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十六天》读后感1000字

《关键十六天》是一本由白先勇 / 廖彦博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4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键十六天》读后感(一)：白先勇与二三事

有珠海补遗的感受 通读大多作品下来 现在看白先勇这个名字可真亲切 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了

只是除了那篇序之外 基本那些啰啰嗦嗦的逐条分析就和他无关了 通篇讲的全是白崇禧 都是二二八

一本书一大堆的史料和论述 只为分析强调论证一件事 未免太过矣

就像其余评述里说的 全书主观性太强 过度吹捧 论析重复 个人情节成分大 但是总结出来又是 也许人到暮年 就是会回归到一种最真挚的情感里 为父立传 弘扬昆曲 能去做自己想做应该做又能做到的事 已是让人艳羡不已了

其余台人对这些政客野史的往事 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怀恋 似乎不把这些零七杂八的史料仔仔细细的叙述下来 就对不起那段历史一样

纪录完了还忘情所以的一个劲分析 跟中文国际的海峡两岸一个套路

《关键十六天》读后感(二)：捧爹的老年文青白先勇与二二八

白先勇，华文世界鼎鼎大名的作家。2012年出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发布会我去了，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崇敬。也使我对白崇禧这样一个过去长期被国共双方都可以忽略回避的人有了新的看法。三年过去了，白先生又出了他父亲在二二八事件中巨大作用的书，这角度让人前所未闻。二二八过去是被大陆这边纪念的，是台湾人民英勇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记得我高中课本里都有提到过。可是，随着国共第三次合作，容易让人想到89所以也就淡化了。我们对二二八事件知之甚少。

其实台湾人民对二二八事件又知道多少呢？这是一个已经被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符号，代表着国民党的黑暗，外省人欺负本省人，台湾人的苦难，已经成了台湾所有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原罪了。至于其中的真相和细节反倒没有多少人去考究了。白先生从为其父亲洗冤的角度，找到了很多史料和口述，证明了白将军是台湾人民的大救星这一结论。至于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还是从读完这本书《关键十六天》开始吧。

也许人到晚年会回到最真挚的情感吧，白先勇，一个同性恋者，没有为白家留下后代，可是却用他的笔让白崇禧将军的很多尘封荣光被这片土地的人民所知。白崇禧，一生创建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虽然不免不少历史和人性的局限，大节终究不亏。军事才能上，能被毛泽东恨得咬牙切齿的国民党将军恐怕也是不多的吧。我相信，当历史的尘埃全部沉淀之日，他的历史地位可能还会更高吧。

《关键十六天》读后感(三)：3月21日未名讲坛笔记（白先勇）

今天能见到白先勇先生，再度圆梦，很是开心。白先生今日主讲其新书《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事件》的内容。带着对父亲白崇禧的情感和敬意，怀着增进两岸交流的拳拳热心，白先生演讲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丰富，深情款款，使人获益良多。现将笔记梗概呈现如下：（鄙人笔记非常简陋……海涵……）

白先生以对父亲在大陆被称为“桂系军阀”的抗议开篇，讲述父亲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功勋，认为他是一个对国家有益的人。随后，便进入“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这是一个有非常复杂的背景的事件，是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各种矛盾汇集的爆发。（本省人与外省人，土著民与汉族人，国民党专制统治与人们渴望自由，日本殖民统治影响与大陆文化碰撞等等）

事件发生后，台湾各处陷入混乱，以警备总司令陈仪为首的国民党驻台官员立即采取了戒严和镇压的手段，更增加了恐慌。白崇禧作为第一届国防部长，被蒋介石派往台湾宣慰。（之所以选择白崇禧，一则定是以其“小诸葛”的智慧，看重他儒将风范，二则因为白崇禧为广西少数民族出身，对处理民族问题会很有手段）

