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书记读后感摘抄

《蒐书记》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7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蒐书记》读后感(一)：一点杂感

买书，尤其是买二手书，最开心的或许就两种情况：一，用低于预期的价钱买到了书；二，买到了对自己十分有用的书。作者本书的主体，就是他在不同地方买书的记录（日本部分篇幅最大），这种文字其实是一种自我确认，而此种自我确认恰恰在展示买主的学术判断力。所以本书主体虽然看似「流水账」，却还是有内容有味道的。更何况，拥有同样买书经历的人（未必要买古籍）在作者不断的自我确认中，自易有会心之感。

不过，对于关心他的读者来说，辛先生的买书「流水账」或许还能揭出他近些年学术上创获不断的一个原因。从《建元与改元》开始，辛先生专著、论文集出版极快，内容多集中于考史述史。在考述史事的过程中，他不仅会引用现代学者的成果，还经常引用古人（尤其是明清学者）的论说，论秦汉史而多引清人说法，这在现代学术中似乎并不太多见。如果没有历年来从各地购置的古籍，这一点大概是很难做到的。而在收入本书的《有朋自远方淘得好书来》中，作者就在评论宫崎市定的《隋炀帝》时说道：「我想，清代学者的考证研究，既可以用作研究手段，成为我们研究的起点；同时，更应该继承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页二五二）

而在《制造汉武帝》中，辛多处引用了日本学者关于西汉历史和汉武帝的论述，这些书，或许也有很多来自他的自藏，而并不是完全借助图书馆。藏书就是这样推进了作者的「读书」和研究。

几年前读过《读书与藏书之间》，但很不幸的是，这次读此书，对于已经收入《之间》的文章，基本毫无印象，也真是忘得快……

见于《读书与藏书之间》的有：

卖书人徐元勋

津门得书偶记

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

大东购书漫记

牛头、鸡肋与狗屎

见于《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的有：

在书市的最后一个秋日里

落伍的一年

东京书市买书记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蒐书记》读后感(二)：学者书话的典范之作

《蒐书记》收入了辛德勇老师十年间谈访书、购书的文章，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图书信息与学术信息，也反映了一个爱书人对于书的无限深情。身为一名编辑，在我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蒐书记》的人，一种是不喜欢《蒐书记》的人。在这部书里，有很多话题可以展开讨论，姑且拈出三题，谈谈粗浅的心得。

一、古旧书的好时光

辛德勇在《蒐书记》里，既写到在西安、天津、扬州等地的蒐书经历，也写了去挪威、瑞典、越南的经历；其中篇幅最多的，是写在日本买旧书，其次是在北京琉璃厂买线装书。

日本的旧书市场之发达，在全球都算一道亮丽的风景。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街堪称爱书人的一处圣地，还有各种各样的“古本祭”“古书掘出市”“古本即卖会”“古书感谢市”“古书即卖展”“入札会”以及古书拍卖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辛老师多次去日本，亲身观察、体验，并买回大量旧书，主要是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学术书。其中，有他渴求的石田干之助的名著《欧美各国的中国研究》，有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等，都是与他专业相关的学术著作。此外，还以较低价格买到明代抄本《步玄经》，清代前期蔡书升的诗集稿本，以及日文《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初版本等等。买到这些稀罕的书，让他抑制不住地兴奋，甚至会高兴好几天。如今，日本的旧书市场仍在，去淘书的中国人如过江之鲫，书价被炒得涨了不知多少倍，好书的数量肯定比以前更少了。去日本想要买到便宜的好书，已不可能了。

北京琉璃厂旧书市的热闹从1991年开始，持续了十年左右，趋之者众，嗜之者狂，真是淘旧书的黄金时代。——“当时最壮观的场面，是每届书市第一天早晨开门的时候，大门一开，几十号最狂热的书痴（更确切地说应当叫‘书狂’或者‘书狼’），狂奔而入，干燥的灰土地上，一片烟尘，随之腾空升起，就像万马奔腾的战场，情景蔚为壮观。”

