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注释》读后感1000字

《材料与注释》是一本由洪子诚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材料与注释》读后感(一)：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

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向来是文学批评的两翼，今天当代文学的繁荣更多依靠批评而忽略了文学史研究。洪子诚老师的《材料与注释》将史料钩沉，整理出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再加上详细的注视，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是当前研究的最新成果。

《材料与注释》读后感(二)：读《材料与注释》

今天匆匆读毕，作为本书主体的“材料与注释”倒无甚新意，反映的基本事实不过是“引蛇出洞”的老调重弹而已。斗争的艺术不光要“与人斗”，更要发动想斗之人内部互相斗。作家之间的攻讦令人唏嘘不已，然而似乎非此无以自保。究竟是制度塑造了人的恶性，抑或人本有的恶在制度中得以释放，这既是伦理学的难题，也塑造了文学史的面貌。

对于“材料与注释”中无法绕开的伦理困境，作者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一文中进行了极深入的反思，在我看来也正是本书的华彩所在。洪子诚老师首先简明扼要地勾勒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道德主义传统的轮廓：“从‘大’的方面看，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问题上，始终存在区分真假、正伪、正统异端（修正主义）的激烈冲突。中国‘当代’推动的又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实践。而对于许多革命作家、批评家来说，他们普遍持有对文学的道德承担的信仰。他们大多有掌握‘客观真理’，并为捍卫这一‘真理’奋斗的激情。不管是坚守的秉持，还是自我建构的幻觉，至少从表面，从姿态看，都在亟亟扮演着分辨真伪的道德主义者的角色。”然而，这种道德主义话语本身就潜藏着与权力结构媾和的可能。当批评家挥起道德的大棒，给予他底气的并非道德主张本身，而是他所依附的权力后台。洪子诚随后引用丸山真男指出：“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我们可以认为，当代作家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难以全然归诸主体内在的良心，而要在历史的具体结构中得到更加辩证的解释。

然而，看清道德的外部性并非意味着历史中的个人可以卸下具体的道德责任。洪子诚接下来转向对“真诚”的讨论，在“修辞立其诚”的文学传统中，“真诚”在当代批评的话语场中成为了文学伦理的首要准绳。而洪子诚则对“真诚”的本位提出了极为尖锐的质疑：如果“真诚”成为一种不容挑战的道德律令，那么写作者情感、思想中的犹疑、转折就容易被视为虚伪。在“真诚”的压力之下，写作者被迫压抑、隐忍人格内部的撕裂，洪子诚引用了特里林的《诚与真》中对少年维特的分析深化了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最终甚至到他失败的时候，维特仍坚定不移地保持一个真实的、单一的自我形象。毁灭他的恰恰是这种固执。他是一个分裂的意识，却顽固地执着于单纯的，诚实的灵魂。”这里我想到了阿甘本《神圣人》中的观点：令“神圣人”免于献祭之命运的，是对其肉身的污损。我们需要走出真诚与纯粹的神话，重新思考文学家人格内部的不纯之处。

《材料与注释》读后感(三)：《材料与注释》：在材料中解析历史，在历史中阅读文学

文/吴情

阅读中国当代文学史，很多读者都会为“十七年”文学和“”时期的文学头疼。倒不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上太过创新、太过先锋，而是文学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极其紧密。文学文本的意义解读，很大程度上不是分析其人物形象、思想内涵，而是文本中蕴含的叙事逻辑和意识形态。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甚清楚的读者，常会出现妄下断言的情形，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故而，掌握足够的背景材料，或许能为此类读者提供阅读时的方便。

北京大学中文系已退休教授洪子诚先生的著作《材料与注释》，除却学术意义外，亦应当做普通读者阅读“十七年”文学或“”时期文学的参考书。《材料与注释》分两辑，第一辑“材料与注释”，主要详细分析了几份当代文学史中的著名公案，比如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大连会议（也叫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等，以及这些会议或者讲话留存下来的官方文件。第二辑“当代文学史答问”，主要是洪先生私下应某些杂志社之邀，就当代文学史研究学习中的部分环节进行意见交流和观点互通，尽管多从学者角度，而非普通读者方面进行回答。

