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锦集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是一本由(日) 增渊龙夫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88.00，页数：42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一)：半途而废的感想

看了286页，就是看到“古代专制主义的成立及其经济基础”那里，后面的不想看了，我就姑且当自己看完了吧。现在来谈谈我“半途而废”的原因。

一来，作者的分析虽然精彩，但是都是五十年前的东西，我觉得宝贵的时间应该投入到更新的研究成果上。二来，先秦秦汉史难点在于史料太少，很多东西就是让人觉得......怎么说呢？不能确定自己学到的知识是不是正确的，我倒宁愿看一些晚近的资料，甚至是当今中国的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调查，近现代材料虽然浩如烟海，很折磨人，但我觉得更可靠一些，“宁多勿少”吧。

第三，就是我对作者“新型的人际结合关系”，以及“民间任侠习俗是这种新型人际结合关系的下移”这种说法不敢苟同，因为人类学告诉我们拉帮结派组建小团体是人类的本能，可能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只是东周乱世，由于传统政治结构崩溃而显得更耀眼罢了，并没有多么“新型”。

最后嘛，我只想说———这本书虽然号称“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但是几乎只讲了战国秦汉。我看不出了解官僚制帝国的出生经过和早期历程，对老夫今后的社会改革工作有什么帮助。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二)：重要的不仅在于制度，更在于制度如何起效

这本书特色很鲜明，文笔优雅，而落足点基本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讲制度，重点在人情关系。

乍一听很中国特色，好像增渊龙夫在黑中国，其实在哪里都一样，甚至于可能任何时代都类似，因为纸面上的制度作用于活生生的人，必须依靠一些东西作为中介。这一中介常常被规则制定好，但是规则却经常难以管制其实际运行效果。在高中，历史课，我听说清代设立军机处，后来皇权就完全渗透到基层；即使这种说法不错，后来基层放权、筹集团练，已经说明这种情况不能持久。增渊龙夫所探讨的主要时间段在战国到东汉，当时的情况比之制度更加完善、治理经验更加丰富的清代，自然是更不可能达到基层的完全控制。

那么这一控制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得以可能，或者说在何种方式中才得以深化、进步，增渊龙夫贯穿本书的重要观点是：人情。从他对任侠风俗的考察，·到东汉党锢清流与宦官集团斗争之性质与内部组成方式，无一不着眼在人情之上。我想这里存在着一种前提：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并非在于规定者是如何规定的，更加在于受规定者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对此规定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更进一步来说，社会的发展永远比固定下来的制度要快，制度的内在需要是贴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把更符合发展需要的情况确定下来，而不是肆意追求统治者的意志——这是我个人比较偏消极悲观的态度，这种态度所不能解释的就在于进步因素究竟从哪里诞生出来。增渊龙夫显然没有真正采取我后面，说社会发展领先制度一步如何如何……但他对于人情的看法，也深刻体现其对于制度的务实态度。即，重要的不仅在于制度是什么，更在于制度能做些什么，为什么能做到这些。

因此，在他的视角当中，逐渐脱离了旧有血缘依附关系的人们，献身于新的人身依附。其中有意识形态因素（任侠情结，为信义而死）、有利益因素……但最后政治权力利用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且为了维护以自己为中心的依附关系，而去清扫社会当中所存在的其他依附。为此，内外朝关系、山林野薮的川泽之利、郡县形成的过程以及历史上的真实含义，都被纳入了这一考察范围。我并非指责作者的笔调不够宏观，恰恰相反，这种写法也触及了制度的宏观层面，并且利用其更多“社会史”意义的方法，为宏观历史填补了诸多细节。如果仅仅从他切入点来看，确实会觉得失之于琐碎，但每次他都能利用这些琐屑史料，构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贡献就是上一段所说的，制度与个人的关系：重要的不仅是制度是什么，而且在于制度怎样发挥作用。人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其中关键。

我对这本书存在的一些不满（我读得并不仔细，只是看大略，也没有足够水平去辨析其中有没有事实错误），主要在后面部分，论君主专制的经济基础的章目。我个人感觉是不够特别，没有读前面更专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部分时那么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就好像是一种蹩脚的补充。必须要说明的是，这种补充绝非可有可无，对于了解前面人身关系的变化来说，甚至于是一种前定的作用。但我却提不起神来看。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个人感受，轻喷。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三)：发掘“历史的内面”

总评：序论开宗明义交代问题指向，全书的核心关注是氏族制社会解体过程中新型任侠习俗和官僚性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影响；第一篇侧重民间秩序，第二篇侧重官僚性格，论述中反复交代民间秩序和官僚性格共享同一个春秋战国时代发展出来的人际关系母体；第三篇深入历史的内面叙述此种母体成立的背景和社会经济基础，不论是篇还是章，之间都有逻辑上的配合和联系，绝非拼凑的论文集。增渊龙夫的基本取向是韦伯式的社会史观，重点关注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信念是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集团，要长久的保有秩序的势力，并非单单依靠实力就能维持”，历史的制度性骨架下还有一种血肉般的固有生活态度和习俗，对社会起着基底性的构造作用。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尝试发掘“历史内面”的著作。

