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得豆》读后感1000字

《种瓜得豆》是一本由张仲民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79.00，页数：3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种瓜得豆》读后感(一)：短评

是书考察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及黑格尔、古腾堡、世界语等西方现代话语在中国的引介与接受史。全书围绕知识精英启蒙意识与普通大众传统文化惯性之间的互动张力这一新视角展开，赋予了满篇史料新的建构价值。不足之处在于阐释有时略显武断，似有为得结论夸张撮合强行联系之弊，未免有瓜虽熟而蒂难落之憾。

《种瓜得豆》读后感(二)：启蒙之失：种瓜何以得豆？

复旦学者张仲民以近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文化结构为研究方向。近作《种瓜得豆》继续研讨“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书名喻言：所失大于所得。

当代文化评论有一个“读者反应理论”。作品的意义是读者经验的产物，它并不依据作者的主观愿望事先成立，而是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诠释，随着读者认识的差异而变化不定。这个理论虽有片面，不过对于阅读研究极有镜鉴。

我们也可据此观照本书。张仲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晚清一批与卫生相关的书籍。他对“淫书”的社会史相当了解。晚清以降，“支那病夫”之体悟痛彻国人。一批“强种关怀”、“优生优育”的生殖医书，如《胎产举要》、《妇科精蕴图要》等大受欢迎。然则世风迷乱、扰攘纷呈，图书市场急遽改变。随之而起的《吾镜妻》、《新婚指南》等，成了“挂羊头卖狗肉”之物，大批书籍事涉诲淫而鲜守科学之本。张仲民搜集当时的报刊、笔记、信札和文学作品，列举“读者反应”，揭示了制造“淫书”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集体合力的结果。书商报刊的引导，作者译者的鼓吹，市民公众的追捧。勿论这批书籍的良莠质量，搁置它们在宣扬离经叛道的性行为之后是否激发思想解放的浪潮，这些社会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福柯《性史》所述的性行为及其叙述方式与社会、法律及政治威压之间的永恒斗争。

返回首章《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对提纲挈领的相关论述会有更深刻、细致的认识。以梁任公为代表的精英，初始一力推崇西学，至于后来对《吾镜妻》加以严辞峻色，其态度之改变正是出于一种担心：“启蒙”效用未显而秩序隐现雪崩之势。

种瓜何以得豆？究其原因。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里说：“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一语中的。以“读者反应”观之，没有良好的社会阅读基础，对高深隐秘的部分不能理解，便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生理刺激部分。况乎房中术、色情笔记向来是中国特色，明清一代更是泛滥洪流。大家都爱看。以政治挂帅、宣传意识形态，内容干瘪脱离生活的所谓新小说、新戏剧，其失败必然如出一辙，一时的追新求异风潮之后，再难以被大众认可。文化的传播须当徐徐图之，清末民初启蒙之最大失误正在于过猛过快，断裂了古风尚存的传统却无力接续，更难以做到革旧鼎新。

这一时期的各种“翻译”花样，令人瞠目结舌。王德威曾指出：“当时的翻译其实包括了改述、重写、缩译、转译和重整文字风格等做法。”这些在本书中都足可领教，大略够写一部《二十年目睹之翻译怪现状》。固然与译者素质有关，更与社会大环境相关。

张仲民以湖南地方知识分子舒新城为个案，考察科举废除之后的文人出路，舒新城接受新式的洋学堂教育，沐浴新思潮的流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实现了自身的上升性社会流动，像舒新城这样的人也不少，都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柱。但对于其他被边缘化的近代知识分子，科举既被废，他们怎么办？“中西学战”又告负，那就只好尊西崇新。既无法向上走，又难以维持当下的地位，不觉沦落也就在所难免了。晚清的文人与传统的文人有很多不同。原本要诵读四书五经，讲究古籍考据，追求伦理规范；现在要学中西兼备的新学，都是些应用性的自然科学。新旧知识衔接不上，不懂却不能不装懂，只好乱来一气，更有人特意要将这一潭水搞混以便求名谋利。