三月十七日，白崇禧到达台北，会晤了陈仪和柯远芬后，迅速从台北前往台南，再从台南一路北上。

白崇禧深入民间，做了细致的宣慰工作，一步步稳定民心。还走进医院看望伤者。每一天都非常忙碌，行程满满。

白崇禧宣慰中很重要一点是对学生宽容。这来自他早年在广西兴学的传统，他理解学生容易受煽动，所以对他们应当宽大为怀，既往不咎。

唯独台东没有混乱，因为有马智礼的维护。马智礼是少数民族头目，很被白崇禧看重，照相时令其坐在身旁，冷落了陈仪。

当时，白崇禧的宣慰工作其实受到了陈仪和柯远芬等人的各种阻挠，柯远芬等人还背着白崇禧进行暗杀。白崇禧知晓后，当场严厉批评，并于三月二十八日发布电报（ 寅僉法一代电报），禁止滥捕滥杀。

白部长还命令陈仪，呈报处决之人，释放情节轻微者，以维持稳定。

当年派系斗争严重，白崇禧在台湾步履维艰，左右为难，但依旧以魄力执行正确的决定。（蒋介石还派蒋经国跟随白崇禧，虽然只跟了三天）

四月二日，白崇禧完成宣慰工作，飞回南京。

此次台湾之行共十六天，但却意义重大，白崇禧的处置应该说是非常精当的，安慰被欺负的外省人，安置愤怒的本土人，给本土人更多机会，还一并团结好了少数民族。

白先勇先生统计二二八事件及后期处理，大约死亡两千多人。

“二二八”事件确为台湾省的转折点，许多仇视、敌意、矛盾，都自“二二八”开始，后来诸多政客也开始利用此次事件，煽动本省与外省的情绪，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国民党在此次事件中多有隐瞒，导致民间不了解。是因为白崇禧在此次处理中于台湾获得了很高声望，撤退台湾后，白蒋不合，白为蒋所忌，于是蒋便将白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抹杀掉了。

通过白先勇先生的讲述，那个在大陆被称为“二二八起义”的事件逐渐被真实还原了，而白崇禧，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形象，也更加丰富饱满起来。儿子讲述父亲，还原父亲的历史，难免会有主观情绪和溢美之词，但是换作这位讲述过“台北人”和“纽约客” 故事的儒雅白先勇先生，任何的主观溢美都无所妨害，终将汇成汩汩暖流淌入每位有情感的听众心里。

《关键十六天》读后感(四)：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中有多重要

刊于《经济观察报》

白先勇在《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之后，又与台湾青年学者廖彦博推出了《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这本书的台版名为“疗伤止痛”，意指其父白崇禧于“二二八”事件后，以“悲怜之心”赴台宣慰，在16天的时间里，推行一系列宽大政策，安定了台湾人心。白先勇整理史料，向读者展现国民党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善后举措，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他在这个过程中过度地拔高了其父的作用。

首先，白先勇在书中不断举例，说明白崇禧如何“制止捕杀”、“约束军纪”、“保全台籍精英”等等，而不说以上举措都是国民党政府既定的处理方针。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1947年3月8日，“国军”登陆台湾；9日，蒋介石即召见白崇禧，指示国务会议通过的“对台湾事件之处理原则”：“(一)政府应派大员前往台省宣慰。(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应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组为台湾省政府。(三)改组时应尽量容纳当地优秀人士。”让白依此原则，“研拟具体办法呈核”。

宽大处理“二二八”涉事人员，也是蒋介石早有的想法。13日，蒋介石电令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17日，蒋介石在白崇禧抵台的同时，通过广播宣示“台湾事件处理方案”，其中谓“参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19日，蒋介石更电令白崇禧，让他注意约束国军，“尤应特别注重军纪，万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故军队补给必须充分周到，勿使官兵藉口破坏纪律。”蒋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本意，即是白崇禧所谓的“大事化小”。

在白先勇的书中，对此也有体现。时为白崇禧警卫的营长贾尚谊回忆，他曾亲聆白在台传达，“蒋公处理方针其中第二条是宽大处理，除首恶外，不可株连太广，造成冤狱。”书里的一些“二二八”当事者回忆，所谓“及白崇禧衔命来台宣慰，鼓励犯案人员上诉，我亦办理，至十月三日获释”“直至白崇禧来台后，我们才被放出来”，其实正是中央宽大政策下达台湾后的结果，而非白崇禧个人有多“仁慈”。