分评一：增渊龙夫有一个大的问题关怀，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是氏族制社会解体的时期，社会解体除了政治、制度上有一系列的变化，社会自身的结构组织也会有重大变化，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结合方式。例如，原先周代以拟血缘的宗法秩序来维持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更加重要的人际关系维持纽带变成了“德”和“约”等，排除掉后世儒家附加的神圣道德光环，“德”的本质就是施加恩惠，能够带来比强迫更令人心悦诚服的归顺，通过“德”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领导者将超越血缘的各阶层士人黏合到自己的集团中；作者还认为《左传》中多次将君主任用的近臣称为“佞臣近幸”，施以道德化的污名，这是由于近幸与君主之间形成的官僚模式破坏了公卿大夫士的宗法阶级秩序；秦楚等国推行的县制在国内曾遭遇重重阻力，是由于县的本质是破坏邑原有的氏族制社会结构、派遣以国家权力支持的官僚重组形成的军事实体，这同样破坏了原来氏族制社会的秩序；楚灭陈设县后陈地两度复国，正是原有氏族社会结构产生的反弹。也许增渊龙夫的问题来源是出于对“东方专制主义”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回应，现在看来显得有些陈旧，他所说的“氏族制社会结构”也未必符合现在研究对于春秋战国以前社会的认识，但是借助理论关怀增渊龙夫对游侠、“德”、“约”、官僚性、公田、县制等问题的认识都很深刻。

分评二：增渊龙夫主要研究的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弄清楚社会变革的起因和影响也涉及到了殷周和秦汉时代，但是明显相比于文章中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的部分，增渊龙夫对于秦汉时代的历史研究就显得稍微逊色了。增渊龙夫对汉代官僚性的讨论出发点是站在西岛定生的延长线上，选取的突破口都与西岛定生一样是“中涓”等带有明显家庭色彩的官制。增渊龙夫勾勒的汉代存在游侠和酷吏两种官僚集团之间的对立恐怕也未必是固有的结构，游侠终究是一种民间秩序，要把它上升到与酷吏对立的官僚制性格上来说中间迂回处非常大。《汉代的巫与侠》中增渊龙夫提出汉代的妖贼起义应该是以巫祝为首、凝聚一些无赖无业的游民弟子形成的武装势力，其组织结构近似于游侠，是一种不同于政府组织的民间武力集团，作者由游侠破题，牵引到巫祝，对于理解汉代的妖贼和方士确实有着很大的帮助，但增渊龙夫据《尹赏传》把跟随巫祝起事的人和弟子都定性为无赖游民，明显是过度推导。《后汉党锢事件的历史评说》则完全采纳了胡三省注的说法，虽然增渊龙夫意识到了胡三省的注文有自己的历史时代背景，但他还是认为东汉末年和南宋末年有相似之处，沽名钓誉的党人参与到了汉代宦官与外戚、内朝与外朝的斗争中，演化成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事件，最终造成了对整个社会极大的破坏性影响。这些论述中均有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概念化和简单对立化讨论之嫌。

分评三：全书的翻译存在一些问题，直接提高了阅读此书的难度。已有读者指出翻译中有数处未核对史料原文，导致翻译有误。同时，全文中多长句子，一句话占据四五行的情况经常出现。翻译者基本按照日语原文自身的结构来直译，说起来好像是遵守“信”的原则，但实际上因为日语语法结构和中文并不一样，日语原文翻译成中文不调整语法结构实际上是没有仔细咀嚼的偷懒行为。例如，第三篇第二章《先秦时期的封建与郡县》：“周人在殷遗民的氏族组织内部维持原来的社会机能，对于其所拥有的先进文化和军事诸功能加以利用，正是周对殷民采取的基本政策，这是最近的研究所显示的。”这也是明显的日语将主句后置的语法结构，调整为中文语法后应该是“最近的研究显示：周对殷民采取的基本政策是在殷遗民的氏族组织内部维持原来的社会机能，对于其所拥有的先进文化和军事诸功能加以利用。”此外，还有文段中有明显的病句，例如第三篇第一章《先秦时代的山林䉤泽》：“毋庸多言，此处所言及的公田，是指作为君主家产所有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而与郡县制为基础实施的民田有所区别，是一种君主自己直接占有的私领地土地。” 查阅日文原文，中间的插入语部分明明有断句，结果译者自作主张的删除，而として在日语语法中是表示“作为……”，应位于“君主家产”后面，表示关系到的にかかわる也被译者删除，调整为中文语法后应该是“毋庸多言，此处所言及的公田，关系到作为君主家产所有制的土地所有制。与郡县制为基础产生的民田有所区别，这是一种君主自己直接占有的私领土地。”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结语：增渊龙夫的问题意识是从20年代社会经济史论战中而来，他对郭沫若等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魏特夫的社会结构分析都持不完全赞同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的“内面”，因此对侯外庐的研究格外的欣赏，并站在了侯外庐氏族制崩溃于春秋末期的结论之上，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他问题意识的另一面是从西岛定生对秦汉国家集团社会性质定义引申而来，西岛定生对刘邦等集团的讨论过于外化，将社会集团的形成完全归结于经济式的因素，因此他想要探究在一种社会结构解体后作为社会纽带的新型社会关系是如何产生并发挥作用的，这是一种更为“内面”的讨论。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四)：【转】王瑞来：从“不安”求解——增渊龙夫先生百年祭（外一篇）

予生也晚，在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亦即1983年，增渊龙夫先生便已过世。七年之后，我方踏足岛国。是时，增渊先生墓木已拱。据岸本美绪先生讲，增渊先生在中国广为学界所知，有部分论文曾被译成过中文。不过，无知如我，增渊龙夫仅仅是一个符号的存在，对其学说所知甚少。最近，因应约撰写一篇书评，从我的好友、早稻田大学教授近藤一成先生的叙述中，了解到增渊学说的一些梗概。进而查阅资料，觉得这是一位多少探得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真谛所在的学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我之孤陋，推想国内学界除了秦汉史领域之外，至少是年轻一辈或许寡闻，因略述增渊学说，以期从中获得启发。今年，适为增渊龙夫先生诞生百年。此文亦聊作百年之祭。