启蒙有所失，并不意味无所得。张仲民还考察了“黑格尔”、“古腾堡”、世界语等方面的接受历史。文化是双向流动的过程。陈寅恪曾揭示文化史上一个“虽似相反实足以相成的通则”——各个民族和国度对外来文化“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的地位”。中国的近代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西学所成就的，但其根本仍然应是“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木无根必摇坠，水无源必污浊。种瓜得瓜，方为大道。

《种瓜得豆》读后感(三)：阅读背后的“政治”

阅读史是个时髦的领域，但也是很不容易进入的领域。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是大陆较早投入此道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讨论的就是晚清一批“卫生”书籍的出版、阅读与传播情况，修订之后以《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为名付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最近他“十年磨一剑”的新著《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笔者在圣诞节这个周末读毕，更感新文化史领域荆莽丛生，要想做出成绩非下苦功不可。而作者用力之勤、心思之细，查阅该书脚注和书目即知（对通俗性的文学材料、各种各样的商业报刊资料、不常见的日记资料的利用，在阅读上就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因此该书颇有斩获，或将促进阅读史在中国大陆的开花结果。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新学丛出，“语必柏林，言称彼得”，新名词一茬一茬冒出来，多得让人眼乱缭乱。对此，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大都关注新名词（以及新名词所代表的新知识、新思想）的内涵及其诞生史，而“比较忽略对其接受层面情况的考察”。打个比方，阳光射到陆地，并不必然是直线的，而可能发生折射，甚至绕弯。在人文思想领域，情况就更为复杂，比如一篇文章通过媒体刊布之后，读者接受的未必是作者阐发的主旨和精义，有时恰恰相反，会把文章里的细节当作重点，由此旁逸斜出，产生各种联想和想象。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误读误解，人言言殊，而这种现象极为常见。因此，对接受方的考察就很有必要，且非常重要。“公开的精英表达如何被读者接受、如何见之于社会实践、其间的差别有多大、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等等”，也就成了此书探研的重点。

全书主体分为六章，基本上以“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为核心。第一章讨论“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主要涉及两种举措，一是鼓吹新小说，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堪为代表；一是从事戏曲改良，“使下流社会移风易俗”。然而，在作者看来，清末启蒙人士的这些举措所悬鹄的过高，“养人格、保国体”云云，犹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对大众阅读文化的规训和改造，实际效果有限。因本章讨论的主体还是清末知识精英，加之史料的限制，如果以“引车卖浆者流阅读什么以及如何阅读”为目标，那么显然还需翻山越岭，经过一段艰辛的旅程，才可能实现。

第二章题作《“淫书”的社会史》，或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性味盎然”。不过这里所谓的“淫书”，其实是指生殖医学方面的书，如《生殖器之研究》《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其中不少读物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是考察时人身体观、生育观，研究性文化史、卫生史的绝好材料。作者“如当代任劳任怨的鉴黄师一般，埋首故纸堆辛勤披览晚清民初之海量‘淫书’”（戴海斌语），考察了这类读物的广告、序言及大致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对所谓“接受政治”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具体体现在第109—133页三种“读者反应”上，其一是孙宝瑄、徐兆玮（均有日记存世）这样的趋新人士，“他们应该是最符合书籍广告及序言中所建构的那部分读者”，对这类新学持欢迎、认可的态度；其二是将生殖卫生读物当作新鲜的“淫书”来购阅和使用；其三是对《吾妻镜》这样惊世骇俗的作品予以严厉的谴责。

