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精选

《书信里的辛丰年》是一本由辛丰年 / 李章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一)：《书信里的辛丰年》编辑后记

编辑后记

2013年初，古典音乐评论人、作家辛丰年逝世。数月后，《文汇报•笔会》刊登李章的《辛丰年的信》，描述了作者与编辑之间二十余年的交往和友谊。以此为契机，我们约请李章先生编集两人的通信，汇成《书信里的辛丰年》，以飨读者。书信的搜集和整理得到了辛先生家属的支持与帮助，辛先生长子严锋先生作序；忘年之交严晓星先生、吴维忠先生对编排审订多有助力，谨此一并致谢。

脉望

2014年7月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二)：陈子善：辛丰年这个名字

辛丰年这个名字

陈子善

凡是读过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读书》《万象》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辛丰年这个名字。大部分人开始对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好奇的，接着慢慢喜欢上了他的音乐文化随笔，又进而喜欢上了西洋古典音乐。那个年代有“古典音乐热”，而辛丰年恰恰是鼓吹古典音乐的一位杰出代表。

坦白说，我倒不是由于严先生（辛丰年是笔名，他原名严格）的引领，才迷上古典音乐的，但如果说，正是严先生的音乐文化随笔坚定了我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的爱好，却是一点也不夸张。严先生是真正爱音乐、懂音乐的，也真正爱文学、懂文学。他听的音乐又多又杂，看的书也又多又杂。他的音乐随笔越写越多，后来陆续结集出版，成为西洋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宝典，我每见必买，每买必读。但那年我到南通，专程拜访严先生，东拉西扯，谈的都是文坛旧事，竟没能具体讨论讨论音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爱听古典音乐，偶尔也写过一两篇短文。自从读了严先生的音乐文化随笔，就下定决心，金盆洗手，因为严先生写得太好了，我根本无法企及。严先生不是学院派，他写音乐随笔，不是单纯介绍作曲家，也并不单纯分析乐曲，而是“乐迷闲话”，既是“闲话”，就可挥洒自如，熔古今中外于一炉，“既迷于乐又迷于史”，“乱弹琴”。他注重音乐的时代背景、民族因素和文化氛围，注重音乐和彼时彼地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的关联，强调的是“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他推崇西洋古典音乐，但并不贬低中国民族音乐乃至曾被斥为“靡靡之音”的海上老歌，恰恰相反，他对这些音乐一视同仁，也一再表示激赏之情。他还特别关注表现音乐的各种乐器的演变，关注音乐的载体唱片的演变，写过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有篇《唱片这种书》，我读了就颇受教益。

我有幸认识严先生快二十年了。安迪兄告我，1994年4月5日，我们三人在百年老店德兴馆吃饭，那应该是我与严先生首次见面。严先生当时为何事来上海，在饭桌上有哪些话题，早已不复记忆，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当时所住的上海十六铺一家旅馆，之前我从未去过，进入旅馆，仿佛时光倒流，到了当年周作人、郁达夫所描写过的海上旅舍。我们在严先生房里闲话了一阵，才去德兴馆。而今那一带早已拆得一干二净，不留半点痕迹了。

隔了很久我才知道，严先生是新四军南下干部，这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很早就痴迷音乐，无师自通，当年随部队南下，就一路行军一路听留声机。后来长期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同时继续保持自己的爱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会被扣上迷信“封资修”、“大洋古”之类的高帽，好在他是偷偷“独乐”。直到退休以后，严先生才化“独乐”为“众乐”，把他对音乐的真知灼见写成音乐文化随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这个意义讲，严先生是“大器晚成”，而且使辛丰年这个名字几乎成为音乐文化随笔的代名词。

严先生今年已届九十一岁高龄，但他驾鹤西去，我还是悲从中来，原以为下次到南通，还可再去探望他老人家，继续求教，谁知永远不可能了。严晓星兄的微博透露，他离开人世前夕，小儿子播放陈歌辛的《蔷薇处处开》等几首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优美的音乐。”这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的“生命结束，就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辛丰年这个名字一定会留在中国当代音乐史和文化史中。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三)：纸上谈乐见性情——读《书信里的辛丰年》

承蒙李章先生赠送他编著的《书信里的辛丰年》一书，欣喜无比。年岁稍长的爱乐人都知道，已故的辛丰年先生是著名的乐评家，他那些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赏乐文字，相当一部分便发表在李章先生当年执编的《音乐爱好者》杂志上。李章先生还责编了辛丰年的《辛丰年音乐笔记》、《鲁宾斯坦缤纷录》两书，广受读者好评。这本《书信里的辛丰年》则是两人的通信集。笔者一口气将之读完，收获良多。

