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会注考证》读后感100字

《史记会注考证》是一本由[汉]司马迁 撰 / [日]泷川资言 考证 / 杨海峥 整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0元，页数：22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记会注考证》读后感(一)：偶然所得，值得欣赏

微信读书里的赠书是《史记》配套的听书音频就是这个《史记会注考证》，台湾人杨照的讲解，虽然有一些个别字发音不准，但瑕不掩瑜。一口气听了四十讲。搜索之下才发现竟然是日本人写的，真是汗颜。不过日本在唐之后承袭了汉族的大量文化，也算是中华文化圈内的人，就不深究了。补充一下，最近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阿旁宫没有修完，且未被焚毁，真正被烧毁的应该是咸阳宫，我觉得也合情合理。

《史记会注考证》读后感(二)：史记会注考证读书心得

《史记会注考证》诚所谓洋洋大观之作也。读其《廉颇蔺相如列传》和《孔子世家》，读完使人明白不少。个别地方，作者也有结论下得太猛之处（如相信孔子不答卫灵公问阵之语，就认为孔子不会主张卫灵公去攻打蒲地。这是刻舟求剑，没有因时而变的做法，把论语里的只言片语当做教条了。这些结论下得太猛），甚至也有前后矛盾之处（如，孔子世家中，泷川资言先生先说本纪世家列传不以位子大小来排列，以势与年排列。此论甚是。可是最后又引述陈仁锡的观点，认为司马迁把孔子放在世家，把老子放在列传，可见司马迁更加心仪孔子。这样就自相矛盾了。老子瘾君子，势不及孔子，没有孔子影响力大，同时年代又没有孔子那么可考，因此年页不大，因此放在列传不亦宜乎？）因此，读泷川资言的书，还是需要读者详加明辨才是。不能迷信。

《史记会注考证》读后感(三)：集大成之作

以下基本是抄录此书序与前言的笔记，足以说明其特点与价值。

《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2015年版，整理者为杨海峥女士，北大中文系教授，《史记》研究专家。据序，此书所用底本为《史记会注考证》“改正本”，改正了“初版本”不少错讹。杨教授又发现了“改正本”的一些错误，予以注明改正。可惜的是，“这次杨海峥老师点校整理这部书，本来是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要求，把水泽利忠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打散附在《史记会注考证》各篇之后一起点校整理的。”杨老师也完成了这个工作，但因为水泽利忠家属不同意而撤下了校补，这样，此书未成完璧。有意者可以单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作为必要的补充。尽管如此，它已经是此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最佳整理本。

据前言，此书泷川资言从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开始，到昭和五年（一九三零年）到六年间完成，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吉川幸次郎在《泷川君山先生故宅碑铭》中这样评价此书：有一代之书，有百代之书，有万邦之书。司马子长继《春秋》作《史记》，拨乱反正，述往事思来者。来者习之，不独禹封，朝鲜之东，首推我邦；大宛而西，欧美近或习之。而凡习之者，莫不津逮于泷川君山先生《史记会注考证》焉。盖子长之书，发愤而作，辞或隐约，晋唐之间为之注者仅存三家，降及近代，德川与清学者以考据名家，亦鲜及之。先生乃以二十年功，历验众说，网罗旧本，如百川之吸于海，群峰之小于岱，千年疑滞发挥殆尽。

据泷川资言在大正十一年至大正十二年间为获得研究资助向仙台斋报恩会所提交的报告书所言，此书撰述的主要内容与目的是：（一）《史记》版本校勘；（二）究明司马迁所据资料；（三）《史记》三家注的订补；（四）历代注释集成。为此，他对校了大量中日《史记》版本，参考了古今中日学者的校勘成果，其中的日本古代刻本、抄本、校记是非常珍贵的。此书集注集释，校勘考证，不仅力图恢复《史记》本来面目，而且还力图追溯《史记》所据史料之源头；不但如此，还力图恢复三家注的原貌。