增渊龙夫

刚好一百年前的1916年，3月3日女孩节，一个男孩在山青水秀的那须高原，枥木县那须郡乌山町诞生了，这就是日后杰出的历史学家增渊龙夫。时光快速翻页，1940年，在家乡县立乌山中学走出的增渊，已经在东京商科大学完成学业。东京商科大学战后更名为一桥大学，是一所坐落在东京西部的以经济研究闻名的国立大学。毕业后，增渊到福岛高等商业学校就职。

两年后，想继续从事研究的增渊辞去教职，又回到母校，成为东京商科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45年就任东京产业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参事。1947年，担任返回东京商科大学担任副助手，从此便与东京商科大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退休，未曾离开。1949年成为副教授，1957年升任经济学部教授，1960年转任社会学部教授，1962年获得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0年担任社会学部的学部长，1975年担任一桥大学附属图书馆长。在一桥大学，还担任过大学评议员以及小平分校主事等要职。

除了一桥大学，还先后在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北大学、冈山大学兼任讲师。作为社会职务，曾任日本图书馆协会大学图书馆部会长。1979年退休，获得名誉教授称号。翌年，被聘为私立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81年出任成城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长。1983年早春，因突发脑血栓住院，三个月后的5月12日去世，享年67岁。

述及增渊龙夫先生学术，首先有必要考察其学术背景。增渊原本并非研究中国史出身，在大学期间，他师从上原专禄专攻德国中世纪经济史。大学毕业后，增渊是作为德语老师到福岛高等商业学校就职的。再度回到东京后，增渊转向以先秦两汉为主的中国史研究。早在1951年，便发表了一篇题为《汉代民间秩序结构与任侠的习俗》很有影响的论文。包括这篇论文，作为论文的结集，于1960年由弘文堂出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此书一出，便在学界引起轰动，被誉为名著，在增渊生前便已售罄。1996年，日本著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又出版了由其弟子增补改订的新版。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书影

目前活跃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第一线的著名学者岸本美绪先生回忆，她通过后来成为我们学习院大学校长的小仓芳彦先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传〉研究笔记》的引述，得知了此书的存在。阅读之后，感受到冲击般的震撼。在岸本看来，此书运用社会学方法，将中国社会的个性十分清晰地描绘了出来。她说，增渊对中国社会个性的把握与内在的理解对她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岸本的讲述折射的是一件个人体验的个案。增渊《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的出版，还在当时的学界掀起了论争的波澜。这就是有名“西嶋：增渊之争”。相对于西嶋定生重视国家控制之下的秩序，增渊龙夫重视民间的人际结合。究竟是国家还是民间？“西嶋：增渊之争”作为研究史叙述，到今天相关领域的新一代学者也依然无法回避。

增渊的研究首先以《史记·游侠列传》为基础，从中国古代人们的人生方式与生活感情切入，将“任侠”作为关键词加以展开。关于游侠精神产生的背景，增渊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以血缘为纽带的世袭贵族统治体系解体，伴随着游民层的出现，下层民众势力上升。面对这种状况，统治阶层吸收游民，养士作为私属，以期扩充势力。由此出现了 “食客三千”的现象。“士为知己者死”，甚至可以为认可自身价值的主人舍身赴死。食客与主人有着紧密的结合关系。当然也有因待遇差和不认可其价值而离去的情况。增渊的研究还把视线投向了超越血缘关系的墨家，认为墨家的“兼爱”说正是在当时社会性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

岸本美绪

增渊的研究着眼传统中国的秩序结构，从内在的逻辑观察中国社会的结构。认为在传统中国，公的秩序的虚弱往往造成强有力的私的人际结合。内在的理解是增渊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关键词。内在理解观照下的人便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带有那个时代特征和心性的具体的人。

从增渊所描述的中国社会面貌中，可以捻出“不安”这一关键词。从不安定社会去考察在不安定状态下生活的人们的行动，两千年来秩序问题便成为最为深刻的问题。在表面上秩序井然的皇帝统治体系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不确定的弱肉强食的一面。因此个人层面的结合形成私人性质的秩序就成了人们的追求，从而便形成了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并非是在安定秩序下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激烈竞争之下产生的，这又使社会更为不安定。在这样背景下的团体内部的专制，其性质则又产生非合理的一面。

令人感兴趣的是，增渊最初受到的是欧洲史研究的训练，不过他却反对带着西洋的眼镜观察亚洲社会。这也是他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进行反省的一个初衷。不过，他并非空洞的反省，而主张从具体问题的解决出发。增渊从任侠切入的研究，可以说正是他的具体操作。

在进行具体实证操作之后，增渊将视野放宽，写出了《关于历史家的同时代史的考察》这样气势宏大的论著。其中对他对日本两位史学研究大家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所从事的历史研究进行了犀利的分析。对津田左右吉的批判，增渊认为他是以西方的框架来机械地解释中国。对内滕湖南，增渊则认为没有他正确评价中国民族的主体性和革命，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找正当理由。后来京都学派成立了以谷川道雄为首的湖南研究会，对增渊的内滕批判进行了全面反驳。在近藤一成先生看来，双方的争论都是在同一层面进行的。其根底应当追问的是，历史是什么这样的本源问题。

内藤湖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960年代冷战的背景，也是促成增渊审视和批判内滕湖南的一个因素。增渊应当说是那个时代的左倾学者，这由他反对接受美国亚洲财团和福特财团的巨额中国研究基金可见一斑。我们今天叙述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实际上剥离了内藤提出议题时的具体背景，将其抽象化，作为一种历史分期来认识。显然，增渊犀利的目光一直没有从内藤议题的背景离开。