那年头经济大潮澎湃，文化市场不景气，线装书尚未被重视，中国书店把数十年来收购的旧书，大量投放市场，一些丛书的零本每册只卖五角、一元、两元，清刻本每种卖十几元到一两百元，较好的明刻本卖几百元。辛德勇记录，他以每册一元买到明万历王元贞刻《艺文类聚》的试印样本，一元钱买到清代中期学者胡秉虔研读经书和子书的稿本，五角钱买过清代的巾箱本《弹铗新编》，后两种都是有独特文献价值的稀见书。而在海淀花五角钱买到民国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毛边本，就更不算什么了。

吾生也晚，没能赶上一元钱可以买旧线装书的时代。那时旧书的性价比之高，此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如今读那些故事，也觉得像是神话和传说一般。那样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作为过来人的辛德勇，忆及往事，也不免失落和感叹。

如今，流散在民间的线装旧书越来越少，且不说便宜的线装书没有了，就是卖普通书的实体书店，也今非昔比。一个可以寻寻觅觅买旧书，在书市体验淘书之乐的美好时代，已经永远地逝去了……后来者，只能从书里去感受一番。本书中的几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一个时代的写照与备忘。

二、学者书话

坊间书话类的图书不少。广义上的书话，泛指有关书的文章，包括与阅读、书史、访书、购书、藏书等等相关的内容，形式上则有札记、日记、散文、随笔、序跋等。狭义上的书话，唐弢先生认为，是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散文，既有知识性，也有艺术性。

不过，我更倾向于辛德勇把书话分为“学者书话”与“文人书话”。学者书话，就是指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对于专业图书所作的普及文章，“意在叙说知识，因而侧重考证版本源流，或是阐释文献内涵的意蕴”，着重的是知识性、学术性。而文人书话，主要是谈阅读体会或相关掌故一类的文章，“意在表露情趣，因而侧重品位鉴赏”，比较随性，形式自由，文笔好，写作者不必有专业的背景，着重的是趣味性、艺术性。

辛德勇是历史学者，不仅在历史地理学领域颇有成就，而且在古代政治史领域也有建树，在印刷史、版本学方面有精湛的研究。《蒐书记》中有一半的篇幅，记录了他几次在日本购书的经历和对所购书籍的介绍。他不像近代学者杨守敬、罗振玉、傅增湘、董康等赴日访书，访的是流传到日本的珍稀汉籍。他在日本购的书，大多是通行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国内尚未翻译出版的汉学成果，对他自己的研究有帮助，也值得国内的学者和读者参考。

辛德勇的书话，区别于一般文人不痛不痒的书话，即使是那篇日记体的《大东购书漫记》，也未流于记流水账，甚至也不同于一些藏书家的书话——当今的藏家能深入研究的少。他有很强的版本学意识，不仅对书的成书年代、版本款式、版本源流、收藏标记等信息有精确的记录，重点是对图书内容的介绍——比古代的提要详细得多。在文献学方面，辛德勇得到黄永年先生的真传，非常懂书，知道什么书好，什么版本有价值。其书话写法与近代藏书家陆心源、沈曾植、莫友芝等人的题跋著作自然不同，却发扬了传统题跋的优点，熔记事、解题、品评、鉴赏、考订等内容于一炉。

辛德勇是史念海先生的高徒，历史研究方面他更在行，对于学术成就的把握，以及对于学术界和学术研究的看法，都颇有洞察力。比如他在书中谈到，现代的研究者离远去的历史越来越隔膜，新研究方法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认知的障碍。他肯定了新方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新方法成为风尚表达了忧虑：“即使是完全相同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一经转换，也会使针对的问题彻底改头换面，根本不需要再与过去既有的认识对话。”虽然未必都是研究者浮躁和偷懒的做法，但确实会产生新的弊端。毕竟，学术研究是不应该忽视前人成果的，就像建房子，需要一砖一瓦地垒，才能构筑起学术的大厦。

