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100字

《追寻“我们”的根源》是一本由姚大力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9.00，页数：5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一)：元朝依然是个迷

大部分篇目都不错，但因为是集子，核心观点——中国的两种建构模式，外儒内法的专制帝国和内亚边疆帝国的论述重复太多。 除此之外，对元朝是否中国的论证感觉不够有力。按照作者的观点，元朝大部分领土、人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今日中国域内，以及元朝统治集团族裔属于今日中华民族组成部分之一，是两个证明元朝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按照这种逻辑，就会遇到那个很棘手的问题——岳飞、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英雄”，他们的“民族”主体性如何界定？如果金、辽、元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毫无疑问地代表中国，那么抗击外族入侵的历史叙事如何自圆其说？ 这种“国家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带来的复杂性，似乎作者本身也没有完全理清。 与元朝情况相似的清朝，这种复杂性因为清朝统治者明确的中国正统认同，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元朝统治者，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概念，也没有以中华帝国继承者自居的明确表述。至少从本书，还是没能解除元朝与中国关系复杂性的疑惑。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二)：一点总结

本书是一篇学术性文集，那么不可避免有重复与散之处，但优秀之处在于每个大标题恰如其分凝炼概括了几篇选文的主题。而文章大为论文，失之通俗，而得之严肃，准确，材料引用十分充分，但也有不少难啃，诘屈聱牙之处，建议先做一定民族史相关训练。 内容概要，不做赘述。但值得注意的是：一 在本位民族研究讨论我中，本书较为充分讨论了学术上的民族，种，种族等和民族的一般形成过程以及民族主义理论；二 作者努力跳脱出传统汉族沙文主义历史叙事，而找寻少数民族王朝的特别，优越之处，为少数民族站队，这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既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读者提供了一面反思之镜；三 本书借插入了关于国家历史书写疆域界定的问题（时过境迁，今日领土与往昔不同），并提出了一个理论上比较合适的方案；四 本文最后再次基于少数民族关怀，申发了对现行民族政策的观点，也是政治社会上的升华；五 对于民族史或他国史学术工作者，本书提倡应重视学习现地语语言和现地语史料的思路，细细一想，这是在情理之中而在意料之外的。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三)：追寻“我们”的根源

作为世界范围内罕有的既非由中世纪帝国分裂而出亦非由殖民帝国独立而成的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往往存在着诸多因照搬西方概念而导致的误区与迷思。本书姚大力对中国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思考的文集，分别从 “中国”观念的历史根源、诸多民族在“中国”建构中的作用、蒙元汉三者关系、部分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与民族形成四个角度追溯与梳理该问题上，形成本书的四大部分。如果说只有认清自己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那么本书将有助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探索出一条更适合自己前进的道路。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 姚大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69.00

子扉我 2018年春 申城西楼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8年3月20日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四)：历史如何照进现实

上个月老友来泉城考试，多年未见，自然要把酒言欢一番。伴着咸到发齁的饭菜，老友跟我说了些做学术的苦恼，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不知道现在所做的研究能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老友目前是做元代文学的，他说的现实意义自然不是将成果转换为现实的利益，而是说元代文学研究如何能关照当下、对今天的中国产生影响。我一时语塞，因为我一向反对在严肃史学研究中直接代入现实因素，我并不认为，在严肃学术著作中将古代兴衰与现实相联系，与「儒法斗争」、「古为今用」时期的文章有多大区别。我当时举葛兆光的例子与老友说道，你想将研究与现实相结合，不妨在学术著作之外多写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评论性文章，这样既保持了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又可以发挥己见。我当时并未提到姚大力教授，倒是老友 提到了姚教授的新著《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三联书店，2018年），并认为此书完全是在为当局服务。

姚大力教授在2016年和2018年分别推出了两部新书，《读史的智慧》（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追寻“我们”的根源》。二者都是文集，前一本基本都是书评，主题相对松散；后一本则是专业论文与书评结合，主题相对集中。从前一本的书名就能看出，姚教授主张从历史中找寻智慧。后一本虽然无法从书名看出端倪，但看完全书，能明显感受到作者从历史与传统中找寻现实解决之道的取向。

《根源》一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何为‘中国’””、第二部分“‘中国’的多样性”、第三部分“换一个角度看元朝”和第四部分“民族认同与民族形成”。实际上，这四个部分都是在谈论一个问题——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来源。前两部分都是以历史学为基点深入当下，谈论民族多样性与当代中国的；后两部分则以严谨的史学方法梳理了前现代时期满-蒙-回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

后两部分使我获益良多。在阅读此书之前，我对民族与国家的形成理论认识深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影响，以“想象的共同体”来看待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若不去深入讨论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得以成形、发展以及扩大的历史根源，仍旧不能解释现代民族的起源的原因与机制。可以说，姚教授的文章对这一原因与机制形成的历史根源——即“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做出了十分完美地梳理，我认为这是本书最为重要的成果与智慧之一。