接下来三章分别讨论“黑格尔”、“古腾堡”和“世界语”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下的接受史，窃以为讨论“古腾堡”一章最精彩，允为佳作。先说“黑格尔”，这是蒋介石用心学习、毛泽东和共产党极为重视的一个文化符号。作者对黑格尔入华史做了细致的梳理，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黑格尔观”做了比较和剖析。“世界语”一章主要以刘师培为中心，叙述了世界语在中国的兴衰，其中花了不少笔墨介绍刘师培与章太炎的交往与分歧，感觉有点偏离了主题，导致对世界语在近代中国的命运缺乏深入的分析，比如世界语在日本的状况（至少是本文的重要背景和参照），比如钱玄同在五四前后对世界语迥然有别的态度，就值得详细探讨。就这两章的主题而言，作者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那些材料是一个富矿，如果能得到更充分的开掘，结出的果实也必然更丰硕。

对于“谷腾堡”这座富矿，虽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再做工作，但作者的成果无疑让人垂涎赞叹，笔者相信本章必将引起学界的更多注意。作者首先以《古腾堡在上海：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的“发现”为切入点，直接指出该书夸大了卡特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的影响，“尤其忽略了古腾堡在清末民初已经被中国人认知与接受的情况以及传教士和日本因素对中国人认知古腾堡的影响”。当然，本章精彩之处在于作者对晚清民初古腾堡三种历史书写模式的梳理，即（1）就古腾堡论古腾堡，没有将中国印刷术视为古腾堡印刷术的源头；（2）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比较，借此反躬自省，但并未将中国印刷术视为古腾堡印刷术或欧洲印刷术的导师；（3）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联系，认为古腾堡印刷术是从中国经马可·波罗或蒙古人或阿拉伯人传过去的，在中国印刷术的基础上改良升级。作者通过对中日两国历史教科书和报刊文章的爬梳，发现第三种历史书写模式逐渐“拥有了最大的合法性，慢慢成为一种宰制性的认知与思维方式”，至今还在中国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历史教材仍然持这种观点。

这种历史书写模式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族主义焦虑。根据辛德勇教授《中国印刷史研究》“上篇”详尽而深入的辨析，这种认知在当代中国印刷史研究中还大有市场。因此，特别值得在这里摘录本书中的一段话：

“然而，卡特等人的谨慎和保留态度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他这本学术著作还是被当作论证古腾堡印刷术滥觞于中国，或受中国活字印刷术启发的权威论著，广受中国学者举引和有意无意地误引。同样情况亦见之于他们对培根、马克思关于‘三大发明’论述的歪曲解释与使用。……事实上，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都未把这三大发明（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引者）的专利权归于中国人，甚至前后文都是在谈欧洲的科学技术，根本未提及中国，更未把这三大发明与中国建立联系。”（第237、238页）

瞧，这就是典型的“形形色色的阅读、理解和使用”。

本来行文至此，这篇小文就可以结束了。不过，或可补充一二。通观全书，可以发觉“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有一个绕不开的镜像，那就是日本。最近采访徐坚教授，他就坦言我们似乎遗忘了中国考古学的滨田耕作传统以及中国博物馆学的棚桥源太郎传统，而这两个传统就奠基于隔海相望的东瀛。同样，如果参阅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等著作，我们对近代中国文化与政治中夹缠的日本因素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反过来也有助于理解“种瓜得豆”的局面和结果。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12月31日）

《种瓜得豆》读后感(四)：《种瓜得豆》读书随笔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一则信息从信源经过信道，最终到达受众一端，受众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带有主观能动性的解读，进而产生反馈回馈到信源，一个完整的传播流程才算最终完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看到张仲民在本书中一个核心思想的可贵之处：过往对新名词、新思想的研究，大多只局限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即便从概念史的角度进行详细的文献爬梳，考察其演变，也只能说明这些概念和名词”最初的样子“。

然而，新思想、新概念要想对社会现实构成影响，最终还是要靠受众们的解读、理解和由此引发的实践。因此，如果忽视新的思想概念在由上至下的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演变和重构，而从精英阶层产生、引进的文化来源直接解释社会变化，就不免有错位的风险。