他一直强调研究要有创见，写文章也是如此。他对衣萨克·凯特勒《保定惨案》、火野苇平《海南岛记》、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日记》、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井泽实《大航海时代夜话》、智旭《辟邪集》和刻本等书所作的述评，假如拆开来，皆可单独成篇。尤其是他对一些史学著作的笔记，可以视为一篇篇的书评或随笔。广博的学识与深刻的见解，都融进了他的笔记中，具有沉甸甸的分量。个人以为，辛德勇的书话，堪称学者书话的典范之作。

三、藏书的意义

圈内圈外的人，都称辛德勇为“藏书家”，但他自己一直不认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谦逊低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藏书家的界定。他认为藏书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藏书数量多，二是藏书要成系列。他的书以阅读和研究之用为主，不符合上述条件。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把他当成藏书家，于是他有了一个折中的说法：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二者兼而有之。

有人可能会问：藏书的意义何在？书有什么作用？

清代学者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种：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叶德辉将考订家与校雠家合并，称为著述家，就成了四种。现代学者唐弢的划分更简单，只有两种：一种是为了读书而藏书，一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其实也包含了洪亮吉说的五种。考订与校雠，都是要读书，而收藏、鉴赏与贩卖，则不是为了读。

辛老师显然属于前者，他因为研究需要而买书、因为爱书而藏书。他说：“所有的收藏，都是在收藏历史，而书籍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最为丰富，也最为明晰准确，远胜于其他各类历史资料。”他认为藏书的意义，“并不只是收藏多少书籍这一结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四处搜罗、精心别择而得到心爱书籍的过程。只存有书籍而没有这种收藏过程的人，家里存书再多，甚至有再多珍本善本，也根本谈不上藏书，只能说是获得或是拥有书籍”。

当然，他也偶尔赏玩佳本，他说欣赏书的封面、印刷、纸张，也是书的用途之一。偶尔把玩一下，可以开阔视野，涵养性情，不见得就会玩物丧志。

但凡一种收藏，都容易上瘾，不容易戒掉，藏书瘾尤其如此。谈到买书的惯性时，他肯定了好处，也明确指出有坏处：“得筌而忘鱼，一味想要获得心爱的书籍，却忘记了买书的目的；或是再没有精力、兴趣来把起初设定的目标付诸实施。”所以，他对年轻的爱书人说：“选择买什么书，买多少书，一定要以适合自己的阅读和利用为首要原则。”这番话，击中了不少爱书人的软肋吧。看到这里，不免心有戚戚焉。

《蒐书记》读后感(三)：老来波俏辛德勇

弁言

了解学术思想史的都晓得，20世纪中国第三代学人（1950-1960年代出生）大多阅历丰富，学术“童子功”则被耽误了，所以，他们思想上叱咤风云的多，学问上厚实精深的少，以致读书界有“一本书主义”的说法，即一个人的博士论文居然就是他一辈子最好、甚至唯一拿得出手的著作，这其实是一种“学术阳痿”。而以辛德勇为代表的少数第三代学人则不然，他们不是一出道就练高段位的“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妄谈范式、指点江山，而是由文献学这种类似“少林梅花桩”的笨功夫入手，生根发芽，打下坚实基础，到了50岁左右才枝繁叶茂，佳作迭出，给人“学霸”之感。【注1】

对于辛德勇的学术成就，我没有资格评议。只是他最近出了三本书话作品：陕西未来出版社16年9月出的《书者生也》，收了14年-15年的书话；浙江大学出版社16年10月出的《那些书和那些人》，收的是16年里写师友的文章；九州出版社17年1月出的《蒐书记》，编选了以前的轻便书话，还添了两篇最新演讲稿。读完这三本书后，我发觉与前期书话（《乙亥斋读书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困学书城》、《纵心所欲》）相比，辛德勇现在的书话更有味道，于是斗胆谈谈他的书话写作，以满足自己对历史学霸“一斑窥豹”、“尝鼎一脔”的虚荣。

一，学界杀出个“使双锤的李元霸”

初中时迷恋武侠小说，读古龙，好比看黄山松，秀、奇、险、怪，然过瘾后感觉身体被掏空；读金庸，则好像钻到百年大榕树下，但见根深叶茂，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赞叹之余还有文化的真气流布全身。我现在读辛德勇的书，仿佛就有读金庸小说的感觉。