研究中国的增渊作为大学教员访华团的一员，曾在1977年踏上过中国的大地。

在以长寿著称的日本，增渊年仅67岁便溘然长逝，甚为可惜。不然，可以想象，假以天年，增渊会有更为精彩的论著嘉惠学界。在增渊逝去的同月，他的学界同仁和弟子编辑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增渊龙夫先生退官记念论集》由汲古书院出版。

由“西嶋：增渊之争”，使二人并称双璧。作为中国史学者，增渊则与日本史学者网野善彦，在日本并称为以社会史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先行者。从1957年开始，增渊便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一直担任日本的社会经济史学会的理事。而他的名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甚至被誉为史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必读之“圣经”。遗憾的是，这部名著至今尚无中译本。期待有识之士早日将增渊的学说介绍到中土。

增渊的内藤批判和内藤弟子的反驳，让增渊在学术文化的层面上被再度关注。较之这些，我更看重增渊早年对学术本身的贡献。从增渊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成果所得到的启示，与我一贯的主张颇相契合。

这就是：第一，做中国史须有世界史的视野。从欧洲史起家，又有本国日本史观照的增渊自然具有这样的视野。

第二，做断代史须有通史的视野。增渊做先秦两汉，但他对当代中国都具关怀，因此可以对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进行全面反省，能够对内藤湖南的宏观理论提出批判。

第三，增渊对无序（与秩序相对）的关注，其实也是对历史的偶然性的强调，反对机械地套用各种理论，反对机械地理解制度。

第四，增渊对人的内在喜怒哀乐生活感情的关注，也提示我们，人是历史活动的主角，历史研究应当直指人心。

审视增渊的学术方法和特色，再环顾增渊之后的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学术取向，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概。这就是，尽管增渊的论著让很多学者惊叹和震撼，也直如一道闪电的炫目，却并非巨石入水，生出层层波澜与涟漪。日本的的中国史研究还是沿着老路，关注制度史、事物史以及事件史，尽管有时这样的研究也可以以小见大，引出大议题，但毕竟不是增渊那种直指人心的路径。一匹令人惊艳的学术黑马，横空出世，最终广陵散绝，成为学术特例。学术史的苍穹上，星座孤独。如此想来，天国增渊很寂寞。

再叹予生也晚，不然愿执鞭随蹬。

1960年，《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由弘文堂出版，在日本学界引起轰动。众多日本学者认为，要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是以此书为轴心而展开的，并不过分。在经过修订和增补之后，岩波书店于1996年10月推出了《新版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日前，该书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出版。

此书的作者是被称为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研究三大支柱之一的增渊龙夫先生。增渊龙夫（1916-1983），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原专攻德国中世纪经济史，二战结束后开始转向以先秦两汉为主的中国史研究。后升任一桥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讲授东洋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者，增渊与日本史学者网野善彦，在日本被并称为以社会史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先行者。

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寻求日本国家近代化选择的理论依据，学术界对于西洋史和东洋史的研究如火如荼。在东洋史的研究方面，毋庸说是以中国研究为核心。在探究日本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日本非支那（中国）论”和“中国文化母体论”两大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以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为其代表人物。

二战以后，日本史学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对战前历史认识的反省，增渊龙夫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增渊氏尖锐地指出，究竟以怎样的姿态以及怎样的方法对过去的历史认识进行反省，这一点更加重要。增渊提出：不去超越那种仅仅站在外侧一边考虑问题的治学方式，要理解别国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增渊龙夫主张站在中国社会的“内面”，历史地理解中国社会。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进行内在的、历史的理解，即为增渊氏历史研究的基本姿态。他以独一无二的问题视角、开拓创新的研究手法，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大大推进了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把握和细部了解。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的研究，着眼传统中国的秩序结构，从内在的逻辑观察中国社会的结构。作者注意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构成、国家行政机构的成立中，“任侠”习俗的重要影响，并展开了关于普通人之间人际结合关系理念及其实际状态的实证性研究。作者的研究以《史记·游侠列传》为基础，从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感情切入，将“任侠”作为关键词加以展开。他从社会史的研究立场，对任侠习俗、官僚制的性格以及专制主义经济基础成立等方面展开精湛研究，成为中国史研究之典范。

另外，增渊先生对于史料的开发和运用之全面，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首先是对于新出土材料，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充分重视。其次，先生对众所周知、人人唾手能及的思想史材料、正史和散见各处的地方志、石碑文等各种材料网罗搜索，展示了他高超的史料操纵运用能力。在受史料制约而研究上困难重重的古代史、古代经济史中，能够纵横驰骋搜索材料，在史料的运用上又不失其严谨，显示了增渊先生的学术功力。

笔者还想指出的是，较之关注本书的学术观点和具体论证，也许我们更应该学习和继承的是增渊先生所展示的内面的、总体性把握的历史研究方法。正如日本学者原宗子所言，“作者所一贯主张的对于‘历史的内面的理解’一语的意义，以及构成历史根底的‘心和情’研究，仍然散发着熠熠光辉，丝毫没有任何缺损”。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五)：【转】吕静：战后日本史家的古代中国认识 ——重读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摘 要：上世纪 60 年代初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的出版引起日本学界的轰动，被誉为史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必读之“圣经”。作者在继承和反省战前各种学派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上，主张站在中国社会的“内面”、“历史地”理解中国社会。他以独一无二的问题视角、开拓创新的研究手法，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大大推进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和细部了解。他从社会史的研究立场所展开的任侠习俗、官僚制的性格以及专制主义经济基础成立等方面的精湛研究，成为学术研究之典范。

