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吹拂撒马尔罕》读后感精选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是一本由[意] 康马泰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0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读后感(一)：想起何家村

坐在曾经是唐代延康坊的地方读遥远的撒马尔罕的故事，一路之隔就是出土何家村遗宝的兴化坊。波澜壮阔的中亚民族故事，最终被粟特武士集团的安史之乱终结。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更是要弄清楚历史的细节，而不是仅仅追求表面的国际化在西安这座三流城市的大学也要拼命扩招西亚非洲的留学垃圾。为什么直到现在，最好的历史学家还是在西方？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了。唐代能占据文化高点的一定在长安，才会有大唐文化流布他方。看看这些无用的书其实更有用，遥远的古代，异族人的思考和价值观，何尝不会跨越空间时间，告诉我们世界存在的道理？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读后感(二)：老老实实音译不好吗？——此书地名翻译的“标新立异”

细读了“寻找《西域传》中的垡地国”一篇，仅此篇中，翻译就有若干硬伤。

1.“垡地国”

不知道译者是怎么找出“垡地”这个国名的。《大唐西域记》明明白白写了“伐地国”这三个字，另有版本是“戊地国”，《新唐书》也作戊地国，从头到尾没见过“垡”字，更别说这还不是一个常用字。不明白译者哪里来的执念，非要选用这个字。

这仅仅是一例，事实上译者所译许多地名都要故弄玄虚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

2.白题国

Betik或Bitik，是阿姆河岸的一个村落，儒莲等人考订此地为玄奘所记伐地国。这一地名还没有惯用的译法，照理来说音译即可，但是本书译者，非要标新立异地把它翻译白题国。

白题国见于《梁书•诸夷列传》：“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汉灌婴与匈奴战，斩白题骑一人。今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西极波斯。”

丁谦考白题国为巴勒提（Balti），即今巴尔蒂斯坦，在印度河上游。

这两个地方相差了不是一点半点，但是译者不管地理位置，也不查文献依据，偏要把Betik译作白题国。

3.胡蜜丹国

译者把“胡蜜丹国”写在了一张地图的图注里。地图画的是布哈拉绿洲诸城，除布哈拉和瓦拉赫沙外，还有Ramitan、Ramish、Vabkent、Dalbum等城，没有一个地方的发音和“胡蜜丹”对得上。而且译者也没有标注这个“胡蜜丹”的英译，恕我无能，实在看不出译者到底想用“胡蜜丹”翻译哪一座城名。

与白题国类似，胡蜜丹国也出自《梁书》，《新唐书》作“护蜜”，为吐火罗故地，王城在锡克南一带，也就是帕米尔高原附近，今天塔吉克斯坦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

无论如何，胡蜜丹国也不可能跑到布哈拉绿洲一带，这又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误译。

4.霍占城

Charjou，译者翻为霍占城。

霍占城一般指忽毡城（Khojend），在费尔干纳盆地边缘，如下图。

沙俄进军中亚路线图

Charjou，又名阿模里（Amol），张锡彤张广达先生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里将其翻译为查尔周。此城在布哈拉西南方，阿姆河南岸。

这两个地方相差十万八千里，译者是怎么把它俩联系到一起的？而且Charjou的发音和“霍占”根本一点儿也不像啊？

此外还有各种问题。

比如，本篇第二节，“他们认为zeh是从Dari处借用而来”，Dari明明就是指达里语。

还有，托马舍克（Tomaschek），这个译法明明已成惯例，本书译者非要把人家译成“托马斯柴克”。人家名字里的“s”根本就不发“斯”音好不好。

要说译者偷懒吧，她又不愿意老老实实音译，非要找出奇奇怪怪的译法来；要说译者认真吧，她又根本没下功夫，随便翻一翻资料就找出来的问题，愣是出了这么多、这么离谱的错误。

地名就老老实实音译不好吗！不要再自以为是、标新立异、故作聪明了好吗！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读后感(三)：《唐风吹拂撒马尔罕》：一线粟特的主脉牵连起中国与中亚的内在灵犀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一线粟特的主脉牵连起中国与中亚的内在灵犀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传说与历史上显赫的存在，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而再次焕发出时代的崭新意义。