所以整理者杨海峥教授总结说：《考证》引用资料丰富，设计版本众多，广收历代注释，辑录《史记正义》佚文，是《史记》三家注之后全面注释整理的又一部集大成之作。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考证》仍然是收集资料最丰富的《史记》集注本，是研究《史记》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史记会注考证》读后感(四)：【转】王娅维、党怀兴：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

【摘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前人对其研究多注意所收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的真伪问题,而对其校勘考证之功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史记会注考证》读后感(五)：札记两则

一、三家注的序对《史记》的评价 ：

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迁自以承五百之运，继《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贬覈实，颇亚于丘明之书。于是上始轩辕，下讫天汉，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系家、七十列传，凡一百三十篇。始变左氏之体，而年载悠邈，简册阙遗，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属藁，先据《左氏》、《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错综隐括，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故其意难究详矣。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所以魏文侯听古琴，则唯恐卧，良有以也。

此序虽然是司马贞为自己写《史记索隐》留余地，但从中可以看出隋唐之前的读书人对《史记》的看不懂和不满意：故其意难究详矣。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这些在《史记索隐后序》里写得更直白：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即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所钻仰。......而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辕，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

总体的意见是《史记》扯得太远，因此一部分资料来源不明，有的就是道听途说的历史故事，有的文字太简约，以至于意思也隐晦，宗旨庞杂，不如《汉书》的史源明确，文辞典雅，意识形态正确。抛开这里的对错不提，可以看出这是唐代一部分士大夫的意见。

司马贞眼里的缺点在写《史记正义》的张守节看来，却是优点。他在《史记正义》序里写道：笔削冠于史籍，题目足以经邦。裴骃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自刘向、杨雄，皆称良史之才。况坟典湮灭，简册阙遗，比之《春秋》，言辞古质；方之两汉，文省理幽。

可见，对于《史记》以小篇幅写长久的通史，文辞的简约，态度的直率，两位看法是不一致的，因此有了不同的评价。其实司马贞的观点来自班固对司马迁的判断，裴骃在《史记集解》序开头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里的话：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猎这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亦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三、清代以后对《史记》的评价：

裴骃认为班固说得客观、公正、全面，也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虽时有纰缪，实勒成一家，总其大较，信命世之宏才。”这是一个两边都接受的后世也接受的看法。班固指出《史记》主要是两方面有问题：第一是“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但后来研究者则以为司马迁没有以自己的意见去扭曲经传本身的矛盾之处，刻意加以统一，正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客观的优点。第二指出其意识形态与主流儒家不同，这更为现代学者所赞叹，认为这些倒是司马迁胜过班固以及其他所有正史作者的地方，这是他的特识所在。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史记的评价不多加一词，因为到了清代，《史记》的卓绝的地位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用不着废话了。当代的评价尤其以张舜徽先生讲得最完备，他的态度是赞叹。在《中国古代史籍举要》第三章“百科全书式的通史”里，他热情地表彰了《史记》的百科全书性质，并举出其在“总的精神方面”的四大特点：

第一、善于综合过去一切旧资料，经过改造制作功夫，成为有系统的新的东西。 第二、对于叙述史事，采取详近略远的原则，绝不纠缠于荒远无稽之谈。 第三、在取材方面，注意到全社会各阶层的活动，尽可能地反映出人类历史的真相，而不专为统治阶级服务。 第四、在叙事方面，不避权贵，不怕罪祸，敢于竭力揭发统治阶级的一切罪恶。

而在具体处理问题和组织材料时候，又更有它的四大特点：真实性、系统性、科学性、通俗性。

张舜徽先生的史学观念是把著作与编纂分开，著作是发凡起例，或者说开创新的范式，编纂主要是承袭旧例，搜罗、审核、考证、编写，他最重视著作，所以在史部最欣赏《史记》与《通典》，以为作者那种高远的志向，雄伟的气魄，著作庞大的规模是其他因循的史家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