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的悬置》的读后感大全

《知觉的悬置》是一本由[美] 乔纳森·克拉里著作，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觉的悬置》读后感(一)：【转】沈语冰：乔纳森·克拉里和他的视觉考古学

【作者简介】沈语冰，1965年生，浙江余杭人。就学于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学习法律、哲学和文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西方现代美学、现当代艺术史和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20世纪艺术批评》、《图像与意义：西方现代艺术批评简论》。独立或合作译有《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弗莱艺术批评文选》、《另类准则》、《艺术与物性》、《现代生活的画像》、《杜尚之后的康德》、《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艺术的理论与哲学》、《知觉的悬置》等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名著。担任“艺术与观念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等大型丛书的主编或执行主编。

《知觉的悬置》读后感(二)：【转】沈语冰：注意力与视觉性的建构——乔纳森·克拉里和他的视觉研究

【作者简介】沈语冰，1965年生，浙江余杭人。就学于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学习法律、哲学和文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西方现代美学、现当代艺术史和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20世纪艺术批评》、《图像与意义：西方现代艺术批评简论》。独立或合作译有《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弗莱艺术批评文选》、《另类准则》、《艺术与物性》、《现代生活的画像》、《杜尚之后的康德》、《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艺术的理论与哲学》、《知觉的悬置》等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名著。担任“艺术与观念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等大型丛书的主编或执行主编。

《知觉的悬置》读后感(三)：《知觉的悬置》译后记（节选）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视觉艺术、电影、摄影研究专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夏皮罗讲席教授（Meyer Schapiro Professor of Modern Art and The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区域出版公司”（Zone Books）的创始人之一。著有《观察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T Press, 1990；以下简称《观察者的技术》）、《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MIT Press, 2000；以下简称《知觉的悬置》）等。

克拉里198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老师包括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F.W.杜皮（F.W. Dupee）及卢西安·古德曼（Lucien Goldmann）。在此之前，他曾获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专业学士学位，同时获旧金山艺术学院美术学学士学位。他在旧金山学习电影与摄影，师从詹姆斯·伯鲁顿（James Broughton）、拉里·乔丹（Larry Jordan）、冈沃尔·尼尔森（Gunvor Nelson）等。克拉里曾任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视觉艺术系。1989年起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克拉里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是国际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的研究者之一，曾为包括《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艺术论坛》（Artforum）、《十月》（October）、《装配艺术》（Assemblage）、《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电影评论》（Film Comment）、《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在内的杂志撰稿。他还为大量画展目录撰写过艺术评论。1986年，他成为区域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至今仍是主编之一）。该公司以出版米歇尔·福柯（Michele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ksy）等人的思想史、艺术史、政治学、人类学及哲学著作闻名于世。

在美国这样一个学院派学者极其多产的国度，克拉里的著述并不算丰富，但质量极高。他平均每10年形成一部专著，每一部都迅速成为学界的重点追踪对象。1990年出版的《观察者的技术》，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从此书开始，他致力于现代视觉文化起源的研究。《知觉的悬置》出版于2000年，获2001年特里林图书奖（the 2001 Lionel Trilling Book Award），成为当下被讨论得最多的同类著作之一。他的近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Verso Books, 2013） 检视全球信息和传播状态下人类知觉的最终命运，几乎同时以16种语言出版。

《观察者的技术》提供了对19世纪视觉文化的极其新颖的透视，重估了视觉现代主义与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它的基本论点是，观者不是天生的，或自然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对观者的这种历史形成的分析，是对当今景观社会的前史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解释。美国著名学者马丁·杰伊（Matin Jay）评论该书说：“乔纳森·克拉里机智地将科学史、技术史、哲学史、流行文化及视觉艺术混合在一起，巧妙地挑战了视觉文化在19世纪的划时代转型的通常说法。对任何一个关注技术现代化与审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的人来说，《观察者的技术》都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