在中国的旧有对“丝绸之路”的绍介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就是中国新疆的葱岭，至于山那边有什么，中国人好像不愿意去了解其详。

似乎中国把这条道路送过了葱岭这座山，中国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边发生什么，就不愿意去过问了，也不愿意在中国的史书中详加记载了。

所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然感到自己对世界大势竟然是如此茫然无知，国内的学界掀起了一场“西北研究”热，包括林则徐、魏源在内的中国政治精英，投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了解西北地理的真实面容以及那块地域的来龙去脉。也许“知识就是力量”用在这里不失其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没有他的前辈及同辈学者对西北地理的研究，可能还不至于保住雄鸡西部那一片浩大的尾翼。

西北地理研究是以中国的角度来观看的一个学术领域，而从全球更广博的角度来看，它是“中亚”研究的一部分。这种西北地理研究的定位的迁移，其实与“丝绸之路”由一个专限于中国境内的片段式探讨转化为一条贯穿亚欧大陆的全程关注，有着相同的重新定位的变迁背景。中国必须站在更广博的角度与高度，重新定位自己的存在。这是汉唐遗韵给予中国人的期待，也是中国复兴之路上作为一个大国所应承担的担当。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影响下，一直未曾停息研究步伐的中亚研究也顺势地被置于热点式的关注中，而学界也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玄弉之路遗产的最终受惠国是中国。欧亚各国译成中文，出版丛书，才算功德圆满。”（P187）

正是出于这种国际共识，更是出于中国的内在需要，一套反映“丝绸之路”最新研究成果的“丝路译从”有了中文版，由意大利学者康马泰所著的《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是其中的一册。

这本书的译者毛铭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她不仅是一名坐蹲书斋的学者，而且也是一名与作者同窗学习、实地共事的考古学家，在书后的译后记中，译者介绍了两个人在学术研究领域建立起的非同一般的友情，是一篇相当优美而情真意切的散文，而在女译者的笔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位意大利的年轻作者还是一个帅小伙，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即能在中亚考古研究中硕果卓著，新论频出，这里面离不开他的那种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还有一种对东方文明的热爱之情，因为显然，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所必然如影形随在一起的“清贫的学术生涯”，如果没有这背后的一颗热爱之心支撑着，是难以坚守到底的。然而，投身学术研究的乐趣，更是一般人所难以体会到的，这是一种对历史迷津的发现，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超级掌控的能力，这或许这就是学术研究给人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吧。在译者的后记中写到一件事，她与作者等一群中亚研究学者，在北京的新疆餐馆吃饭时，用波斯语与打工的塔吉克斯坦伙计说起了俏皮话，让这位异域小伙惊愕不已，而一名学者正是从这种对历史与话语的更多掌握中，俨然有一种黄袍加身的荣誉感与自豪感。就像新版《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初遇黄蓉时，竟然在众目睽睽的街道上，拉着黄蓉腾云驾雾，摆脱路人的纠缠，这就是超人异士获得的最浅在的荣幸，作用在学者身上，其理也是一样的。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实际上是作者的一本考古论文集，作者集中瞄准的方向是粟特考古中出现的文物，而这些文物，又无一不是牵连着丝绸之路串联起的各种文明，由此可以见证出粟特在丝绸之路上所担负的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地位。作者在书中总结道：“目前学界公认丝绸之路上有过四大独立的文明圈，分别为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以及波斯—伊斯兰文明。”而粟特发掘出的考古发现，无一不与这些文明产生因果联系，这样，作者的这本论文集也分成了四部分，分别是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及拜占庭的关系，而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由此可以洞观到粟特这一地域位置处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粟特在哪里？粟特是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为中心的一块地区。书中介绍，“粟特现在的地理区域，西边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东南部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P4）。为什么粟特会成为烙印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混水区域，这主要原因，还是粟特地处丝绸之路必经之道的一个重要节点，无论是来回拉锯经过的各种军事力量，还是路过此处的商贾驼队，都以文化的方式，沉淀在这一节点上，现在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些沉淀下来的遗痕的比对，来寻找与复原当初雁过留痕的“影迹”。