《书信里的辛丰年》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蕴，得到不同的启示。以我多年职业编辑的经历，我看到了一位优秀的编辑与一位优秀的专栏作家共同成就的一段文化佳话；从一个爱乐人的角度，我领略到了两位前辈在古典音乐领域深厚的造诣及其独到的见解，和他们在赏乐、评乐时所体现出的扎实的文化素养；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我则从他们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交流与合作中，感受到了两位朴素而高尚的人格，辛丰年先生正直、坦率、谦虚，是谦谦君子；李章先生热情、厚道、执着，有古道热肠，不禁让人顿生见贤思齐之意。

自然，两人的通信都围绕着音乐这个主题展开。辛丰年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冰心喜欢听唱片，便建议李章“是否可以约其写一篇？”作家徐迟谈音乐的两本小册子，给辛丰年印象深刻，促使他走上了爱乐之路，于是，他希望李章去向徐迟约稿。辛丰年咬咬牙，终于买了个索尼随声听，从此可以方便地欣赏音乐，他第一时间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李章。辛丰年晚年深感人生有限，许多好书来不及看，便忍痛放弃了音乐的听赏，转而集中精力于阅读。新版的《格罗夫音乐词典》问世，朋友帮他从网上下载了部分内容，他告诉李章已阅读了管弦乐与配器、门德尔松、戴留斯、雷斯皮基等词条，还准备阅读钢琴、贝多芬、德沃夏克等条目，体现了这位老人生命不息、求知不止的可贵精神。李章则在繁忙的编务之余，不时地将上海音乐界的动态、自己听音乐会的感受告诉居住在南通的辛丰年，与老人共享。辛丰年想读原版的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李章特意从上海音乐学院借来复印后寄给老人；他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扉页上有这样的红印：“谭小麟遗赠”，1941年的版本，不由肃然起敬。原来这是著名作曲家谭小麟留学美国时买来的，后来送给了母校。李章感慨：“一本好书的生命是比人要长得多，价值是无限的，几代人都受益呢。”

两人交流欣赏音乐的心得，是这本通信集中最精彩的部分。辛丰年告诉李章，能欣赏到莫扎特的全部钢琴协奏曲，是一大享受!“这在我听乐的半生中是一大幸事了！”他从德彪西的弦乐四重奏、《牧神的午后》与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美国四重奏》几乎是在差不多的年代诞生，解读出了其中独特的信息：“这似乎又可以当作宏观音乐潮流中的一种奇妙不过的复调来听了？！”他提醒，如果让爱乐者以为一切名家的作品都是伟大的、绝妙的，这无疑是认识上的误区；并以英国作家毛姆的一段话——“一味恭维某些被认为经典之作的小说，对一般读者来说，其危害是不可低估的”，来加以证明。李章的赏乐议论也毫不逊色。他称赞，小提琴巨匠埃尔曼的演奏老辣拙朴，不同凡响；他将里姆斯基—科萨可夫《天方夜谭》第一乐章最后木管漂在乐队上面的和弦，比喻为“散在水面上辛巴德的航船的碎片”；在向辛丰年介绍自己在罗马听雷斯皮基“罗马”三部曲的经历时，他谈到自己喜欢雷斯皮基出神入化的乐队写作和精致丰富的配器，称他的音乐就像意大利人，“话多，手势多，表情多，极热烈极浪漫又极其性感”，若非对雷斯皮基有深刻的感悟和理解，是说不出如此独到的妙喻的。

傅雷曾经教导傅聪，先做人，然后做艺术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辛丰年先生的人品，也堪为爱乐人的楷模。他恳求李章，把自己的稿件放在刊物后面，勿占重要位置，谦逊地表示自己是个老撰稿人，写的并非重要报道，放在靠后的地方合情合理。他对某出版社编选音乐读物时，将其与罗曼•罗兰、茨威格、普鲁斯特“共聚一堂”感到羞愧，表示“我感到一种大出洋相的侮辱，早知是这种内容，我绝不会同意出版的”。对音乐教育、普及古典音乐中存在的问题，辛丰年先生也直言不讳，提出批评。比如，对于表面热闹的儿童学钢琴热，他坦率地指出“他们存在的大问题是老师教技术不授艺术，家长无音乐文化，孩子只练不听（也没时间听）”。从Philips的西贝柳斯全集唱片的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唱片说明书的言之有物，他有感而发：“我们现在的古典音乐热（？）似乎已同庸俗的商品化结缘了。一看到《经典》之类的‘推销员’册子，就有恶心感。”这些直率的批评十分值得我们反思。