对于白崇禧在台湾的言行，白先勇与廖彦博只说了“好”的一面。至于白崇禧肯定“镇压”的史实，则避而不谈。台湾作家郭冠英驳斥白先勇时，即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白崇禧曾建议蒋，“必须将要塞充实兵力……加强国防实力，以应不时之急”；二是，1948年2月，白崇禧尚主张，“台湾省特殊环境，请仍维持由军法审判速予结束因事变所生各案。以维政府威信。”说白崇禧反对军法处置事件参与者，显然有些一厢情愿。

在《关键十六天》中，白先勇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白崇禧在台湾被冷遇、被监视，乃是因为“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有威而无德，对于能得台湾民众感戴的白崇禧，自然十分提防畏惧，担心其与本省势力串联。”对于这个闻所未闻的结论，翻看过蒋介石日记的白先勇，没有拿出日记的只言片语，也没能出示档案来说明，有的只是“揣测”。

其实，对民国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蒋介石在台主持“党务改造”，旧有派系一概被清除出政府。1952年，蒋介石总结，“本年进步实亦为本党六十年组党以来所未有之成就……所有历来靠党为生之滓渣，凡腐化恶化分子，军阀如桂系，党阀如CC，财阀如孔、宋及孙科等，皆已澈底扫清。”其他功在“党国”的元老们，不是挂名“总统府资政”，就是于“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领一笔薪水，不再掌有实权。因此白崇禧的所谓“不被重用”，一点都不特别。

更不必说，蒋、白间还有几十年的宿怨。蒋介石一生三次下野，都有桂系直接或间接的参与。1929年蒋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1931年两广事变，则是白崇禧几次三番武力“反蒋”的黑历史。

1949年鼎革之际，蒋介石往日在党内的那些对手，或者如胡汉民、汪精卫，已经死去多时；或者如龙云、李济深归顺新政权；或者如李宗仁、张发奎流亡海外或香港，继续“反蒋”。赴台的旧军阀，阎锡山、马鸿逵长期自守，与蒋冲突较少，尚且一个隐居著书、一个在弹劾中艰难度日。相比之下，白崇禧被“特殊对待”实在顺理成章，与“二二八”事件扯不上什么关系。

仅以此书来说，两位作者确实是搜集了一批史料，且下了一番功夫的，但由于写作的目的性太强，对材料缺少辨析，凡是与白崇禧有利的话，都照信不疑。譬如台湾省政府官员、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回忆，“中央对于陈仪长官原无更换之意，迨白部长回京报告后，中央觉得情势不佳，才决定换人。”白先勇书中评论说，“可见陈仪之所以无法继续留台湾，出任改组后的台湾省主席，白崇禧的看法起到重要作用。”

但事实上，正如台湾大学苏圣雄在其论文《“奸党蛊惑”——蒋中正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及处置》辨析的那样，早在3月17日陈仪即上书请辞，18日蒋介石批复同意。只是因台湾局势尚未安定，才让陈仪暂时留任。白崇禧由台回京则迟至4月2日，其撤换陈仪的意见已无从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白先勇所用材料严谨与否，他的这种“还原”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当初在国共内争的大背景下，蒋介石误判局势，以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主因是“奸党蛊惑”，遂出兵镇压，与本省人结下深仇。台湾“解严”后，“二二八”真相更被遮蔽，外省人在事件中受害的历史无人提起，原本复杂的起因被简化为省籍矛盾。在这种现实下，本省人衔怨于整个国民党，不会去区分蒋介石，还是白崇禧。

除处理“二二八”事件外，对于白崇禧的抗战与内战事迹，白先勇也有意无意地将之夸大。杨奎松、谌旭彬、胡博等学者，都曾撰文指出《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失实之处。如白崇禧在抗战中为保存实力，弃守桂林等事，白先勇一概回避；所谓内战中蒋介石不听白崇禧建议，未能乘胜追击林彪，以至丢失东北，则属子虚乌有。白先勇以这样一个态度来为父亲“正名”，只能适得其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