基于此，作者对清末民初新概念、新符号在地化过程中的变化做了深入考察，本书的主题“种瓜得豆”可以说是对作者所做的一系列个案研究之共同特征的概括：不论是文化精英身体力行的大众阅读文化改造，卫生书籍的引进、还是“黑格尔”、“古腾堡”等西方新概念的传播，世界语的推行、五四运动的在地化，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源头富有精英色彩的新的概念和思想，在向受众普及的过程中无一例外的发生了变异，最终在受众那里变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新的话语形态。

本书大部分章节都展示了，在近代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的话语是如何影响一些领域的知识生产的。在传统中国，长久以来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文化与基层文化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基层社会中大量文化产品来自于对精英阶层文化的改编和再创作，但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却往往对基层文化不屑一顾，认为像话本、小说、戏曲等传统大众文化登不得大雅之堂。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基于对文化本身的探讨，两者彼此相安无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构成一种相对的平衡。

然而，清末民初的特殊社会背景使得这种平衡被打破了。一种文化以外的、强力的政治话语介入了这一领域。“救亡图存”的呼声令清末民初的启蒙文化精英们亲自下场，力图通过改造大众文化，使得中国文明摆脱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改造大众文化”被赋予了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这种自上而下的、带有强烈精英主义色彩的文化改造，冲破了之前横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半模糊界限，文化精英们第一次主动介入到大众文化的形塑中。然而， 改造的目的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偏离，最终不复其初衷。

作者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媒介环境中仍然常见：精英话语在大众的文化语境中往往面临两难处境：如果保持自身原有的状态，则很难真正为大众接受；但一旦真正的服从一般大众的需求，根据大众意志来推行启蒙和改革，又往往背离启蒙本意，甚至被大众文化所同化。这一矛盾本身也是使得启蒙精英们的改造活动受到制约。

此外，作者深入基层的文化语境，得到了迥异于传统话语的近代文化图景的另一面：许多西方书籍的译介者并非心怀传播西方文化或者救亡图存的心志，而是出于赚钱谋生或者其他的商业目的。这与西方的一本文化史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有异曲同工之妙，揭示了长期处于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遮蔽下的真实历史图景。

在历史学治学的技艺方面，本书中许多地方可见作者史料爬梳的功力深厚。比如在黑格尔及其哲学何时被引入中国的问题上，作者明确指出了贺麟、洪汉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存在的疏漏，这一疏漏被后来者的研究一再承袭，但作者用自己严密的史料爬梳，更正了这一错误，这一更正本身也构成了这一章研究叙述的起点。

在以上基础上，笔者试图指出自己理解中，本书存在的一些不足。“种瓜得豆”一词确实可以精巧地形容出，作者想要研究的，文化在传播中变异的情况，也别出心裁的将全书各个个案研究统一到一个大的议题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了本书叙事中的问题：在每个章节所研究的问题那里，”种瓜得豆“的含义都是不同的。在第一章，它可以被解读为启蒙精英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失败；第二章或许指代卫生类书籍在普及中被误解；第三章可以解释为黑格尔思想被重新解读、重构；第四章是有关古腾堡印刷术的历史叙事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变化；第五章是世界语运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第六章则单纯想要强调五四运动的在地视角.......这就使得全书缺少一个统一的论述脉络，而更近似于一本对不同专题进行整合的论文集。而读者也不禁会问：文中所选入的各个不同案例的代表性在哪里？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怎样的话语逻辑？