作者的这种考古式比对很专业，仔细地研究了丝绸之路这一片广大区域里，与粟特相连的各种文化之间的隐秘而微妙的关系，但是，作者置放他的研究的景深，仍是中亚这块内陆发生的宏大纵深的历史背景，作者用他细节的考察、文化遗痕的检视、艺术元素的沟连，逐渐描细了历史上记载不详的中亚空间里飘蓬般变化的各种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的力量演变路线，为语蔫不详的历史尽可能地返还了曾经发生过的转瞬间即逝的原貌。

在作者描摹出中亚历史的过程中，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们必然要始终关注中国元素在中亚的影响力。因此，通读作者的论文，我们大致有三个印象：

一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影响。

作者在中亚参与撒马尔罕古城的考古工作，而几乎在同时，两位入华粟特人的墓也在中国境内发掘出土，用译者毛铭的话来讲，就是“粟特胡人的灵魂似乎在相互召唤着”（译者前言）。这样，虽然相隔遥远，但一线粟特的主脉，牵连起中国与中亚的内在灵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在丝绸之路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有其历史的必然，在历史上的中华帝国强盛之时，都曾经涉足过中亚这块内陆。汉武帝时，汉朝军队借着征服匈奴的余威，趋势进入中亚，“中亚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直到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伊塞克湖地区以及费尔干纳盆地，都成为西汉王朝疆域的组成部分，并在古代长期属于中国的领土。直到近代后期，沙俄的入侵才改变了这一地段的边界状况。（《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吴筑星著，贵州教育，1996版）。

唐代，又是一个强大的中华帝国横陈在东方，大唐帝国重演了汉朝征服匈奴的惊人雷同的戏剧，借助强悍的国力支撑，灭了东突厥，并顺势统一了西突厥，从而将其治下的中亚地区并入唐朝版图。由此，“唐朝恢复了中国在中亚的上述地区的主权，其行政管辖区域具体包括锡尔河北的西突厥的十姓地区，还有塔什干、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阿姆河上游流域及春南部，即现现今的阿富汗直抵伊朗东界地区。”（引用同上书）。

《哈佛中国史唐朝卷》称：“这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深入西方的最远距离。”

之后，唐朝国力减弱，渐从中亚后退，“751年大唐在中亚达罗斯败给了大食军队，755年到756年又爆发了安史之乱，安西四镇的兵马都被调遣回长安、洛阳，大唐帝国从此再无力照顾西域。”（P97）这样，中亚粟特和大夏进入大唐版图，在大安西都护府治下达一百年，中亚地区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本书中的《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的唐代端午节》中，将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上的人物确认为唐代帝后武则天与唐高宗，可见唐朝文化在中亚土地的巨大影响；《最后的波斯皇室在唐朝》解析了萨珊波斯皇室不肯屈服于大食（阿拉伯）的侵吞，流亡中亚和唐朝，意图借助唐朝的力量复兴故国，但中华帝国王朝向来没有在中亚横扫六合的霸气，所以波斯皇室的最后遗脉复国失败，只能含恨死在长安。作者一系列的论文运用了中国历史记载，去还原中亚历史上的原生态存在，同时现实的考古，也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的记载。考古与历史互为映证，最终复现的就是本书的主题“唐风吹拂撒马尔罕”。

其实何止是唐风。大清王朝之时，中亚所在地区的浩罕国也曾经是清朝的属国，如果当时清朝再强悍一些，这些所在的地域，至今依然是中国的国土。只是清朝内外交困，自顾不暇，且纠结在海防还是在塞防的困境中，包括梁启超这些维新人物，也认为中国的西部边陲可以扔了不要，幸亏左宗棠抬着棺材，拼着老命，才在俄国的熊爪之下，抢回了原属于西域的现今属于中国的领土。