关键词：社会学；实证研究；任侠习俗；官僚性格

日本的历史学界有一个令人注意的特殊现象，即并不把中国历史当作一般世界史中的“国别史”来看待。关于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吸引了大批日本杰出的研究者，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战前，在战后甚至在今天，对于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仍然是日本学界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其中原因自然跟日本特有的历史文化结构和国际意识密切相关。在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这本有分量的、古代历史的学术专著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者。此书出版后，购者如潮，书评蜂至，被同行誉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家们必读的文章”，被年轻学子奉作史学界的“圣经”。正如众多日本学者所坦言，“要说六〇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是以此书为轴心而展开，并不过分。”而且此书在作者生前已经售罄绝版，好容易在旧书店的“旧书目录”中寻得一线踪影，身价却已近当时出版价格的百倍。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不少更年轻的研究者，冒着侵犯著作权法的风险，将整部书偷偷复印，以求钻研学习。为此，岩波书店策划再版此书。由于作者已经离世，就由其学生数人，在作出修订和增补之后，于1996年10月出版了《新版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此书的作者即是被称为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研究三大支柱之一的增渊龙夫教授。

增渊龙夫原专攻德国中世纪经济史，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后来执教鞭于福岛高等商业学校的讲坛。二战结束后的增渊，目睹中国内部剧烈的社会变化，以及与此同时亚洲各国高涨的民主发展运动，开始关注亚洲社会与亚洲经济。于是，他叩响了恩师上原专禄博士之门。在上原博士的指导和建议之下，开始潜心研究《史记》等中国古代文献。1943年，作为东京商科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开始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生涯。不久，升任一桥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编写“东洋经济史”讲义。引起日本史学界轰动的《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1951年至1958年之间著者陆续发表的关于古代中国社会的论文。那么，著者究竟以怎样的姿态看待一个社会和历史，是以怎样的视角和方法解读中国社会，他的研究受到尊崇绝赞的基础是什么。本文将在下文中一一展开。

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寻求日本国家近代化选择的理论依据，学术界对于西洋史和东洋史的研究，如日中天。在东洋史的研究方面，毋庸说是以中国研究为核心。在探究日本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日本非支那（中国）论”和“中国文化母体论”两大代表性的观点，以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为其代表人物。

津田从明治以后的国民史观出发，把目光关注在普通日本人身上，主张“日本的国民思想，产生于国民生活特有的、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与中国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同。……虽然日本过去的知识人的知识，很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但是却与普通日本人的实际生活相距甚远，在日本人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津田特别对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和儒教作出深刻地分析，批判儒教的非人性论，认为儒教“无视活生生的人性，无视人类的内在要求，是从外部任意强加、干涉人行为的规范”，与日本崇尚自然的国民性格格不入，因此，“儒教并没有渗透到日本国民的生活中”。所以津田提出，日本与中国，从文化上和历史上是两个世界。日本独有的生活和文化，是由自己的历史所形成，中国文化相对于日本来说是一种异物质的东西。

但是，内藤湖南却认为，中国文化是孕育日本文化的母体，内藤在“日本文化是什么”的文章中说：“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也即支那（中国）文化，用今日之语言而言，是其继续的部分，是支那（中国）古代文化一脉之延长。因此，要了解日本文化的起源及其根本，无论如何必须首先了解支那（中国）文化。……也就是说，把东洋史当作日本史以外的部分来理解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内藤湖南是这样看待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东洋文化过去是以支那（中国）为中心。……那么支那（中国）方面其文化又是如何发达的？……我以为，从黄河沿岸发芽，最初向西方或南方延伸，然后逐渐向东北发展，最后到达日本。像这样渐渐朝周边扩展，并影响和刺激了各个民族。而每每受到刺激的民族，又在本地创造了无数新的文化。所谓文化的东西，又可以说是从中心开始渐渐向末端行进的运动，同时也是从末端反过来逆向中心运动的过程。……日本文化起源于支那（中国），绝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毫无价值。从总体而言，这是发达的东洋文化的一部分。”

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自身日本文化的历史性认识，也展示了两氏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不同姿态。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对于中国的研究，由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大陆政策的庇护，也因此发达起来”。

二战以前，在日本以外的中国社会研究，也同样盛况空前。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东方学研究者韦特伏尔格，把古代中国社会作为与西方不同类型的特殊的“东方社会”来系统地理解。韦氏把农耕社会中水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为了实现大型农耕生产的灌溉水利，为了集中控制水源这一重要的经济功能，建立了强大的专制君主的统一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就是掌握了治水权的强大的特权，进行集中统治农民的亚洲专制体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尽管由于治水官僚的离心运动而产生农业生产的危机，由此而发生王朝崩溃，但是只要生产力的自然基础不变，通过国家来控制水的必要制度，是一种长期的存在，与王朝的交替无关。最终韦氏提出的结论是，东方社会并非发展的、而是不断循环的运动法则，是停滞性的社会。韦氏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其著名的“水的理论”，在东西方的历史学界，具有极其深远影响。

上述种种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否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真相？种种历史研究的姿态和方法，能否达到客观认识历史对象的目的？战后日本史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对战前历史认识的反省，增渊龙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增渊氏不仅仅觉悟到必须有反省的意识，而且尖锐地指出，究竟以怎样的姿态以及怎样的方法对过去的历史认识进行反省，这一点更加重要。增渊说：“对于历来的研究方法的批判，不去超越那种仅仅站在外侧一边考虑问题、树立日本的自己的主体性姿态的努力，要理解别国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必须作出这样的反省。”中国考古学专家五井直弘曾经著文回忆说，1958年去增渊先生府宅拜访中，谈到有必要对东洋史研究进行反省的话题时，“先生说，反省是必须的，但是这个反省应该通过每个具体问题的研究进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漫长的三十年岁月中，增渊氏这样的历史反省和思考一直没有停顿过。