此外，在有些章节，作者似乎仅仅是进行了史料的爬梳和概念演变的理清，但终至该章文末，也未能就这一演变过程进行具有一定思想高度的论述，并得出相关结论。如“黑格尔”一章，作者似乎只得出黑格尔哲学在经过”功利主义和误读式的译介、阅读、批评和使用“后，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影响的结论。但作者并没有进一步阐明，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造成的影响又与这种变化有何关联。“舒新城”一章似也有此问题，五四运动的在地化本身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种在地化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有时候作者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有意增强史论的结合，但又滑到了另外一边：一些章节似乎给人以结论与史料的断裂感，即从前文不失缜密的史料爬梳并不能得到“小结”中升华了的历史结论，有强行阐释之嫌。比如在论述启蒙精英力图改造大众阅读文化一章，作者主要依靠传者自身——也就是文化精英阶层自我评价的材料得出这一改造活动效果不佳的结论，这就很容易陷入与史料提供者相同语境的叙述模式陷阱，从书中的叙述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改造运动效果不佳“的原因和观点总结也基本沿袭史料自身的观点——缺少了站在独立立场的二次解读，就很容易重复前人的历史叙事。当然，独立的叙事和分析视角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就这项研究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上述史料与来自受众的史料进行对比，寻找其中的异同。然而，文中几乎不见作者对来自受众，也就是大众阶层的史料的使用。

这就出现了一种吊诡的情形：作者在批评启蒙精英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强行推行新文化的同时，自己却也陷入了精英们的话语逻辑之中，而鲜有史料采自这项研究最初想要关注的人群——基层大众。

需要指出的是，这其中有史料限制的原因（作者也有提到），但在笔者想来，考虑到近现代史的特殊背景，应仍有搜集使用大众创造史料之可能。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王笛教授的《袍哥》一书，最初源于民国时代燕京大学一研究生所做社会学毕业论文之研究，该文给王笛长期以来关注的袍哥问题提供了核心史料。放到本书的视角来看，诚然，由于大众阶层不掌握话语权，可以想见直接出自其手的一手史料较为稀少，但近代时候，现代社会科学已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其中不乏针对大众阶层的社会研究调查。是否也可以将之视为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充实这部分的研究呢？

笔者对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处理方式了解甚少，一些想法可能不尽正确，还请方家指导批评。

《种瓜得豆》读后感(五)：“启蒙”的讽刺剧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归纳了历史撰写的四种叙事原型：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浪漫剧的主线情节是超凡英雄对经验世界的救赎与征服，美德战胜邪恶，进步战胜落后；与之相对，讽刺剧的叙事原型则刚好相反，强调征服的意愿不能带来胜利的结果，英雄阻止世界滑向黑暗的努力徒劳无功。喜剧和悲剧处于前两者之间，皆以人类力量的有限为前提，展现了人与人、人与世界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喜剧以冲突的暂时和解结尾，而悲剧则描绘了主人公百般努力却不得不与环境妥协。从“种瓜得豆”这一反讽式的书名中，我们大致可以猜到作者选择的叙事原型不会是一部高歌猛进的浪漫剧。

在浪漫剧式的叙事中，清末民初接受西方新观念的知识人常被描绘成一群启蒙者，这些启蒙者通过在新式书报刊物等舆论平台上发表言论来试图影响或改造大众，进而改造中国社会，促使民族觉醒，改变其在近代世界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日益凋零的命运。考虑到近代中国的特殊情景，这些启蒙者又往往在某些历史叙事中呈现出喜剧主人公的面目：无兵无权的读书人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却仍然充满着使命感，他们生产出新知识和新思想，启发下一代读书人继续前行。若是将这些启蒙者置于革命的脉络中，就会显得更像悲剧的主人公：他们虽然接受了新思想，却囿于读书人的“阶级局限”，无法看到真正进步的社会力量，于是被历史裹挟着前进，并最终被革命抛在了后面。