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主要是针对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下简称《组织部》）及其批评声音。《组织部》是“百花文学”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对它的批评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大部分“百花文学”作品和作者稍后的命运。“百花文学”虽然时间较短，但其书写人性、人情的重要向度意味着它对“新时期”乃至“后新时期”文学都有一定影响。《组织部》先获得极大赞扬，随后批评声逐渐成压倒之势，赞扬与批评之间，有着当权者的文化政策考量，并非单纯考究其文学性。从“百花文学”到针对“百花文学”的批判，直至“”时期文学，文学的意识形态向度日益代替了文学本身内在审美情趣的探讨，从《组织部》的命运中可见一斑。

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则涉及丁玲、陈企霞被定为右派分子、“反党小集团”的始末，以及邵荃麟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1962年大连会议与赵树理等一批书写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有关，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在此期间提出，其后则在“”期间被视为“黑八论”之一，邵荃麟本人也因此遭受了厄运。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或多或少是部分文人在“”期间命运的一个缩影：从受尊敬的人到坠入人间、为人轻贱的右派。洪先生在查找、分析和这些材料时，细致简要地对作家生平经历、作品风波缘起做出说明，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最终成功地“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对文学史教学过度重视结论，轻视材料说明，毋宁是一个反拨。

在第二辑“当代文学史答问”中，洪子诚先生就普通读者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进行了回答。比如作协体制的利弊得失、文学史教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的个人兴趣和专业研究方向的分歧问题等等。在洪先生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处充满了未知谜团的领域，各种可能性有待书写，而非可以单一“范式”进行定义。文学史教学是文学经典化的程序，但并不代表非入文学史书写主流的作品即非优秀作品，毕竟，经典仍需要和每代读者对话，经典的意义存在于无止境的对话活动中。另外，就如何看待文学这一问题，洪先生则强调，不应依赖“一种‘一元’的、本质化的观念”，而应认识到文学“构造的性质”，是一种生产。在文学批评权力集中于学院的当下，这一观点于普通读者而言，无疑是阅读文学的重要启示。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材料与注释》读后感(四)：材料与注释--前因后果，不问佛陀

对洪子诚先生的认知，最初来自厚厚的考研资料中那本《中国当代文学史》，今天还要郑重的加上这本《材料与注释》。

无数深重灾难被一遍遍地重复后，对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者或“无意识地作恶者”来说，是试卷上浮躁写下的回答，是“怨曲失欢”的祥林嫂般的诉说，是数年后获取的光鲜表面下仍羞于提及的“败兴”。各种大批判、大运动就像一锅经加工达到沸点的水，随后用其达到煮熟饭、冲开茶的目的是足够了的，但实际的后果是，不得不收拾收拾焦糊的惨局时，还须等待那份不能接受的“热”降至正常温度了，才能触碰、检查。

初看书名，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如何选取材料及作好详细注释的工具书。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即《材料与注释》，第二部分是以多篇采访形式汇集的《当代文学史答问》。在第一部分中，关于现代文学创作各类文件、手稿的大段注释将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还原的清楚详实，而且有着似乎不必再行删减编辑就已经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力量。是的，以逻辑之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辨链条，解释得清自己所有的行为因果，理直气壮，何须开导的佛陀。然而，创造出的新世界里的思想解放，新的生存模式，却让满怀热情的权力的所有者与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乱了套，也让人们的行为成了“谜”。终于，种种革命的名义让所思所想的力量不再仅是潜伏在无以示人的脑穴深处，而是成为二元对立厮杀的战场，将因果放在一旁，杀伐的决心佛陀也难阻挡。在那些混乱的年代，所有想在说真话创作和继续指引人们坚持追寻狂热梦想之间迷茫徘徊的人，相互牵绊着落下现实或思维的深渊。至此，浩劫来临，而且影响深远，思维的碎片期待在新时期重新萌芽生长。看《材料与注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养成的习惯是：一见到前文没有出现、此处出现注释记号的姓名，便会急忙看页脚处这人的生卒年，心也跟着悬，期望对方熬到拨云见日的一天。而长达数年的一曲狂热悲歌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就是，每个人都无比希望自己能向正确的方向靠拢，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忠贞才是捍卫崇高理想的基石，每个人都在革命的岁月里见惯了被用来比照胜利成果、作为反面典型的“祭品”······于是，善以道德批判斗争他人的人，即使多次运用两面派的手法，也再难逃脱想以同样手法夺取其权威的厄运。这足以引发人们在今天再行思考--一以贯之的人生形象究竟是我们真实的自我还是想给他人看的那个？在特殊时代的疯狂冲刷之下，一心狂热的追随崇拜造成的善变形象，应该是真正的二元评判体系里最忠贞还是最没气节的表现？如何让自己不成为新的“乌合之众”，既能坚持独立思考又能在集体行动中不让自己随时被新一轮的狂热浪潮挟裹失去控制？这些问题都不遥远，对应到现在，分别是相亲时的表现和自己平时像一个人吗？“哈韩”却会在偶像剧的冲击下各种“换老公”，究竟是喜欢花费时间金钱去支持演员个人还是一种乐于幻想只求不动脑的消遣风潮？就算是在《哈利波特》系列里的巫师世界，中了所谓会被控制神智的“夺魂咒”，不但没有负起相关责任，反而凭借着往日获取的强大影响力阻碍罪行，无论后果如何就都可以不追究了吗？