《书信里的辛丰年》，可以让爱乐的人们学到很多。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四)：《时代周报》辛丰年：人间处处有音乐

辛丰年：人间处处有音乐

时代周报 | 227期

本报记者 李怀宇

2013年3月26日，老乐迷辛丰年在南通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一天，小儿子放了《蔷薇处处开》等几首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

辛丰年生于1923年，1980年代重新开始写作，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曾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乐话》等。其文其书，成为诸多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宝典。

梦想“公园里都放贝多芬”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名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辛丰年回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当然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是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这也是很惭愧的。”

许多年以后，很多人读了辛丰年的《乐迷闲话》而慢慢喜欢上音乐。辛丰年却说：“我懂的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对这种时尚也是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兴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的利润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辛丰年当年的梦想是：“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而在晚年，他说：“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1945年4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辛丰年的眼睛高度近视，几乎没有拿过枪，在军中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他回忆：“一开始我当个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就是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就多，就肯定要犯错误。”

1970年，辛丰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他在部队里自学过俄语，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就有一部《夏伯阳》，有空时，辛丰年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儿子严锋听。严锋很感兴趣，要父亲把它翻译出来，辛丰年便将这个不太深奥的电影文学剧本翻译出来给儿子。

在部队时，辛丰年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他说：“这是‘封资修’中的‘修’，但是在19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但是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但是，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

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1976年平反，53岁的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退休后的辛丰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1987年，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乐迷中影响深远。

关于音乐的资料，辛丰年解释：“这个资料就等于‘文抄公’了。也不是照抄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盗版书店—光华书店，不用买版权就能够影印外国书，大量地影印了音乐书和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我大开眼界，中国这方面的书太少了，我就尽量地买光华书店影印的书，也请朋友到浙江图书馆借英文原版的书。凡是有机会买到的英文原版书都买，国内的书当然是有什么都买。再加上乐谱，我的音乐知识就丰富了。我是经过这些东西来掌握资料，但有些还是要经过自己消化。原来我的书上都写在前面：本书资料取自哪里。我非常感谢那个短暂的盗版的春天，只恨那时候买的不够多。”

有些书买不起，辛丰年就托人到图书馆借书，特别是将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资料借来复印。有一些在外国打工的朋友，则帮他买一些外文旧书。他兴奋地说：“朋友以前寄来一本最新的《莫扎特传》，最近还寄来了一本英文的《贝多芬传》，这些都是好厚一本，看起来真教人高兴哪！我不怕资料多，只怕资料少。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自己必须有一些体会，否则的话也写不好的。恐怕和真正搞音乐的相比，那就是差远了。国内专业的人，他们又不肯搞这个工作，他们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外国的音乐大师，常常写一些普及性、启蒙性的书。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乐迷很难的。”

至于那些音乐设备，辛丰年使用的都不是高级器材。1980年代初期，他也听过韩国短波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设备说起来也可笑的，直到现在我也享受不了那种最高级的设备，就是次高级的也享受不了。我对这些设备隔膜得很。有些人说顶级设备的效果怎么样的好，我就始终没有机会去听，我也不去追求这些。因为我们很早听的都是很差的唱片，那些老唱片现在就不能入耳，录音的效果是很差的，就是靠那个东西得到了享受，而且现在我想起那些老唱片，都很留恋。但是人家还是愿意听那些老唱片，老唱片有当时的氛围，当时的风格。现在有些人欣赏音乐，也欣赏一些由老唱片翻过去的音乐。当时的唱片很贵的，有些我也买不起，始终是跟不上时代的。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现在的音乐爱好者听现场的演奏，或者到外国听音乐会，最差的也有很高级的音响，我这些都没有。我就是听听唱片，而且差不多都是盗版的。”

辛丰年退休后凑钱买了一架英雄牌钢琴，下决心自学钢琴，几年后就能够“乱弹琴”。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弹，弹起来还引起邻居的不满。辛辛苦苦地自得其乐。”

