由[日] 白川静著作，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字的世界（上）》读后感(一)：本末有些倒置

本书的作者无疑是一位饱学之士，许多考据很见功力。但本书的基本方向，涉及汉字的一些根本问题，还是不容易使人接受。 这就是汉字与神话的关系。如果在研究神话的时候，用汉字来佐证神话，在汉字中寻找神话的材料，是容易接受的。文字作为一种基本的工具，在祭祀活动中使用文字，是自然而然的。但反过来，将文字纳入神话之下，以神话来佐证汉字，就有些过了。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华夏民族是相对不信神的，孔子与老子对这些东西都是避而不谈。当然最早的汉字肯定与祭祀活动有更密切的关系，汉字的较早的祖宗甲骨文，那些乌龟壳就是用来搞迷信活动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汉字是专门发明出来用于同鬼神相沟通，而不是活人之间的一种通讯手段只是顺便用于祭司

《汉字的世界（上）》读后感(二)：象征、隐喻与真实——《汉字的世界（上）》读后

在《汉字的世界（上）》中，白川静先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被神灵统治的超验世界。上帝、四方、日月、风云、山川等万物神灵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其所独享的圣域无处不在，并接受人们虔诚的祭祀和贡品。在这里，大凡氏族、会盟、战争、教育、刑法、乐舞等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小到出行、住所、耕种、纹身等个人生活及习俗，都被神灵所左右。先民们坚信“在所有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隐匿的神灵”。因此，他们通过祝告和咒术，来寻求神灵的庇佑，抵御恶灵的侵犯。形形色色的男巫与女巫应用神杖、咒具等法器来施展祝告和咒术，或是隐秘的祈祷，或是牢固的守护，或是暗中的咒诅，或是公开的破坏。总之，围绕着神力，巫师成为人们沟通神灵、寄托希望的渠道。而他们的首领，即巫祝王，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以上帝的名义统治着天下的各氏族及其子民。

这个世界尽管现在看起来十分陌生，却是白川静先生通过汉字，确切的说，是甲骨文和金文所解读的商周思想、政治与社会。关于汉字的传说，《淮南子.本经训》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在白川先生看来，这表明汉字的创造，就是“与神事相关，并承载了人的意志、作为与神进行交流的手段而产生的”。因此，崇尚万物有灵，施展巫术诅咒，这就是汉字所赖以象征和交流的思想和社会背景。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汉字构建起涵盖思想与文化、欲望与现实、组织与国家的全部表征体系，具备了形、音、义的深刻文化内涵，象征着商周时代的根本秩序和意义。

关于汉字的起源，郭沫若先生以为起于族徽，唐兰先生以为起于契刻，而白川静先生则从文化背景的考察出发，深入到汉字与信仰的世界，非常准确地理解了汉字所蕴藏的神权思想和意义。神权是商周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在《礼记.表记》中，即有“殷人尊鬼,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记载；陈梦家先生根据卜辞，指出殷人“相信有特殊的‘神明’能力之存在，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行止的吉凶”（《殷墟卜辞综述》）；李泽厚先生则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观察，指出青铜器的饕餮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美的历程》）。可以说，神权思想一直统治着从商代直到西周的中原社会。即使西周初期提出了“天命匪常”、“明德慎罚”等观念，也仅是要求统治者敬畏“天命”，这恰恰加强了“天命”神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西周早期的《邢侯簋》云：“克奔走上下，帝无终命于有周”，周厉王所作的《胡簋》云：“其格前文人,其濒在帝廷陟降，申恪皇帝大鲁命，用令保我家、朕位、胡身”，周宣王时期的《逨盘》云：“前文人严在上，廙在下，丰丰勃勃，降逨鲁多福”。可见，直到西周晚期，围绕神权的祭祀活动仍然是人们祈求安康的基本方式。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西周人和殷商人一样相信，有一个由神祗构成的世界，它们在主宰一切”。至于神权没落，人文主义兴起，则是直到春秋时期才出现的新现象。因此，以神灵崇拜与咒术来理解汉字的产生以及汉字的世界，实在具有坚实的文化观念支撑。白川静先生指出，理解汉字，“我们必须与古人持有同样的思维方法”，意即指此。