本书内容详实可信，语言严谨精炼，尤其是第二部分的问答，问题犀利深邃，回答坦诚平实，同时还有作为特殊时代亲历者的反思，人文学科的教育从业者尤其应当多看几遍。个人最喜欢季亚娅女士采访的那篇--这年代骂战看得太多，说问题的太少，季女士的采访精彩之处在于，真正的“意见不同”却对撞出的精彩火花，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掀桌走人。

最后，以身为凡人的我们日常的生活状态来作为阅读这类好书的理由吧：即使当前仍然迷茫，心里对未来却永远有着坚定的方向。把这本书铺在前进的路上，不见得能填平所有的沟壑，却在也许会误入的岔路口，不问佛陀，便找得到一束思维的灵光。

《材料与注释》读后感(五)：几点收获

以下为《文艺争鸣》三月刊《材料与注释》评论专辑的文章。被孙老师圈粉了～

【材料与注释评论专辑】

钱理群丨历史书写的化约问题与恢复复杂性、丰富性的可能性

──读洪子诚先生《材料与注释》

杨联芬 邢洋丨真相与良知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引起的思考

贺桂梅丨材料与注释中的“难题”

旷新年丨围城档案

──由《材料与注释》探讨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孙民乐丨文学史的“救赎”

──读洪子诚先生《材料与注释》

钱文亮丨带引号的“当代”：兼谈文学史家的有为与无为

何吉贤丨“材料”如何说话？

──也谈洪子诚《材料与注释》

李云雷丨重返历史的态度与方法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的启示

洪子诚丨《材料与注释·自序》的几点补充

钱理群老师的评论是随笔式的，关注的是历史书写的简约化问题，指出历史书写的悖论，但并没有对恢复的限度作进一步的讨论。这一点在孙民乐老师的文章中有更深的展开论说，即讨论“史体与史识”。孙老师认为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适用或能够独占文学史叙述的史体。就如《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所期望的构建兼具审美原则和思想性原则的文学史之难以实现一般。最终实现反叛的是执于审美这一端的陈思和等上海的诸位先生。正如杨庆祥老师在《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中指出的，上海的设想是“比较清晰和有'颠覆性'，相对而言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一方面，每个个人（尤其是不同时代的人）进入某一段文学史的方式是相去甚远的。所以会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乃至北大钱老师新书座谈会上哪一位老师提出来的“钱氏鲁迅”。汪晖的研究自然又与之大不相同。张洁宇老师在读书会上曾大致这样说过，钱老师这一辈的人对于鲁迅是崇敬到一想起他，就像鲁迅看到藤野先生的画像一般，像是背上被抽了一下。钱老师在座谈会上对这种将自己的生命融入鲁迅研究的方法作了反省，提出要警惕过于亲近的观点。高远东老师之后就指出，“我们现在不需要警惕过于亲近鲁迅，而是要先进入鲁迅。”这正是我一直的焦虑之一，好像这么多年了，从未找到适合的方式，“隔”得很。就像在读洪老师的著作时，关切而有焦灼感，但是又一面丧气地觉得，对于那段历史毫无感知而材料阅读又如此匮乏，如何能进入百花时代前后、十七年、当代前三十年的文学史？如今回顾，想起钱老师那天所说的，对的路子是直接与鲁迅的文本对话。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与这些文本所产生的年代对话。因此，先读原著、读材料，直接对话，而不是带着固化的认识或预判去寻找“证据”；另外，“知识化”了的他人的经验是了解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再者，自己本身也需要敢于“面对自己真正的经验”，将经验“对象化”，体系化、理论化经验之后，才能在“主体和主体之间，在主体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杨庆祥：《80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