在听音乐的时候，辛丰年绝对不做别的任何事情。“我看别人一边做什么事情，一边听音乐，我是很反对的。我自己听音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坐在那里，甚至是站在那里听。我就觉得很舒服。如果是有朋友来，也是爱好音乐的，我就请他听。现在假如有谁没兴趣听，我就不听，何必呢？假如是发现他在听的时候不太有兴趣听，我就不听了。”

晚年对声音敏感：这是重要史料

听音乐之外，辛丰年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晚年，辛丰年为了看书，甚至把音乐戒掉了。 “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他说，“抗战的时候，我也听音乐。那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现在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并不说是绝望了。”

2006年8月22日下午，我第一次从南京坐汽车到南通采访辛丰年先生。当时辛丰年先生的忘年交严晓星同座，宾主相谈甚欢。辛丰年质朴的风度使我念念不忘。2007年7月8日和9日，我又专程到南通拜访辛丰年先生。

辛丰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曾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一些文化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初次见面时，我带去了采访贾植芳先生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之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一细节出自严锋名文《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晚年主要读历史书。对一些口述历史和回忆录，辛丰年读得兴味盎然。我曾经建议辛丰年写回忆文章，并聊到钱锺书一个有趣的说法：“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力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辛丰年说：“我自己现在要回忆，好多事情都搞错了。当然我不会去想象，写回忆录的人常会想象，这一点就要防备了。”而对回忆中的细节问题，辛丰年感慨：“历史当中细节是很重要的。常常细节比概括的回忆还要重要，一两个重要的细节就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在细节上搞错了，而造成人家的误信，就不好了。好的回忆录是宝贵的。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时代久远了就湮没，你要抢救一些。

闲谈中，辛丰年不忘对声音的敏感：“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我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哪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五)：陈安：挚爱音乐的好人

挚爱音乐的好人

陈 安

一天午后，在意大利亚平宁山上，在温煦的阳光下，牧神在打瞌睡，做着淡淡的美梦，一群仙女不知从何而来，嬉笑着把他惊醒。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为这个古罗马神话故事写了一首《牧神午后》，德彪西根据其诗谱写了管弦乐曲《牧神午后前奏曲》。

一个名叫严格的中国文化军人，早就喜欢上了这首前奏曲，他觉得，此曲妙不可言，其管弦配器效果“新鲜而又毫不浮艳”，竖琴、长笛、小提琴等乐器，经德彪西“妙手一点染，都生发了异样的光彩”。他多想读到其总谱，可那是战争年代，又何处可觅？不料有一次，在一个山城人家，他竟发现一期音乐刊物《练习曲》刊有《牧神午后前奏曲》的钢琴改编曲。他后来回忆此事写道：“狂喜！连夜挑灯赶抄，打在背包里带走。今天那墨水描的小蝌蚪已磨灭得依稀难辨了。及至终于买到国内影印的两种版本的总谱，一晃竟是三十几年！”

这个严格就是后来以写谈乐文章著称的辛丰年先生。始自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了大量音乐随笔，结集出版了《乐迷闲话 － 欧洲古典音乐侧影》、《辛丰年音乐笔记》、

《钢琴文化三百年》、《如是我闻》、《阿 . 鲁宾斯坦缤纷录》等书，赢得大批读者，驰誉书林乐界，但大家只知他的与英文“交响乐”谐音的笔名，而不知本名严格。

二十多年前，上海音乐出版社《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李章读到《读书》上辛丰年的专栏《门外谈乐》，觉得他也应是为《音乐爱好者》写专栏的理想人物，便通过《读书》转发一信，向居住在南通的辛丰年约稿。从此之后，在上海与南通之间，便出现了一条书信来往络绎不绝、文稿按时寄达的邮路，《音乐爱好者》有了一个持续10年之久的《音乐笔记》专栏。自1990年至2013年辛丰年病逝之前，他们俩之间的书简往来多达数百封。2014年李章选编了《书信里的辛丰年》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前我逗留北京时，承蒙李章兄寄赠我一册，使我在这个假期里读到一本感人的好书。

我为此书所感动，首先是因为我觉得辛丰年和李章都是淳厚、忠诚的爱乐者，都是挚爱音乐的好人。一个是老年作者，一个是壮年编辑，高山流水遇知音，两人同声相应，心心相印。音乐是他们最大的爱好，音乐给了他们最大的乐趣，由于音乐这一共同语言，他们之间有写不完的信；从莫扎特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狂想曲》，从柴科夫斯基的小夜曲到朱践耳的交响乐，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就是音乐，沉浸在音乐世界，欣赏优美的音乐，就会有纯净的心灵，就会做淳朴的好人；而作为好人，他们又可超越工作关系，成为忘年交，结下深情厚谊。