克拉里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建立在暗箱这种光学机械装置之上的——这是一种封闭、幽暗的盒子，配备有透镜，以便将外部世界的遥远景象聚焦到一块内部的屏幕上——有关人类视知觉的主导哲学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生理模式所代替，这是一种身体化了的、对光线特别敏感的眼睛的模式，它已经适应了外部世界瞬息万变的脉冲及内部（或视网膜）的网膜刺激。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论人类理解力》（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到赫尔曼·冯·亥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的《论生理光学》（Treatise on Physiological Optics, 1856—1866），再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写于1895年的未发表论文《科学心理学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读者被引导到穿越整个充满剧变的认识论领域，在其中，主客体之间一种稳定的、空间的二元论经验主义再现模式，转化为主客体之间一种不稳定的、时间的分镜头剧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客体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生理与心理互动。正是对19世纪下半叶这个互惠的分镜头剧本的展示，使得克拉里发表了引人注意的续集，即《知觉的悬置》。

《知觉的悬置》这个标题部分来自弗洛伊德1912年论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弗洛伊德告诫精神分析师们要以gleichschwebende Aufmerksamkeit，即“均匀悬置的注意力”，来对待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这样一种关注模式试图克服全知全能的医生与无知无能的病人之间的僵化二分法，以便通过在二者之间实施一种不用剧本的、不可预料的互动，来产生新的知识。弗洛伊德并不想迫使人类注意力的脆弱官能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的固定焦点，而是认可分析师们处于开放心境，不带偏见地对待世间万物的多知多觉之流。与这种时间流程中的分析师的悬置相反，弗洛伊德的哲学前辈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宣扬过“一种纯粹化了的知觉，它能成为对时间及身体系统的悬置”。正是这种想要从时间的不可避免的流逝中解放出来的冲动，克拉里将其命名为“现代主义的幻想”；而他的书就是对这种幻想的解神秘化。

因此，《知觉的悬置》是一项有关人类注意力及其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重要角色的重大历史研究。它认为我们有意识地观看或聆听事物的方式，源自知觉性质的一个关键性转变；这一转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克拉里将重点放在1880至1905年间，他考察了主体性的现代化与视听文化的戏剧性扩张及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其写作计划的核心乃是现代注意力的悖论性质，它既是个体自由、创造性及经验的根本条件，又是经济、学科体制及刚刚冒出来的大众消费与景观空间的有效机能的核心因素。

正如克拉里所写，注意力的问题“与不断渗透着感官投入的社会、城市、心理与工业领域的出现直接相关”。（Jonathan Crary, 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MIT Press, 2000, p.14）克拉里认为，作为科学心理学、哲学、美学论战及实验的一个关键对象，注意力问题与人们对于知觉理解的变迁以及知觉主体的变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核心问题。在其《观察者的技术》基础上，克拉里认为，这一时期注意力的中心，与人们将观者理解为身体化的东西，将知觉理解为“根本上说是持续性的东西”，将注意力理解为“信息集合的积极过程”分不开。（Ibid., pp.154—155）克拉里将他的研究计划置于有关视觉与知觉的哲学论战，以及有关主体性的社会及历史构成的理论之中。他的核心论断是，注意力“成为一个特别的现代问题，只是因为历史性地消除了在知觉中思考在场概念的可能性之故；因而注意力既成了在场的模拟，也成了以其不可能性的面目出现的临时或实用的替身。”（Ibid., p.4）

这本书的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现代性与注意力问题》原版长达70页，它追溯了19世纪下半叶人们理解注意力的各种模式。余下的三章，分别围绕着涉及知觉分解和知觉综合问题的某些特别画作的解读进行。这些画作包括马奈的《在花园温室里》（In the Conservatory, 1879）、修拉的《马戏团的巡演》（Parade de cirque, 1887—1888）以及塞尚的《松石图》（Pines and Rocks, c.1900）。

选择三位画家的这些作品，并非任意之举。克拉里认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深深地介入了知觉领域中的分解、空缺与断裂的独特遭遇；每一个都前所未有地发现了有关集中注意力的知觉的不确定性，而且，每一个都发现了这种不稳定性如何可以成为知觉经验及再现实践的重新创造的基础。（Ibid.,p.9）

用克拉里更加专业性的术语来说，他们代表了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聚焦的注意力状态，