另一方面，某一特定的研究方式并不是对每一个时段的文学史、每一个作家的研究都有效。《材料与注释》所采用的是通过大篇幅作注释的方式，使对于正文所呈现的同一文艺事件不同人的不同叙述和评价得以置于对比的视野下，从而还原“历史真实”，即“让材料自己说话”。对于今天而言过去了的“十七年”，史料呈现和适当的阐释这一学术研究范式是非常有效的。如旷新年先生评论文章《围城档案》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对于我固有的丁玲印象的颠覆。在《百花时代》和《文坛悲歌》呈现的材料中看到的是她作为一个文艺界斗争的挣扎者的形象。后来，读《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先生似乎也有所偏爱，对与沈有冲突的丁的评价不高，可撇开评价，材料本身呈现的是一个偏狭的丁玲形象。她说沈整个一生是“可怜可笑的”等等，都让我无言以对。可是旷所呈现的材料却在塑造一个成为了“众矢之的”，却从未屈服的形象。直到最后还是不屑地抛出一句“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的倔强老太太的形象。材料的编排带出来的一个个不尽相同的丁玲形象，是她的不同侧面。但当我想到更当下的文学，也就是我所成长起来的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十几年，却对此种范式会有疑虑。这是还未经典化的文学时段，也是简化和清理的压力得到非常大的缓解的时代。我的微末经验让我看到的是，我所面临的是价值多元的时代，也因而包含许许多多的“含混”和分崩离析。文学早已失去了原先的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地位”，不再被聚焦。我们似乎不再可能有辨析一个事件中不同声音的条件和必要。不过，这仅是我一时的感觉。并且，就算是，那也终有于这段文学史研究有效的方式。

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对于“十七年”的整体把握稍稍推进了一点。

首先，六组材料构成了一条文学史叙事线索，勾画出在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他当代文学史中无法清晰把握的文艺路线变换、文艺界斗争的线索、文化逻辑。

其次，认识到了要讨论“十七年”文学一如评论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们的“真诚”，是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的。比如，当时政治经济、国内国外的局势所造成的最高决策者本身的“摇摆性”。洪子诚老师在评价张光年和萧乾对于萧乾当替罪羊一事的不同说法时，就指出，“说张光年是得知要反右而'引蛇出洞'，也缺乏根据；事实上张光年的主动性有限。萧乾被当作替罪羊和打击对象，并非全是周扬、张光年的预设计谋。当年张光年和周扬一样，尽管在文艺界已居于高位，但还是属于'不能预判变化无常的路线'的人。”由此可见，“十七年”，整体而言，是一个路线变化无常，从政治高层到文艺界都处于摇摆不定的时间段。又如，大连会议的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写作的谈论的发起，与当时的经济困难息息相关。这些都说明，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观察，不能独立于当时的历史，并且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尝试用更有效的方式进入文本的叙述逻辑。

最后两篇文章《大事记》和《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都有很强的“自述”色彩，洪老师为“被熨平的灵魂”而焦灼，梳理十七年和的历史，就是在梳理他自身的历史。而对我来说，则是另一方面的意义。这些文本一次次提醒我的是：如果我们在反观历史的时候，不加辨析地首先站在80年代新启蒙主义者的一边，对之前的历史横加指责，那么二元对立逻辑并没有被打破，只不过是“改变了力量对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