辛丰年的长子严峰在此书序言《知音》中写道：“父亲常对我说，李章是个好人。在父亲的语汇中，好人是他对人的最高评价，非常难得。他自己也是好人。好人对好人，老实人对老实人，认真的人对认真的人，又有共同的爱好和话题，从此开启二十多年的友谊。”

辛丰年是好人。老一辈人生活朴素，待人诚恳，谦虚好学，勤奋读书，事业心重，责任心强，这些优点，他都具有。他开始为《音乐爱好者》写专栏后，就把办好这个杂志视为己任，经常给李章出主意、提建议，从栏目到选题，从作者到文风，他都热情推荐、诚恳点评。信如其人，辛老的人品也令人尊敬。

李章感慨说：“其间不仅止于跟他学了很多知识，被他吸引，更重要的是，片言只语字里行间他纯良的心、高越的人格，力透而出，泽被后学如我辈。”

李章也是好人。后来，他已不仅作为编者，而是作为一个孝顺的晚辈，无微不至地关心辛老。他经常给他写信，打电话，还多次去南通看望他。写信内容不止于工作、稿子，还把自己出差、出国时的音乐活动见闻告诉辛老，附寄很多照片，因为辛老年高不出门，爱听这些介绍。辛老平时总体贴他人、不爱麻烦他人，但由于感到李章确实对他特好，后来也就常请李章给他买书、借书、复印、淘碟，李章总是不嫌其烦，努力满足他的要求。

所谓“好人”，也并非某些人心目中那种“平庸”、“思想糊涂”的人。 从辛丰年和李章的书信中，我们还可以听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心声，知道他们除了音乐和写作、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还关心些什么，还忧虑些什么。

辛丰年在1993年5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文化肯定又要遭劫！鲁迅说古书自古以来有水、火、兵、虫之厄，他料不到‘’那种灾祸。而今，淘金狂潮又是一种与前不同的瘟疫。它不一定使书消灭，但却可能使人更愚昧可憎，使文化变质。”

他甚至感慨“处此乱世，音乐无用，是奢侈品，以乐消闲，问心有愧。”

他在2000年9月的一封信中又写道：

“伯恩斯坦的《 音乐是无限多样的》，看了很有启发，像他这样的为普及严肃音乐无限热诚，更令人遗憾于中国的出版界之不做实事只想捞钞票！现在的爱乐热是虚假的，正如市场经济之为泡沫，所谓‘音乐散文’，并不能代替切实的启蒙。也正像中国的‘文人画’，弊极多利甚少。”

李章也有同样感叹，他写道：

“其实这些年我工作得并不愉快，出版界风气很坏，谁人都讲钱，再也不觉音乐的神圣，只好将崇敬暗藏着偷偷自慰。我倒是羡慕先生您，可以不介入社会的形色人群，可以不为工作生活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不好便成了我懒惰的借口，我就对自己说，这个不好的时代被我摊到了，尽可能地不做坏事罢，偶尔地出些自认为的好书向责任交差罢。仅此而已。”

他们俩的这些感慨使我想起《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所引圣彼得堡乐团指挥玛里斯 . 简桑斯的一段话：

全世界的政治人物不够关心艺术。人类在科技上有相当的进展，

但物质与精神生活之间越来越不调和。因为人类心灵的空虚，这个世

界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堕落，以致战争频仍，毒品泛滥。削减艺术经

费，会让悲剧不断发生。

辛丰年的去世，使许多爱乐者感到可惜，身穿黑色正装前去南通参加追

悼会的李章，心里格外悲痛。辛老的子女们自然更是悲切万分。不过，使严峰感到安慰的是，一辈子过得太苦、磨难冤屈太深重的父亲，毕竟由于上苍给了他书和音乐，给了他李章这样的知音挚友，而在苦难人生中有了难得的快乐。

严峰在序言结尾引用了他父亲2004年初给李章的信，信中写道：

早死晚死我不在乎。不死于浩劫，反而苟延残喘性命至今

（81岁了！）真没想到。可庆幸者，“若使当年身便死”，我就

成了个糊涂鬼。一个愚蠢的拜神者。如今则不必为此自愧了。