作者研究清末民初这批知识人和他们的知识再生产活动，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知识生产者和受众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各种“新”的观念、词汇、知识是如何被接受和理解的。从书中所引史料来看，他从各处搜罗了大量当时大小报刊书章上的言论（尤其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小刊、小册子），当时人的日记、笔记或回忆录，世情小说里对社会百态的描摹评论，学堂的教科书和学生习作等等。史料范围的扩大，使其对知识生产者的理解也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不是局限于那些耳熟能详的知识精英，而是涵盖了更多籍籍无名的普通知识人。这些普通知识人既是新知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和再生产者，他们对构建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浸淫在这一阅读文化中的大众，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启蒙与灌输，而是从各自背景出发，有选择地接受新知，从各自动机出发，灵活多变地理解新知。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作者得出了一个颇为反讽、也颇具说服力的结论：知识人舍旧谋新，却徒有其表，徒有其名，旧制度、旧思维和旧的专制手段，并未真的被取而代之，“反而在新的名义之下更加得到巩固和发展”（344页），也即他的书名所归纳的“种瓜得豆”。

具体到书中的个案研究，作者的观点和视角还有细微的不同。他首先讨论了清末一些具有启蒙理想的知识人试图形塑大众阅读趣味的努力是如何受到挫败。通过改良小说、戏剧等大众读物，这些知识人将国民观念、文明、进步等“新知”传递给大众，但启蒙者并不能垄断大众读物这一开放的场域，各种新旧参与者都在其中逐利，不免泥沙俱下，而阅听者也不会全然听从启蒙者的引领，大多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因此，启蒙的效果差强人意，甚至效果适得其反。继而，作者具体探讨了清末大量编译出版的生殖卫生类书籍。生殖卫生与“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里的“性”又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方面是医学和科学意义上的性，攸关种族繁衍，在晚清强国强种的语境下，有着进步和启蒙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道德和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性，这不免成为读者猎奇的对象，接续了中国社会固有的“淫书”传统，反倒走向了启蒙的反面。这两章打破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简单的线性关系，代之以充满内部冲突与张力的互动网络，在此网络中所有参与者都是行动者，都有再生产知识和意义的能动性。

接下来该书则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外国知识如何传入中国，并通过中国译介者的再生产和重新诠释，进入本土的知识语境，形成新的叙事。作者搜罗了晚清时“黑格尔”被介绍到中国时各种各样的说法，从报刊上的简要描述，到西方哲学史教材书籍的译介编著，再到王国维、章太炎等人将黑格尔吸收进各自思想体系的尝试。张仲民认为，这些并不完备和准确的知识，反映了清末知识人趋新的功利主义心理，虽然不乏误读，却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库中便捷可用的思想资源，影响后人匪浅。作者还考察了“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这件事传入中国，并如何形成不同的历史叙事。作者发现，“古腾堡”发明印刷术作为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事件，早在晚清就通过传教士、日本教科书等渠道传入中国，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又发展出三种不同的历史书写模式：第一种仅介绍其本身，第二种将其与中国印刷术相比较，第三种则更进一步追溯和构建其中国源头，重新诠释毕昇及其活字印刷术的意义。由此作者讨论了印刷术如何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建构过程，并探讨了其中所体现出的历史书写与记忆政治的关系。

如果说启蒙者的挫败和新“淫书”的流行描述的是动机与结果相悖的“种瓜得豆”，那么黑格尔和古腾堡的接受史则刻画了知识在传播和诠释过程中的“种瓜得豆”。通过搜集大量稀见史料，尤其是被后起的主流叙事覆盖的材料，作者完成了一次类似知识考古学的发掘，展示了清末民初知识人再生产新知识的复杂情况。

作者也并未完全回避知识精英的影响力。他围绕清末大力推广世界语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探讨了中国知识人对人造语言“世界语”的接受情况。世界语寄托了刘师培等人“世界大同”的未来想象，但在推广世界语的过程中，刘师培又表现出真理在握的专横与不考虑语言现实操作的天真，甚至由于后来其政治立场的改变，又迅速抛弃了世界语的主张。民国乃至共和国时期，一直有人步刘师培的后尘，或出于对世界主义的美好想象、或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推广世界语。有意思的是，他们身为倡导者，却往往不会讲世界语，却喜欢大谈学习世界语的益处及重要性。此处，知识人言行与主张的乖谬，是另一种“种瓜得豆”，暗示了启蒙者自身的缺陷和虚伪。