不宁惟是，在具体的汉字释读上，白川静先生的观点也颇具有启发性，他善于以字为媒，旁征博引，广泛联系，展现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素养。如对“夏”的解释，白川先生认为是指宗庙前的舞容，这较之传统的训“大”更进一步，并且可与乐章《九夏》互证。又如以“省”、“德”解释为依靠眼的咒力来沟通，这又可印证《周礼.方相氏》“黄金四目”的记载，从他者观看的角度对思想史上“德”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解释。还如以“和”训为军门，进而解释“蔑历”即在军门前旌表战功，并与后世的华表联系起来。这样的论证在书中俯拾皆是，作者凭此不断挖掘汉字的表征意义，从而建构出如此庞大且深厚的神灵世界。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白川静先生作为一名汉学家，对汉字及背后文化意义的理解也不免带有一些偏差。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处。一是不少汉字的解释是直接与日本民俗结合起来的论证。这或许是出于本书是面向日本民众的普及性著作，同时也有助于培养中日两国的文化理解。但是这样是否符合汉字形成时代的真实，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例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实名敬避”的传统，忌讳本名，这在日本发展成为敬称法。但是《左传.桓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也就是先秦时期存在着生名不讳，死名方讳的习俗，并不是“实名敬避”。可见，日本民俗能否直接套用在中国先秦时期，必须通过严密的论证方才适合。二是作者在释读文字中注重文字的象征意义，多采用象形和会意来解释文字。然而即使是在甲骨文，也存在着大量的形声字和假借字，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和岛邦男先生《殷虚卜辞研究》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而象形、指事、会意不过占全部甲骨文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释读某处古文字时，必须考虑到本非原义的声符或同音字存在。例如作者以“述”为形声兼会意字，认为“术”系披兽皮手足之形，从而解释“述”为奉献牺牲以祓除道路不祥的仪式，其实“术”字在金文中从手从艹从八，不类手足所象之“爪”，因此与牺牲无关，更不是会意字，仍视作形声字较妥当。同时，解释古文字具体含义除文化因素外，也要考虑到政治和地理等其它背景，如作者以“媚”（女巫）训“眉”，将卜辞中“眉人三千”解释为三千女巫，却忽略了“眉”也可以作为地名，如卜辞所云：“妇好使人于眉”（《甲骨文合集》6568正），这就需要综合贯通各方资料。三是作者在解释古文字时，没有顾及古文字的演变源流，仅仅以单一的意象去释读。如以“各”从之“口”为祝告之器，进而训“各”为“神灵回应祝告，自上降临”，其实“各”所从“口”又写作“凵”，表示坎陷，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已明辨之。实际上，这也说明作者所反复强调的“‘口’表示祝告之器”的观点，在某些条件下并不能成立，这是不能不指出的地方。

尽管如此，作为日本先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白川静先生这本小书仍然值得一读，从中我们能够理解和感受日本汉学界对汉字和中华文化的深厚且诚挚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也令国内学人们倍感亲切。笔者非常高兴能够读到越来越多的白川先生的中文版著作，也非常期待先生的大作《金文通释》全书能够早日通过象胥译言，在国内出版，嘉惠学林，以惬学人所望也。

《汉字的世界（上）》读后感(三)：本人的书序

文字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实体。在世界文明史上，诞生过无数文字，然而“只有中国的汉字从古至今追随中华文明，被传承、沿用至今”（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李学勤语）。汉字是中国人为人类文明创造的伟大财富，从汉字诞生伊始，这一东方文明古国的神秘文字就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绵延不断，并早早超越了民族、地域、国别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亚洲最成熟的文字之一，汉字在古代“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形成了以朝鲜、日本、包括东南亚的越南在内的‘汉字文化圈’”（洪仁善，2011）。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全面崛起，民族走向复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响应，汉字更是伴随着中国的影响进一步走向世界，可以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开始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符号。

世界上的文字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说来可以分为表意和表音两大文字体系，而汉字则属于表意文字，是现存世上唯一仍在使用的高度发达的表意文字体系。所谓表意文字，就是文字与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每一个字只是表示一个章节，不能明确表示读音，但一个字的本身就能表示一个意思。汉字的表意特点使其在含义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且可以超越音声的界限，成为汉字文化圈共同的精神图腾。比如，诞生于两千多前年的诸子百家经典著作今天读来依然朗朗上口，任何接受过基础语文教育的普通中国人都不需要借助专门的训练即可理解其大致含义，并对其精神感同身受；再比如，中国各地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也许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在汉字书面语上却毫无隔阂，甚至说着日语的日本人，对很多汉字、汉字词的理解都与我们基本一致。可以说，汉字起源于象形，成熟于表意，跨越了时空，在今天依然直击我们灵魂，成为我们与过去对话的重要工具。“以中国之人读中国之字，而高下轻重徐疾，已各自成音，赖有象形，会意等义相维持，故数千年后尤得于考证古训也。外国文字仅知谐声，以口相传，久而易变。”（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660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这是汉字同其它文字相比的传承优势，也是汉字研究的魅力与意义所在。

