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读后感大全

《学术与政治》是一本由[德] 马克斯·韦伯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页数：20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一)：一份实用的从业指南

上帝死了。 以后的路要你一个人去面对。 你，一个渺小而有限的个体，身处在这强大而冰冷的世间，该如何面对这世俗的琐碎卑劣与不择手段，如何面对那诸神之间永无止息的争战，如何面对那终将吞噬你的永恒的黑暗，再也没有了完满的答案。有的只是选择和承受，你能做的就是认清现实，尽量保持头脑的清明，勇敢的做出选择，并承受一切。也许最后，你可以坦然的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二)：如何做学问

很不错的一本小书，翻译得十分流畅。韦伯简短的两篇演讲其实质包含了他一生许多重要的思想。第一篇演说侧重于科学哲学领域问题的探讨，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也表达了韦伯对于学术研究的一种严谨态度和价值中立精神，这是很值得当下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第二篇演说则是以政治为基础进行探讨，很好阅读。附录的五篇文章，前四篇是对韦伯科学态度的争论，而最后一篇则是概括式总结了韦伯整个的学术脉络，尤其是其中谈到韦伯与马克思、与尼彩之间的关系，给我以深刻的启发。最后本书译者冯克利先生的译序也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其中关涉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的选择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总体而言这本小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三)：学术没你想的那么圣洁

这本书是外国人写的，确切来说是马克思韦伯的演讲稿整理成的书，一般读外文翻译过来的的书，很讲究翻译的功力够不够火候。不知道是翻译的一部分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感觉有些地方读不太通，导致我对它的整体逻辑无法把握，但是大致意思我能差不多能理解。 总的来说，我从这本书获得的感受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命运。具体来讲就是个人做学术的命运。这本书相当于给年轻讲师的一针清醒剂或一盆冷水。如果你梦想将来的志向是做学术，你以为做学术充满了圣洁和个人理想主义，那你就错了，实际上马克思韦伯也是在给学术圣洁的印象去魅，做学术其实跟民工搬砖差不了多少，甚至从某种角度讲可能还不如民工，因为做学术这玩意讲命。马克思韦伯说，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的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事实上，在学术上你做出的努力和结果不一定成正比。而且你觉得恶心的官场的一些行为可能在学术场上也会时有发生，比如名正言顺的抄袭，而你却无法左右。所以马克思韦伯在后面又问了一个问题，既然连成果这东西都不一定是你的，那么以学术为天职的意义何在？这帮人坚持做学术的意义是什么？他又提到了《理想国》里的洞穴比喻，哲人带领人们认识真实的世界。通过一些论述把这种哲人的神圣性也去魅了。基本就没啥意义，做学术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美，而且做学术及其枯燥，还要坐的住冷板凳。虽然这种想象的学术美感也没有，但是韦伯说到，不美的不代表不好，起码它是真实的。我们从这种对学术去魅的观念再迁移到别的领域，也同样，我们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好像什么什么职业高大上，只是因为我们是门外汉才这样想，只有行内人才知道个中艰辛。我们要看清现实，只有看清现实了，可能我们才不会经常对一些事情失望，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不美但是真实。你觉得电影黑客帝国里面虚拟的世界美，但是不真实，真实是一个人类脑袋和周身插满营养管和各种电路。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四)：韦伯演讲书摘

以学术为业

谈论学院和学术

韦伯的几点担心：

1、学院里平庸之众众多，选拔制度靠的是机遇而非才干，评判标准无法体现出学者的才能；

2、大学合理化，“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学者在异己的官僚合理化大学和学术机构中丧失自己；

3、大学是精英而非民主之地。

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谈论现代性和祛魅：

野蛮人对自己工具的了解使我们无法相比的……可见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

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惑”。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

韦伯还谈论了青年人的普遍观点：科学世界的抽象有没有把握真实的生活的危险。并以颠倒的洞喻形容。韦伯强调科学不涉及最终关怀，是价值无涉的。无关乎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问。

谈论教师之职：

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态度强加于学生……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他必须明白，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

教师不应该是领袖。

谈论科学的作用：

韦伯强调科学能帮助我们做到“头脑的清明”。明白科学的局限，手段和目的的区别。科学告诉我们实现某个目的的最佳手段和经验后果，可以帮助我们选择目的，但不能代替我们选择目的，尤其是终极意义，因为科学与价值是异质的。