与不可抗拒的对抗性和散焦的注意力分散状态之间的辩证法。克拉里使用大量的修辞性词汇来形容这一辩证法，其要点是想说明“主客体之间不可避免的交织状态”（Ibid., p.284）。他形容马奈的《阳台》（The Balcony, 1868）“在一个功能性的视觉操作与反时间的白日梦波动之间”（Ibid, p.88）；形容修拉的

《马戏团的巡演》（Parade de cirque, 1887—1888）“悬浮在对色彩的直接性召唤和承诺，与对表面上具体和量化的世界中不在场和空虚的无穷揭露之间”（Ibid., p.151）；形容塞尚的《松石图》“悬浮于入口处——在这样一个入口处启示与分解密不可分”（Ibid., p.359）。塞尚的这件及其他作品仿佛“含混地在两种视野体系之间徘徊”：“在大体与古典空间接近的通用同质空间，与有着流动、具体化的观者的去中心化、不稳定的知觉系统之间”来回（Ibid., p.190）。

有评论家认为，人们可以从这些准宗教的语言中辨别出，克拉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社会改革的希望，得到了弥赛亚式的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者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及其在美国的主要解释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支持。根据詹明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克拉里所关心的现代主义艺术，恰好被界定为标志着一种“世俗世界中心的缺失……一个对象的世界，永远悬浮在意义的边缘，永远想要接受那始终不会到来的邪恶或恩典的启示”（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51）正如克拉里以也许有些过于乐观的信念所总结的那样：

在我所考察过的马奈、修拉和塞尚的作品中，持续的注意状态从来都是与升华的复杂社会、心理体系不可分割的；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专注的知觉是对一种视觉的否定与消除，这种视觉揭露了无法实现的愿望的残损地平线。然而，在它的悬置中，它也产生了在其中存在的外在必要性和自我圆满性能够被拆解的条件，这允许对无法说出的未来预言，以及对记忆中发着微光的、被遗弃的物品的救赎。

（Ibid., p.362）

值得注意的是克拉里与美国另一位研究19世纪法国绘画的著名艺术史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之间的互文关系。克拉里在许多方面得益于迈克尔·弗雷德的著述。“在场性是一种恩典。”正是这句引自迈克尔·弗雷德的著名论文《艺术与物性》（“Art and Objecthood”， 1967）的结束语，为克拉里的现代主义批判提供了含蓄的互文性。即使没有这句明显的引语，弗雷德在克拉里的文本里也远不是缺席的。谈到马奈《在花园温室里》时，克拉里想要展示的主要是画家再现法中缺席与在场的辩证的悬置，他注意到弗雷德在《马奈的现代主义》中既承认了画家在许多细节处几乎过度的修饰，即使他同时还承认了画作的其余部位那种令人惊讶的不加修饰。（Fried, Manet’s Modernism or The Face of Painting in the 186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90）还有一点也来自弗雷德，那就是集中注意力与注意力分散的辩证法的核心观念。不过，弗雷德在其《专注性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Absorption and Theatricality: Painting and Beholder in the Age of Didero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中倾向于将不同画家的画作视为观者注意力的产物，或仅仅是偶然的产物。克拉里却倾向于将这一对立当作他所考察的马奈、修拉与塞尚画作中的一种内在波动。（参见Bryn Mawr,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3, Number 1, Fall 2001）

因此，《知觉的悬置》从根本上将审美静观问题重新置于不稳定的知觉问题的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置于心理学、哲学、神经学、早期电影与摄影的广泛语境中，从而为理解当今社会注意力的危机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框架。这也就决定了《知觉的悬置》绝不是一本单纯的艺术理论书，它关心的也不是理论问题。毋宁说，它以这些画作为例证，来研究更为普遍意义上的知觉现代性问题。而这些画作只是克拉里探索19世纪晚期“注意力的规范观念是如何与认知和知觉综合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Ibid., p.79）特许场所。

但总的来说，他关心的是注意力成为视觉现代主义中的知觉美学的关键因素的各种方式，关心它在视觉景观的新技术形式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各种方式。克拉里探索了这些不同领域的交叉与互换，解读了感觉及其化身（观者）的理解方面的变化，也提供了对某些绘画作品令人叹为观止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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