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锦集

《胡适口述自传》是一本由胡适 口述 / 唐德刚 译注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页数：33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一)：对我来讲的意外，孔子居然是传教士

跟李宗仁回忆录不一样，不是讲述生平事迹，只是对于思想，知识方法论的阐述，最令我意外的一点收获是关于孔子的。特此截取一段。 在我看来，孔子和老子都属于这个殷遗民中的教士阶级。孔子就向来没有否认他是殷贵族的子孙。他说他是宋国的统治阶级，而宋人实是殷人之后，所以孔子亦自称“殷人”。在我那篇长逾五万言的《说儒》里，我就指出“儒”是殷遗民的传教士。正因为他们是亡国之民，在困难的政治环境里，痛苦的经验，教育了他们以谦恭、不抵抗、礼让等行为为美德，［由于那种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他们因此被取个诨名叫作“儒”。儒者，柔也。 根据这个新理论可将公元前1000年中的中国文化史从头改写。我的理论便是在武王伐纣以后那几百年中，原来的胜负两方却继续着一场未完的［文化］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那战败的殷商遗民，却能通过他们的教士阶级，保存一个宗教和文化的整体；这正和犹太人通过他们的祭师，在罗马帝国之内，保存了他们的犹太教一样。由于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这些殷商遗民反而逐渐征服了——至少是感化了一部分，他们原来的征服者。

《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二)：不是胡适一人的独角戏

一般名人的自传总是大写自己的辉煌经过，对自身的缺陷却几乎不提，这难免会让读者形成对一个特定人物的片面印象。唐德刚作的《胡适口述自传》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即每一章后面都有唐的注释，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见解，以反驳或支持（多数为反驳）胡适口述的内容，使得一本自传里面有两种声音，增强了客观性，而读完该书，竟有种唐注比胡传更精彩的感觉。

在唐德刚眼中（也在其他很多人眼中），胡适是一介白面书生，思想层面的成就在青年时期达到巅峰，之后就再没进步。且其思想过于保守，在“不抵抗主义”的指导下，其于“二十一条”签订之际号召留美学生保持镇静、作为弱国中国应容忍，一时引起哗然，殊不知“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反映出胡适确实书生气太重，对世道的艰辛、利益的角逐没有充分认识，无独有偶，想起在《顾维钧回忆录》中，顾维钧也对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对于外交的外行颇有微词。

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倡导者，提倡“于不疑处有疑”、理论须经实践检验过才能确定其是否有价值，实质上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唐德刚看来，胡适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只是“一阵时髦”，在中国历史上无法留下深刻印记，真正让胡适与众不同的是他推进的中国文学改革，即新文学运动。

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提出了要建设“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用白话文取代艰涩难懂、受众不多的古文，将白话文作为国语推向全国，为开启民智奠定基础。胡适早年与挚友间关于“新文学运动”展开过论战，胡适坚持文字作为文学的工具必须率先得到革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大势所趋，最终以得到陈独秀和钱玄同的支持、政府废除学校文言文教材而告终。但唐德刚也指出，学龄儿童处于学习背诵的黄金阶段，本该多背古文，对今后也大有裨益，“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这一方面跟胡适等人搞文学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高高在上，不接地气，难以想象对儿童未来发展的影响。

在对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上，唐德刚与胡适达成了一致，中华民族要想引领世界就必须保留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同时在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时要注意摒弃其糟粕，但二人均未提及两者的精华如若不兼容的情况下该如何取舍。

而在“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后，“五四”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胡适作为一个“纯学术派”，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分歧在于文化运动是否应掺杂政治因素，胡适斥“五四运动”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唐德刚认为这正是胡适不谙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后果，二者不可分割。

在提倡新文学之后，胡适钻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做起“整理国故”的工作，身为程朱理学的信徒，其对于佛教的观点未免偏激，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细致的考据过程还是为中国的校勘学、训诂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新思路。

唐德刚身为胡适的学生，爱其师，更爱真理，顶着遭受批判的压力，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适。可以说，胡适的口述自传基本没有说过自己半点失败、半点教训、半点不好，如果没有唐德刚的注释，全书只能是胡适一人在唱独角戏，除了向世人展现一个“完人”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收获。感谢唐德刚，不单是为他整理胡适口述历史的工作，更为他对于历史、对于读者负责的态度。

