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的艺术》读后感100字

《行善的艺术》是一本由[美]韩德林（Joanna Handlin Smith）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4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行善的艺术》读后感(一)：对话“上帝”的“恻隐之心”

中国是否有慈善的传统？如果有，这种慈善传统具有什么特点，与西方的又有哪些不同？本书通过对晚明高攀龙、祁彪佳等人的慈善行为进行考察，在这方面做出生动的揭示。看罢此书，你会发现慈善不仅是对贫穷和社会动荡的一种应激反应，也不一定是“乔装打扮了的权力的运用”。通过慈善事业的对比，你不能得出科学和基督教的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简单结论。

《行善的艺术》读后感(二)：晚明善会

作者通过晚明士人的日记、文章讲述了晚明的社会危机寻找他们慈善的动机。从五名士人的著作中反应精英阶层的边缘群体的等级开始分化，慈善官僚、医者、僧侣、儒生各自组建善会、粥厂、散药局等；还反应当时社会上下阶层的贯通性，目不识丁的穷人与登科士子在放生动物、善事活动中有了接触。 本书以晚明放生动物引出本书主题，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为寻求道德的完善以及自己的清流，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力和影响力，建立了一种适应家族、寺庙以及官府之外的组织——善会。 善会有地方支持者发起，它维系社会秩序的成就被国家所包容，渐渐演变成一种凝聚地方的力量，还孕育出地方自豪感。 陆世仪日记记录当时世风日下、易子而食的一面 与当时慈善家的记录相背。 杭州的扬庭筠，他的父亲加入了一个放生动物的社团后，他成立了一个人道的、慈善的社团(仁会)，作为回应——也作为改变一改变浪费在鸟和鱼身上钱。（p36） 1616年,董家蛮横粗暴地对待仆人和社会下层百姓，激怒了成千上万地位有高有低的城中百姓，他们高唱着“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洗劫并销毁了董其昌家奢华的房屋和财产。（p199）怪不得说他是毁誉参半的书法家。

《行善的艺术》读后感(三)：中国特色的慈善传统

中国特色的慈善传统

提起慈善，我们大抵都不陌生。慈善事业在现代社会的广泛兴起，离不开西方文明的推动。在西方，囊括了医疗、教育、灾害救助等领域在内的慈善事业，独立存在于政府的公权力之外，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一部分。它的组织和运行，依靠公众的力量，同时也服务于超越具体血缘、地缘的社区大众。可以说，在西方的慈善事业背后，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具体的实践指向。那么，问题在于，与西方相比，传统中国是否有类似的慈善传统呢？

对于这一问题，过去包括夫马进、梁其姿、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学者都做过相关的研究，而近期翻译出版的韩德林（Jo⁃anna Handlin Smith）《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一书，则将视野聚焦在即将面临朝代鼎革的晚明士绅上，探讨他们的具体慈善行为，并由此而分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慈善传统。在作者看来，晚明的慈善事业，并没有西方所谓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绝对区隔，而是在公与私、政府与地方之间自由穿行。正如他所指出的，“公共事务或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的概念不适用于后期帝国时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相互交易和协商才是社会的主流”。

而维持和沟通上（政府）与下（地方）之间慈善事业的力量，乃是不同层次的士绅。在一个由科举功名所主导的社会中，那些在不同层级的科举考试中显露头角的读书人，身居庙堂之上则为帝国官僚系统中的士大夫，克尽为官之责，而在此后退处江湖之远则为地方士绅，于地方事务中尽一己之责。居官而能福其民，居乡而能福其乡。在本书中，作者就主要围绕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陆世仪和祁彪佳等五位地方士绅对于慈善事业的不同介入，探讨晚明慈善事业所呈现出的别样景象。

当然，对于士绅在传统中国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以往的一些研究已经有所注意，甚至日本学者重田德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乡绅支配论”的观点。不过，与这些研究相比，本书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作者不仅处理士绅在地方事务中的具体作用，而且还深入到这些士绅的思维世界，探讨他们的慈善事业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作者所要处理的晚明慈善事业，并没有局限在具体的冷冰冰的捐赠款项、额度和实践规则上，而是从内在视角上窥视到活生生的慈善事业的捐助者、组织者的心灵世界，并进而探讨这种内心世界的信仰与彼时人所面临的慈善事业的具体事务之间的复杂关系。

的确，慈善事业需要的不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善心。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说在西方慈善事业的背后，有着犹太教和基督教所提供的特殊宗教传统，那么在其所主要介绍的五位士绅身上，则混杂了佛教、儒教和道教的传统，甚至在慈善事业的具体实践环节中，还隐约可以见到赏罚并重的法家传统。孔子所谓的“仁”、孟子所谓“义”、佛家所谓的“普渡众生”和“轮回”思想、道家所谓的“天人合一”，这些在后世人看来不乏冲突的价值，在晚明士绅的思维和实践中完美结合，最终目的都指向整体社会的道德提升。书中主要描述的五个士绅之一的陈龙正对于其所组织的同善会的宗旨，便认为“同善会，名周贫人，实劝众人。其事虽小，其意侭远”。意之所在，则为“人心风俗”的改善。

不过，“人心风俗”的改善，仅仅有士绅的善心，也是不够的。作者在将视角触及到士绅的信仰和思维世界的同时，还考虑到具体的慈善事业的实践过程。这些晚明士绅所处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和平康乐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斥着饥馑、灾害、盗贼和饿殍遍地的王朝末年。他们虽然有着沟通政府与地方的能力，但在局势日渐惨淡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具体盘算着慈善事业的运行，谨小慎微，容不得半点怠惰。当灾荒在多个地区同时爆发、当灾民从各地涌来之际，士绅们往往要在不同的慈善组织、捐助者之间来回穿梭，既诉诸于地方所具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也援引官方在安民、安保上的权威。（就这一点而言，作者驳斥了一个习以为常的观点，那就是在地方士绅在王朝衰颓之际，可以填补官方的权力真空）

总体而言，晚明由士绅所主导的慈善事业，突破了此前皇权、佛教寺院和家族对于此项事业的垄断。士绅们不再以“阴德”自蔽，而是广泛地加入到慈善事业之中，并详细记载具体的实践过程。他们甚至不再只将慈善的对象，局限在亲属家族上，而实现了跨区域的慈善组织的建构。就这一点来看，传统中国不仅有慈善传统，而且与西方相比，还特色鲜明，有着独具的意义。由士绅所主导的慈善事业，既有着中国特色的宗教信念的支撑，同时还在政府与地方之间、在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维持着有机的互动。士绅，既是慈善事业的“主心骨”，又是维持慈善事业的“润滑剂”。

在当前这样一个慈善事业仍然有待健全和完善的时代，韩德林《行善的艺术》一书的意义，或许还不仅仅在于挖掘出晚明中国慈善事业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野，去想象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另一种可能。它迫使我们进入中国自身历史的脉络中，思考慈善事业在中国“生根发芽”的问题。如果说西方的慈善事业乃是以其所特有的宗教信仰为支撑，并在公与私之间做出鲜明的区隔，那么中国的儒家、道家、佛教、法家等信仰传统，以及晚明中国慈善事业中所呈现出的士绅传统，又该如何进入当下中国的慈善实践之中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8日，作者王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