为什么辛德勇功力深厚若此？原来，这厮生于内蒙，却祖籍东北，年轻时还干过伐木工，又是冬泳健将，身上确有一股来自白山黑水的磅礴之气。【注2】更重要的是，他读研究生博士时又遇名师，导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三位奠基人之一”史念海。【注3】 史先生年纪大了，便邀同校的黄永年先生给研究生上文献学课。【注4】

从史黄二先生处，辛德勇学到的是：多读书，读书得间，重视并利用基本传世文献。比如，陈胜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们被发配渔阳（今北京一带），直接往北走就是，为何经过在南边几百里的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我之前猜测大泽乡是重要军事据点。殊不知辛德勇早有胜解，他根据《吕氏春秋》、《商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里的史料，推测“闾左”即“亡命宾萌”，类似今日之流民，陈吴很可能是流落到蕲县的农民工，陈涉发迹后来投他的工友说楚语即可为一佐证，如此左右逢源、裁月缝云的手笔，【注5】让我叹服不已。（《历史的空间和空间的历史》，57-64页）又如，《三国志》原名《国志》，以前也有人说过，但没给出论证，辛德勇不但爬梳了唐以前《三国志》书名相关史料，而且利用自己的版刻学知识遍检各种版刻和写本，发现今传宋元刊本大题俱作“国志”而非“三国志”，可谓陈寿此书本名《国志》的最有力证据。（《祭獭食跖》，3-58页）

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又曰“触物圆览”。因为读书多，加之承有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和黄永年文献学双重衣钵，辛德勇在探究那些前人反复探究却依然缠绕未解的死结时，便如李元霸挥舞双锤，虎虎生风。以致黄永年晚年对人夸道：“现在历史学搞得比较好的，就是我的学生辛君了。”（《黄永年编年事辑》，360页）

二，学者书话与文人书话

严格来说，辛德勇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但在黄永年的引领下，辛德勇对版本目录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知识，帮助他扩大视野，“使研究范围，稍有外延，时时轶（溢？）出于专业之外，横通一些其他领域的问题。”（《那些书和那些人》，167-169页）正是这“溢出”成就了他的“学者书话”。

何谓“学者书话”？辛德勇在给《绍良书话》写的序中谈到了“文人书话”与“学者书话”的区别，“文人书话，意在表露情趣，因而侧重品位鉴赏，写好这类书话，难度主要在于文笔；学者书话，意在叙说知识，因而侧重考证版本源流，或阐释文献内涵的意蕴，写好这类书话，难度首先在于学识。”（《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28页）

借用章学诚语式，文人书话是“圆而神”，学者书话是“方以智”；借用钱钟书语式，文人书话是“以丰韵神采见长”，学者书话是“以筋骨思理取胜”；借用古诗鉴赏语式，文人书话长于比兴，如范仲淹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学者书话则老实作“赋”，如杜甫的“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借用美术鉴赏语式，文人书话像徐渭画的水墨葡萄，放纵简逸，舍形而悦影，寥寥数笔便传达出事物之神韵，学者书话则像塞尚的苹果，结构坚实，安静而光泽，给人一种恒定感。

学者辛德勇自然亲近“学者书话”。他学问饱满如丰收的稻谷，写起书话来，那金颤颤地谷粒便经过脱粒滚筒化作“见识”，“砰咚”蹦到了打谷仓里。我们一般认为，徐霞客旅行是科学的地理考察，《徐霞客游记》一书标志着明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辛德勇却在1991年写了《徐霞客史事二题》，否定了丁文江所说徐最早发现长江正源为金沙江的功绩，指出在徐氏撰著《溯江纪源》六十多年以前，南昌学者章潢就在《图书编》一书中，提出了比徐更科学的判断河源的基本原则，进而认定应以金沙江为长江正源。到了2001年，辛又谈到自己淘来的《江省图》，对“徐霞客神话”继续开炮：代表明代地理学最高成就的应该是区域地理学的普遍发展和全面繁荣。【注6】徐霞客束书不观、一味疯跑，并非科学的地理研究法。“当社会和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一定似乎也不可能要求高层次、综合性的地理著述的所有资料，都来源于作者本人直接的考察……地方志纂修大多出自基层学人或地方官员之手，是由县志到州府志、省志、全国总志，逐级汇总编纂而成。在最基层的县级衙署中，派人直接考察采访当地的山川地理情况，是一项重要的基本职事，甚至清代凡县里新官上任时，县衙中的兵房吏员例行都要绘本城地图及四址疆界。……尽管各县在实际操作时，难免不同程度的有敷衍应付的问题，但当地人终归能够比较确切地了解本乡本土现有的地理状况。”（《在读书与藏书之间》141-148页）