谈论多元与信仰：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使得韦伯成为价值多元论者。

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

从生命本身的性质来理解，它所知道的只有诸神之间无穷尽的斗争。直截了当地说，这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

韦伯强调，神学不是一种科学知识，而是一种拥有Haben。

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

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以政治为业

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及其深刻的对立。

韦伯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的优先性，警惕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中暗藏的陷阱。这两种伦理的矛盾也是传统与现代性伦理对立的写照：

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这种行为只能、也只应具有楷模的价值。

但，韦伯还是认为两者都有价值。

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的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他建议：

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这种策略，对理解康德回应义务论之困难有深刻的帮助。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五)：罗曼蒂克的消亡——读《学术与政治》有感

1919年，其时一战结束，德国战败，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人们的精神状况日益衰落，欧洲弥漫着一片虚无与颓废的气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面向青年学生发表了他的演说。此后仅仅一年，韦伯便辞世了。在那样的时刻，韦伯将他毕生的研究与关切浓缩为这两篇演说，向所有有志于学术和（或）政治的青年提出了志业选择的忠告和可能后果的预见。这是一位长者的真诚，尽管看似理性而冰冷，实则包含了其一生阅历所得出的洞见与最大的善意。

一、以学术为业

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说中，韦伯提出了一个极其现实而锐利的问题：“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正如韦伯所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或者并不能。每一个希望以学术为业的人大概都不愿意忍受这种“不公”。之所以加了引号是因为我觉得不公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和历史的正常逻辑。但这并不代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可以保证无怨无悔地忍受这样的不公。以前一个老师说，哲学是超前的。我那时十分地浪漫，觉得超前的思想是可资骄傲的事。尽管我大致知道尼采的经历，例如他发疯之前在集市上抱着一匹孱弱的马痛哭的绝望。然而我其实根本不了解那种痛苦，也根本不了解每一种痛苦都是个人与社会碰撞的结果。放到现在我会说尼采这个人也确实是有问题的。一个社会化过程比较正常的人是不会积压这么多的情感以至于在他的笔下如洪流一样地奔腾的。这样汹涌的情感说明他的日常情绪积压了太多，而他不怎么会渐进地通过社会互动来释放。所以考虑到人总是存有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而不愿面对可能的消极后果，我必须承认，我很有可能无法忍受我眼中的平庸之辈爬到我头上去。最终能否忍受必须看我对学术的信仰程度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信仰会弱化到什么程度或者消失。

那么假设，我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忍受不公而选择了以学术为业。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下中国的学术队伍如此庞大。根据韦伯在演说中提出的要求，首先，学术工作中机遇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热情甚至迷狂是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素质。但仅靠热情是不够的，灵感往往在刻苦的工作中闪现，这更需要机遇。同时，学术想象力“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这也就是说，学术个性不同于每个个体人格的特性，学术个性是有门槛和认定标准的。戴着枷锁还能跳好舞，那才叫有个性。其次，韦伯指出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这当然是科学的属性所决定的，进步之上有更进一步的可能，科学的发展不存在绝对的顶峰。这意味着绝对的风险，被否定的风险、被替代的风险和被遗忘的风险。所以，以学术为业需要最大的热情和最小的期待，这是以学术为业者面临的严峻现实。最后，科学研究不解决价值问题。今天的科学，其目标是对事实的探究，而不是为了做出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这是近代历史上人类知识的极大革命，相比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深陷上帝的泥潭而言，现在的科学的确是一种超越。这种科学研究的特性决定了以学术为业的人，一方面他在研究中需要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他可以依据价值选择研究的素材，但是价值对科研过程的影响应仅限于此。另一方面，在教学工作中，他不应在课堂上宣扬鼓吹自己的价值取向。教师不应是领袖，因为教师主导了课堂，而学生处于难以辩驳的被动地位。这使得观念不可能对等地进行交流。

在说明了学术工作的外部环境与内在要求后，韦伯进一步提出了整个社会的理性化对学术工作的影响。世界已被除魅，终极价值式微，学术越来越专门化和细化。此时，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做我们的工作，适当约束内心宏大的企图，脚踏实地地服从于当下的工作。或许这样，人才能找回对自己的终极认识与定位，从而摆脱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侵蚀。