对于日本两位史学研究大家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增渊氏有着深刻地解剖和分析。作为深谙德国学术历史的增渊，观察到津田受德国“发展”史学的影响，认同“历史是进步发展的，是由人的努力而向前发展的”的观念。“发展的历史”是津田思想的前提。津田所处的日本社会，自明治以后，以西洋文化为榜样，有了历史性的极大进步。而津田用这种眼光看待中国，认为中国重复着历史的过程，万世不动。因此津田将日本置于西洋文化的体系之中，因为西洋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就是“我们”日本的文化，于是自负地用“近代化”日本的历史为标准来比照中国。对此，增渊指出，“这种以中国外侧的某种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做法，正是津田历史观的问题所在，是最必须进行反省的部分”。

而内藤湖南是战前对于中国学问拥有最高水准的一位东洋文化研究大家，他精深中国历史文化，高度评价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洋文化。他曾对日本汉学中狭隘、浅薄的一面进行过犀利、尖锐地批判，比较津田和内藤的历史研究姿态，增渊分析说，支撑湖南历史研究的基本精神，不像津田那样，站在个别的国民史的立场，而是超越各个民族之差别的文化主义立场。增渊解读内藤湖南的文化主义内涵，指出湖南的“文化概念，与清朝时代的中华思想的文化概念结构上相似。……作为夷狄的满洲族征服中国，在其君临中华之际，不得不认同中华所拥有的高度文化。于是，为了显示其统治的正统化，舍华夷的民族标准，而取文化的标准”。增渊一语中地的概括了湖南的观点，“即便种族是夷狄，只要被中国文明所同化，并且又继承了中国文明，那么就不是夷狄，而成为了‘华’。……民族的对立，在文化主义之中被消解”。湖南“强调抑制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由此，增渊分析说，湖南这种超越各个民族差别的文化主义观念，对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影响深刻。……以发展东洋文化为名，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侵略，“寻找正当化的理由”。

对于在东西方史学界具有巨大影响的、在类型学方法论下观察东方社会的、以“水的理论”著称的德国韦氏的研究，增渊氏同样做了极其精辟透彻地剖析。“我们留意到了韦氏的东方社会类型把握的根本，是以西欧的价值准则为比较标准，就是说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欧学者中传统的东方社会观起着强大的作用。那是近代西欧思想在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产生的产物，它不是由中国本身内部而发生、却是从外部西欧的价值标准，如相对于“自由”而言的“专制”、相对于“发展”而言的“停滞”，即从对比的角度来定义东方社会的特质。

增渊龙夫通过对战前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总结和反省，思考如何突破既有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困境，特别是在资料贫乏、实证研究水平低下、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的重重困难中，意识到必须改变既有的研究姿态、必须放弃僵化的研究方法。增渊氏提出必须打开新的研究视野，建立新的研究体系。要注意中国史中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要从严密地检证具体历史问题入手，才能结构性地、动态地解读社会、把握社会。

如上所述，在这样的历史反省和思考的前提下，增渊龙夫指出，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必须超越过去那种拾人牙慧的研究方法，必须树立以自己为主体的研究姿态，确定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否则，要理解他国的历史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建立正确的研究姿态呢？战前津田、内藤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成为增渊研究的基础。增渊氏一直在分析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两位杰出的中国研究者的思想过程和研究轨迹，试图从卓越的先贤大家身上，学习他们“是如何苦下功夫、做足准备，观察中国。……先贤们的研究成果和轨迹之中，寻求在方法论上可以得到的启示和提醒”。

增渊氏追溯梳理内藤湖南的中国社会研究。这位内藤湖南，虽是新闻记者出身，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修养，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熟悉程度和综合把握，在那个时代的汉学家中，几乎无人可与之匹敌。湖南对于表面纷繁缭乱、复杂多变的中国历史社会，以其睿智的眼光和透彻的洞察力，判读中国。特别是湖南通过古代中国主要社会秩序形态的封建论、郡县论的观察和剖析，追求对中国历史社会“内面的理解”，因此，增渊评价说，这是在“复杂的诸现象的底部，抓住了、解读了沿着一定的方向流动的基础部分。……这种见识，在众多的日本中国研究者中，具有卓尔不群的学识和见识，对于中国内在的历史性的理解，具有启发意义”。由此，增渊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在某一个时代里，因为多种复杂的因素互相掺杂，争相呈现，其表面现象错综复杂，所以要抓住历史大河中潜流的基础部分。这一切需要广阔的视野、透彻的洞察力。而作为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立场，便是深入到该社会的内部，努力实现对该社会“内在的、历史的理解”。增渊从顾炎武和鲁迅、陈垣那里，学习了解把握中国社会的途径和方法，他总结说，顾炎武、陈垣等人是站在中国社会的里面，而津田是站在中国社会的门外。因此，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进行内在的、历史的理解，成为增渊氏历史研究的基本姿态。