但辛德勇以前的书话也有个毛病，那就是——行文过于繁密，窒息了文气。比如，辛德勇的《<渔阳山人诗合集>》与<渔阳精华录>的面世背景》一文，花了9页篇幅（占全文60%）对比《渔洋山人诗合集》与《渔洋山人精华录》内容上的差异，得出了后书是由前书删削增改而成的结论。这种笨功夫，“文人书话”的代表黄裳是不会做的，他多半举几个例子就模棱两可地打发了。【注7】辛后来又淘得丁晏批本《渔阳山人精华录训纂》，也例举丁晏批评的得失，铺陈繁密如石榴籽，让人头大。

三，“波俏”或是一剂良药

如何救治“行文过于繁密，窒息了文气”的毛病？我认为，“波俏”或是一剂良药。

“波俏”，又作“庯峭”、“逋峭”、“波峭”。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说：“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谓之庯峭。”宋祁很多人不知道，但“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名气很大，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什么境界？“波俏”嘛。又，张岱《柳敬亭说书》有“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一句。怎么个波俏法？“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可见，“波俏”就是正经、沉闷、无聊时来点突兀、性感、俏皮——静若敦煌壁画上佛手的曼妙，动若青衣戏里云袖的轻舞；轻如鱼儿摆尾后水涡的慵懒，重如鸟儿嘻戏时花枝的摇摆；淡似蒙娜丽莎嘴角的微翘，浓似老戏骨脸上褶子的颤抖。

“波俏”只是“文人书话”的量尺吗？非也，学者书话照样可量。陈寅恪的论著也常铺陈过密，但黄裳读《柳如是别传》却感觉，“作者在考索史事之余，也时作波俏的按语，所谓‘忽庄忽谐'”。（《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214页）以学者书话知名的郑振铎（注8）也常有波俏语，他谈明万历年间万寿堂刊本《大明统一志》，先叙版本源流，再笔锋一抖，“乃直至万历间尚未重修，仍沿用旧本，至可诧怪。若清《一统志》，则一修于乾隆，再修于嘉庆，于斯可见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时务与经世之术。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风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谈‘政治’之设施不？”（《西谛书跋 》，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48-49页。）宛如书法中的顿笔、折逆、圆转，波俏好看。

相比前期书话，辛德勇近年的书话波俏多了，这首先表现在文学修辞的增多。比如，称赞社科院历史所的学术大家“在以论带史横行于世的日子里，默默地像推土机一样一本一本的通看所有看得到的典籍。”（《那些书和那些人》，70页）阐述历史研究的魅力本来就是依靠间接证据来做合理的推测判断，“杀人越货者都要像武二郎那样写明：‘杀人者，武松也’，还要神探做什么？”（《书者生也》，164页）澄清自己不是藏书家，“像我一样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人，家里的书，比一般人多一些，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但这只是我们这种人用以混饭的家伙，就像清洁工用的抹布，修理工身上的钳子、扳手，农民家里的锄头，还有镰刀，我们却不能把这些清洁工、修理工和农民分别称作抹布收藏家，钳子、扳手收藏家，锄头和镰刀的收藏家。”（《蒐书记》，264-275页）