而对当下的民族政策问题，姚教授的立场与主张也颇值得玩味。姚教授在两本新著中多次提到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他的民族主义观属于格林菲尔德所归纳的“英国式民族主义”，即主权在民，保障疆域内不同身份的人民都享有基本平等和自由，这一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民族主义与争取个人自由、脱离王权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姚教授的立场显然并非一时兴起，从收入《智慧》一书的对于约翰·密尔《论自由》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式自由主义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并且很大程度上赞同英式自由主义。

对于自由、民主的认同，很自然可以推导出对于多元主义的认同，这是姚教授另一主张——即主张保存各民族的民族特性，反对推行美国熔炉式“均质化”政策——的思想来源。我想，因为“美国熔炉式”这样的字眼，很容易让人觉得姚教授采取的是一种反对美国反对西方的立场。事实并不如此，姚教授所反对的应该是以民族学者马戎为代表的主张取消自治、推行共治、消解民族特性的作法。实际上，这种政策是否可以称为“美国熔炉式”也是可以怀疑的,美国熔炉式政策并非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政策。

姚教授对多元格局的认同伴随着对一体格局的坚持，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传统的“大一统”史观所致，还是因为数十年来对历史特别是蒙元史、民族史的研究，使他坚定地认为只有一体格局才能发展。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式智慧，对未来的预言无论多么精准，在未来成为历史之前都会被人看作神棍学。所以，这里就不对这一观点多作评价。

正因为历史提供着经验式智慧，我从姚教授书中读出向蒙元-满清传统寻找解决之道的倾向，大概不算误读。然而就像当下某些学者向孔孟之道找寻思想资源一样，从成功解决多元格局的内亚性帝国身上找寻经验是否可行？历史智慧的现代运用不能脱离语境，这包括历史的语境与现实的语境。历史语境不必多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蒙元-满清时代都与当下有质的差别。现实语境也是如此，仅从中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调查时采取斯大林民族的定义，其渊源识者自知；与此同时，列宁主义式政体的动员-组织能力更是蒙元-满清政权所不能比拟的，而它们之间的治理逻辑自然差别甚大。因此，从旧帝国的经验中找寻解决之道大概是不可能成功的。

至此，再回到老友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仍旧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从历史中吸收个人的处世智慧相对容易，想籍此探寻现实解决之道却是异常困难的。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循环，但会押韵”，押韵总归是押韵，而不是复读。此外，还需要澄清开头预留的问题：这本书是在为当局服务吗？显然不是，当我们抛开民族视角来看，英国式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有何区别？与其说姚教授的主张是基于历史视角的建言与献策，不如说是一个自由多元主义者的无奈与瞻望。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五)：从历史照进现实的路径并不清晰

注：一年前读的，发在知乎专栏上，还是觉得豆瓣适合发，就把几篇都搬运过来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总不免是讨论的热点，民族同化政策往往是舆论场上最大的声音，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记忆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相联系是再自然不过的推理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姚大力先生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借鉴英美的自由主义学说，在中国推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从07年出版的《北方民族史十论》，再到18年的《追寻我们的根源》，其主张一如既往。

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从哪里来，又通往何处去，这是《根源》一书想要回答的问题。作为一本历史学书籍，在内容上更侧重于从哪里来的历史问题。

由此全书也分为四个部分:一“何为中国”、二 “中国的多样性”、三 “换一个角度看元朝”和四 “民族认同与民族形成”。这四个部分都是在谈论一个问题——多民族统一的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在这四部分中，“两种国家模式”是作者常常提及的一个理论核心，而中国能够由一含多的关键是元清所代表的内亚国家构建模式，这一模式对非汉元素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将汉地与内亚的政治文化资源相整合，保持对汉地统治的同时还能与边疆多个民族连成一体。而以汉唐宋明为代表的汉地国家模式，却无法保持对汉地之外广大地区的稳定统治。以盛清1316万平方公里的疆土为例，汉地十八省不过400多万平方千米，所占三分之一不到。

这一论述确实符合人们的直觉观感，但可惜作者未能举出更多史实论证，仅仅以宏大历史叙事代替了本该出现的具体史实分析，以多次提到的清代理藩院为例，作者指称其与元宣政院有一定相似性，为中原政权制度所无。至于理藩院具体如何运作，它的创设是否可简单归为内亚资源与汉地资源无涉却不着一字，实在有些可惜。再比如作者对汉家制度与内亚制度之间的具体论述也未着笔墨，比如我们甚至无法得知明清王朝与蒙古政治势力的互动到底有何差异，这种差异又如何影响蒙古政治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又如引用清帝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表明清朝对蒙古西藏的控制比明朝更胜一筹，似乎忘了正是在明朝政府的参与下，俺答汗才将黄教大规模引入蒙古社会，而藏地对明初诸位皇帝的供奉也见诸史册，而本书对明代的这些举措仅仅以“对元朝力不从心的继承”一笔带过。