《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三)：胡适口述自传（2012.11.12）

唐德刚先生《胡适口述自传》是一本有些超出我阅读范围的作品，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我之前对适之先生了解实在凤毛麟角，除了知道他是推进白话运动的先锋，《新青年》重量级支柱，只读过些许他的小作，要么关于中国哲学史，要么关于“问题”和“主义”之辩，实属管窥；二是我毕竟理工科出身，对于先生大段关于杜威“实验主义”、关于“乾嘉学派”、“高级批判学”之类颇如嚼蜡，难以唤起共鸣；三是先生口述的受众原为老外，国内读者看来难免“不入味、不由衷”。不过这些并无大碍，纯学术部分可以选择性取舍，更难得的是唐先生大篇幅的注释实在精彩，“不为尊者贤者讳，妙趣横生”。 纵观胡先生的口述，起初不禁屡屡为其种种“不靠谱”蹙眉，不见“大师”风范，倒颇有当下“伪公知”和“愤青”的味道。比如其所宣扬“不疑处有疑”的治学态度和对杜威“有疑处不疑”显而易见的巨大矛盾，比如面对“二十一条”这样的丧权辱国条约，其以“实力不济”等原因高姿态训导民众克制战争情绪，比如其以纯粹“实验主义”和“乾嘉学派”训诂宗教性质的佛经，得出“个个和尚都说谎”的研究结论……各种“非此即彼”的武断判定和“舍我其谁”的自我抬捧比比皆是。从我个人角度上，最明显感受到难以接受的是其关于“文学革命”或者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论调：“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文言文已经不只是半死，事实已全死了”；“以白话小说、故事、戏曲为代表的活文学，可能是中国近千年来唯一真有文学价值的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在世界文学标准中，皆不足与于第一流世界文学之列”…… 然而经过一些段落和相关作品的反复阅读特别是近几天的思考，渐渐觉得自己实在不该对适之先生的表现如此讶异，背后有太多可以相对合理解释的原因。 首先是适之先生自身的局限。胡本是生长于士大夫阶级里的少爷，通过庚款送学直接钻进美国WASP社会，一方面思想很难跳出他青少年时期所热爱的环境和岁月，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地因为耳濡目染而接受“洗脑”，如此不要说言论、作品，恐怕连思想上乃至性格上都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另，无论士大夫阶层还是杜威先生的教育都极“阳春白雪”，距离一般老百姓相当遥远，对于经济研习也颇多不屑，因此在某些领域严重缺乏精湛的学理和充分的资料研究作为支撑，只能以“小常识谈大问题”，真正大问题要么不敢碰触，要么停留在“常识”和“直觉”的认识层面，有哲学和宗教上的情趣，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意义缺失。此外，胡少年得志，早早睥睨群贤，目空当世，但为了“全誉却谤”，也同样早早抱着自己的思想，不肯分毫让人，从此再也不能安静下来解剖自己，即唐先生所谓“所有启蒙大师的悲哀”。 其次是所处时代的局限。清末与民国初期，但凡有识之士都能看出革命势在必行，需要“师夷长技以自强”，需要弃己之糟粕，取人之精华，但是要求明确地指明方向特别是指明具体道路，实在是强人所难。我曾玩笑地把这种状态与电影《加勒比海盗》类比，永远饥饿状态的航行，却有目标无航线，换做当下热词大概就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唐先生注释中的一段话则更为精彩：“一般来说，似乎保守派问题比较大，他们对新货的选择，缩手缩脚，不敢大量地采购；对自己老店里的东西，样样都是祖宗所遗传，总是舍不得丢。结果老店依然，换了些西式门面，而内容如旧——店里送往迎来的，还只是一批戴瓜皮小帽的老掌柜。激进派的工作似乎比较容易做。他在西洋百货店中目不斜视，单刀直入，只买他认为最好的。其实这一选择往往为广告所骗，搬回家全不适用；一切又得全行拆过改装，结果徒劳无功。他们对自己老店里的东西，原意也是采精取华，大量清除糟粕。但是精华糟粕的界限如何，他们并没有受过鉴赏家的训练，结果老店之内玉石俱焚之后，却把个最大的糟粕——万恶之源的‘帝王专制’保留下来。”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胡先生敢于“振臂一呼”已经极具先进性，麾下人马怎么调度充其量也就囫囵比划个方向。求古者全，责老者备，也是一种“关公战秦琼”。 再就是我个人认识的偏差。是我（当然还包括很多人）先把适之先生定位为“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大师老祖和政治文化上的偶像”，然后又以此标准百般苛求。如果我们都仅仅把他视为传统中国的士大夫，胡大概就不是今天毁多誉少的局面。并且我们这样的认识偏差对其也具有极大的反馈效果，如唐所言：“胡一生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可是晚年的胡适在学术上实在没有享受到他应有的自由，这便是他在盛名之下自我限制的结果。” 因此，当我开始试着把适之先生想象成每天上下班擦肩而过的那些普通老学者之一，便不得不感慨其诸多的可贵，即使不赞叹，也一定颇多尊敬。 首先是对其年轻时勇气魄力赞叹与尊敬。孙中山先生曾说“破坏难于建设”，蒋廷黻曾对答唐先生“Will can move mountains，but will cannot move tradition.”在遗老遗少盘踞，大多民众冥顽不化之际，远在大西洋东岸的先生能够发起中国“文学革命”，实属闯将。 二是对其老而弥坚的治学精神赞叹与尊敬。年少成名从此固步自封的例子俯首即是，先生在文学革命后能够再次潜心于整理国故和宗教红学，即使坚守“实验主义”与“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依然难能可贵。 三是对其坚守士大夫气节赞叹与尊敬。庚款留学生当时实乃国之骄子，风光无限于是“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车洋房，做起中西合璧贪官污吏”者有之，境遇不堪自叹“怀才不遇”颓废终日者有之，先生能够数十年宁心静气守候象牙塔，不为权贵喉舌，不失士大夫气节，足称后生楷模。 自己有幸能够从事喜爱领域的科研工作，倘能及先生什一，年轻时敢闯敢拼，数十载耕耘开拓不辍，至老仍志在千里，相信一生即使碌碌无为也甚感无憾。 PS：杨德刚先生79年写下的如下一段，33年后读来依然有感： 就管见所及，近百年来由西洋文明“挑战”而引起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的，直到他能够向整个西方文明做“反挑战”，而达到领导“超西方”阶段的世界文明为止。说穿了，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过关运动”。近在眼前的80年代中的“民主法治”阶段便是另一大关。这一关如果过不掉，我们中国人还配谈“向西方文明反挑战”？！还配谈“21世纪是中国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