二、以政治为业

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韦伯首先介绍了政治的历史。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然后，开始分析这种支配权的内在理据。韦伯认为，正当的支配权类型有三：传统型支配、超凡魅力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而法理型支配尤其重要，作为其最显明的表征，官僚制的国家制度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近代国家通过剥夺和控制政治组织的所有工具并将它们集中在一个首脑的统治下从而完成了国家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在剥夺的过程中，一些人站在君主一边为他所用，因而挣得了生活所需并获得了理想的生活内容。这些人便是职业政治家的起源。职业政治家主要来源于僧侣、文人、宫廷贵族。立宪国家出现后，新闻工作者也成为职业政治家的路径之一。随着职业政治家组建起各种政党，党派斗争便拥有了双重目的，既为客观性目的斗争，又为官职授予权斗争。同时科层制的发展又使得专业官吏的兴起成为必然。在此发展中，以“政治领袖”为首的专业官吏团体和一人独裁统治展开了潜在的斗争。最终民主制度建立了起来，不同的政党制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政治成为政党的经营。

梳理完政治的历程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才是以政治为业？按照韦伯的说法，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尽管他也或多或少从参与政治中获利，但他不像“靠”政治生存的人那样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但是由于政治生涯所能产生的权力感和失望感都非常大，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以政治为业。这里韦伯提出了三种前提性素质以供有这种抱负的人参考：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首先，激情不是那种脱离实际的激情，而是一种献身于事业的使命感与热情。但是光靠激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拥有责任心与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为了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政治家必须与事与人都保持距离。这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他需要每时每刻警惕一些最普遍的人性，譬如虚荣。他必须克服一切导致冲动和短视的人性弱点，否则他极可能沉醉于权力中或者因为权力而心理崩溃。所以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格是不足以胜任政治这项艰辛而复杂的事业的，政治里没有罗曼蒂克，或者说一切罗曼蒂克是从政者之敌。

我们常常用“肮脏”等字眼来形容政治，我们在内心深处觉得政治是魔鬼的勾当。其实这恰恰显露了道德观的形塑。那么政治的伦理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有什么特殊性吗？这就牵涉到对两种伦理准则的认识，即“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信念伦理以终极价值为归依，因而可以选择牺牲手段上的正当性——只要是为了实现信念所需要。与此相异，责任伦理必须顾及行为的可能后果，它站在普遍人性的立场上，认同每一个人均有人性弱点，不因人所处的立场、信念而例外。首先，政治的伦理必定是一种专业伦理或称相对伦理。它不属于非黑即白的二元分立，它与其他职业伦理如律师、医生也不同。其次，政治行动遵循一种采取暴力手段的责任伦理。它必须考虑行动可能的后果并予以承担，同时它必须采取暴力以使权力得以正常运作。最后，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必得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必须有为政治献身的精神，他需要有信念之火以便在权力面前克制自己的弱点或者在丧失权力后勇于接受一切可能的命运。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他必须冷静地预见到每一个决策可能引起的后果，他必须高瞻远瞩，负责任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因此以政治为业，需要一颗真正成熟而强大的心，需要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需要无怨无悔地为他眼中愚陋不堪的世界和人们而献身。简而言之，这是英雄的事业。

三、罗曼蒂克的消亡

鲁迅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因此不要打扰梦中的人。这当然是一种深沉的仁慈。其实我觉得即使是打扰了也并不会有用，因为做梦的人通常都处于罗曼蒂克未消亡的状态。正如一个拥有信念伦理的人，是不会听信旁人对他不计后果的行为的指责的。人们只看到他们所相信的事物，这就是现实。而韦伯的这两篇演说恰恰就是试图打扰梦中的人。不管实际效果如何，韦伯的话是真诚的，他是本着责任伦理说了这些话。无论学术与政治的差异多么大，以这两者为业，都需要成熟冷静的头脑和燃烧的信念之火。同时做到这两点很难，能够保持这两种品性就更难了。所以，学术也好，政治也好，都是成年人的事业，还在做梦的人是不适合的。已经醒来的人也不一定适合，因为有些人在梦醒之后便无路可走了。因此，这两种事业都需要最勇毅的人，能接受一切后果的人。所以，最后我只想说，罗曼蒂克的消亡不一定是坏事，太过罗曼蒂克反倒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