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诞生于清帝国瓦解后的五族共和，再现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确认于建国后的民族政策。 近代中国的精英们执着于把中国从一个具有普世意味的天下变成国际法体系下的一个民族国家。值得玩味的是，中国又展现出他的特殊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并没有如同奥匈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那样分崩离析，反而将多民族人群聚集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将民族国家的外衣套在了一个多元帝国的身躯上。如何理解这种特例及其产生的渊源？这个问题也简单——中国自古以来对大一统的国家认同压倒了以血缘种族划分人群重构国家的冲动。而认同是最奇妙的所在，他的形成就好像蚌壳里的珍珠，一开始就是不起眼的砂砾，比如某个神话中的祖先或者某种穿衣搭配的方式，围绕着他激起越来越多的共同体情感，层层累积之下催生出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这个珍珠就是民族认同，含有民族认同的群体就是一个民族。

在探寻民族的形成中，以往的学者往往执着于寻找这个砂砾，他们视其为整个民族形成的基点，又叫原基。但后来的学者认识到，原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围绕它的层层认同，是对原基的认同把一个人群聚集起来，而非原基本身。

谈论历史，其背后隐含着的是现实关怀和未来的期望，《根源》对多民族中国的现状和未来预期虽未有单独章节的完整论述，但不难看出作者心中已有一种道路，已散见于全书：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民主化。这样的论调和 十一年并无不同，但彼时作者在《北方民族史十论》还只能泛泛地说民主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今天能在代后记里引介加拿大学者金里卡的文化多元主义充实这一未来蓝图，不必陷入孟子言王政简陋不堪的窘境。但对西方政治有所了解的读者先比想必会注意到这一点：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语境下，某种抽象原则在族群政策方面的投射，我们姑且赞成作者的归纳，认为这一原则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运行有一整套前提，与其民情历史相互胶合，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族群政策也往往是社会多方势力长时间博弈的产物。

多元文化主义支持不同族裔在公共领域呈现其自身的多样性，社会或者国家不仅要保障少数族群有权利融入主流，更有责任去保护少数群体自别于主流的权利。于是少数族群的各项权利就是讨论的焦点，遗憾的是作者也未深入剖析，虽然对多元文化念兹在兹，但却没有描绘出哪怕一张具体图景。

讨论文化多元主义部分的文字主要都是在转述西方学者的言论，比如少数群体的权利该达到怎样的程度？从西欧到东欧，主流群体容忍的底线大大下降，西欧对少数族群组建自治政府持开放态度，东欧却会禁止少数族群语言教育，历史记忆和现实处境的巨大差异让老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原则无法随着欧盟一同东扩，欧洲内部尚且无法达成共识，更不必说要将这一原则推广到欧洲之外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让东欧人害怕自由的民族政策，确实，如果自由不能让我们更加安全繁荣，那么他的价值又何在？自然，西方人对此作出了回应：“如果恐惧在自由方面的进步将会危及国家利益，那就无法获得民主所能提供的充分优势。成为民主派首先意味着不再害怕，不再害怕那些有不同见解，说不同话言，以及属于不同种属的人们。东欧和中欧各国感到害怕，因为它们还未曾充分地发展出成熟的民主政体;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充分地发展出民主政体，则因为它们还在害怕。”

除了用此给国人打气之外，作者还批判了那种主张“美国熔炉式“同化政策的声音，这也许适用于美国那样的移民国家，却绝不适合有着多个原生族群的中国，原因很简单——祖居地上的人群把自己看作当仁不让的主人，比移民要更有延续自己传统的可能与现实力量。所以行文的前提已经明朗，现在这套亟须改变，而改变要学习西方，西方主要有两种民族政策， 多元主义以及美国的，既然美利坚的熔炉无法求得，那么欧陆的民族政策经验就更值得学习。

这样的光讲道理没有事实的抽象论证想必无法说服读者，对于念兹在兹的文化多元主义，作者缺乏详细的介绍，他对公共生活的具体影响如何？穆斯林群体在欧美的权利是如何保护的？又产生了哪些效果？国内常见诸报端的多是此类事件的负面新闻，与这些有血有肉的资讯相比，本书却只能高举一个理论的大旗，实在有些空洞。中国的政治传统缺乏对抽象原则的崇拜，现实主义的考量是一种常态，种种公共政策都带有“有经有权”的灵活色彩，仅仅靠理论怎么能说服主流人群呢？中国又有多大可能借鉴文化多元主义？

讨论未来的前提，是厘清现状：中国当下的少数族群权利达到了什么程度？书本并没有给出起码的描述，但结合全文不难看出作者的不满或者说危机感。只是大部分读者恐怕缺乏相关的感性体验，读《根源》想必会难有共情，现在都是四等汉了，还要搞文化多元？而少数有同感的读者，恐怕会有意犹未尽之感。

作为一本历史学书籍，《根源》充分展现了作者多年研究边疆史的深厚功底，更可贵的是不乏对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的充分援引。其两种国家建构模式的理论解释更是颇有说服力，但在这个原创理论的建构上，也有失之于宏观，短于史实的遗憾。对于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的引介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吸引力，但同样因为抽象而缺乏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