最后一个个案，作者以湖南人舒新城为例，展示了地方知识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接受，并非简单的跟风模仿，亦步亦趋。由于新式学堂取科举而代之、书报等新式媒介的兴起，这些地方知识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已经处于一种充满变革势能的社会氛围中。新文化运动恰为舒新城在湖南本地的改革提供了知识资源，而舒对新文化思想的大力宣传又推动了该运动在地方的迅速传播。在张东荪等精英知识人的提拔下，舒新城从湖南的一个青年教师，成长为有全国知名度的教育家。在这里，作者通过舒新城的例子提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投机事业”，为舒新城这样的地方知识青年提供了争夺话语权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论证，乃至获得奥援、建构自己的权力网络和社会地位的机会。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与欧美新文化史研究对话的意图。事实上，从2006年左右开始，作者就在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论文，介绍欧美的新文化史研究，而他对新文化史的学习、吸收和反思，正与此书各章的写作过程同步。然而，作者并没有简单照搬基于西方经验材料的新文化史课题，而是从本土的史料出发，发现新的问题点做个案研究。由《种瓜得豆》一书可见，作者不仅透彻地理解了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的典范，而且还纯熟地实践了其方法。

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于西方学者对其自身学术脉络的批判，对精英主导的叙事的反思，对普通人能动性的彰示。而此书的每一个个案研究，也都试图解构既有的主流历史叙事。尽管表面上它们互相之间看起来没有太过密切的联系，但全都围绕阅读和受众反应展开，在整体上有着相当强的冲击力。当我们跟随作者的视野，把史料从少数几种核心文本尽可能地扩大到各个层级、各个地域、诸多不常见的文本，把历史的主体从少数精英扩大到诸多籍籍无名者，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启蒙”的讽刺剧。作者不仅质疑精英知识人具有的主导知识生产和移风易俗的能力，也挑战知识人作为启蒙者的自我认同。这说明，作者不是单纯模仿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而是得其批判和解构主流叙事的精神。

然而，正如海登·怀特指出的，历史学者通过将一系列事件置于某种情节安排中，构建起事件的意义，而用怎样的叙事原型来安排情节，往往是出于道德和审美的选择。因此，讽刺剧未必是此书各种经验材料唯一可用的叙事原型。如果由我来写，我可能会选择喜剧的叙事。读小说消遣，看戏娱乐，偷看淫书，都带着人间的烟火气，相较高远的启蒙理想，更切近人性。新的政治观念掺杂在人生日用之中，人们懵懂囫囵地吸收着那些半真半假的“新知”，即使仅仅是拿来当装点门面的谈资，也是好的，也许哪一天就造就了某人的顿悟，启发某人的灵感，去进一步寻求真知，或实践理想。风气总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而且总是从少数人开始。清末新小说滋养了民初的知识人，“五四”一代就是读着梁启超“新民体”成长起来的。清末种下的种子，即使在当时仅能得豆，焉知在后世不能得瓜？

浪漫剧和讽刺剧正如一对镜像，都预设了“毕全功于一役”的英雄角色。浪漫剧中，启蒙者振臂一呼，全民便化身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固然不太可信，但因此而对接受群体中诸多负面反馈感到“种瓜得豆”的失望和反讽，也大可不必。在时代的洪流里，个体知识人各有局限、各有缺点，也的确很难看到他们具体改变了些什么，但其合力在无意中造就共业，便形成了刘咸炘所谓的“风”（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书第四讲）。风气之变本非一蹴而就，新旧之间，也不能划然若判。张仲民在书中所表现的泥沙俱下的混沌状态，在我看来，正是历史的常态。知识人作为文化生产网络中的一环，无需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清末民初如此，现在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