还有，文学修辞也更精准了。辛德勇在2007年给《绍良书话》写的序里，为了说明学者书话的价值，他来了个比喻，“软体写刻本美则美矣，但看多了，便犹如吃多了奶油食品而使人发腻。若是以清代的版刻形式来作比喻，晚明小品式的笔法，便颇近似于软体写刻本书籍；而我读绍良先生的文章，似即有若观赏上乘方体字刻本，更耐人品味，……其精雅的气息，疏朗的格局，所传递给人的愉悦，实际是要超出于软体写刻本之上的。”这比喻在懂版刻的人看来，自是不错。但普通读者未必有相应的版刻知识，在无图比照的情况下，对这个比喻就会很隔膜，乃至一头雾水。而他在2015年写的《元刻本<宗镜录>零册漫记》一文，也以版刻作比，却精准鲜活多了—— “虽然说只要有真性情，读什么版本的《史记》、《汉书》都能够下酒，但读线装影印的百衲本肯定会比读中华书局点校本要多喝几口儿；要是能够一亲肌肤，摩挲宋刻元椠，那就难免一醉酩酊了。遗憾的是，余生也晚，所业亦贫，无缘无力购藏此等上乘精品，二十多年来，流连坊肆，所得多属清代印本，而聊以窃喜之二三精品，亦多在是焉。若单纯就版刻的时代早晚而言，即使是明版，亦所得寥寥，且多属嘉靖以后的方块儿字本，殊不足重。至于赵宋蒙元，犹如月中仙子，望之也艳羡，即之则既远且寒，仅于偶然间勉强收取一二零篇残叶，藉以私觑其芳颜而已。”（《书者生也》，141-169页）此比喻就仿佛从腹笥中汩汩流出，既精准挠痒，又亲切撩人。

更让人惊艳的是，辛德勇还会玩“弹幕”。关于清嘉庆原刻最初印本《经传释词》，辛德勇1996年的书话只写了得书经过，然后对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该书的错误冷嘲热讽了一番。（《乙亥斋读书记》，55-58页）到2015年，他修订扩充此文，在版本之外，又谈到北宋王安石变法后，科举由诗文变为经义，经元、明到清，演变为高度程式化的制义文。因为内容上框得死，也就更需要把精力用在谋篇布局和修辞技巧上，研究古文写法、虚词用法之类的书就应运而生。虚词有什么用？辛德勇举了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为例，评曰：“行文骈错往复，绵连递进，犹如曲涧踹流，变幻莫测。大量使用虚词助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本论证完了“写好古文要重视虚词”，但他紧接着又括号写道：“当然做什么事，都有个限度。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情真意切，虚词，特别诗大量语气助词的使用，乃文随情移动，犹如哀泣痛诉，发自肺腑，诚有不得已者。欧阳脩的《醉翁亭记》就已经有喝高的感觉，颇似酒后游戏为文，难免‘浮艳之气’。在林琴南看来，吾辈后生小子若是妄自学步，恐怕就要‘立形呆相’了。”（《书者生也》，96-97页）这“弹幕”好比海鲜盛宴中必备的芥末，有此辛辣，新文虽比旧文扩充了3-4倍，读来却并不让人昏昏入睡，反有“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的妙境了。

尾声

辛德勇的书话为什么有此“豹变”？这也好理解，“庾信文章老更成”嘛。他年轻时凭兴趣博览群书，学问根基广大，却也因此被三大矛盾缠绕：藏书与读书，专家与通人，稀见史料与基本文献。50岁以后，田余庆先生的提醒便会时常萦绕耳际：“你这些年写了不少文章，这很好，但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考虑选择重大问题，写一两部放得住的书。”（《那些书和那些人》，88页）

辛德勇尝自解，“……由于眼界低下，拣到的都是一些琐碎微末的题目。我很喜欢宋人程颐论道时讲的一句话：理无大小，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道理是没错，但现在学术分工已深化，一个领域就足够一般学者钻研一辈子，你撒网这么宽深，虽捞到不少“大鱼”（很多高质量论文，《建元与改元》和《中国印刷史研究》亦是一流成果），但能逮到像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这样的“超级大鱼”吗？辛德勇嘴上对田的话不在乎，心里却难免较劲，15年出版的《制造汉武帝》就直接向田余庆“开炮”。让辛德勇郁闷的是，此书一出便引来机关枪一样密集的商榷文章。这一定让他错愕，当衰老像秋霜一样蔓上腿肚子，他开始“知天命”，对人事无常、人力有限的感触也就更深了（《那些书和那些人》，23页）