从历史的规律可以看出，只要中国金瓯完整，国力强盛，政通人和，中华文化便能够发散着绵绵不绝的诱惑力，向四周弥漫浸润。今天中国重提“丝绸之路”的新构想，正可以看着是中国对汉唐盛世魅力四射的一种新时代下的致敬。文化的影响力，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

二是我们清晰地看清中亚内陆在丝绸之路的节点地位。

今天互联网时代有一个说法是“流量为王”，在交往的时代，不管是虚拟的网络联系还是现实沟通，有“流量”就会带来兴盛与发展。

书中提到“4—6世纪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的人主要就是粟特人”（P5）。粟特的地位，用林黛玉的一句话可以完美好诠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它处于东西交接处与丝绸之路的中心点，当西风强劲时，粟特受到希腊化的影响，虽然“亚历山大大帝的史料里却没有在粟特强加希腊宗教信仰的记载”（P119），但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西风横扫过来，压向波斯帝国，而与波斯帝国接壤的粟特很容易地受到西风劲吹的影响，之后，粟特地区成了萨珊波斯的属国，到了大唐风吹西域之时，粟特又纳入了唐朝的版图，自然又受到了唐朝的影响。

中亚变幻大王旗，但是史学家早就要有一个论点，就是城头变幻的是大王旗，但老百姓过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掠过粟特的风，不管是西风还是东风，但底层的民众仍然以自己的文化在影响着外侵的文明，比如，学者就认为“丝路上的通用语言很可能就是粟特语”（P5），可见，文化的影响力，并不是随着铁蹄的征服而同等的此消彼长的，这就使得粟特人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创造力施加于丝绸之路上刮过来刮过去的不同军事征服与文明力量。就像《射雕英雄传》里，郭靖与母亲，曾生活于成吉思汗之下的草原，但他骨子里依然流淌的是中原的血脉，这才使得他日后在襄阳之战中代表着自己的本原民族迎战大汗的入侵有了明晰的文化说明。

作者在书中以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中点与节点，向东西两个方向看去，便能够把东西方古老帝国及其所包容着的文化看出了更多的内容，一肩双挑地挑起了欧亚文明的迥异特质，这也许就是中亚研究给学者带来的无限魅力与乐趣所在。

三是我们清晰地看清宗教文化在丝绸之路的变迁流程。

中亚地区牵连着中东地区，是当今宗教撞击最为激烈的一个地区。今天的中亚各民族都是穆斯林，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而伊朗则信奉什叶派。但历史上，中亚地区曾经流行佛教，正如书中所说“粟特本土在3世纪时候信仰佛教，是确有其据的。”（P98）。

唐朝正是整个中亚地区伊斯兰化的前夜。“阿拉伯和波斯文献关于中亚的记载清楚表明，粟特人在阿拉伯军队的逼迫之下接受了伊斯兰教” （P133）。而粟特受到西边阿拉伯宗教信仰的影响，与大唐军队的一次败绩有关，这就是书中屡加提示的“唐帝国将西域各国收入羽翼之下达一百年，最终（于751年在怛罗斯战役中）把广大西域输给了阿拉伯帝国。”（P132）。因此，从中亚的宗教信仰的变迁，可以复原出驰骋在中亚内陆上的各种力量的精神影响，这也是书中，有较大的篇幅探讨了粟特的信仰流变，从而可以折射出丝绸之路一线的主宰力量的变迁流程。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可以从中寻找应对“一带一路”沿线错综复杂的宗教问题的最佳良方，找回中国和平崛起的有益路径。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用实证的案例，复现了中亚地区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东西方混水区域的势力消长，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帝国在这个地域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大唐帝国以开阔的胸怀，对所谓的“胡”文化的接纳与融合，更让我们看到的是，中亚地区更在世界范围体系里所搭建起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硕大板块，这无疑给予我们当今正在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新战略提供了历史的经验与文化的标注，可以让我们对于和平地重现“丝绸之路”的新辉煌涌上更多的信心满满，就像丝绸本身，它永远滋润的是生活的美好，而绝不是刀光剑影的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