为了具备内在的、历史的理解能力，由史料制约的、个别实证研究极其困难的古代社会研究必须改变陈旧的视角，要有方法论的创新。从社会史的研究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具体问题展开严密、精深的检证，是增渊氏实现“内在的、历史的理解中国”目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他在1960年本书初版的后记中申明，“尽管本书是以解明秦汉帝国形成过程为目的，但是，主要都是站在社会史的立场……。笔者试图弄清楚在制度的框架下，而这个制度史（官制史），也是历来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中成果最为精彩、最成熟的部分，在专制君主权力形成的具体的历史展开中，现实的、生动的社会的诸条件”。增渊不仅仅满足于弄清楚表面上法的制度的外廓组织，在本书序论第三节“秦汉史研究的问题所在”中，更详细阐明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明了的部分，主要是详细的法制度的外廓组织，就是说所弄清楚的不过是固定下来的规则性的、显示着生活骨架的那一部分。在现实中，在规则性的骨架中，有带着各自固有的生活感情和生活习俗的具体生活。在那种固有的生活感情和生活习俗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者的情感态度，正是充实于生活的外廓性组织里的活生生的血与肉的东西。必须从这样的视角，对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运作的制度性的复杂的实态，重新加以检讨”。

为了克服前人各种研究中的缺陷，增渊氏通过开拓性的研究视野、采用创新性的研究手法，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各个具体的问题，展开严密、谨慎、周到、精彩的实证研究。最为经典和代表性的研究，首列如下三个课题：任侠习俗、官僚制的性格和专制主义经济基础成立。

（一）任侠习俗研究

任侠习俗，是增渊氏站在社会史的立场对氏族制的邑共同体解体过程进行精密考察，对并存于国家秩序的民间秩序所展开的经典性研究之一。在认同古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主体仍然是伦理性、封闭性的“氏族结构”的前提下，增渊并不简单满足于“家父长制的单一结构”学说，他关注到在公的政治权力范围以外所出现的新的民间社会秩序。春秋中期开始，实力派世族在依赖往日的血缘关系无法应对内外危机的时候，利用（或者说集合）了自己周围有各种能力的非血缘关系的人；另一方面，由氏族制解体而产生的无产游民，投身到实力人物的门下寻求庇护。当事人双方结成了非血缘的新的人际结合关系——任侠习俗，即私人性的情谊结合关系。发源于战国四公子的养客任侠风气，带来了中国社会面貌的改变，并延续至汉帝国。增渊指出，这些非血缘者之间的“恩惠授受”关系，是当事者双方结合的主要方式，而它们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的权力和结构所达成。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这种“恩惠授受”关系的存续，这正是增渊探讨“充实于生活的外廓性组织里的活生生的血与肉的东西”的动机所在，这种非强制性的、来自人的内心深处的“心”和“情”的人际结合方式，成为增渊关注的重点，也是增渊之前很少有人涉及的重要问题。本书第一篇第一章《汉代民间秩序的结构与性格》、第二章《汉代的巫与侠》、第三章《墨侠》，就是作者围绕着任侠习俗、任侠结合纽带以及任侠思想所展开的一系列严密、精湛的研究过程和成果。

增渊氏通过对没有血缘、经济背景的战国墨家巨子集团、刘邦集团等秦末反乱集团、东汉的太平道及其他宗教结社的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指出在国家秩序之外的民间秩序中，以任侠习俗为基础的人际结合关系，深深扎根于社会基层之中，并在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任侠习俗既通过集团表面“约”的强制性约束力，同时也是集团内部具体的个人“心”、“情”的人际结合关系而达成。任侠关系中的“约”，是来自春秋社会中曾经盛行的、以鬼神信仰为前提的盟誓习俗，但却逐渐偏离盟誓自愿协议的原生型态，此处之“约”，并非平等者之间的契约，而是以刑罚为手段，具有强制性质的集团长的命令之“法”。众人之所以愿意遵守此“约”，取决于：第一，集团长权力的权威性；第二，集团长的恩惠授受关系，第三，服从者的献身意识（参见第一篇第四章“战国秦汉时代集团之‘约’”）。此处，当事者双方的恩惠授受关系如何建立，是什么支撑服从者的献身意识，即人际结合关系中内面的“心”与“情”的内涵，成为增渊氏考察的重点。

增渊在“序论”第三“秦汉史研究的问题所在”中说：“即便他们（这里指任侠———本文作者注）在表面上仍然从属于父家长制的经济，但是维持这种人际结合关系的内在动力，却是所谓的任侠习俗所显示的极其个人的情谊结合。与其说是对主家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力的全面从属，不如说是具体的人格要素相互起着更大的作用，这种结合不单单是物质关系就可以说明的。”强制性的“约”，与“心”、“情义”的结合，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发生矛盾冲突，增渊氏随即对墨家“兼爱”、儒家“德”和法家“术”展开了更深层次地剖析，在作者的任侠研究里，进入了最为精彩的思想层面的分析。将“心、情”，付于道德思想的价值，就形成了儒家的“德（仁义）”，而舍去“情义”的一面，只关注利的一面，达到引诱人（钓人）之“术”，并将“术”的观念合理化，就是法家的“德”（庆赏）。增渊氏认为：法家之术、儒家之德，两者都是春秋至战国时代恩惠授受当事人之间“心”、“情”结合中作为共同基础的部分。

（二）官僚制的性格

看似完备的国家层面的官僚制度事实上也同样充满了这种私人性的人际结合关系。增渊氏这种研究姿态，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民间秩序，对国家层面的支配系统也作了深度地探究。在第二篇第二章“汉代国家秩序的结构与官僚”，他分析官僚制支配机构的形成过程，对国家层面的官僚层与其上位者之间“心”的态度，展开细致讨论。很清楚汉代官僚制是由内官制发展而来的，作者从汉代的郎官研究入手，追踪它的先驱乃是战国时代君主、贵族家臣的“中庶子”、“舍人”。从这个角度看，官僚制是君主近侧的家臣群分化发展而来。因此，先前君主与家臣双方建构的、以任侠习俗为基础的私人性感情的结合，转化为官僚层的关系。由此，增渊氏的结论是，任侠习俗同样存在于官僚的生活感情中，这种民间性质的秩序，也成为了国家体制下官僚制的一部分。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增渊详细剖析了韩非子的法、术与德之间的关系，把韩非子的“论”，“从思想性的抽象世界中，放到实际的社会关系中来分析”。增渊氏指出，官僚与其上位者之间内在连接的纽带，出现了从“德”要素的比重，向“术”要素的比重移动的趋势。