好在还有书相伴。郑振铎在20世纪三十年代集藏清人别集时，曾自述其心境说：“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辛德勇也感慨：“书就像我的宠物，看着它，捧着它，有一种回到少年时代，与那只狗耳鬓厮磨般亲昵的感觉。”“每天安坐书斋，是这些书，像真爱的宠物一样给我带来生意。”（《书者生也》，2-3页）大概就是这心境，让辛德勇的书话滋长起波俏的情思吧？

注释：

1，辛德勇是1959年出生，至今出版了20本著作，分别是：91年1本，96年1本，98年1本，01年1本，05年2本，08年1本，09年2本，11年1本，13年2本，14年1本，15年2本，16年4本，17年1本。很明显，50岁-60岁这十年，是辛德勇的学术喷发期，研究领域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碑刻学、政区地理学、战争地理学、年号学、政治史、印刷史，真是何炳棣之后最当得起“才大如海”的中国历史学者。

2，他生于内蒙，爷爷是民国时期从辽宁逃荒过来的长工，爸爸是新政权培育的中专生。虽不是书香门第，但家里还是有些书，辛德勇中学时就把爸爸单位图书馆借来的《史记》《汉书》读完了。中学毕业后，他在大兴安岭当了几年伐木工人，伐木需要健壮体魄，那时便养成了冬泳的习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也干过伐木工，中国画家黄永玉对他的“生命力”和“草莽精神”赞叹不已。读者想必也能感觉到，辛德勇身上那股来自白山黑水的磅礴之气。

3，史念海传授的治学方法是：“放宽视野，读书得间，重视传世基本史料，再加上头拱地地往前爬，‘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切忌空谈理论、理念、境界、范式、方法之类不着边际的东西。”（《辛德勇小传》）这点让辛德勇受益终身。比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河渠书》里有一句：“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日本藏唐写本《史记•河渠书》却把“卤”作“恶”，复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认为“卤地即使得水也无法种植，自以'恶地'为是。”（见《史记版本研究.序》）辛德勇则对这种“新材料必定胜于传世文本”的成见不以为然，他指出，“卤地”是战国秦汉以来的常见用语，以开渠灌溉，用水冲出盐碱，卤地并非一定是死地。（《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269-278页）

4，由于性情相近、志趣相投，辛德勇在具体的研究路数上效法黄永年更多。黄永年多才多艺，隋唐史、北朝史、明清史、书法篆刻都有建树，尤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独树一帜。根据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撰述旨趣和时代早晚等，来掌握并区分辨析各种典籍的史料价值，是目录学课程的核心内容。黄永年给辛德勇这些研究生开这门课，不但把枯燥的知识讲得妙趣横生，还有两个特色：一是，“重视每一具体的文献，都置于学术源流的背景当中，来阐释其内容和性质”；二是，“注重揭示各种文献在某一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当中的史料价值。”（《蒐书记》，371页）比如，在《太平广记》专题研究课上，黄永年就谈到了自己写作《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文时对小说故事的利用。陈寅恪的《狐臭与胡臭》一文要点是“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来或与此事有关。”“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这一观点颇具有文化想象力和历史解释力，但论证却有漏洞：第一，陈文并没有找出一例胡人有狐臭的实例，黄永年偏偏利用《太平广记》里的“士人甲”材料指出，“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并非绝无。虽小说虚拟，似非《教坊记》、《鉴诫录》等史实之比；然实可表示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西胡体具‘胡臭’之观念”。第二，陈先生论“胡臭”与“狐臭”之问题，所据仅限于隋唐史料，陷入了“胡臭”与“狐臭”谁先的牛角尖。黄永年则继续利用更早的《太平广记》，统计其中“狐”的意涵的变化，得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的观点，也就避开了“胡臭”与“狐臭”谁先的牛角尖，确实精彩纷呈。辛德勇当年听后受到了强烈震撼，他认为，较诸陈文，黄文的论证“丰富很多，深入很多，也更切实可信”。由此顿悟，”“读书一定要广，只有多读书，才能在研究中得心应手。”（《那些书和那些人》，19-22页）