表意文字的特性使得掌握汉语言所需要的字数远远超其它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字成为世界性通用文字。但作为一种从上古创始以来一直绵延到今天的文字，汉字中保留了大量先祖们创字伊始对原始社会的认识，是我们理解上古社会实相的文字密码，这是其它任何文字都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借助对汉字的研究可以对上古时代的历史文化进行精准的了解，并同考古学、民俗学等互为佐证，相得益彰。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甲骨文惊现于世，再到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历代学者在研究、揭示汉字原始意义以及含义变迁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且成果丰硕。我国学者自上古时代撰著“尔雅”开始，就注目于“文字字义”（汉字训诂）的研究，从汉代许慎撰著《说文解字》以来，开始了“汉字本体论”（形声义）的研究，以其业绩而言，世界无出其右者（严绍璗，2013）。众所周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重新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文字方面推行以原来的秦国字体统一全国文字的政策，取得成功。“随后汉代的人们，对先秦时期秦国以外的字体已经不能尽识”（李学勤，1990），为此，东汉时期学者许慎作《说文解字》，对所收录的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多个汉字逐一加以说明解析，使人们重新认识上古文字，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由此奠定了汉字文字学的基础。可见《说文》一书在汉字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北宋以降，以青铜器铭文和石刻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兴起，更是为汉字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力的文物文字佐证，拓宽了汉字研究的领域。不过，由于受过去有限的研究条件以及思想的局限性的影响，前人们的研究中也不乏一些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注解，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裨补阙漏，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随着近现代人类文明的不断融合、相互影响，汉字研究也早已超越国别的局限，成为全世界文字学者为之孜孜不倦的研究客观，汉字文化圈诸多国家的文字学者、甚至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字学者，都不断提出观点和学说，丰富和完善着汉字的研究，使汉字不断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独秀于世界文字之林，犹如封窖陈酒，历久弥香，亦如合贝珍珠，愈经磨砺，愈发熠熠生辉。这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无疑是最值得关注、最具借鉴意义的。这不仅缘于日语语言文字（假名）完全脱胎于汉字，更在于日本人使用汉字记述语言甚至远早于假名，汉字不仅早于日语扎根日本列岛，更是在日语形成后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伴随着日本文明的发展一路使用至今天。虽然明治维新以来有过短暂的汉字存废之争，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汉字在日语中地位不减反增，有愈发活跃之势，日本甚至制定汉字编码国际标准，为汉字规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人民网日本频道2017年12月25日报道，日本信息处理推进机构（IPA）发布消息称已经完成了约6万个汉字的国际标准化工作，将可以处理约6万个汉字，汉字在日本的地位由可见一斑。

由于日本远离大陆的岛国特性，使得日语中的诸多汉字、汉字词时至今日依然保留了汉字传入时的原始含义。比如，日语中的“走”字，指“跑”，而“行”字则指走，日语料理店常见的“丼”字就是“井”的金文写法，此外，日语里的“舅姑”指公婆， “兄弟”一词包括姊妹在内，这些含义同古汉语大同小异，例如“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孟子·万章上》）。可以说，汉字（词）在传入日本时的大量含义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了今天，这为日本人研究汉字提供了感性认识，也是研究汉字的天然第一手材料。因而，在日本语言文化视阀下日本人对汉字文明世界的探索，对于究明汉字本意来说尤为难得，也对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字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白川静先生是日本屈指可数的汉字学家，在汉字文化圈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是汉字文化研究界公认的大儒。他特别擅于将考古学与民俗学、神话、文学等学问同汉字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不同维度，旁征博引，在宏观视野下对汉字文化进行解读。在本书中，白川静先生透过对卜辞金文的研究，对汉字的体系与文化源流系统性、独创性地提出丰富又生动的见解，在日本汉字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本土的文字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他山之石。

汉字的世界，亦即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汉字的原始含义之中，蕴含着华夏先民对宇宙洪荒最朴素的认知，究明汉字的文化内涵，从学术角度上说，可以为历史、考古、文学等研究提供支持，从实用角度上说，可以增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第七章“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明确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对于中国的文字研究者、日语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明确指针，对《汉字的世界》一书的翻译出版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鼓舞。

汉字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全人类的财富，我们研究汉字文化，也应该海纳百川，广泛汲取海内外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全面客观地研究汉字，不断完善研究成果，为扩大汉字影响力，提升文化自信添砖加瓦。

BY《汉字的世界》（上） 译者 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