在1996年新版发行的时候，其弟子又增收了增渊龙夫在旧版面世以后所发表的若干论文，其中发表于1962年《一桥论丛》（第47卷第3号）的新作，作为新版“序论”的第四节“所谓东方式的专制主义与共同体”，对外廓性的官僚机构，展开更加精密、周到地分析。他利用东汉巴郡太守张纳碑所载掾史之姓名，以及《华阳国志·巴志》所录“大姓”的材料，提出了“对于郡县的庞大的下层官僚组织，不能简单地从制度史的一面把其当做官僚机构来看。在这个机构的内部，支撑这个官僚组织机构运转的、是由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地方土著豪绅阶层所维持的自律性秩序的固有结构。此处最为重要的不是官职的体系和官秩的次序”。他从“自律性的秩序内部支配关系与共同体侧面之间具体的关系”、以及“自律的秩序如何更进一步以其特有的方式，从内面对上部的国家权力、国家秩序进行维持”的问题，进入更加细节化地探究。

（三）专制主义经济基础成立的研究

战国以后逐渐形成的专制君主权力，是如何支配家父长和其他社会集团的？怎样对每一个个体的人进行控制？一直到后来的秦汉帝国，其控制社会的经济基础从何而来？本书第三篇“古代专制主义的成立及其经济之基础”，就是试图从专制君主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以及经济基础进行探究的鸿篇巨章。

增渊氏搜罗史籍文献，从调查“山林薮泽”和“公田”入手，分析了得到山林泽谷之利的齐国和魏国、探究把“山林薮泽”当作公田的秦国的具体情况，对专制君主权力形成的经济基础，展开具体细化的地域性研究（第三篇第一章“先秦时代的山林薮泽与秦的公田”）。他理清了历来在氏族共同体中不受关注的、没有什么管控措施的“山林薮泽”，在氏族制解体以后，以族长规制权为媒介，开发成君主“自己家产”的过程。另一方面，君主们又利用铁制工具，大规模高效率地开垦荒地。家产化的农田和大片公田，都成为专制君主权力形成的经济基础。而秦国式的公田，到了汉代又进一步扩大开发，成为三国魏屯田制、晋课田制的先驱。

随着公田开垦的推进，针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农田所有者，君主必须强化对所辖领域内每一个个体的人头控制，即有必要强化郡县的统治。增渊氏追溯专制体制的形成历史，指出专制体制的形成并非完全沿着直线的进程，氏族制崩溃的历史过程多样复杂，因此作者抛开长期以来郡县形成的单一理解，再次展开深度地探讨。第三篇的第二章“先秦时代的封建与郡县”、第三章“春秋时代的贵族与农民”、第四章“韩非子喻老篇的所谓楚邦之法”、和第五章“汉代郡县制的地域性考察”，便是作者在继承并批判顾炎武郡县制研究的基础上，对春秋至秦汉郡县制的具体研究。

增渊龙夫上述这种独一无二的问题视角和研究方法，大大推进了对古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和细部的了解。正如河地重造评价所说，“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古代研究，也同时适用于普通的历史学，对历史学今后的研究方向，具有经典性的意义”。

在阅读这部巨著的时候，除了上述增渊氏所具有的独特的研究姿态以及创新性的研究理论和手法之外，还有一些给予读者强烈印象、令人拍案称绝的地方。比如对于史料的开发和运用。首先，增渊氏对于新的出土史料，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充分加以利用。此外，增渊氏研究的卓越精彩，还在于对既有史料的开发利用，对众所周知、人人唾手能及的思想史材料、正史和散见各处的地方志、碑文等各种材料，网罗搜索，展示了他高超的史料操纵运用能力。河地重造在其书评中曾经由衷地感叹说：“在受史料制约而研究上困难重重的古代史、古代经济史中，能够纵横驰骋搜索材料，在史料的操作和运用上又不失其严谨，又令人惊奇地感到了材料的丰富性。”

增渊龙夫总体的研究风格，是对具体的问题进行缜密、深入地实证研究，完成独创理论的构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提出延伸的问题，步步深入，其间理论与实证之间达到了严密地应合，呈现出极其精湛完美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五井直弘在谈到阅读增渊关于郡县制的研究时说：“拜读这种严密逻辑的论理的过程，就如同在读精湛的推理小说一样。”

本书的初版发行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随着中国大陆出土史料层出激增，随着研究多方面的拓展和深入，本书旧版刊行时所存在的各种对立轴，也许已经烟消云散。但是增渊氏面对一个历史和社会所采取的“站在该社会的内面”、“历史地理解”的研究姿态，以及广视角、多学科研究的学风，在今天仍然具有典范意义。正如1996年本书新版刊行后原宗子在《史学杂志》上发表的书评中所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与其关注本书所展开考证内容的是与非，也许我们更应该继承学习著者所展示的对于历史理解的内面的、总体性把握”的研究姿态，“著者所一贯主张的对于‘历史的内面的理解’一语的意义，以及构成历史根底的‘心和情’研究，仍然散发着熠熠光辉，丝毫没有任何缺损”。增渊龙夫的研究，不仅在上世纪60年代点燃了日本学术界探讨学术的意欲和热情，也一定会给中国的研究者带来极其珍贵的启示和深思。

本文原刊于《史林》2011年第4期，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