5，左右逢源、裁月缝云的手笔还有一例精彩的。比如，清朝嘉庆年间有天理教徒作乱，攻入紫禁城，虽很快平息，但这件“汉唐宋元未有之事”向来让人津津乐道。清代就有人编了《靖逆记》，记述事情原委，书一出来，就有很多人翻刻，到底哪个是原刻本很难辨别。辛德勇通过比较这本书现存的三个版本后，得出结论“盛大士家刻本应该是原刻本。”一般学者就此打住了，可辛德勇目光如炬，他发现盛大士仕职的山阳县，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离扬州近。而扬州当时是江南刻书业中心，“正因为扬州与淮安山阳密迩相邻，才会在嘉庆二十五年春，盛大士家刻本刚一印出，这家文盛堂书坊便得以用近乎同步的速度，立即翻版牟利。 ”“由于扬州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上，比山阳有更强的辐射力，文盛堂翻刻本的流行，一方面立即覆盖了相当一大部分社会需求，影响了盛氏原刻本的刷印数量，这应是盛氏原刻本流传至今极其鲜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它的出现，也进一步增大了《靖逆记》在社会上的传播速度和扩散范围，而对于此书的社会需求，则会随着信息的广泛传播而进一步增多，这样又会促使新的翻刻本出现，于是，像《靖逆记》丙本这样的翻刻本，便又应时而生。”更犀利的是，辛德勇还指出一个文化传播方面饶有趣味的问题，“即发生于北京城的重大社会关注焦点事件，通过东南的作者记录后，复以东南地区为核心，向各地传播扩散。”（《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153-160页。）时下媒介-文化史勃兴，西人已有《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启蒙运动的生意》，日人也有《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我国年轻学者若抓住辛老这一线索好好挖掘，想必能成就几篇博士论文。

6， 辛说：“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陈全之《蓬窗日录》、章潢《图书编》、王士性《广志绎》、谢肇淛《五杂组》等一大批片具有鲜明区域地理特征的著述。这些著述反映了明末区域交流的密切和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地理学的要求，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7，“文人书话”可以黄裳为代表。比如，在《<秋柳>》一文中，黄裳先是全录王士祯的这首诗，再谈到各家和诗，有人认为此诗是“悼明亡之作”，也有人反对此说，黄裳并不急着亮出自己观点，他像老鹰一样围绕着母鸡护翼下的小鸡旋来旋去，突然来个俯冲---“《秋柳》诗在当时传颂南北，对原诗的作意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数十年来读者自有默契。这样过了一百三十年，终于有人战出来向皇帝告发了。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光绪丙子七月初六日记……”最后便是一段议论：“奴才是善于吹毛求疵的，他们往往比主子更酷刻，只要嗅到一点气味，就会狂吠不已的。这是古今一例概莫能外的事实。这位某大宗伯可谓读书得间，竟翻起百多年前的旧案来，如果此议招可，不但王渔洋会得到如屈翁山毁墓暴尸的下场，当时纷纷和诗的人也将无一幸免。但有人出来说话，竟自不了了之，不能不说是这位王文简公的大运气。秋柳诗的主题也因此大白于天下，这在渔洋生前是绝对料想不到的”。（《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182-188页）这煞尾借古讽今，让人回味无穷。

8，学者书话可以郑振铎为代表。对于明代万历休宁人汪懋孝的《梅史》，郑老写道：“今人翻刻古画，于精致的界画，飘拂的衣袂，纤细的蜂蝶，乃至博古、人物，均能不失原作的精神，但于翻刻老干嫩枝时，则笔力大弱，仅具形似，少有生气，完全抹煞了‘疏影横斜’的风度。黄时卿刻《梅史》，则刀法极有力，也能表现出画家的本意来。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漫步书林》，97-98页）他所提出要研究的就是徽派版画为何独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确是“识断非凡”。

原文删节版发表于4月2日《南都阅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